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程亞文（《讀書》2018年12期新刊）
一、凱恩斯的憤怒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一九一九年，經濟學家約翰·梅納德·凱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和首相勞合·喬治的顧問的身份，一同參加了巴黎和會，幾乎目睹了和會的整個過程。然而，這場用時漫長、聲稱要為世界奠基永久和平的大會，給凱恩斯的感覺卻是極其糟糕的。他曾試圖減少協約國對德國的巨額賠款要求，但是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八日，《凡爾賽和約》在巴黎籤署，協約國強加給德國以苛刻的賠償條件。凱恩斯對此深感震驚和沮喪，他認為這並不能解決橫亙在歐洲各國面前的主要問題，相反會導致新的不幸。自巴黎返回英國後，凱恩斯僅僅用了兩個月時間，憤而著書《和約的經濟後果》，對《凡爾賽和約》將給德國和世界帶來的負面影響進行了預言性的分析，並提出了一些補救辦法，如修改《凡爾賽和約》的有關條款、解決各國之間的債務、進行國際貸款、改善與俄國的關係等。
書中指出，在一個日新月異、充滿不確定性且時刻面臨貨幣動蕩以及馬爾薩斯的人口過剩的世界，維多利亞時代的道德、經濟、政治觀念和預設已經過時。凱恩斯說，《凡爾賽和約》「是一個殘忍的勝利者在文明史上所幹出的最兇暴的行為之一」，如果付諸實施，就會進一步破壞歐洲已被戰爭弄得搖搖欲墜的經濟結構。對當時戰勝國領導人英國首相勞合·喬治、法國總理喬治·克雷蒙梭、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等在和會上的表現，書中描述得細緻入微、栩栩如生，語言也盡顯尖銳刻薄，他對和談的失望之情，躍然紙上。
《和約的經濟後果》在巴黎和會上，凱恩斯就已經清楚地意識到戰後事務應該避免冤冤相報，對二十世紀初始的歐洲來說，重要的是面對新時代的新問題，開闢出新的走向。可惜的是，《凡爾賽和約》仍是按照歐洲的傳統經驗在處理問題。
凱恩斯敏銳地注意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歐洲，已是一個新的歐洲。一八七〇年前，歐洲可以自給自足，人口壓力也沒那麼大，然而，「一八七〇年以後，形勢發生了大規模的、空前的變化。」首先，德國、奧匈帝國、俄國的人口都在迅速增長，「馬爾薩斯」幽靈重新在歐洲遊蕩，歐洲的食品供應不穩定，且完全依靠新世界；其次，以德國的工業生產為中心，歐洲已經成為一個經濟體系，但這個經濟體系的組織卻是「複雜的、虛假的」，充滿著不確定性；再次，歐洲的財富積累以社會不平等為基礎，勞動者階級和資本家階級有著不同的社會心理。這些因素的變化，對人類生活的影響往往是根本性的，但卻不太容易被清楚感知和受到重視，相反，人們常常會把形勢的變壞，歸於當政者的無能或者冒進。「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常常是由像人口增長或者其他根本性經濟因素的長期變動所引起的，但是由於這些變動具有漸進性，所以容易被同時代的人所忽視，而被歸罪於統治者的愚蠢或者無神論者的狂熱。」
全景場景圖《1854-1855年塞瓦斯託波爾戰役》（局部），俄羅斯畫家富蘭茲·魯博繪製，於1905年展出，重點呈現了19世紀克裡米亞戰爭場面（來源：tracesofwar.com）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歐洲，也是一個經歷舊的國際秩序逐漸瓦解的歐洲。一八一五年建立起來的維也納體系即歐洲大國協調機制，曾經在較長時間內，良好保障了歐洲內部的和平，然而，一八五四年的克裡米亞戰爭，已將維也納體系的缺陷暴露無遺，那就是它只是一個政治協調機制，而不能協調歐洲大國間的經濟紛爭，尤其是在海外的經濟紛爭。恰如佩裡·安德森所說，維也納體系具有雙重特徵，「在核心區域維護和平，而在殖民地等邊緣地區實行暴力，」它對處理歐洲之外的紛爭，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這在十九世紀中期以前尚無大礙，原因是當時歐洲能稱得上是工業化國家的，只有英法兩國，能夠參與歐洲之外的殖民地爭奪的國家是很少的。然而，進入十九世紀下半葉後，隨著德國和美國作為新的工業化國家分別在歐洲內部和美洲的強勁興起，當時的世界已是一個全球化的世界，迫切需要對全球性的貿易、金融等做出規範，而這是維也納體系的歐洲協調機制所不能提供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也宣告維也納體系的完全崩潰，它所反映的問題，乃是一個舊的機制已經無法應付新的現實。
《凡爾賽和約》並沒有消除導致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誘因，相反，它做出了讓戰敗國進行戰爭賠償的政治決定，凱恩斯對此義憤填膺。他認為，當時參加談判的戰勝國領導人沒有弄明白那個時代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是從過去而不是現在和未來思考問題，也沒有想到歐洲已需要新的秩序。凱恩斯悲傷地看到，和會主導者的關注點仍是傳統的政治、領土、主權、邊界等問題，而歐洲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其實是財政、經濟、食物、煤炭和交通問題，但這些卻沒有擺上政治家的談判桌。
英文版《凡爾賽和約》原件封面（來源：althistory.wikia.com）如何避免戰爭，為歐洲贏得未來？凱恩斯設計了一種巴黎和會的主導者所沒有想過的解決方案：建立自由貿易聯盟、提供國際貸款和改革國際幣制。《凡爾賽和約》在制定基於削弱德國的政策、建構迦太基式的和平時，他們沒有想過在一個工業化迅猛發展、貿易依賴關係極為繁雜的時代，「整個世界是一個市場，」對戰敗國經濟的全面打壓，所摧毀的不僅僅是戰敗國，而且是相互聯結的國際經濟體系，從而也會殃及自身。當年志得意滿的戰勝國政治家們，並沒有意願去聽凱恩斯的聲音，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逐漸建構起一體化的經濟聯盟，全球也形成自由貿易體系，則十分清楚地證明了凱恩斯的遠見。凱恩斯當年所表現出的遠超同時代人的智慧，不僅僅是他更加清醒地認識到了時代之變，而且針對變化了的時代特徵，對解決時代性問題，突破了以往維也納體系的大國協調、英國傳統的離岸平衡、法國習慣的以鄰為壑的慣性思考方式，提出了新的思考框架。
二、「一戰」前夕：舊貌與新顏在時代特徵已經發生明顯變化時，觀念變革、知識範式更新至關重要。凱恩斯在一九二八年言有所衷地強調，「我們的觀念、習俗以及傾向無法跟上物質變化的步伐，」資本主義所面臨的諸多問題源自「非物質的精神機制的失敗」，「除了需要頭腦清楚一點，其他什麼也不需要。」
反思兩次世界大戰的發生及戰後歷程，從知識與實踐的關係角度說，需要重視起兩個問題：
第一，與一八一五年維也納體系形成時的時代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戰發生之際的世界已經是另一個世界。新在什麼地方？一是新興工業化國家群起。這時特別需要的，是要通過一定的機制設置，在世界範圍內規範工業化國家間的貿易關係。否則在工業化國家間，就會陷入零和博弈，彼此開展殘酷競爭。二是隨著工業化國家數量的增多，參與殖民爭奪的國家主體相應增多。在十九世紀以前，有能力參加海外殖民爭奪的全部是歐洲國家，而能夠在全球層面競逐殖民地的，又只有英國和法國。十九世紀中期以後，歐洲內部，德國興起，而在歐洲之外，美國、日本也展露崢嶸，在全球層面同樣出現了多個互相競爭的強國，這是之前所未見的。當這種「多極化」的力量格局形成時，原先的英國霸權體系和歐洲協調機制，已經無力管控諸強間的殖民利益分配。其三，是相互連接的多中心全球經濟體系形成。遲至十九世紀初，世界還是一個圍著歐洲少數國家為中心的經濟世界，進入十九世紀中後期，美洲有美國，亞洲有日本，先後步入工業化國家行列，這也使得以這些國家為中心，全球經濟更加緊密地聯為一個整體。
第二，在這樣一個新的世界圖景面前，迫切需要超越以往的經驗，開始新的知識創造。知識是呼應人類生活需要的產物，這也註定了知識具有受特定場景制約的局限性，在新的生活場景出現時，知識必然會出現短缺和過載。
進入19世紀後期，新興國家的出現打破原有世界體系，世界經濟、政治與文化等多方面愈加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需要世界層面共同應對（來源：trendsupdates.com）在列強紛紛全球擴張、全球真正在地理和經濟上聯為一體後，誘發列強間相互衝突的焦點，是國際市場和壁壘高立的貿易體系。對規範的全球市場與開放的貿易體系的普遍需求，與條塊分割的國際殖民體系之間的矛盾，是當時世界工業化國家間的主要矛盾。而從全球治理的角度看，則是因工業化而產生的不斷增加的世界複雜性，與落後於時代的「世界知識」和世界治理體系間的矛盾。
進入十九世紀晚期後，德國、美國、日本等作為「新興國家」崛起於國際舞臺，它們在尋求進一步發展時，都曾面對複雜的國內國際挑戰，這些新興國家所面對的共同難題，是本國的進一步發展與面臨的挑戰，已無法在本國內部化解，必須尋找更大的空間化解。從「二戰」結束後美國推動建構起新的國際體系，德國甚至包括美國等原先的「挑戰者」，不僅化解了其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際的挑戰，而且還開始為國際社會提供公共產品的經歷看，在一個國際體系中，應對「挑戰者」給國際體系的衝擊，關鍵是要給「挑戰者」提供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互解的空間。
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國逐漸發展成為關聯緊密的有機整體。但世界本身並不能解決當前面臨的一系列問題，原有關於國家關係如何處理的知識迫切需要升級（來源：ft.com）與此同時，十九世紀下半葉以來，由於當時新興國家的出現和工業化國家的經濟擴張，世界真正成為一個「全球世界」，也就真正產生了需要進行「世界治理」的問題。對世界秩序及背後提供支持的「世界知識」的需求，前所未有地產生了。十九世紀以前的世界是支離破碎的，沒有在經濟、政治上真正成為一個高度關聯的「世界」，在此之中產生的各種知識都是地方性知識，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處理世界的問題。而在十九世紀中，隨著工業化的迅速發展、國際貿易的大規模擴張、非西方世界的普遍被殖民化，世界首次從交通、物流、人員往來等意義上，聯為一個有機整體。與以往歐洲各個國家及國家間關系所面對的問題，主要是在各個國家或歐洲內部不同，當時在世界舞臺上爭來奪去的那些列強，無論是它們的內部問題還是與其他列強的爭端，很多已經發生在了自身國家和歐洲之外。對歐洲，以及後來的美國、日本之外的世界怎麼治理，已經密切關係到對西方內部關係的處理。當眾多當時的「新興國家」走上世界前臺時，原先由歐洲人為主所提供的用來處理「國際關係」的那些零碎觀念、理念或說知識，出現了嚴重超載，日益捉襟見肘了，急迫需要通過知識升級來對大變的世界重新做出解釋和規範。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以積極的領導者的角色活躍於世界舞臺，人類對國家間關係的認識，實現了由「地方知識」向「世界知識」的轉變。與以往世代只需要著眼地方事務開展知識生產不同，二十世紀中下葉以來，人類已經越來越習慣把「世界」作為一個思考單元，同時也把「世界」作為一個治理單元，在此單元下進行的知識生產，與過去歷史中只有地方性知識、沒有世界性知識的狀況，是截然不同的。
三、知識短缺的新時代時易勢移，一百年後的今天，當中國令人矚目地「復興」時，「修昔底德陷阱」近年間忽然成為一個熱門詞語。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學院院長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Graham Allison）二〇一二年八月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文章，標題是《修昔底德陷阱已凸顯於太平洋》，《金融時報》加的副標題是「中國與美國就是今天的雅典和斯巴達」。文中提出：目前美中所面臨的挑戰同當年雅典與斯巴達、英國與德國在「一戰」中面臨的情形類似。在二〇一七年出版的新書《註定開戰：美國和中國能否逃脫修昔底德陷阱？》（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中，艾利森又對這種觀念進行了詳細論證，並在最近兩年頻繁來華，與中國各界人士圍繞此話題展開對話交流。與「修昔底德陷阱」論的狂飆突起相對應，二〇一八年以來，美國對中國的態度急轉直下，處理兩國關係的一些做法顯著超出了人們的預計。特別是中美貿易戰的開啟和對 「中國製造二〇二五」的忌憚，很容易讓人想起當年法國對德國所採取的措施，即要「削弱德國的經濟體系」。
Graham Allison, Destined for War: Can America and China Escape Thucydides’s Trap?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7在中美貿易戰的背後，是近年來對西方文明體系和美國霸權體系不斷「唱衰」的國際輿論，而其現實表現是歐洲遭遇了債務、難民等多重危機，美國川普政府則聲稱本國受到了經濟全球化的侵害，並因此不分青紅皂白與眾多國家圍繞貿易問題大打出手，還不斷從自己所創建的國際組織中「退群」。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所形成的國際秩序，眼看已風雨飄搖。
如何理解當今世界所出現的種種混亂、問題和挑戰？凱恩斯在百年前的思考，再次提醒今天的人們：又到了要重新思考「世界」是什麼、如何來維護「世界」的時候了！西方種種亂象所呈現的制度危機，以及以川普為代表的相當多西方精英對既存國際體系的信心不足，這反映的不僅是現有國際制度和國際體系已不能很好呼應新的國際現實，而且是背後作為支撐的知識體系再次捉襟見肘。如同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人類曾經因為知識短缺而沒能設計新方案解決當時的問題，導致發生兩次慘烈的世界大戰那樣，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面對霸權逐漸崩潰、既往的國際秩序陷於瓦解的新場景，今天的世界所迫切需要的，同樣是知識範式更新。
川普當選美國總統後，逐步開啟反全球化的政治議程，提出從全球化受益者、少數族裔等群體那裡「奪回美國」，對當前世界體系產生巨大影響（來源：www.thenation.com）化解今天世界所面臨的主要問題和挑戰，首先要敢於直面三個現實：一是人類生活已處在新的時代場景。二十世紀前半葉的知識創新和制度變革，很大程度上是因應當時人類生活場景的產物，而這種場景，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未必存在。同樣，如今人類生活又已處在一種新的場景，而它在二十世紀也未必存在。二是出現了新的時代性問題。從直接表現上看，是霸權體系難以維繫，以往的國際秩序面臨崩潰；而其背後成因，是在工業化成為全球現象以及大量新技術出現後，既存國際經濟政治體系已經不能反映全球經濟和社會的發展變化。三是能夠良好處理新時代新問題的知識是短缺的。知識又不夠用了，不是指知識不多，而是能夠很好回應人類生活場景變化、有效解決新問題的知識是缺少的，「知識爆炸」並不能保證就能提供有用知識。知識是多還是少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要推進知識範式的更新，要在關鍵的概念上有突破，並圍繞新的關鍵性概念開展知識生產，進行制度創新。
從全球經濟、技術、社會的層面，以下一些重要圖景都是以往世代所沒有出現過的，包括：前所未有的人口規模，全球人口已由一九四五年的二十四億增長到二〇一六年的七十二億六千萬；世界各國普遍捲入工業化進程，工業化國家已不再局限於歐美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如今居住在城市，而在七十多年前，全球人口的絕大多數仍生活在農村，全球總體來說是農村和農業社會，農民是人口主體；全球各地成長起了龐大的中產階層，他們的經濟能力、政治意願，都對現實政治和社會生活產生著巨大影響；以網際網路、大數據、人工智慧為代表的全球通信、計算技術的革命，正將人類帶進一個前所未有的無中心和去人力時代。凡此種種，都使得二十一世紀的人類生活場景和「世界」面貌，已逐漸面目全非。
圖為1750年至今世界人口增長率的統計情況，同時以現有數據為基礎預測至2100年人口增長率的變動趨勢。19世紀之前，世界人口數量的年增長率始終低於1%，但從1920年起，增長率迅速提高，並在1962年達到最高值，人口總量持續增加（來源：ourworldindata.org）與一百多年前歐洲普遍工業化，同時美國和日本也成為工業化國家一樣，人類生活的上述明顯改變，已使我們今天再次生活在一個新的世界，並使處理以往世界的制度和知識出現嚴重過載。近些年來在世界各地所看到的各種混亂，與這個過程密切相關。當這個新的世界圖景徐徐打開時，對更好的全球治理的需求，更加急迫了，而它同樣與百年前一樣，有賴於在知識範式上實現新的突破。舊的知識範式已經沒有辦法從容應對新的世界問題，它並不是完全過時，而是不充分了，急需在關鍵性的概念上推陳出新。在推進知識範式更新的過程中，急迫需要深入辨析以下問題：今天所處的時代，相比之前的時代究竟發生了哪些顯著變化，重大的差別在哪裡？這個時代最為深刻影響全球和平與穩定的因素是什麼，全球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與之前時代相比是否已根本不同，又不同在何處？在新的時代，面對新的問題與挑戰，有待重構的是什麼樣的新的世界體系？
想在當下就提供對於解決世界問題的完整方案，是不太可能的，然而，總結兩次世界大戰之際知識範式轉換和世界體系重建的經驗，又可以提示大致的思考方向，為未來世界秩序的重建做出探索，其要在於：一是在揚棄以往的全球性框架時，所需要重建的解決問題的新框架仍舊是全球性而非地區性的，但在全球框架覆蓋了地區框架的霸權體系崩潰後，全球框架與地區框架的關係將發生變化。二是這個新的全球性框架，需要實現領導權力的調整和轉移。不同於二十世紀中下葉以來的霸權領導，二十一世紀的世界更可能的是多頭領導，多個大國或政治力量將同時在全球或地區發揮領導性作用。這也意味著需要新的大國協調機制，而聯合國安理會的權力架構只是反映過去。三是要有新的能動主體加入到知識提供者的行列，有這種能力的必然是尚在成長中的大國，它們不可迴避要在人類的知識生產中發揮其他國家難以承擔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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