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田勘 北京學者
2017年10月9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將201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美國經濟學家理察•泰勒（Richard H. Thaler），以表彰其在行為經濟學領域的貢獻。諾貝爾委員會指出，泰勒把心理學的現實假設融入經濟學的決定分析。他研究和探索有限的理性、社會偏好及缺乏控制力的後果，並展示出這些人類特質是如何影響個人決定，以致影響市場效果。
通俗地說，泰勒的研究就是幫助個人、機構和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克服有限的理性而做出較好的，或者是性價比較高的選擇，這就是行為經濟學研究的內容之一。
根據現有的定義，行為經濟學是一種實用的經濟學，通過把行為分析理論與經濟運行規律、心理學與經濟科學有機結合起來，發現現今經濟學模型中的錯誤或遺漏，進而修正主流經濟學一些基本假設的不足，如人的理性、自利、信息對稱、效用最大化等，從而獲得較好的經濟選擇和結果。但實際上，行為經濟學不過是心理學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產物，也主要是研究自我控制問題，並且認為，人類需要幫助才能做出更準確的判斷和更好的決策。
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公布之前，有「諾獎風向標」之稱的「引文桂冠獎」發布了2017年經濟學獎名單，泰勒並未在這個名單中，而且此前的「引文桂冠獎」也沒有提及泰勒，因此，泰勒在今年獲獎似乎是被視為黑馬。
但是，熟悉行為經濟學的人都知道，也預測過，泰勒可能獲獎，只是時間問題，因為在他之前已經有行為經濟學家獲獎了。對於行為經濟學研究，學界內的人認為，泰勒之前有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後二者是老校友（希伯來大學的本科）和同事（都在史丹福大學的心理學系教書）。
卡尼曼因「前景理論」獲得諾2002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阿莫斯於1996年去世，未能共享），而且，卡尼曼也曾兩次和泰勒合作著書立說，他在2002年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時就表示，泰勒是他成就的「主要因素」。此後，就有人預測，泰勒也很有可能獲獎，果然在今年猜中。不過，這也是建立在泰勒的行為經濟學研究成果之上。
泰勒的研究成果主要體現在《贏者的詛咒》（The Winner's Curse: Paradoxes and Anomaliesof Economic Life）、《錯誤的行為》（Misbehaving: The Making of Behavioral Economics）、《助推》（Nudge，又譯《輕推》，與芝加哥大學法學院教授卡斯•桑斯坦合著）、《改善健康、財富和幸福的決策》（Improving Decisions on Health，Wealth，and Happiness）等著作中。
泰勒的主要觀點是，傳統經濟學的一個假設前提——理性的經濟人是經濟行為的主體——是錯誤的。完全理性的經濟人不可能存在。人們在現實生活中的各種經濟行為必然會受到各種非理性因素的影響，很多從傳統經濟學角度看來是「錯誤」的行為經常被忽視，但往往正是這些行為導致了那些「看起來很美」的決策最終失效乃至釀成惡果。
對於個人來說，往往會因為存在各種各樣的偏見而導致錯誤的認知，這些錯誤的認知當然會讓人們的財富難以增長，健康受損，同時也在教育、個人理財、醫療保健、抵押貸款、信用卡、家庭財務，甚至世界觀問題上，做出糟糕的選擇。
因此，需要避免在經濟決策和行為中的非理性行為，為此，就需要決策的科學性和選擇的自由。而只要掌握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便可以設計出各類選擇環境（選擇體系），從而使人們為自己、家人和社會做出最佳選擇。
來自生活的許多事例便能說明各類選擇環境是如何讓人或產生糟糕的選擇，或產生效果極好的選擇。例如，負責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擴建的經濟學家基布姆發現男人在衛生間方便時，總是弄髒便池，因為他們難以找到一個可供瞄準的靶子。於是，基布姆設計在每個方便池內都畫上一隻黑色家蠅。人們一看到蒼蠅，便會產生瞄準的衝動。如此，方便池的尿液四濺量降低了80%。這便是設計出好的選擇環境可以讓人做出較好的選擇並產生良好的結果，無論是在經濟行為還是生活中。
選擇環境是可以人為設計的。例如，學校的自助餐廳在不改變供應食品種類的情況下調整食品的擺放方式，把更健康和更有營養的食品擺在好拿和醒目的地方，就可以影響學生的選擇，以此提高他們對健康食品的消費。
再從普通的經濟行為來看，股民都知道止損的重要性，但是其中很多人又會猶豫不決、一拖再拖，甚至希望在「低位」追加投資以求攤平成本，然後慢慢被套牢而無力解脫。這種心理和行為也反映了另一種心理——損失厭惡。商家總會利用這一點來引誘消費者，如以優惠和打折來讓人辦年卡或長期消費卡，消費者以為辦年卡更加經濟實惠，但很多人最後發現已被「綁架」消費，花了更多的不該花的冤枉錢。
因此，無論是經濟學研究人員還是政府部門，需要承擔起「選擇設計者」的角色，為公眾締造出一種理性和優良的決策環境，讓人們做出相對較優的選擇，例如提醒人們學會忽略「沉沒成本」，及時止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