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個角度看明朝城牆倒塌:全球變暖,西安氣候或回歸隋唐時代?

8月8日，西安市發生了一起離奇的事情——明代秦王府城牆部分牆體發生坍塌，視頻在網上廣泛流傳，包磚外牆在大白天整片倒下，給視頻觀看者以極深刻的印象。

據了解，這段包磚外牆是當代新建的，用於保護內部原有的明代夯土城牆，倒塌的原因是由於近期連續大雨。為此，一些媒體和網友對城牆保護工程的施工質量提出了質疑，最大的問題就是——「為何新修磚牆先於古代土城牆損壞」？

倒塌原因：明代夯土城牆吸收了過多的雨水

筆者並不是工程專家，不善於解讀工程質量問題。但是，有關方面和專家做出的解釋卻非常合理——西安近期連續大雨導致雨水下滲，將牆內黃土泡軟後產生側壓力將牆擠向外側引發相關牆體坍塌。

明代的這些城牆，一般採用夯土包磚的建築形式。外層原有的磚頭在幾百年裡散失殆盡，為保護僅存的夯土內層，文物保護部門特意重新加上了外層包磚。

夯土，即將泥土壓實緊密作為建築材料，又稱幹打壘，是中國特有的古老建築方式，在五六千年前就誕生了。例如在湖南的七星墩，就發現了五千年前的夯土城牆。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和龍山文化，也大量使用了夯土工藝。使用夯土建築大型工程，需要大量勞動力從事高強度體力勞動，少則數千人，多則數萬人以上。所以，上古時代的大型夯土建築，也是我國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有力證據。

到了夏、商、周、秦、漢時代以後，中國古代各種宮殿、城牆、住宅、墓葬都大量使用夯土，包括萬裡長城、秦始皇陵、唐大明宮、元大都城牆、明清紫禁城都缺不了夯土。西安的明代秦王府以夯土為外牆主體，可說是古代建築業的傳統。

七星墩夯土牆址

但是，同樣使用夯土，在不同地區和不同時代卻有很大區別。南方潮溼，北方乾燥，因此在保障夯土結構強度的方法上有不同做法。

西安的明朝秦王府外牆包磚倒塌，恰恰證明了這段夯土城牆是根據六百年前北方乾燥氣候來建造的。在這種前提下，明朝城牆的黃土內層很難適應連日暴雨產生的浸水量。否則，這些城牆的傾斜度、包磚方法和排水措施，本可以參考南方的夯土城牆進行建築施工。

但是，不管是明代還是現代，建築和修繕城牆的人可能都沒想到，西安在短時間裡會出現了接近南方的降水量！有報導稱，西安近日曾出現了24小時降水量超過50毫米（數據來源：西安氣象臺8月12日警報）。相比之下，1971-2000年的8月份平均月降水量才只有70.8毫米。（數據來源：中國天氣網）

華夏氣候變遷：乾旱的明清，溼潤的隋唐和商周

熟悉歷史氣候學的人應該知道，中國近萬年來發生過多次冷暖交替的氣候變化。竺可楨院士為此做出過大量研究，並因此成為了我國古氣候學的奠基人。

總體來說，我國在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晚期到三千年前的殷商時期，曾處於一個非常溫暖的階段，年平均溫度比現在高2℃左右。此後，我國的年平均溫度多次發生2-3℃的擺動。在商末周初、三國、南宋、明末清初等時期，均出現過寒冷階段，漢朝、唐朝和北宋則處於比較溫暖的階段。在歷史領域經常談論的「明末小冰河期」，就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雖然「明末小冰河期」只發生在明末清初，但實際上的整個明朝和清朝都處於一個較長的「寒冷期」內，比隋唐時期要冷一些，更比不上殷商時期。在這種「寒冷期」內，溫度較低只是一個方面，北方降水量要比隋唐時期少得多，所以明清時代的中國北方普遍乾燥少雨。

舉例來說，由於氣候乾燥變冷，中國北方的農業經濟在明清時期開始逐漸落後於南方，而且植被大量減少，沙漠化也越來越嚴重。著名的毛烏素沙漠在明代不斷擴張，沙漠邊緣已經衝到了長城外側，沙丘幾乎與城牆等高。明朝政府被迫每年要花費大量人力財力來清除這些沙丘，確保長城防禦體系的安全。

另外，關中平原的歷史變遷也體現了氣候因素的作用。從西周到秦漢時期，關中平原由於溫暖潮溼，一直是中國的農業經濟中心，曾承載了大量人口。陝西的很多山區，當時還都是原始森林，生活著大量野生動物。據《逸周書》記載，周武王在滅商後的一次狩獵活動中，捕獲到「虎二十有二，貓二，糜五千二百三十五，犀十有二，氂七百二十有一，熊百五十有一，羆百一十有八，豕三百五十有二，貉十有八，麈十有六，麝五十，糜三十，鹿三千五百有八」。這些野生動物種類和數量之多，足以反映當時氣候的溫暖溼潤。

但是唐朝以後，關中平原由於環境惡化，農業經濟一蹶不振。元朝和明朝都一度試圖重點開發陝西，但由於降水量的減少，再加上黃土高原水土流失嚴重，關中地區一直都沒能恢復往日的盛況。

不過，近年來伴隨著植樹造林運動，陝西不少乾旱地區出現了降雨增加的現象。比如毛烏素沙漠邊緣的陝北榆林市，在大家的印象中一直是嚴重乾旱的，但在2016、2017這兩年的降雨量竟然達到了700毫米上下，甚至超過了西安市！

全球變暖，導致降水量線逐漸北移？

根據統計，2016年、2017年榆林市年降水量分別為725毫米和694毫米，同期的西安市則為456毫米和649毫米。雖然2018年、2019年榆林市年降水量明顯下降，但是榆林市近10年來的平均年降水量大大高於往年，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此外，陝西省其他地區的年平均降水量也都有整體上升的趨勢。

在今年的世界氣象日裡，全球變暖成為重要話題。世界氣象組織發布《2019年全球氣候狀況聲明》顯示，2019年全球平均溫度比工業化前水平高出1.1攝氏度，2015年至2019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5年，2010年至2019年則是有記錄以來最熱的10年。

中國工程院院士丁一匯曾專門指出，氣候變化正改變著全球和中國的水資源。他還表示，西北乾旱區正在變溼變暖，局部呈現暖溼化趨勢，雖然這些地區仍屬於乾旱和半乾旱的氣候帶，但是降水量在增加。

我們從大歷史角度也可以看出，地球氣溫升高往往意味著降水總量的增加。由於南北極和高山冰川的融化，大量水分加入到大氣水循環中，不僅可能促使海平面上升，也增加了陸地的降雨量。在一萬多年裡，由於降雨量的變化和海平面的升降，中國乃至全世界的人類發展史也都曾受到過很大影響。

例如，近萬年前的山東半島曾經被大海包圍，該地區實際上是「山東群島」。隨著氣溫變冷，地球大量水分重新凍結為冰川，海平面下降再加上黃河的泥沙淤積，最終在「山東群島」和太行山脈之間形成了華北衝積平原，進而成為中國北方的文明發源地。

同樣，在四千多年前由於氣溫上升，大量海水入侵內陸，內陸也出現嚴重的暴雨和洪災，在世界各地都出現了「大洪水傳說」。中國的良渚文明和不少上古文化就是在這場災難中退出了歷史舞臺，而「大禹治水」卻成就了華北地區的文明崛起。

在商朝滅亡後，中國的氣候總體上是逐步變冷變乾燥的，雖然在春秋、秦漢、隋唐、北宋分別出現過溫暖溼潤期，但也出現過西周末年、東漢末年、唐朝末年、南宋時期以及明末清初的「小冰河時代」。

隨著氣候的冷暖變化，中國內陸的降水量線也發生著移動變化。我們可以拿野生大象為例，古代的河南曾經被認為生活有大量野象，其實在殷商時期，連黃河北岸也有大象分布。但是到了西周時期，由於氣候變冷，中國大象的活動區域全面退縮到了長江一線。但是在漢朝、唐朝甚至宋朝，都一度出現過「大象現身河南」的例子，這也是降雨量線一度在這幾個時期向北回歸的跡象。到了明清時期，氣候進一步變冷乾燥，降雨量線也向南轉移，大象也最終退到了珠江流域。到了現代，野生大象僅在雲南還有殘存。

那麼，很多人可能會冒出一個想法：隨著氣候變暖，降雨量線再次向北轉移，中國的氣候環境可能會恢復到隋唐時期，甚至是商周時期。如果西安和關中平原的氣候，都恢復到古代的溫暖盛世，這應該是大好事吧？

氣候回歸隋唐時期甚至商周時期，一定是好事嗎？

客觀來說，中國的氣溫和降水量出現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確實可能回復到古時候某階段的氣候狀態。但即使恢復到隋唐甚至商周時的氣候，對人類社會卻未必都是好現象。

最關鍵的理由就是，人類社會對氣候的適應是一個動態平衡。氣候驟然變化，必然衝擊某個歷史時期已經穩定的動態平衡，並且帶來各種災難。

降水量顯著增加，也許對西北乾旱地區是好事，但對於南方多雨地區來說，就意味著洪澇災害更加嚴重。另外，氣候波動也可能加劇水循環分配的不平衡，讓乾旱的地方更旱，讓多雨的地方更澇。

另外，就算等溫線、降雨量線能夠較平穩的轉移，各地的自然環境變化也可能影響人們的生活。比如秦漢時期的中國南方，長期是熱帶、亞熱帶疾病多發的區域，一度被中原移民視為畏途。隋唐時代以後，隨著氣候變冷，南方地區反而變得越來越宜居，最終導致了中國經濟重心的南移。如果未來將這個氣候變化過程倒過來，那麼很多影響都是無法預知的。

不過，現代中國已進入了工業化時代，而且世界更熱的赤道地區也都已經人煙稠密。所以，我們也不必過於杞人憂天。

西安的秦王府城牆外皮倒塌，可以說是地球氣候變化給我們發出的一個信號。這個信號所代表的未來氣候預期，我們不能單純地看成「大好事」，也不必過分地擔憂。

不管溫度變化，還是降水量變化，對我們來說更多的應該是挑戰，同時也有機遇。未來不管發生好事還是發生災害，只有做好充足的準備，才能在未來做出更好的應對。

我們還是拿植樹造林為例：如果沒有幾十年的綠化工作，那麼當黃土高原突然出現大量降雨時，那麼出現的將是更多的水土流失，導致大量泥沙淤積黃河，從而促成更大的洪災。反過來，正因為綠化工作的存在，我們才能將降水量轉化為青山綠水的生命力，並且減少洪災的程度。

所以說，萬裡挑一的難得機遇，總是留給有準備的人。（作者：陶慕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