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一、從人類歷史來看，所謂經濟學均衡有兩種：一是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遇到危機後，只能通過瘟疫、戰爭等重新博弈，從而獲得新的平衡。另外一種是，如果希望和平，可能會想到兩點：技術進步與找到新市場。
二、實際上，如果內循環好，產業鏈強大的話，在國際大循環中，競爭力會更強大；在國際循環當中就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
三、 讓市場去選擇。如信貸方面，也就是說由銀行依據市場的競爭條件去選擇客戶，哪個客戶可扶持哪個不行……而不是政府拿條子讓銀行必須貸款；否則會扭曲市場關係。
四、理性「復盤」，不神話數位化。比如網上購物，仍需大量的物流和快遞小哥，不忽視他們的作用……因為不能完全靠數位化去解決所有的問題。
即將步入2020最後一個季度的全球金融市場似乎在「探底」——內外市場幾乎同頻共「震」，當歐洲疫情急劇反彈，國際地緣政治風險加劇，不確定性因素放大的時候。
市場沉不住氣了？從和平角度來看，如何在失序的宏觀世界尋找動態平衡？
「一個是技術的進步，一個是新市場的開拓。」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長、原浙商銀行行長劉曉春說，它們或是全球經濟復甦的新動能。有別於常規的經濟周期，他用兩個關鍵詞「經濟政治大轉換+強烈的摩擦期」定義當下的世界經濟狀態。
通脹OR通縮？在宏觀經濟面前失效的經濟理論與宏觀調控工具可以怎樣解釋這個被疫情激化矛盾的世界，把握失衡的國際宏觀形勢與金融市場？
按照劉曉春的話說，需要在50年來的全球化大背景框架下，動態觀察與梳理周遭發生的一切。或許人們習慣在多個割裂的閉環中、在單個的經濟體中，靜態評價或分析大事件，但那樣無疑會有失偏頗。「不要怕不要傲」、「在『去全球化』中推進全球化」、「民營企業要贏得市場的信任，而不是博取輿論的同情」。
回歸本源，「關鍵在於『立法與執法』，完善法治建設其實是當務之急啊！」與經濟觀察網對話的劉曉春頗有些用心良苦；其「金句」可能說不上是建議，但發人深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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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目前世界經濟處於怎樣的一個周期？我們可以如何去定義它？
劉曉春：我認為，現在是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大轉換的時期，也可以看成是大轉換的一個強烈摩擦期，它或是一個比較長的歷史過程。這當中，有平穩期，也會有摩擦較激烈的時候。
目前來看，我們可能進入到一個摩擦激烈的時候，它和一般的經濟周期不太一樣。在轉換或在摩擦過程當中，影響全世界的突發疫情又會加速轉型或加大轉型的摩擦力度。
經濟觀察網：似乎當前正在經歷典型的相對財富和權力的巨大變化。世界秩序正在發生巨大轉變，這將影響到所有國家。那麼，傳統的經濟理論該如何去解釋目前發生的一切？
劉曉春：我覺得傳統的經濟理論可能很難解釋。或者說，作為經濟理論起碼有兩個層級：一是相對哲學層面，比如「價格由供求關係決定」等類似公理或根本性的理論，似乎可以用它解釋所有的現象；但在特定環境下又沒啥用處。
因而，就此我們還有第二層級——如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凱恩斯的理論，它是針對一定經濟現象進行解釋，並歸納總結出來的理論。像這類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確實不能解釋當前的宏觀經濟，而且由那些理論所產生的宏觀調控工具也失效了。
還有一種視角是：分析50多年來的全球化以後——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什麼變化，它對宏觀經濟理論、宏觀調控工具所產生的影響是什麼？這點非常關鍵。因為如果「點開」它來看，儘管很多事情還是看不明白，但至少有以下幾個方面可能值得關注：
比如，傳統宏觀經濟學理論也好，宏觀控制手段也罷，其雖然關注到國際貿易，以及出口對GDP的拉動作用等，但我們分析宏觀的時候，通常是在一個經濟體內部來進行——是閉環的；並不是放到整個國際經濟體系當中去討論。那種語境下的國際經濟體系可能只是作為學科進行研究而已，一個政府考慮宏觀調控時會把進出口貿易作為一個因素，但不會是主要因素，只會就國內的就業和通貨膨脹等數據選擇宏觀調控工具。所謂宏觀調控是那種狀態下總結出來的，將「通貨膨脹、就業率」作為宏觀調控指標，就是從那時衍生而來的，即它是作為一個經濟體內部運行而得出的概念。
經濟觀察網：而一個經濟體的概念意味著怎樣的理論認知、框架？
劉曉春：實際上，在單獨的經濟體內，其一產、二產、三產等都有基本價格或價值的成立前提；國際分工只是國內分工的彌補而已——是這種前提下，形成的傳統宏觀經濟分析框架，以及宏觀調控工具等。
換言之，凱恩斯理論是建立在以第二產業為核心的封閉經濟體基礎上的。而以第二產業為主的環境下，技術條件尚未發展到今天的水平。那時的總體供應，像物質供應屬於緊缺狀態，諸如社會生活的物資供應等還是緊平衡狀態；當時那種情況下，便產生了所謂的經濟周期。
於是，出現「經濟過熱—物價上漲—出現危機；危機之後—消費不足—價格下降」等周期現象。那時，大家覺得最痛苦的事莫過於「失業與通貨膨脹」。
而在當時條件下，即有效需求不足時，政府通過刺激政策、放水等，就能來拉動消費，並進而帶動工廠去投資去生產，然後經濟就起來了……因此，總結出這種宏觀規律，形成了宏觀經濟理論，包括新古典經濟學等。
此經濟理論框架下，總結出國家控制宏觀經濟關鍵是兩個目標：通貨膨脹率與就業率，央行的政策目標變成以控制這些指標為主。
經濟觀察網：那麼，現在的情況不一樣了？
劉曉春：對，通過50多年的全球化之後，國家已經不是「第一產業、第二產業、第三產業」可基本平衡、自我基本滿足的一個經濟體了，各類產業被放置到世界範圍進行布局。國際分工和國際貿易已經不是斯密和李嘉圖時代天然的優勢互補，而是資本有意識的、主動的產業鏈戰略布局。比如美國，前些年我們許多人還在羨慕，認為其掌握關鍵科技、金融等，處在產業鏈的頂端，所以它的利益最大。作為一個國家收益或資本回報來講，那樣確實不錯。但作為一個經濟體來看，它的第二產業可能就空心化了。這對一個經濟體內部就業崗位的結構和經濟運行規律帶來很大變化。
從市場的理解來講，一旦緊縮，經濟下行，央行就會放水；原來條件下，所放的水會形成需求，最終會進入第一產業、第二產業，增加投資、增加生產、增加就業，最後股市才會好轉——最終一定是股市會起來。但現在呢？全部集中到最終的結果去了：那邊放水，這邊股市就上漲；拋開了實體。為什麼？因為大量的生產投資在美國之外。
更重要的是，現在的技術條件、生產能力，已遠遠超過一般情況下人類的自身基本的消費需求，即產能過剩。或者說，只要國際市場有需求，中國等生產國家就可以源源不斷地的生產出來，而且價格也起不來。這樣，在美國，傳統統計中的通貨膨脹就不會出現。
一方面是發達「經濟體」沒有第二產業，一方面是第二產業在第三世界國家——而它現在的產能遠遠超過它自身一般增長的需求；因此，在生產國也沒有通貨膨脹，即使央行不斷放水，消費也沒有短缺，但就是不會有通貨膨脹。
美國無通貨膨脹，因其生產能力都在境外，且境外的生產能力遠遠超過其需求。但是中國的情況不同。毫無疑問——我們的第二產業非常強大，即使刺激下去，價格也不見漲。
現在雖然有其他國家的競爭，但某種程度上，中國仍是世界工廠；生產能力不僅能滿足中國自身的需求，還能滿足世界的大量需求。如此，放水刺激下去，通貨膨脹同樣不會起來——尤其目前國際需求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投資需求可能也起不來。就像我們有第二產業，但產能過剩，趨利投資也不進去。正如這段時間，銀行放了不少貸款，但實體經濟的投資需求仍不旺。所以，中國增加貨幣投放，上漲的也是資產價格。
我不能肯定我的分析是否符合理論。但是這麼個現象，傳統宏觀經濟理論解釋不了。當經濟下行、市場流動性緊張，央行運用傳統貨幣擴張工具，希望將通貨膨脹率抬升到理想範圍，刺激實體經濟的投資，從而促進經濟增長。但結果是沒有通貨膨脹，沒有投資需求，資產價格卻上漲了。美國、歐洲、中國等，都是如此。不過，同樣的結果，中國與美國的經濟運行機理則非常不同。
經濟觀察網：但好像最近價格在上漲，CPI逐月小幅反彈，尤其資產價格的上漲較快……
劉曉春：這就是剛才講的那個邏輯：資本市場直接看結果，不看過程；那邊央行放錢了，這邊資產價格就上去了。而之前的邏輯下，放水會形成需求，形成需求就會刺激工廠投資，那麼就有生產，工廠有效益，股市就好起來了……
美國沒有相當規模的第二產業，放水後資金只能直接到結果。而中國，錢放出來，因為產能過剩，資本也不會進入第二產業，只是進入資產市場當中……中國與美國的經濟結構不一樣，但結果「一樣」，就像宏觀調控的結果一樣。那麼，這種情況下，某種程度上，宏觀理論可能更多的要考慮國際產業鏈主動戰略分工因素，形成新的宏觀理論。宏觀調控要更加強國際協調，尋找新的宏觀調控工具，從單純一國的宏觀調控工具箱發展到一國宏觀調控工具箱和國際協作工具箱相結合的「雙工具箱」。這是宏觀經濟理論的新課題，也是國際關係的新課題。
經濟觀察網：順著這個框架，您覺得全球經濟復甦的目標、動力應該會是什麼？
劉曉春：從人類歷史來看，所謂經濟學均衡有兩種：一是在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遇到危機後，只能通過瘟疫、戰爭等重新博弈，從而獲得新的平衡。
另外一種是，如果希望和平，可能會想到兩點：技術進步與找到新市場。現在，大家可能更多是在等待技術進步。如果從和平角度考慮，這50年來，或者說二戰以後，總體世界上是太平的，儘管有局部戰爭；之所以能夠維持和平環境，就因為科技進步與新市場的不斷開拓。包括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重新開始啟動，消化了很多因為技術進步而增加的生產能力，使得經濟越來越繁榮，市場越來越大。
這兩個方面就是要讓更多目前比較落後的地區能夠發展起來——形成新的市場。我覺得「一帶一路」倡議，還有「雙循環」戰略可能都是比較好的出路。各主要經濟體需要突破原有的路徑依賴，摒棄零和競爭思維，加強協調與合作，通過技術進步和新市場開拓，激發新的經濟增長動力，促進全球平衡發展、和平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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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中國提出「雙循環」戰略，有人說，更多是想用內需替代外需，你怎麼看？
劉曉春：換種角度看，實際上，我們現在遇到的問題是：產能至少超過目前的需求，那麼，我們是否還有潛在需求？我覺得是有的……像西部地區還很落後，它們能夠發展起來的話，就將會是一塊非常大的新市場。同時，隨著扶貧目標的達成，人民收入的逐步提高，14億人提升生活品質的需求也是巨大的。
而且，通過這些年的基本建設投入，以及對西部地區的開發，也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比如，我最近去的貴州，它的地理特點很有意思，是高海拔山區……在以前的交通條件下，它每一個山頭或者說每一個小地區，只有少量東西需要到外面去交換，屬於自給自足的經濟區，基本上不會成為產業鏈的一個連結節點。
那麼，現在通過這些年的轉移支付，基本上縣縣通高速公路，甚至做到村村通水泥路……交通起來以後意味著——原來獨立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有了和外界進行大量快速交換的可能。再加上網際網路、物聯網和5G的普及和運用，一方面是它的產品可與外面交換，另一方面，可以加入到外面的產業鏈中。
如果我們能把這些都建立起來，一個是交通，一個是網絡，內循環起來以後會增加很大一塊市場，同時也會拉動消費，這對帶動國家經濟增長的非常大的動力。
經濟觀察網：我們提出「以國內循環為主」，那如何看待它與國際循環的關係？
劉曉春：總書記強調「要逐步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培育新形勢下我國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
我認為，首先「雙循環」並不排斥國際循環。其二，作為中國這樣的大經濟體，哪怕30%甚至20%依賴於進出口，參與國際貿易，其在全球國際貿易中的佔比都很大，沒有必要為此擔心。如果說內循環，就不需要外循環了，這是不可能的。
實際上，如果內循環好，產業鏈強大的話，在國際大循環中，競爭力會更強大；在國際循環當中就會處於更有利的地位。所以要動態去看，而非靜態分析。
經濟觀察網：事實上，我們注意到上個月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發布的徑山報告闡述了「十四五」時期我國超大規模市場新優勢，並為此提出了7個方面的建議，它是否有一個秩序或者「抓手」去撬動經濟潛能，包括說是一個組合拳的方式？
劉曉春：這七大建議，諸如：加大人力資本投入，提高技能人才佔比，加快培育適合中國國情的養老體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壯大國內消費市場；構建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長效機制；提升金融體系與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適應性和協調性；推進房地產金融改革，促進房地產業長期健康發展；以更高水平金融開放應對日益複雜嚴峻的國際環境，推動形成互利共贏局面；保持金融穩定，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風險底線等等。
我覺得很難機械的去評估先後秩序……因為它們是涉及整個「十四五」短中長期甚至更長期的政策建議。當然，始終要有目標「抓手」。就此來看有兩點：一是從國家層面來講，一些戰略技術，戰略的行業，產業政策要到位；比如「糧食」要抓在自己手上，不能簡單的說「國際分工」就行了。先要好好活著。另外是關鍵技術。不能因為別人怕你，就不掌握關鍵技術——呆在產業低端領域。所以對一些關鍵技術，關鍵產業，戰略上，國家層面要有精準的政策。
第二，要更加開放市場，讓市場，讓企業家能夠在市場中及時地尋找機會。
與此同時，我覺得，一方面我們要檢討，在整個外交和西方接觸當中，我們哪些方面還需要改進……但是也要客觀去看，本質上，國家之間存在競爭，歷史上就這樣。這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的。
同時，我們也要客觀理性看待新冠疫情爆發後，一些國家「去全球化」的言論和政策，以及一些國際公司重新考慮產業鏈布局。作為國家和公司，進行這樣的戰略調整，是正常的，沒必要把這些都當作是針對中國的戰略舉措，過度解讀。即使美國一些政客提出與中國「脫鉤」，有打壓中國發展的企圖，也有其國內經濟矛盾的現實原因。歐巴馬時代提出再工業化的原因，正如前面講到的是美國產業結構不合理。雖然從資本的角度講，它的產業結構最好，處在食物鏈最頂端。但這個經濟體作為國家來講，它的人口結構決定了不可能所有每個人都生活在頂端，因此，要讓不同層次的人有相應的就業機會。那麼，就要產業結構豐富，所以它的再工業化戰略，更主要的是由它國內矛盾決定的。
不妨從國家本身內部矛盾去考慮，去理解對方為什麼要那樣想，它可能不僅僅針對中國。
的確，經濟發展能否提供適合人口知識和能力結構的就業機會？這問題值得研究。要關注人口結構和收入結構的變化。技術進步會創造更多簡單的勞動崗位，但會帶來兩個問題：產業空心化對就業結構帶來的變化；以及充分就業的情況下，收入增長卻基本停滯的矛盾。
經濟觀察網：你剛剛講，國家的戰略物資要自給自足，回到這個層面上，我們就此能夠做到嗎？還是說我們其實還有短板？
劉曉春：目前，在許多高新技術、核心技術上，我們還有很大的差距，這也是客觀存在的。所以，也是前面講的一些戰略技術與產業，國家要從戰略層面去解決，去布局……去突破；而且，可能後面的競爭會越來越激烈，但是，好在通過40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在資本儲備、人才儲備、技術儲備等方方面面，都已經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再者，歷時70年我們建立了一個全球最完整的工業體系，這點值得自豪。但也要想明白，我們不可能生產世界上所有的東西，也沒有必要。同時，也不要因為稍微失掉一點市場，就好像多麼痛苦，似乎誰又佔了我們的便宜……其實，一切主要看市場、看競爭，看我們的企業、技術、營銷能力等是否有市場競爭力，這才是最重要的。市場和競爭是動態的。
第三，確實要動態去看待所謂的去全球化。不少人習慣算死帳：說這個沒了，我們GDP會減掉多少……其實，它不是靜止的，而是一個互動的過程。
正如，進一步而言，美國想要再工業化，我相信它也要20､30年；從歐巴馬提出再工業化到現在10多年了，效果甚微。就是說，即使有國家戰略，利用更多的國家資源進行所謂的去全球化，再工業化本身也需要30年、40年的過程，才能夠達到——它所有戰略物資都自己生產的水平。
至於別人講的想要全部脫鉤——真要全部脫鉤的話，我覺得沒有50年做不到。它如果真那麼幹了，反倒應該高興。因為現在世界經濟低迷，原因在於需求低迷，其中很大的根源是投資。如果說，各發達國家目前都要再工業化，大家都想要突破，那就必須投資……投資工廠、廠房、設備、公路、鐵路等等，都投資起來，不是整個世界的需求都增加了嗎？
而國際需求的增加，對我們反而是好事，這是其一。其二，它要達到去全球化——達到再工業化、達到戰略物資自我生產的目的，在建設過程中，那它可能就要進口很多原材料、零部件、設備等等；這樣，我們又可以出口了。
所以，我有一句話：就是說去全球化，實際上要通過全球化來實現。
要想明白這個世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我覺得，沒有一個國家想要真的去全球化；因為，今天想要靠自力更生幾乎不可能。而在這個過程中，如果我們把市場放開，讓企業去尋找機會，機會就更多了。
所以，就讓它「去全球化」吧。我甚至說，可以我們幫助它們「去全球化」。最後，「去全球化」後一定是全球化的新局面……就這樣，要客觀、理性去看去思辨去決策；不要怕也不要傲，讓我們努力在失序的宏觀世界尋找動態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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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歸根結底，一個國家的核心競爭力是什麼？咱們面臨的緊迫問題是什麼？
劉曉春：我覺得，要在前兩年的治理基礎上，消除金融領域的資產泡沫，雖然當初也有些風險，但至少打了點基礎。若不然，2015年的情況如果放在去年，那就麻煩了。
因此，我始終呼籲——不要因為這次疫情，就重走「放水的老路」。大放水，資產價格就上來了。當然，我感覺央行目前也在動態平衡，貨幣政策還是有定力的，不像以前那樣寬鬆，包括一直在控制房地產。因為如果搞一堆泡沫，我們不像美國那樣可以往外「甩泡沫」……
所以，在此基礎上，我覺得「法治建設」的加強很關鍵！加強法制有兩個方面：「立法」，這些年立法的確在加速；但更重要的是「執法」，要提高執法水平，執法不應隨著經濟形勢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應該隨著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執法不應該成為宏觀調控的配套工具。
立法來看，根據經濟、政治形勢的變化，調整法律或修訂法律，一旦修訂以後，執法就應落實下去。不能說這段時間經濟下行了，就豁免；有些案子就不執法不起訴、不受理了——那樣不行！民營企業也一樣，不能說因為要保護民營企業，所以凡是涉及民營企業的訴訟能不受理就不受理；那不對啊，還是要依法辦事。
總之，立法很重要，執法更重要。
經濟觀察網：執法立法的邏輯是放在哪個框架下，它屬於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嗎？還是說它是一個需要改進的方向？有人說，中國的改革有三個約束條件，如「權力結構、意識形態、知識」約束等；那麼，在當下日趨深入推進的改革過程中，政府與市場都應該注意什麼？
劉曉春：其實是一樣的，法治建設是我們面臨的緊迫問題！經濟活動也如此。我們不能把「法制建設」當作是一項與其他工作無關的專業工作。在現實生活當中，我一直認為規則以及規則的執行也是市場的一部分。如果市場沒有規則，沒有人來監督規則的執行，這個市場就是無序的，那麼它不可能走向經濟學理想的均衡。
政府不是管得越多越好，也不是管得越少越好，而是說政府要洽當的管，即建立規則，執行規則。執行規則是要讓參與者能夠有穩定的預期——那麼他才會按規則去做事；企業家才會去市場發現他賺錢的機會。
我們現在為什麼會有問題？徑山報告也講到——為什麼民營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是一個市場行為，原因在於「市場對你不信任」；說白了就是這句話。所以，我們提出「民營企業要贏得市場的信任，而不是博取輿論的同情」。
所以，就此而言，我覺得法制，尤其「依法執法」是當務之急。依據法律規定嚴格的執法，才能逐漸塑造出一個有規則的社會。比如「利率市場化」，制度建好了，大家都按規則行事，讓市場說話就OK了。
此外，我覺得作為政府部門，應有法律規定下的職責，明確定位，各司其職。比如說證監會就管證券市場的合規秩序，而不是股市的漲跌。
總之，讓市場去選擇。如信貸方面，也就是說由銀行依據市場的競爭條件去選擇客戶，哪個客戶可扶持哪個不行……而不是政府拿條子讓銀行必須貸款；否則會扭曲市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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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觀察網：數位化轉型方面，我們現在還可以怎樣去推動它？由央行數字貨幣演繹的人民幣國際化呢？
劉曉春：我認為，中國現在的數位化轉型比較超前。通過這次疫情，也可以花點心思，冷靜看待前期的數位化：哪些方向走對了，還存在什麼問題？包括哪些領域的數位化可以更好的發揮作用。
理性「復盤」，不神話數位化。比如網上購物，仍需大量的物流和快遞小哥，不忽視他們的作用……因為不能完全靠數位化去解決所有的問題。線上教育，可能中小學的常規教育不能線上化，最多只能是輔助手段。線上醫療可能也是如此。
央行的數字貨幣，不是說誰先發行了 DCEP，誰就能主導世界數字貨幣新體系，這不可能。央行數字貨幣，只是法定貨幣的一個表現形態，就是數位化的現金。今後現金科目下有三個子目：紙幣、硬幣、數字貨幣……無需過分去解讀數字貨幣，不必去刻意關聯人民幣國際化等一系列的內容。目前情況下，對消費者來說，DCEP無非是在今後的流通中，能否提高安全性、方便性、隱蔽性，以及降低成本等，如果能夠達到這些目的，當然是好的。
經濟觀察網：上個月，建行內測上線數字人民幣錢包；包括近日央行副行長範一飛發表署名文章「關於數字人民幣M0定位的政策含義分析」；對此，你如何看，今年會推出DCEP嗎？
劉曉春：穿透本質去看，紙幣或者說物理貨幣有其局限性，比如體積和重量，還有物理空間的流動方面都有局限性。但局限下面，它是無限的。例如，消費者無論何種情況下，都可以支付，且不留「痕跡」。而數字貨幣，包括第三方支付均必須建立在系統技術條件上，才能夠進行操作和應用，從這個角度說，局限性反而更大。
數字貨幣來看，先要有數字錢包才能使用有數字貨幣。我要付給你DCEP，不僅我有數字錢包，你也必須有數字錢包；否則就無法完成支付，這就是局限性。換言之，如果讓所有人都接受數字貨幣其實也很難。
我的理解是：誰技術過硬，就用誰的通道。但我覺得，央行還在技術的選擇過程當中，現在，央行數字貨幣已經「生產」出來，但數字貨幣可以走的通道還沒出來，目前正在測試。建行試了不等於用建行的，工行試了也不等於用工行的。要看最後賽馬賽下來，哪一個或哪幾個技術可以採納。所以，現在還不好確定具體的時間表。
另外，正如範行長的署名文章，DCEP目前只是替代現金而已，不會影響貨幣政策。數字貨幣本身也與推進人民幣國際化沒有什麼關係。人民幣國際化了，數字貨幣自然就是國際化的，人民幣沒有國際化，數字貨幣自然不可能是國際化的。
經濟觀察網：一段時間內，似乎數字貨幣成了頭等大事，但也有人擔心隱私問題，覺得一旦使用DCEP，個人財務方面可能會受到一些控制。就此，你怎麼看？
劉曉春：這也許是誤讀。如果穿透去看，第三方支付可能更「危險」，因為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都是實名制。
而數字貨幣的支付路徑是：它路過一個地方才會留下痕跡。比如一張100塊錢人民幣，從人民銀行總行到上海分行時留下了痕跡；然後工行上海分行到人民銀行去領出數字貨幣時又留下了痕跡；再接下來，工行某個支行發給某個客戶，在支行留下痕跡，到了客戶，客戶就又留下了痕跡；而客戶去理髮，理髮店收錢時會留下痕跡……這樣，只有一張一張去查，才能查到最終的目標。
數字貨幣留下的是每一張貨幣上的痕跡，並不是你帳戶或錢包上留下的收付信息。
經濟觀察網：最後，你對長期低利率環境下的資產配置有何建議嗎？
劉曉春：這塊我沒有研究。感覺每個人應根據自己的需求與風險偏好去配置資產，可能沒有統一的或普遍適用的資產配置方式。
有人靠金融交易賺錢，其配置可能跟普通老百姓就不一樣；有做高頻量化交易的，也有做期貨期權波段的；還有做傳統的價值投資。所處的角色不同，其選擇也不同。關鍵在於，怎樣把握賺錢的機會，前提是要有專業投資知識與經驗；否則，就讓專業機構去做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