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精英如何進入大眾:戰後日本知識分子的「同時代集體性心情」

撰文 | 《經濟觀察報·書評》王升遠

精英思想與民眾觀念、情感間的複雜關係是治思想史研究者始終繞不過去的問題。為糾正將精英思想之連綴等同於思想史的偏向，葛兆光提出了「一般思想史」的觀念，以揭示被精英思想遮蔽的、「近乎平均值的知識、思想與信仰」世界——那是每個時代的底色。作為一種研究範式，以「一般思想史」為傳統學術觀念中的「精英思想史」補偏救弊為我們在認識論上打開了全新的視界，同時也無異於凸顯了二者之間難以逾越、彌合的巨大鴻溝。而在日本思想家小熊英二看來，「所謂著名思想家，更多的是能夠將自己與同時代的人共同擁有的心情以更加巧妙的方式進行表達的人，而不是具有』獨創性』思想的思想家。」這是對精英思想與民眾觀念的一種新的觀照和理解。在一些危機時代、異態時空中，這一視野將成為理解思想史的重要進路。戰敗和盟軍佔領就曾使得戰後日本進入了空前的異態時空，它塑造了知識人與民眾、與國家關係的非常態，又進而決定了小熊英二《「民主」與「愛國」——戰後日本的民族主義與公共性》一書的思想取徑。

小熊英二

小熊在《「民主」與「愛國」》中所呈現出的是與在《改變社會》《活著回來的男人：一個普通日本兵的二戰及戰後生命史》及其與鶴見俊輔、上野千鶴子的對談錄《戰爭留下了什麼：戰後一代的鶴見俊輔訪談》一致的、不以「8﹒15」切割歷史的「貫戰史」視野。在他的戰後史敘事中，戰爭經驗成為了重要的思想源頭。借用上野千鶴子在對談錄後記中的話，該作「是以大河小說的方式描寫戰後思想史的大作，它採用了迄今為止書寫戰後思想史的人們都沒有用過的方法：試著以未被講述的戰爭體驗作為光源，反照出每一位戰後思想家的思想。……戰後的我們，第一次震撼地感受到了這一至今仍在搖擺著尾巴的巨大影子的存在。」 

那麼，戰爭經驗又何以成為理解《「民主」與「愛國」》、甚至理解戰後「集體性心情」的關鍵呢？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可以說戰爭「抹平」了日本的階層差異和城鄉差異。加藤陽子的研究顯示，戰爭末期，知識階層的徵兵率是79%，與普通青年持平，整體上來看這已是很高的比例。相關政策一經推行，旋即得到了民眾的擁戴，因為知識階層特權不再，「不幸的均沾」使得徵兵看起來更為「公平化」。同時，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曾經相對疏離政治與戰爭的知識人則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倫理困境。小熊英二援引了太宰治戰後在《回信》中的一段話，太宰的態度可謂極具代表性：

即便我們在程度上有所差別，在這次的戰爭中，我們也都擁護了日本。即便是愚蠢的雙親，渾身是血地與人打架，現在敗象畢露眼看就要死了，兒子卻在一旁袖手旁觀，這才令人感到奇怪。「看不下去了」是我的體會。

……我想其他人大概也是以那種心情為日本盡力。

無論是對時局長期保持警惕和批判姿態的作家中野重治登報聲明轉向國家主義（《東京學藝新聞》1942年2月1日），還是鶴見俊輔以「要呆在戰敗的一方」為由從美國重返日本加入海軍，他們的抉擇或多或少都與急轉直下的戰爭局勢、戰時生存境遇等因素綜合倒逼出的故園意識、「家國意識」有關——保衛「愚蠢的雙親」獲得了最廣泛的情感共鳴。若按現代正義戰爭論的代表性人物麥可﹒沃爾澤（Michael Walser）的看法，自衛戰爭即是正義戰爭。那麼，戰局的轉換似乎已讓一些日本知識人的「家國意識」籠罩了一層「正義性」錯覺。知識人與民眾、國家至少在「共赴國難」的意味上迅速一體化，甚至連桑原武夫、市川房枝也都曾批判過「旁觀者」。（當然，這也成為戰後日本各界洗脫戰爭責任的口實）同時，就像小熊在書中所呈示的那樣，盟軍對日本城市的密集轟炸使得城市知識階層被迫來到鄉村寄人籬下，仰人鼻息。另外，五味川純平、五木寬之、安部公房、木山捷平、長谷川四郎、尾崎秀樹、大岡昇平等後來成為戰後文學、思想重鎮的青年人因戰敗而從「滿洲國」、朝鮮、西伯利亞、東南亞等地被遣返歸國，就像約翰﹒道爾在《擁抱戰敗》中所說的那樣，他們只是「被遣往海外協助建立強盛的帝國勢力範圍」的650萬人中之一員。知識人與大眾相遇、城市人與農村人相遇、文人/學生與軍人相遇，這一系列遭遇所形成的精神衝擊、戰時生活的困苦境遇，都極大改變了戰後初期日本知識人的自我身份認同、國族認同和思想形態。

《「民主」與「愛國」》
[日] 小熊英二 著  黃大慧 等譯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20年

另一方面，三十年代的「轉向」以及軍國主義統治下的戰爭「協力」種種，更使得日本知識階層斯文不復、權威失墜，不再是民眾仰止的「啟蒙者」和道德典範。如果說「走向民眾」是戰時的走投無路，那麼在戰後初期戰爭責任追究、東久邇內閣「一億總懺悔」的風潮之下，選擇與民眾站在一起，重建民族的道德脊梁和政治、社會秩序則成為「政治正確」的姿態和別無選擇的謀身策略——龍蛇以蟄，以存其身。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小熊英二所描述的戰後知識人與同時代「集體性心情」共振的姿態，毋寧說是在異態時空之下前者別無選擇的必然，這是理解本書的重要前提。《「民主」與「愛國」》譯者序中有雲，「該書的寫作是基於這樣一個前提：同時代著名知識分子的言論，與同時代集體性心情相一致才稱得上『著名』。」我想，這一論述似可略作調整——在歷史劇變的風潮中，與同時代集體性心情的共振才成就了戰後一代的思想家們。

求仁得仁，與民眾同在、呼應同時代的集體性心情自然會為思想家們贏得聲譽，但作為「悔恨的共同體」之一員，裹挾於時代風潮中的知識人如何在與政治權力、民眾情緒的共生關係中把握脆弱的平衡，在戰後文化、思想重建中重獲公信力和領導權，是不得不慎思之所在。在第三章「忠誠與叛逆」的討論中，作者援引了1948年8月15日《讀賣新聞》的輿論調查結果。數據顯示，民眾中支持天皇制存續者佔了90.3%，支持天皇留任的佔68.5%——這便是「集體性心情」的外化。而諷刺的是，「在當時，『天皇制』一詞作為戰時強迫人們成為隸屬的象徵而被廣泛使用。」同時，就像小熊犀利指出的那樣，「議員們擔心，如果贊成天皇退位，會失去那些樸素表明『支持天皇制』的人的支持。同時，如果以天皇退位挑明戰爭責任，政界、財經界、地方權力階層也有可能被追究戰爭責任。」也就是說，民眾、麥克阿瑟所代表的盟軍意志以及日本國內保守政治家之間圍繞「天皇制」存續的問題再次達成了默契的一致。圍繞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存續問題，知識人不得不在「原理」與「江湖」之間做出選擇，此情此景亦似曾相識。

鶴見俊輔

在1946年2月召開的「文學家的職責」座談會中，德國的託馬斯﹒曼、法國的羅曼﹒羅蘭成為與會者心中面對法西斯強權的完美抵抗者；而在國內，如小熊英二所言，堅持馬克思主義信仰、被捕入獄18年的德田球一、宮本顯治被釋放後，旋即成為國民心中超人般的存在，成為道德上的無瑕無垢者、「良心的唯一見證」。1954年至1962年，以鶴見俊輔為核心、30多人參與的「思想的科學研究會」發起了「轉向」問題的共同研究，開始系統地討論戰前、戰中和戰後日本各界的激進主義者、自由主義者、保守主義者的變節問題。然而，無論是哪一類「轉向者」，都繞不過是否/如何在民眾的價值、信念、情感之包圍中堅守自己的「主義」的靈魂之問。誠如江口圭一所言，「民眾對於排外主義戰爭的支持，正是使政府的不擴大方針歸於失敗、使亞洲門羅主義路線取代對英美協調路線並得以鞏固的決定性條件。」民眾被軍國主義意識形態動員起來的結果之一便是知識人腹背受敵、遭到孤立，「同時代集體性心情」的綁架成為壓倒有良知的知識人的最後一根稻草。與之協同、為之代言則名利雙收，反之則將陷入眾叛親離的倫理困境。

而在戰後初期，知識人面對民眾的態度卻發生了劇變。這自然與書中所論述的知識人飽受傷害和磨難的戰爭體驗（主要是疏散體驗、從軍體驗等）有關。小熊引述了大塚久雄在《近代文學》雜誌1946年舉辦的座談會上的發言，他坦言自己「腦海裡有理想的大眾形象，並不喜歡現實社會裡的大眾」，「由於戰時的經驗，我有時有點憎恨大眾。」丸山也在1951年指責戰敗後的大眾「追求死氣沉沉的娼妓秉性和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所謂「大眾」，在大塚和丸山那裡，出現了觀念與現實的分裂。在觀念上，他們是一個與知識階層相對的、可以進入思想家理論體系的、巨大的、意象化的單數和論資，而落實到現實中的複數個體，則不免令人絕望。不惟自由主義知識人，日共方面亦作如是觀。孫歌曾在一篇討論日本民眾史研究的論文中指出，「在195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共產黨決定放棄戰後初期的和平幻想走武裝鬥爭道路的時候，發動民眾一直是日本馬克思主義者的基本鬥爭內容。而隨著『山村工作隊』武裝鬥爭的失敗，日共宣布放棄武裝鬥爭，回到合法鬥爭的路線上來，這裡面伴隨的一個基本判斷是日本民眾『覺悟太低』」。

然而，隨著軍國主義政權覆滅，盟軍對日改造的全面啟動，圍繞天皇退位和天皇制存續的問題，知識人卻不意在保守政治權力與「面目可憎」的民眾之間再次面對兩面夾擊的「極端語境」。如小熊所言，「被置於『天皇制』對立面的是『主體性』、『連帶』、『團結』等詞」，「當時的天皇制論爭強調了天皇阻礙了倫理感、責任意識，也就是『主體性』的確立。」而「知識分子及高學歷階層，對天皇個人的愛戴與『真正的愛國』心情發生了分離。這種心情絕不孤立於民眾。」這就形成了一幅頗具諷刺意味的圖景：知識人一邊在原理層面討論導致日本近代化走向歧路的「近代的自我」、「主體性」缺失及其重建問題，一邊卻貌似又再一次在權力與民意構成的「江湖」中喪失了「主體性」。日本近代思想的一個重要的癥結就在於，引入西方觀念後常將其作為學術、思想領域的對象、談資，而鮮少經過廣泛討論、落實為共識並內化為個人行為的指針，思想與行動遂走向分裂。盟軍意志、保守政治力量以及民眾情感顯然是其中最不容忽視的決定性力量。戰後，城頭變幻大王旗，而在討論「轉向」問題的時代，知識人與民眾、國家的關係卻再次以一種與歷史相似的結構重現，這是頗值得深思的。

《改變社會》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世無識者。在近年來的研究中，我越來越看重極端語境下知識人日記的意義與價值，它們為今人提供了理解那些時代不可多得的精神志，時而讓人想到南宋末年詩人鄭思肖以鐵盒封函、深埋在蘇州承天寺院內井中的《心史》。小熊英二在討論「忠誠與叛逆」的問題時，以曾經的海軍少年兵渡邊清日記《碎裂之神》為例做出了極為精到的分析，讓我們看到了一個有著戰爭體驗、國際視野和獨立思考能力者對戰爭從體制和原理層面的深刻觀察與反思。《碎裂之神》是一個真誠而又極富洞見的文本，但遺憾的是，從書中注釋裡我們不難看到，遲至1977年此書才得以出版。無獨有偶，近來我讀到了數十種令人感佩的作家戰敗日記，其中尤以中井英夫和渡邊一夫最為理性和深刻，而他們的日記則遲至1995年、2005年才公開出版。1970年代以降，美化自己的戰爭經驗成為一股不可小視的潮流，這讓一批有良知的知識人感到忍無可忍。他們意識到將自己的戰爭體驗投放到公共空間中以正視聽的必要性和時不我待的緊迫性，遂於三十多年後挺身而出，向知識界傳遞了諸多帶著溫度與實感的戰爭經驗，其拒絕遺忘的歷史責任感、「以真抗玄」的介入意識和批判精神，令人肅然增敬。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說，這些知識人提供的真誠、獨立、理性的主體性思考缺席了戰後初期日本的思想建設，亦大致合乎實情。那麼，接下來的問題便是：他們在戰敗至1970年代的二三十年間之緘默又意味著什麼？而對此間日本的言論空間的變化、民族主義思潮起落軌跡的闡發正是小熊是著的關切所在，亦值得讀者諸君為之寓目。

鶴見俊輔在與小熊、上野的對談中盛讚道，「小熊君這次的《「民主」與「愛國」》就接近『全歷史』，能在思想史方面踐行近於『全歷史』的方法，是很少見的。」在鶴見那裡，所謂的「全歷史」(Total History)強調的是兼顧公、私兩層面歷史之敘事。同時，在我看來，《「民主」與「愛國」》中也暗含了對「原理」與「江湖」兩個層面的尊重。在討論丸山真男對天皇退位、天皇制存續問題的抉擇時，小熊意味深長地指出，「丸山敬愛的恩師南原繁也是象徵天皇制的支持者，這或許是丸山遠離天皇批判的又一原因。」此即「原理」之外的「江湖」。在「原理」與「江湖」的交錯中，小熊並不試圖為戰後思想史「製作」一條明晰的秩序鏈條，亦不急於為「民主」「愛國」「民族主義」等在戰後影響巨大的、而涵義飄忽多變的關鍵詞給出準確的界定，他博觀而約取，以面對歷史的真誠和「同情之理解」的姿態，對那些抽象概念在每個時代、每個言說者那裡的差異性理解與表達都給予了必要的尊重，進而表述了一種「朦朧的確定」，我想，這種方式才是進入戰後紛亂混沌、多元並存的政治生態、社會語境和思想文脈的不二法門。

知識人應以怎樣的姿態面對民眾、國家以及「同時代集體性心情」，應與之保持怎樣的距離，這個問題不只投向了思想史敘事的「對象」，也拋給了作為歷史見證者、書寫者的我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