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報訊 （記者朱柳笛 張寒）昨日，北師大女附中（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前身）「老三屆」的20多名學生與30多名老師、家屬舉行見面會。他們中的一些人向文革中受到傷害的校領導、師生道歉。
這些經歷過文革的學生，會上，有的對文革中身為學生運動領頭人深懷歉意，有的為副校長卞仲耘被部分學生毆打致死時的「不作為」懊悔痛苦，有的因批鬥過老師而渴望當面道歉。
在道歉的學生中，66屆的劉進和宋彬彬最被人熟知。前者是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師生代表會」主席。後者則是開國上將宋任窮之女，曾因登天安門城樓給毛主席獻紅袖章，被人稱作「宋要武」。
「為貼第一張大字報傷害老師道歉」
昨日，不到10點，北師大附屬實驗中學一間狹小的會議室擠滿了50多人，除學生外還有20多名老師。
會議室的一角，放置了卞仲耘的半身塑像，她兩手交疊在一起，表情和善溫柔。塑像是女附中校友於2007年倡議，由500位師生捐款建成，於2011年安放在此的。校友們希望能以此表達對卞校長的紀念。
1966年的8月5日，時任北師大女附中校黨總支書記兼副校長卞仲耘，在部分學生發起的遊鬥中，被毆打折磨致死，是文革中北京首名蒙難的教育工作者。昨日，女附中幾位「老三屆」學生給卞校長雕塑鞠躬默哀。
劉進第一個發言。「48年前發生的劫難，卞校長被毆打折磨致死，其他校領導身心受到嚴重創傷，我的內心充滿懊悔痛苦。」話音未落，劉進哽咽，摘下眼鏡擦拭淚水。
她的情緒有點激動，大聲說：「我要向老師們道歉，為了貼第一張大字報對老師造成的傷害道歉，為了40多年前那一天沒有保護好他們而道歉，為我當時的偏激思想和行為對校友們造成的影響和傷害道歉。」
劉進的最後一個道歉對象，是同班同學宋彬彬，「是我讓你和我一起貼大字報，是我作為總領隊派你帶領同學們上天安門城樓，而影響了你的人生。」
在見面會上，宋彬彬也數度落淚。她做了約1500字、題為《我的道歉和感謝》的發言。宋彬彬首先向當年在校的所有老師同學道歉。她稱卞校長被「暴力致死」前，自己和劉進曾兩次阻止，看到同學散了，以為不會有事了，就走了。「我對卞校長的不幸遇難是有責任的……擔心別人指責自己『反對鬥黑幫』，沒有也不可能強勢去阻止對卞校長和校領導們的武裝。」
宋彬彬還表示：「請允許我表達對卞校長的永久悼念和歉意，沒有保護好校領導，是終生的傷痛和懊悔。」
女附中曾參與批鬥校領導和老師的幾個同學也臨時發言，說自己做過很多錯事。
「如果我曾批鬥過的高老師今天來的話，我也會當面道歉，她90多歲了，再不道歉，真來不及了。」66屆王思梅說。
「母親生前說學生都是好孩子」
這一天到場的女附中老師，有的也發言表達了對道歉學生的寬容和理解。當年的教師儲瑞年認為，情況超出了學生處置的能力，他為學生的誠懇道歉感動，理解她們做過的事情。
女附中文革時期的校長胡志濤的女兒丁東紅也來到了見面會。在1966年的8月，校長胡志濤同樣被學生批鬥。胡志濤在挨打時，仍然在記掛其他老師的安危。
丁東紅說，母親經常提起那些批鬥她的學生，有的不止一次點名道姓，說這些學生都是好孩子。在丁東紅的記憶裡，母親是一個講原則的人，很多問題寧死不彎。唯獨這個問題，特別寬容。
這一次，可以說陳小魯的道歉是一個催化劑，我們也看到社會上對他的道歉很認可。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時機，我們希望讓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北師大女附中文革工作組時期的「師生代表會」主席、「革委會」副主任劉進
對話
宋彬彬：再不道歉就沒機會了
「最感動老師的寬容」
新京報：來參加這次道歉會，首先想說些什麼？
宋彬彬：北師大女附中的文革，是從1966年6月2日我參與貼出第一張大字報開始的，大字報不僅破壞了學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並傷害了許多老師。所以，我首先要向當時在校的所有老師和同學們道歉。
新京報：前一天晚上想的最多的呢？
宋彬彬：我想的終於有一個機會跟老師道歉了。對這個機會我盼了很久。我們都這麼大歲數了，今天你們也看到了，老師很多都80多90多了，再不道歉，就沒有機會了。我希望我們的道歉老師都能看到。有的老師已經走了，我不想留下更多的遺憾。
新京報：怎麼想到道歉的？
宋彬彬：從我個人來說，2003年回國，和幾個同學一起參與了對學校文革初期及八五事件的調查。在和大家不斷交流中不斷受到教育。我希望有一天有個機會，向老師表達歉意，也促進大家對文革進行反思。
新京報：道歉後你最大的感受是什麼？
宋彬彬：最感動的就是老師們的寬容，尤其是聽到胡校長的女兒說，胡校長生前多次說過，女附中的學生都是好孩子。我非常非常感動。
新京報：你希望這次道歉達到怎樣一個效果？
宋彬彬：引起大家的反思，只有真正的反思才能走得更遠。
「40多年兩個宋彬彬」
新京報：你在道歉信裡說，40多年了，一直有兩個宋彬彬？
宋彬彬：40多年來，有兩個不同的宋彬彬。一個是老師、同學們認識、了解的宋彬彬，另一個是成為文革暴力符號的「宋要武」。
新京報：你有沒有改名叫「宋要武」？
宋彬彬：從來沒有。8月18號之後，有很多人寫信給宋要武收。很多很多信，我從來沒有拆過，因為我不承認宋要武是我。
新京報：你說「宋要武」成為文革的一個符號。你怎麼看待這種符號化？
宋彬彬：這麼多年，作為一個符號，我經歷很多，我有很大的心理壓力。而且在很多語境下沒有辦法去澄清這個事情。
但我也會想，其實文革時，「右派」也是符號，老師們未必不是符號，他們被當做黑幫被打罵、被侮辱，而他們因為這個符號，有的生命都消失了。這樣想，我個人的委屈也就不算什麼了。
所以我想如果不從根源上認識，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所以我們需要做的是對整個文革的思維和基因進行認識。
「沒準備好不會站出來」
新京報：有人將卞校長的死和你聯繫在一起。你之前寫文章，也引來很多質疑。想沒想過這次道歉可能會有更多質疑？
宋彬彬：如果沒做好準備，我就不會站出來了。
新京報：可能有人會說你的道歉只是對自己的洗刷。你們也說過，有人稱你們「假道歉，真反撲」。
宋彬彬：無論我走到哪裡，身邊只要認識我的人，都對我特別好，無一例外，特別保護我，給了我一個保護殼。這是我走到現在的原因。
新京報：這是一次個人的道歉，還是一個群體的代表去道歉？
宋彬彬：其實我們這次站出來的是一個群體。八五事件作為文革中的標誌性事件，必須反思。沒有反思也難以接近真相。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過錯事、傷害過老師、同學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諒、達成和解，我相信這是大家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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