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節前夕，軍事科學院原副院長李際均中將在《瞭望》雜誌上撰文，對「有的新版歷史教科書，弱化革命和戰爭」作了強烈批評，認為這是「在觀念、文化上發生了顛倒」，如果不對此有所警醒和矯正，則「會喪失自己的固有優勢，任何機遇期都會失之交臂。」
一石激起千重浪！李將軍的這篇文章，使一段時間以來，一直處於「燜燒」狀態的對上海新版歷史教科書的爭論，再次公開化了。從網上的反映看，許多人支持李將軍的觀點，但也有人對李將軍的文章不以為然，有的說「讓歷史教科書承載意識形態內容就是對歷史的篡改」，也有人說修改是為了「認同先進文明」，更有人說這恢復了「歷史本來面目」，云云。
對李將軍的這些批評，我不贊成。主要是因為他們混淆了「歷史」和「歷史教科書」的區別：作為人類社會的客觀歷史過程的「歷史」，也許無所謂意識形態，但作為認識主體對客觀歷史過程進行重建的主體化歷史的歷史教科書，卻絕無可能不帶意識形態。
為什麼呢？因為歷史教科書，是編著者根據自己對客觀歷史的認識而描述和歸納出來的，這一本質規定性決定了歷史教科書必然會帶有編著者自身的意識形態特徵。教科書的編著者傳播自己意識形態的具體方式，就是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取捨史料、評論歷史事件和人物。
在這個問題上，和遮遮掩掩的中國學者相比，倒是一些西方學者更坦率一些。比如當代義大利著名歷史學家克羅齊就強調，一切歷史認識都取決於認識者或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而美國著名的歷史學家貝克爾則走得更遠，他為歷史做了一個他認為最恰當的定義：「歷史就是說過和做過的事情的記憶。」這就是說，被記住的，才是歷史，沒有被記住的，就不是歷史。
從這個角度來看，李際均將軍的憤怒就不是沒有來由的。因為「對毛澤東、紅軍長徵、帝國主義侵略、南京大屠殺、狼牙山五壯士等歷史都大幅縮減或刪除，增加和突出了摩根大通、紐約股票交易所、日本子彈頭火車、領帶的流行等內容」，這並不是淡化意識形態，而是用編著者的意識形態，取代了原來的意識形態，將軍在文中提到的那位學者所謂「新的歷史課本較少意識形態的內容」，就是一種假裝無辜的蓄意欺騙。
既然歷史教科書不可避免地會被打上意識形態的烙印，那麼一個必須回答的問題就是：不同的意識形態的教科書，會對下一代的意識產生什麼樣的影響？
我還是用事例來回答這個問題。比如南京大屠殺，如果學生對這場浩劫有深刻的了解，那麼他至少會得出這樣的結論：1937年日軍在南京進行了一場慘絕人寰的大屠殺；中國人遭受這場屠殺是因為喪失了國家主權的結果；為了免遭類似的浩劫，我們必須誓死捍衛國家主權。
但是，如果下一代對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在中國的其他暴行不甚了了，只是記得日軍「進出」過中國，而日本又是發達的「文明國家」，他們還會得出這樣的結論來嗎？也許他們還會對先輩們沒有手搖太陽旗歡迎「皇軍」而感到奇怪吧？
李將軍強調，教科書就是要重視「國家認同」，我想這一點應該是不言而喻的。因為如果中國學校培養出來的學生不認同中國，那中國就要重新回到一盤散沙的狀況，離亡國滅種也就不遠了。但按照那位學者的觀點，新教科書最大的優點卻是淡化了「國家認同」，強化了「對先進文明的認同」。巧合的是，當年「滿洲國」和汪偽政權搞的中小學文史教科書，也強調要「認同先進文明」，因為在這些淪陷區裡，日本才是「先進文明」——我寧願相信這僅僅是一種巧合，但這僅僅是一種巧合嗎？
至於有人說，新版歷史教科書是「恢復了歷史本來面目」，就更是一種糊塗的認識了。如前所述，歷史教科書作為一種主體化的歷史，是根本不可能和客觀歷史完全重合的，在有限的時間裡，它只能將一部分歷史面目展示給學生。因此真正的問題是：在學生的世界觀、國家觀、民族觀等尚未成熟的這個階段，我們應該把哪一部分歷史面目展示給他們？
歷史教科書決定下一代對歷史的記憶，而正如福柯所言：「記憶是鬥爭的重要因素之一……誰控制了人們的記憶，誰就控制了人們的行為的脈動……因此，佔有記憶，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關的。」（郭松民）
(責任編輯：王永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