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供本網特稿。
原標題《日本確定「令和」年號過程中的政治因素探析》，原文刊載於《日本學刊》2019年第3期發表（全文約1.5萬字）。
【作者】高洪，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
參考消息網7月8日報導島國日本在大海這一天然屏障保護下形成的封閉環境，未曾出現「易姓革命」式的改朝換代。即便是武家政治時期，形式上的天皇權威仍得以保留，並在明治維新之後歷經「絕對主義天皇制」走到戰後「象徵天皇制」。久而久之，這個一以貫之地使用著天皇年號的紀年方式已經不是或者不僅僅是一種「語言文化偏好」，而發展為普遍存在的「政治文化偏好」。使用年號標註曆法對保守政黨和保守政治勢力來講，已是須臾不可缺失的「日本政治文化傳統標誌」。由於歷史的原因，二戰後的民主改革並未能夠清除這種保守政治「底色」，冷戰時期「保革對立」模式下自民黨「一黨主政」與革新政黨「萬年在野」的政治對壘下，雙方對年號存廢的較量更使得天皇年號紀年超出了曆法選擇本身的意義。每當涉及天皇的政治事務出現波瀾，各種政治力量都會不遺餘力地發動起來，捍衛包括使用年號在內的「象徵天皇制國家」帶有的各種特徵。
確定紀年是國家權力運作下的政治行為
在古今歷史上，使用何種曆法在本質上講是國家權力運作下的政治行為。傳統曆法是基於對日月等天體運行時間法則做出的法律表達。就此而言，遵守曆法也就是對國家法律的遵循，可以說是世俗法律和神聖自然法則兩者統一的要求。在中國古代，曆法改革主要有兩種動機，一是政治層面的動機，二是技術層面的動機。改朝換代，昭示著天命的轉移和變革，新朝廷為了標榜其統治順應天意，必然要廢除舊的曆法，頒布新的曆法和年號，以獲取王權正統和社會承認的象徵意義。此外，在非改朝換代時期，如出現災異、祥瑞等，也會引發統治者對曆法和年號的改革。眾所周知，現今大多數國家都採用公元紀年法。與之相對的年號紀年法又可以細化為「單純的帝王年號紀年法」、「天幹地支相配的幹支紀年法」以及「年號幹支兼用紀年法」。日本仿照古代中國使用年號紀年由來已久，更新年號自然也是由法律規範與文化傳統共同決定的政治文化操作過程。國體與政體的制度設計、政治權力中的決定性力量、國家政治生態乃至國民大眾的心理等因素，都會在這一過程中不同程度地發揮直接或間接、表面或潛在的影響。
戰後初年一度出現的「年號危機」
在戰後歷史上，日本圍繞年號存廢的政治鬥爭出現過兩次高潮。第一次發生在戰後初年到和平憲法制定期間，這是法西斯軍國主義歷史終結引發的政治大討論的一個組成部分。隨著標榜「大日本帝國由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的《大日本帝國憲法》被廢除，也就失去了繼續使用年號的法律依據。政治上堅持維護皇統的右翼勢力頓失所恃，戰前倍受壓抑的和平民主進步力量揚眉吐氣。在此背景下，是否繼續用昭和年號紀年開始成為人們思考的問題。1946年1月，有「日本議會政治之父」美譽的尾崎行雄向眾議院議長提交了「改元意見書」，建議廢除「昭和」年號，改以「新日本」的紀年來表述。政治活動家石橋湛山也撰文呼籲廢除年號，改用公曆。但是，美國主導日本民主改革的盟軍總司令部（GHQ）對此首鼠兩端，既要剷除滋生軍國主義的神化天皇，又需要利用天皇權威節省佔領成本。於是，就有了戰後天皇的「人格宣言」。據吉田茂回憶，麥克阿瑟曾對吉田講過：「如果日本國民以皇室為中心團結起來，日本的重建不難。」足見利用天皇穩定人心是佔領者的政治目的和策略選擇。
戰後日本新憲法第一條「天皇的地位與國民主權」中明確規定「天皇是日本國的象徵，是日本國民整體的象徵，其地位以主權所在的全體日本國民的意志為依據」。雖然新憲法沒有明文規定戰後日本是否繼續採用年號紀年，但按照這一國家根本法賦予的權能，全體日本國民是有權做出相關選擇的。事實上，當時日本社會上也存在新憲法實施後理應將舊的年號制度一併廢除的呼聲。為此，1950年2月，參議院文部委員會還召開專題會議，正式討論了是否廢止年號的問題。該委員會甚至還整合出一份「草案」，其中有「由此日始，再無『昭和26年1月1日』，而變更為西曆的『1951年1月1日』」的內容。然而，在戰後，日本保守政治色彩依然濃重，反對取消年號的聲浪也十分強大。在議會討論中，以東京大學坂本太郎教授為代表的「年號維持派」力主年號的使用不僅是「獨立國家的象徵」，更與「日本歷史、日本文化緊密結合」，他們認為「昭和年號早已廣為人知，較之公曆機械似的時代劃分具有更為深遠的意義，無廢除年號之必要」。讓保守勢力感到慶幸的是戰後日本改革百廢待興，積壓的政治議題多如牛毛，加之韓戰爆發後複雜的國際環境等因素衝淡了日本社會上關於曆法改革議論的熱度，國會為了優先確保其他法案通過，「暫時」將「年號廢止法案（草案）」擱置下來。日本政府也順水推舟，將其作為「社會共識」讓昭和年號及年號紀年方式留存下來。由於戰後日本幾乎不加改動地承襲了原有國旗、國歌，天皇也成為新時代「國家及國民意志的象徵」，政治舞臺上對繼續使用昭和年號的牴觸情緒相對減弱，推動年號廢止的政治活動逐漸平息並最終消失。
20世紀70年代的「年號存廢之爭」
第二次「年號危機」出現在革新政黨勢力上揚的20世紀70年代中後期。這一時期，社會黨、共產黨與自民黨形成了媒體所謂的「保革伯仲」的分庭抗禮局面，公明黨誕生前後推行的中道政治也在一定意義上削弱了保守政治勢力。在如此背景下，伴隨裕仁天皇年事漸高，「昭和時代」行將結束，年號問題再度成為日本國民關注的政治議題。事實上，這次「年號存廢之爭」的根源仍在於「作為社會共識的年號面臨著缺少法理基礎」的政治難題。誠如日本憲法學者上田正一在《日本國憲法》總論「天皇與年號制度」中指出的那樣：「年號制度是明治元年的改元詔書確定下來的『一世一元制度』。但真正實施已經是1912年，即改元『大正』時的事情。但戰後的《皇室典範》裡並未明文規定年號相關內容，其年號的法理依據是不充分的。只不過是到了昭和49年（1974年）開始醞釀製定《元號法》後，才規定僅限於皇位繼承時，由下達政令方式確定年號。」這一輪「年號爭議」在1975年3月18日眾議院內閣委員會會議上爆發，保革雙方均要求內閣法制局對此議題是否緊迫做出表態。內閣法制局給予了肯定性回答：「從法理上講，今上天皇一旦作古，『昭和』這個年號也會隨之消失，由此開啟曆法空白時代。」對此，日本保守政黨與社會上的保守勢力懷有一種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們痛感「年號制度的消亡會動搖天皇制本身」。由於缺少法律依據，年號紀年很可能會隨天皇駕崩一併消亡，同時也認定繼續使用年號在全社會有足夠強的政治基礎，於是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年號法制化」政治運動。
根據1976年的輿論調查結果顯示，當時有87.5%的受訪者支持繼續使用年號。進入1977年後，年號存廢較量持續升溫。日本社會黨著手準備提交「年號廢除法案」，自民黨內部也出現了針鋒相對的動向，保守派勢力加強天皇地位和權威的活動逐漸增多。1978年，一些重視此問題並與皇室有關係的人結成了「實現年號法制化國民會議」，掀起了全國範圍內的政治運動。在保守政治勢力支持下，自民黨大平正芳內閣經過反覆研討後，於1979年6月出臺「元號法草案」，經國會通過後以法律形式將天皇年號秉持「一世一元」、「僅限發生皇位繼承的情況下改元」和「若天皇退位，年號由政令決定」等原則固定下來。此後，「實現年號法制化國民會議」又演變為「守衛日本大會」和「守衛日本國民會議」兩大推動國民政治運動的利益集團，兩者在1997年合併，成為超大型右傾保守政治團體「日本會議」，吸納學術界、經濟界、輿論界、教育界、宗教界代表，在全國範圍開展草根層面的國民保守政治運動，其組織機構遍布47個都道府縣。
事實上，史上最短的《元號法》只有兩項言簡意賅的內容：第1項，元號由政令決定。第2項，元號的更改只限於皇位繼承時（一世一元制）。該法有效地化解了年號制度消亡的政治危機，以法律形式再次明確恢復了一位天皇只對應一個年號的「一世一元」制度，並將戰前由天皇親自主持年號選定工作的舊制，更改為內閣發布政令，按程序確定年號。1989年（昭和64年）1月7日裕仁天皇駕崩，翌日皇太子明仁繼承皇位。自民黨政府基於《元號法》規定，公布了《改元政令》（昭和64年1月7日政令第1號），內容如下：內閣基於元號法（昭和54年法律第43號）第一項的規定，制定本政令，改元號為平成。至此，希望改為公曆的聲浪消沉下去，主張維護年號紀年的保守派政治勢力得以安枕，無憂無慮地在平成時代生活了近30年。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學刊》特稿，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如需轉載，請註明作者姓名及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