引言
19世紀上半葉的特徵是,社會風氣的持續墮落,其多種多樣的原因,還從未有人分析過。它們包括,追溯到乾隆執政末年,那瘋狂開銷時代的國家財政收支不平衡;自從乾隆帝的寵臣和珅開創的腐化行為,在統治階級內部和官府職員中的蔓延;19世紀持續的人口增長,一個移民數量很大,並受到移民越來越大壓力的帝國的過分拓展;1820~1825年間貿易的巨額虧損;繼繁榮和欣欣向榮時代之後,特別明顯的經濟衰退。
壓力和不平衡的各種原因最終在1850年左右,導致了中國社會中所經歷過的最奇特的社會大動亂。太平天國的起義(1851~1864年),以及響應它而一直持續到1875年左右的一系列大起義,形成了19世紀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事件。
這次社會和政治大危機在統治階層中引起的巨大震動、為克服危機而必須作出的努力、與這些事件相伴生的巨大損失和破壞,形成了整整一系列變化的原因。這些變化是,在鎮壓起義的戰爭中,形成了一支新的政治隊伍,中央政權的削弱和經濟的衰落。在大規模內戰之後不久,復興的帝國再也不能與它在此之前的形勢同日而語了。正是在這種衰落和危機的背景中,從1840年起,形成了西方列強對中國的首次入侵。但英國人於1840~1842年發動的與反鴉片走私相關的進攻,僅僅於事後才能推論出其歷史意義。
這是殖民主義者幹涉政策的首次表現,其性質和目標,是隨著西方工業化列強之工業力量的發展而變化的。內戰、重建的努力以及清朝在西域所遇到的困難,進一步便利了1857~1860年西方的新舉措,特別是迫使中國統治者實行了一種妥協政策。他們當時在其工業化努力中,迫切需要外國的資本和技術專家。但從1870年起,外部壓力變得越來越強烈了,從而加劇了妥協行為的支持者與不調和行為的支持者之間以及與外國有聯繫的近代化派和對於時代的實況視而不見的傳統派支持者之間的矛盾。同時,若要使某種徹底而迅速的變化變得切實可行,中國又顯得疆域過廣和人口太多了,故與發展加速的小國相比顯得更趨落後。
曾經利用了其相對孤立來仿效西方國家的日本,於1894年擊敗了中國的軍隊和艦隊。馬關條約開創了中國社會史中的一個新時代,那是它飽受奴役的時代。衰退的內部原因令人不安的國家和社會平衡遭受損害的跡象,產生於乾隆執政末年和19世紀初。清代最早的農民大起義,是於1795年在西北與河南開始爆發的。同一年,又爆發了湖南和貴州土民的起義,而且當時在廣東和福建沿海也有海盜肆虐。
在18世紀末,乾隆的盛世政權似乎是一個無憂無慮的時代,當時的國庫積蓄被不計其數地揮霍了。宮廷和國家以超負荷的方式運轉,中央政權高度集中到皇帝手中,寵臣和珅為首的貪汙腐化行為,從1775年起便沒有限度和節制了。謊奏的本章欺騙了朝廷,使之對於諸省形勢和軍屯的實情一無所知。清朝的最早幾位皇帝表現得特別節儉,據說在康熙執政的36年間,宮中開銷的全部金額尚不及明朝末代君主們一年的開銷;但清朝貴族和宮廷的開銷在乾隆執政的後半期,卻失控而膨脹了。
遠方的徵戰、對土民和穆斯林起義的艱難鎮壓、皇帝的慷慨賞賜,都最終於18世紀末年耗盡了國庫。僅限於削減宮中開銷的乾隆皇帝的繼承人,未能成功地挽救大局和改變逆境。國家的積蓄在雍正年間(1723~1736年)增加到6000萬兩,而當時的貨幣發行量並不太多,在太平軍著名的大起義之前夜的1850年,僅為900萬兩。他們再也無法遏制腐化了,而大清軍隊(也就是那些於其鼎盛時期,曾將中國的主權擴大到了亞洲大部分地區的諸旗)也削弱了。
在18世紀的大部分時間內,中國的盛世對於長遠利益來說,無疑具有不幸的後果。無論是在政治領域裡(它使大清政權的宗法專制主義得到了加強),還是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它都造成了一種麻木不仁的狀態。但還有更為嚴重的情況,就是看來更符合一個幅員不算遼闊、人口不算太多的國家所需的生產技術和商業活動。在一個控制了遼闊領土,其人口似乎在一個世紀期間增加了三倍的帝國中,這一切卻變得很不相宜了。在18世紀曾引起了特別顯著發展的人口增長,到19世紀上半葉,卻似乎對中國經濟施加了負面影響。這種經濟在人口膨脹的勢頭仍在發展的時候,卻被窒息了。
如果我們相信當時人口普查數字(它們是清代中國歷史上最準確的普查),那麼清帝國的人口在1802~1834年間就增長了一億,負責掌管人口普查的戶部,於這最後一個年頭,宣布該帝國共有四億多人口。因此,乾隆留給其皇位繼承人嘉慶(1798~1820年)和道光(1821~1850年)皇帝(後兩帝的執政期佔據了19世紀的整個上半葉)的遺產是一個困難的局面,而且這種局面又由於國勢的衰頹和人口的持續增長,而進一步惡化了。受白蓮教鼓動的農民起義,直到1803年才被鎮壓下去。但數年以後,這場運動可能又捲土重來,再度高漲。在黃河下遊、河南、河北和山東省,從1811年起又爆發了新的動亂。
屬於白蓮教之變種「天理教」的起義軍,在朝廷的某些高官中找到了同謀者,因為這些官員們不滿意嘉慶皇帝的嚴苛政策,並習慣於乾隆時代的豪華生活,所以他們便與起義軍勾結起來,組織一次共謀活動。活動在1813年爆發於北京,但它在即將奪取皇宮時卻遭到了失敗。叛亂在一年之後被挫敗了。白蓮教的起義固然是可以被鎮壓下去的,但農民暴動的原因本身卻未能被消除。這是因為,儘管開墾了荒地和增添了新的農作物品種(玉米、白薯、花生),但卻始終面臨著耕地短缺的現實。此外,各種稅務負擔都加重了。
與此同時,銅幣因來自美洲白銀的進口量下降,而大大貶值,與土地價格迅速上升相聯繫的地租已經減少。土地以有利於某些富裕地主的方式,被兼併而高度集中(特別是在南方),土地的小經營者向佃農轉化,所有這一切都在農村社會中造成了一種經常性的壓力。雖然這些農民暴動,再未發展成像1796~1804年間,在中國西北曾出現過的那種大規模的起義,但它們在整個19世紀上半葉,都從未停止過。幾乎在中國所有的省份中,都出現了農民起義,甚至在中國南方的省份中也首次爆發了起義。
其中最嚴重的一次於1832~1833年爆發在湖南和廣西交界處的山區。那裡的氣氛有利於土匪活動的猖獗和秘密會社的發展,這些宗教道會門的成員們,通過盟誓而互相聯繫並且彼此以近親相待。在19世紀上半葉,以「三合會」或「天地會」之名而著稱的秘密會社,及其數目眾多的分支,在中國南方牢固地站穩了腳跟。還有,對於中國南方和新疆西部,那穆斯林佔絕大多數的領土上的土著人口的控制,始終都很軟弱和困難。青海的藏族人於1807年反叛漢一滿族政權,貴州的瑤民也於1833年起義。由一名叫作張格爾(Jehangir)的突厥火者領導的新疆西部的穆斯林,於1825年製造分裂;而喀什噶爾和葉兒羌諸綠洲,則經過三年戰爭之後,才於1828年被清朝徹底平定。
結語
由輸入鴉片引起的外貿不平衡,更增加了一個受到如此之多衰弱原因威脅的帝國的困難。另外,其統治階級內部也已經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