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黨員，著名教育家，我國自然科學史與自然辯證法學科奠基人之一，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華東師範大學原校長、教授袁運開同志，因病醫治無效，於2017年4月12日凌晨3時58分在上海華東醫院逝世，享年88歲。
袁運開同志出生於1929年2月12日，江蘇南通人，1955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1年至1947年在南通中學學習。1947年9月考入國立浙江大學理學院物理系學習。1951年8月大學畢業後進入華東師範大學物理系任教。1978年5月晉升為副教授，1986年1月晉升為教授。1979年8月，被教育部任命為華東師大副校長，是新中國第一位民選的副校長。1984年6月至1992年12月，擔任華東師大校長。1994年底退休。1998年6月28日當選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袁運開同志長期從事物理學史、自然辯證法和理論物理的教學與研究工作。曾先後任華東師大物理系系主任、自然辯證法暨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上海物理學會副理事長，上海市科協理事，上海科學技術史學會理事長，中國物理學會普及工作委員會副主任，《科學》雜誌常務編委，《辭海》物理學分科主編，國家《科學（7-9年級）課程標準》編寫組第一負責人等。他是我國最早開展自然辯證法研究之一的華東師大自然辯證法學科的開創者和帶頭人，先後擔任普通物理、電動力學、原子核理論與自然辯證法以及科學史本科及碩士專業的教學與研究生培養工作，對華東師大物理學史、科技哲學兩個碩士專業及物理系的創建與人才培養做出了重要貢獻。
袁運開同志長期關注高等教育特別是高等師範教育，以及中小學教育事業的發展。他通過比較中美一流大學，在高師教育的體制、辦學方向、師資培養、教學改革、課程設置、學科教育以及中小學教育的學生質量目標和課程、教材改革等方面開展了深入的研究。他先後擔任上海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高等師範教育研究會理事長，中國高校師資管理研究會理事長，上海市中小學課程改革委員會副主任等職，在高師教育改革與發展方面，在中學課程教材改革方面，均有極高的建樹。
袁運開同志對華東師大的改革與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在學校的發展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他在改革開放之後走上學校的領導崗位，肩負起了學校改革發展的重任，提出了「擴大、提高、開放」的學校建設具體設想，推動學校在教育體制、思想、內容、方法等方面的改革都走在前列，為把華東師大建設成一流的高等學府做出了不懈努力。因其在教育管理工作上成績卓著，1986年榮獲上海市人民政府頒發的獎勵證書，1992年榮獲國務院頒發的有突出貢獻專家的特殊津貼。
袁運開同志恪守華東師大「求實創造，為人師表」的校訓精神，在為人做事方面為後人樹立了典範。袁運開同志退休後，仍十分關注和支持華東師大的各項工作。儘管組織上退了休，思想上仍以黨員的標準嚴格要求自己。關心國家大事，堅持看報學習，以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和頑強的意志同疾病作鬥爭，保持了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的革命本色和優秀知識分子的好學求真。高尚的人格魅力使他在全校師生中享有崇高的威望。他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終生踐行黨的宗旨和奮鬥目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榜樣，更是黨和人民信賴的教育家，是學生心目中的好老師。
幾十年來，我換過幾次專業方向，經歷過多個不同性質的崗位轉換，每改變一下位置，我總是兢兢業業於新的事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並把它作為自己的新的努力方向。雖然沒有做出什麼大成績，可是，無論在什麼崗位，或者從事什麼專業工作，我都能做到「幹一行、愛一行」，而且努力實現自己的工作目標，完成黨和人民交給的光榮任務。值得欣慰的是，我所做出的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同志們、同事們和同行們的肯定。
最近幾年，我仍然在為學校的教師教育、國家和上海市的普通教育做著一些具體、瑣碎的工作，包括課題研究、教材編寫、鑑定論證等，雖然我的年事已高，身體也一年不如一年，但我有這樣一份信念，只要還能做一點工作，我就決不會推辭，儘管作用有限，我還是願意多出一分力、多發一分光。
—— 袁運開
緬懷 | 袁運開：一個甲子的豐盛記憶
驚悉老校長袁運開先生於2017年4月12日凌晨逝世，我們節選華東師大檔案館兩年前編撰出版的《麗娃記憶——華東師大口述實錄》袁運開校長口述文章，深表緬懷和紀念。
工齡與師大同齡
1987年1月籤發的華東師範大學工作證
問：袁校長，您好。首先請您回顧一下您來華東師大之前的求學經歷。
袁運開：我的家鄉在江蘇南通，小學前三年在小學堂讀書，抗日戰爭開始後到鄉下逃難，後來回城進了私塾。那時私塾主要還是教語文、數學等基礎學科。約一年後才進小學，小學畢業直升南通中學，初中畢業也直升高中。在初、高中我的成績基本上每年都是全班第一名。
1947年7月袁運開畢業於江蘇省南通中學時的畢業照
1947年中學畢業後，我考入浙江大學物理系。當時家庭經濟比較困難，所以我就考了「青樹」獎學金，並被錄取。這個獎學金是全國範圍的，入學後每學期成績達到一定標準，就可繼續取得獎學金，一個學期能拿一定的錢。解放前兩年，也就是我大學一、二年級都是靠這個獎學金維持夥食費及其他學習、生活所需。解放後該獎學金停辦，我申請了助學金，平時也做些兼職家教，輔導初中學生的語、數、外，賺取些學習、生活費用。隨後我的一個剛大學畢業的姨兄答應經濟上給我些幫助，雖然錢不多，但在當時也可以過得去了。大一、大二時期，很多優秀老師出國深造，專業師資基本上是教學型的。到大三、大四時期，就有很多非常好的老師，譬如程開甲，後來參與了兩彈一星工程，他教我們量子力學；盧鶴紱，後來調到了復旦大學，當時教我們理論物理；還有何增祿，教我們光學，後調到清華任原子能系任系主任。這些老師都是著名的教授。
1951年7月袁運開畢業於浙江大學理學院物理系
1951年我從浙大畢業後，被分配至華東師範大學。我們是第一年正式實施統一分配，大家都服從祖國需要。當時全杭州市大學畢業生在7月份全部集中學習一個月，總結四年學習情況，提高思想政治覺悟。一個月後，也就是8月份，我來到華東師大報到，那時學校還是「華東師範大學籌備委員會」。當時沒宿舍住，我們就住在原大夏土木工程系的實驗室（現在的辦公樓西樓），條件還是很艱苦的，後來才調整到集體宿舍。
問：您是華東師大物理系創建與發展的見證者，請您談談物理系初創時的情況。
袁運開：我來的時候物理系正處在新建階段，當時一共只有7個老師，分別是：兩位原大夏大學講師、兩位原光華大學助教、一位從外面請來的代理系負責人、一位從南京大學分配來的同志以及我，這樣我們就組成了一個系。同時聘請大同大學的張開圻教授兼職教普通物理課，他物理學教學經驗豐富。
1958年與物理系應屆畢業生支部的同志們合影。（二排右二為袁運開）
建系第一年，物理系招了一個班的學生，大概50個學生左右。我主要做普通物理課的助教，由於當時剛建校，接收儀器設備、書刊，布置實驗室的工作相當繁雜。物理系當時在辦公樓後面的一個平房（現中北校區圖書館前草坪的位置，靠近辦公樓）裡，現在都拆掉了。那個平房只有150平方米，裡面還有一個化學系的實驗室，這樣屬於物理系使用的面積就更小了。
1960年建成的物理樓
物理系發展的大契機是1952年全國範圍的院系調整，陸續從其他高校調來許多優秀物理教師。當時交大和同濟變成了工科院校後，它們的物理、數學等系、室的教學人員，除保留為學生公共課教學需要的教師外，其他的老師都分別調配到華東師大和復旦大學，這樣一來我們師資力量就加強了。另外還從其他學校，如大同大學、滬江大學調來一些教授，這樣我們物理系一共就有了9個教授，力量一下子壯大起來了。後來物理系就搬到了聖約翰大學的理科大樓及西門堂上課、做實驗，教師也住在校內。1951年的物理系主要依託光華大學和大夏大學的基礎，1952年院系調整以後，隨著交大、同濟、大同等大學物理專業教師的調入，聖約翰大學、暨南大學調來的大量書刊、儀器，物理系自身有了大發展。1955年物理系搬回華東師大中山北路校區新建的物理館，1960年物理樓建成。
堅持師範性與學術性的統一
問：從1959年開始，您歷任華東師大物理系副系主任、系主任、副校長、校長，尤其是1979年由民主推薦到副校長崗位後長期從事學校管理工作。請您從校長的角度，從成立研究生院、成人教育學院和設立輔修專業等方面，談一談那個時期華東師大在人才培養方面的舉措和策略？
袁運開：當時在人才培養上，我們有兩個重要的想法。一方面是要發揮重點師範大學的優勢和長處，要多層次、多渠道、多方位地為國家多培養人才。因而不僅僅是本科層次，還要建立高層次的研究生院。我們學校真正按照碩、博士學位要求來培養人才是從1982年開始的（1981年得到教育部批准），在中國高校裡算是比較早開始發放這兩個學位證書的。1986年4月，國務院發出通知同意我校試辦研究生院。自此相對於以前的研究生進修班而言，華東師大的碩、博士教育更加規範。1996年正式成立研究生院。
另一方面，我們強調師範性和學術性的統一。第一，師範院校的教師，可以不是各個學科只圍繞教育進行研究，其他「高、精、尖」的研究我們都可以做，否則業務水平難以提高。所以我們在教育部直屬六所高校的黨委書記和校長的會議上提出了這個建議，其他院校都很支持。但是當時的教育部領導認為我們這一想法是想「脫離師範」，他們認為，搞「師範」的人，只能圍繞「教育」來搞科研，並在報紙上對我們做了「不點名」的批評。但是，我們還是堅持了這個意見，我們覺得這是適宜未來發展的方向。
第二，我們感到師範院校的專業課程設置，不能只針對中學裡的一些基礎課程，這樣無法打開學生視野。所以我們就提出「專業學科建設要深化內涵，擴大外延」的理念。深化內涵就是要提高專業教學質量與學術水平；擴大外延就是說我們專業涵蓋面要擴大，要增設新的專業，培養學生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這個理念得到施平書記、劉佛年校長等校領導的鼎力支持。在這個基礎上，很多新的專業和研究型實驗室就逐步建立起來了。譬如1979年，我們建立了計算機系。當時有上海的知名人物說我們是「不務正業」，後來鄧小平同志到上海來考察，看到有幾個華東師大二附中的同學在用計算機，他說了「計算機要從娃娃抓起」這樣的話，讓之前的爭論逐漸平息了下去。事實證明我們的做法是完全正確的。再譬如統計系，華東師大是全國最早建立起這個系的高校，以前有統計專業，但沒有獨立成系。《數理統計》雜誌是我們負責的，統計專業還曾是全國重點學科。還有環境科學系、圖書館系、對外漢語系、影視文學系，我們學校都是比較早建立的。
推進國際合作與交流
問：當時華東師大除了加強學科建設外，在國際交流方面也取得了開拓性的發展。請您介紹下當時的國際合作與交流的情況。
袁運開：國際交流處本來叫外事辦公室。但是，要擴大師生的國際視野，提高學術水平，只著眼於國內是不行的，必須要加強對外交流與合作，因此就更名為國際交流處。另外，當時與港澳臺的合作交流也很多，我們還培養了國際交流生（留學生）。
開展國際交流的一個主要原因是當時華東師大的師資力量出現了青黃不接的情況，老教授多數已經60多歲了，中青年教師的教學水平亟待提高。要提高教師業務水平和培養有國際視野的師資隊伍，一定要擴大國際交流合作。
袁運開（左）20世紀80年代在美國參觀肖洛教授實驗室
20世紀80年代中期，華東師大開始擴大國際影響力。當時存在國際交流經費問題。1981年學校開始接受世界銀行貸款（1981年11月籤字，1982年2月生效），初到校總額為527萬美元，二期又增加了100多萬美元。學校利用這筆經費購置進口大型計算機系統、超導體核磁共振譜儀等設備，並拓展出國交流。於是更多的教師有機會出國進修，更多的國外教師被引進講學，如物理系的雷射研究請來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史丹福大學的肖洛教授，並帶動一批青年教師出國進修，我們也送了好幾批中青年教師到肖洛教授那裡去做研究，這為光學學科的發展打下了良好基礎。
當時我們兩手抓，既有教師出國進修，也有教師國內進修。我們通過校際交流，先後選送一批教師去國外進修，也有少數同志因取得獎學金得以出國深造。國內有些學校和研究機構有高水平指導教師，我們也派青年教師去進修學習。這樣多渠道並舉，多年下來幾乎所有中青年骨幹教師都得到進修機會，促進了他們學術水平的提高。當時教師進修還有一個問題，就是很多教師的英語都不太好，很多人以前學的是俄語。所以我們學校專門建了一個外語培訓中心，組織教師進修半年英語，為出國交流提供條件。我們的外語考試中心也隨之建立。
問：從校長崗位退下來以後，您自己也曾去哈佛大學和史丹福大學進修，進修背景和情況怎麼樣？
袁運開：1994年教育部派我到史丹福大學和哈佛大學，作為高級訪問學者考察世界一流大學，看看有哪些經驗和優點可以被我們吸收利用，我也和那裡的教授進行比較高等教育的合作研究。回來後我寫過一份報告，詳細闡明了他們的長處，包括課程設置、學校管理以及學科研究工作、文化設施等等。
問：1998年6月您當選為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請問歐亞科學院是一個怎麼樣的機構？
袁運開：歐亞科學院是一個國際學術研究機構，具有科學院的性質，是民辦的，不是官方的，但是學術性很強，權威性很高。它的總部設在烏克蘭，歐洲、亞洲、美洲、非洲等地高校與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都有參加，選拔成員的學術研究成果要求也比較嚴格。
1998年袁運開（左一）獲國際歐亞科學院院士
當時我受到北京、上海好幾位同仁，包括華東師大陳吉餘院士、中國科技史研究所的一些老專家以及上海的科技史專家胡道靜院士等的推薦，成為院士候選人。中國科學中心通過以後，報世界科學院全體院士大會審議通過並被授予聘書。後來我和其他幾位同志還聯合推薦華東師大的張奠宙教授擔任了歐亞科學院的院士。
2013年6月，在師大一村寓所為華東師範大學大夏學術網題字
問：作為華東師大的老校長，如果用一句話表述對未來華東師大的展望，您的期望會是什麼？
袁運開：當然希望華東師大能夠成為一所高水平大學。師資要強，學科研究水平要高，對國家的貢獻要大。學生們不僅學風好，素質也要高，要真正願意為國家貢獻力量。
袁運開同志遺體告別儀式將於2017年4月16日(星期日)上午9:30在上海龍華殯儀館大廳舉行。治喪工作聯繫電話：021-62232214，62232224；聯繫傳真：021-62576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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