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新京報
原標題：馬丁·普克納：疫情之下，人類是同一個物種
疫見世界觀
海外大咖訪談錄之七
新冠肺炎疫情對世界的影響遠未消停。如今，全球累計確診與死亡人數仍在繼續增加，200多個國家和地區受到疫情影響。而未來危機的徹底解除，也有賴於全球科學界、醫療界等各界人士的通力合作。
早在400年前，英國詩人約翰·多恩就寫下那著名的詩句：「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每個人都是大陸的一片/整體的一部分……任何人的死亡都是我的損失/因為我是人類的一員」。環球同此時刻，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能自立於這場災異之外。
疫情之下，人類該如何相互守望？新京報記者為此專訪了哈佛大學教授馬丁·普克納——其代表作《文字的力量》關注的，正是文字如何塑造人類、文明和世界歷史。
在今年1月底疫情之前，普克納原本打算來成都待一個月，但後來計劃擱淺了。對於眼前的疫情，他最擔心的是世界的撕裂和對立。在他看來，此時比以往任何一個歷史時刻都更需要人類的團結互助，他希望文學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彌合世界、增進理解與互信的作用。
美國疫情大暴發，部分源於虛妄的優越感
新京報：目前，美國仍是全世界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你認為疫情在美國嚴重失控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普克納：毫無疑問，美國在此次疫情中受到沉重打擊。不過，在掌握更多信息之前，我不想在國家之間進行太多比較。新冠病毒給所有社會都帶來壓力，它們揭示了各國存在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在美國，問題是中央政府過於弱勢，我指的是權力結構所導致的弱勢，而不僅僅是現任總統的原因。在我們的制度中，中央政府的弱勢幾乎是必然的，這反映在民眾對政府的高度不信任，許多人希望政府儘可能少地去幹預他們的生活。這種政治體制自有其優勢，但在這樣的危機中卻是可怕的。
新京報：此前，川普總統多次與紐約州州長科莫「打嘴仗」，聯邦政府與州政府不能協調一致，是否也耽誤了疫情的防控？你如何評價美國各級政府、醫療機構和NGO組織的防控與救治措施？
普克納：在這套制度體系之下，美國各州州長比許多其他國家的地方政府擁有更多的權力，它們能更獨立於中央政府，各州是各種防控實驗的獨立實驗室。在目前的情況下，這個系統承受了很大的壓力，不能很好地運行。
回想起來，聯邦政府和州政府當然應該早點採取行動，但之所以耽誤，其中一個原因恐怕是人類傾向於不去相信破壞性的新聞，另一個原因是我們有一種錯誤的文化優越感。義大利疫情暴發那會，他們就說，那是由於義大利人口老齡化，而且，義大利人喜歡在臉頰上互相「殘殺」，而我們這裡會有所不同。好了，現在我們為這種虛妄的優越感付出了代價。
應以疫情為契機，思考人類的共同命運
新京報：在此次疫情中，無論政府，還是民間社會，都存在大量針對特定種族或地域的歧視，以及相互指責和推諉，疫情引發了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的空前高漲，你如何看待這種情況？疫情期間的隔離和封鎖，使許多全球性的產業鏈被迫打斷，這是否會導致逆全球化？
普克納：是的，這對我來說是整個危機中最痛苦的一面，在壓力之下，人們傾向於責怪他人。我擔心這場危機會加深中美之間的隔閡，比如，此前，我的一個德國兄弟，在阿根廷的一個電影拍攝現場，就遭受了很多歧視。因為，當時德國的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很高，人們擔心會被他感染，布宜諾斯艾利斯公寓樓的人希望他能搬出去。在全世界範圍內，我們都可以看到很多類似的事情在發生。
不過，我認為新冠病毒可能會促使我們再次把人類視作一個單一的物種。我的意思是，無論是通過感染，還是通過免疫，它在生物學層面確實改變了我們。也許我們可以以此為契機，更認真地思考我們作為一個物種的共同命運。
新京報：疫情暴發後，你每天的生活是怎樣安排的？對周圍生活的變化有哪些感受？
普克納：我很幸運，住在一個帶院子的房子裡，只有我和妻子阿曼達，這裡比平時更安靜。我們經常做飯，我還開始烤麵包，但是這種近乎正常的感覺是有欺騙性的。
我們會通過上網和看電視，來了解外面的情況，這會影響我的感受。我現在會感到害怕，會為我愛的人、我的家人和朋友擔心，我也害怕失去我所熱愛的生活，包括旅行。我原本計劃去成都待一個月，但現在恐怕去不了了，甚至可能明年也去不了。對我來說，這一切就像過山車一樣，時而沮喪，時而又充滿希望。
我們需要一些時間，才能講述好這場危機故事
新京報：在瘟疫蔓延的時刻，許多文學作品被人們反覆談起，比如《瘟疫年紀事》《鼠疫》《十日談》《車諾比的悲鳴》等，你如何看待文學與災難之間的關係？那些關於災難的文學或紀實作品，對人們認識和應對災難有何幫助？
普克納：是的，文學在幫助我們處理災難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災難（其實這兩者經常難以劃清界限），都是如此。原因很簡單，我們是通過講故事來理解世界的。這無疑會再次發生。但我注意到，你提到的這些文本，都是在真正的災難發生很久之後才寫的。同樣，我認為我們也需要時間，才能講述好這場危機的故事，無論是通過集體的方式，還是個人的方式。
新京報：你的《文字的力量》談到許多經典文本對歷史的塑造作用，但並沒有選擇關於災難的文學作品，如果此書再版，是否會加上一部相關著作？
普克納：的確，我的書中沒有談到經典的災難小說。但有趣的是，當我在疫情之下重讀這本書時，不禁注意到我所談論的文本中隱藏著多少災難。我們可以從吉爾伽美什史詩開始看，這是洪水故事的起源，洪水也發生在《舊約》之中。所以可以說，在《文字的力量》開篇，就寫到所有災難小說的起源。在個人層面，在荷馬的《奧德賽》中，奧德修斯也是從一場災難走向另一場災難。
事實證明，可怕的事情發生在所有偉大的作品中，包括我為這本書選擇的那些文本。如果我現在來寫《文字的力量》，我可能仍然會選擇相同的文本進行解讀，但我會以不同的方式來討論它們，我會更加關注洪水、冰凍、瘟疫、戰爭，以及這些文本中的所有其他災難。
新京報：瘟疫具有某種神秘性和不可知性，它往往伴隨著謠言、恐慌和陰謀論，非理性的言論大有市場，你如何看待瘟疫期間的這種社會心理和言論？
普克納：是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觀點，恐懼滋生陰謀。但問題在往更深層次發展，我注意到我們所有人——包括我自己在內——是如何像專家一樣行事，去閱讀新聞報導、統計數據、關於最新藥物試驗的報告等。
這讓我想起一戰和二戰期間人們的所作所為，把地圖掛在起居室的牆上，移動大頭針來調整不斷變化的前線，收聽最新的新聞戰報，似乎要變成對戰爭發號施令的將軍。同樣，如今我們都在成為業餘的病毒學家，那可能不太理想，但似乎不可避免。
從視頻會議到在線教學，已瞥見後新冠病毒時代影子
新京報：威廉·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賈雷德·戴蒙德的《槍炮、病菌與鋼鐵》等作品，都在談論人類與瘟疫之間的關係，這是過去被人們忽視的領域，你如何看待瘟疫對人類歷史的塑造作用？你認為此次疫情會對世界格局和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哪些改變？
普克納：是的，我非常欣賞那些書。這場危機的深層根源是我們的農業、久坐的生活方式，使馴養的動物和人類接近。正如賈雷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樣，病毒就是這樣從動物跳到人類身上，這意味著我們正在經歷幾千年前的一個選擇的後果。
瘟疫總是帶來結構性的變化，在中世紀和現代早期，歐洲加強了對猶太人的控訴，猶太人被選為替罪羊。由於嚴重的勞動力短缺，瘟疫也帶來了新的節省勞動力的技術，改變了世界。從視頻會議到在線教學，我們已經瞥見後新冠病毒時代的影子，未來還會有更多變化發生。
新京報：人類面對全球性的疫情危機，所有人的生活節奏都被迫打亂，許多家庭陷入死亡和病痛的陰影之中。對於此次疫情的暴發和應對，你認為有哪些需要著重反思的問題？
普克納：從我個人來說，疫情讓我覺得死亡比以前想像的要近得多。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人，都是死於其他原因，例如，我父親在50多歲時死於一次航海事故。但疫情使死亡更接近了，這改變了我對生活的看法，我不太清楚後果會是什麼，但我覺得有些事情在發生，只是現在還不能意識到。事實上，你的問題讓我第一次意識到這點。
新京報：疫情的最終結束，必然要依靠全世界的精誠合作，但目前的國際合作遇到很多阻力，你認為各國政府、國際組織和民間社會能做些什麼？
普克納：顯然，它們需要加強合作，但這很困難。我不想把注意力放在別人應該做什麼事情上，而是去思考我能做什麼。我希望通過教授世界文學，以及與世界各地的人們進行對話，來為加強國際合作發揮一點點作用。
人是會講故事的動物，人類通過故事來理解世界。我關注故事是如何被建構的，並試著去想，我們需要以什麼樣的方式，來講述這場新冠病毒的故事。這是我對文學的理解，文學或許會把人們聯結在一起，引導人們看到其他的文明，儘管有時候力量微弱。所以，我們應該一起努力找尋書寫故事的方式，來講述此刻的巨大災難和人們的焦慮。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名片
馬丁·普克納
美國哈佛大學英語與比較文學、戲劇教授。在冷戰年代出生於德國紐倫堡。曾就讀於德國康斯坦茨大學、義大利博洛尼亞大學、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和歐文分校，在哈佛大學獲得比較文學博士學位。先後任教於哥倫比亞大學、哈佛大學。其研究與寫作主要集中於世界文學、戲劇與哲學領域。有《怯場》《反對劇場》等著作，其中，《文字的力量》於2019年被引進中文版。
新冠病毒給所有社會都帶來壓力，它們揭示了各國存在的社會結構性問題。
我認為新冠病毒可能會促使我們再次把人類視作一個單一的物種。
文學在幫助我們處理災難方面起著重要作用，無論是自然災害，還是人為災難，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