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第一個走進車諾比的中國記者
《環球》雜誌前駐基輔記者/桑華
1986年4月26日，一聲巨響震驚世界——前蘇聯加盟共和國烏克蘭北部的車諾比核電站發生大爆炸，成為人類和平利用核能史上最嚴重的災難。
當天，車諾比核電站4號反應堆在進行一項實驗時，因工作人員操作失誤突然爆炸引發大火，造成31人當場死亡，8噸多強輻射物質洩露。塵埃隨風飄散，除烏克蘭、白俄羅斯和俄羅斯成為汙染重災區外，歐洲大部分地區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汙染。有關數據顯示，這次核洩漏事故產生的放射性汙染相當於日本廣島原子彈爆炸的400倍。
聯合國2005年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稱，只有不到50人直接死於核電站爆炸起火，但因遭受長期輻射而衍生各種疾病，最終導致死亡的人數超過9000人。然而，一個全球性非政府組織公布的調查報告卻給出了更加令人觸目驚心的數字：27萬人因車諾比核洩漏事故罹患惡疾，其中9.3萬人死亡；34萬人被迫在事故後數年從重汙染地區疏散；全球共有20億人口受到該事故影響；專家認為消除車諾比事故後遺症至少需要800年……
事故發生後，爆炸損毀的4號反應堆被鋼筋水泥封死，稱為「石棺」。離核電站約5公裡的普裡皮亞季鎮的5萬居民全部被疏散，電站方圓30公裡以內被闢為隔離區，人們稱這一區域為「死亡區」。關於「死亡區」內的情況，有各種聳人聽聞的流傳：有因輻射導致基因突變的碩鼠橫行，有巨大變種的毒蘑，鳥類絕跡，寸草不生……
1998年，我到基輔分社工作，有機會作為第一名中國記者走進車諾比，經歷一次終生難忘的採訪。
我的「死亡區」之行，恰逢車諾比核事故12周年之際。因為這次世紀悲劇，核電安全被質疑，人類始於上世紀50年代的核電發展陷入低潮，人們談核色變。烏克蘭政府希望借媒體之力讓外界了解「死亡區」內的真相，並希望國際社會伸出援手，幫助經濟困難的烏克蘭修補「石棺」和維護電站，邀請記者到車諾比採訪。一些常駐烏克蘭的中國記者一再告誡我要慎重考慮，但當時新婚未育的我仍然義無反顧地報名參加了媒體採訪團，成為踏訪這個「死亡區」的第一名中國記者。
時隔多年，當時採訪的一些情景在記憶中已開始模糊。但每當翻出那些還是用膠捲相機拍攝的照片時，許多細節依然清晰回放：
採訪當日，天空籠罩著陰霾，汽車駛入「死亡區」後，滿目瘡痍的景象令人心碎，因人員被遷移疏散，土地荒蕪，房屋廢棄，斷壁殘垣隨處可見。當初爆炸的核電站4號反應堆被鋼筋水泥封死，遠遠望去，冰冷肅殺，稱之為「石棺」可謂名副其實。
雖然已被告知，此次採訪的路線都是安全的，但得知當初的爆炸中心、現在的「石棺」也是採訪的一站時，依然不免令人緊張。進入「石棺」前，我們被要求脫掉自己的衣服，「裡三層外三層」地換上薄厚各異的防護服，包起頭髮，再穿上白色防護短靴，戴上手套、口罩和安全帽。被「武裝到牙齒」後，我心中更生幾分恐懼。目睹被燒毀的4號機組中央控制室的慘狀，在隨處可見的黃底紅扇形的輻射警示標牌包圍中，壓抑的心情難以言表。
採訪過程中，我們每個人脖子上都掛著一支核輻射劑量檢測儀，U盤大小的小儀器並不起眼，但上面顯示的數字嚇了我一跳：我的顯示是0.02雷姆，而別人都是0.01雷姆。同行的烏克蘭記者不無安慰地開著玩笑：「你今晚回家不用點燈，自己就能發電了」……
在被稱為「死亡區」的車諾比，我卻感受到了生命頑強的氣息。核電站的3號機組還在正常運轉發電，輸送著烏克蘭全國所需5%的電量。6000多名電站工作人員每天搭乘班車從50公裡以外的斯拉武季奇市往返電站，比起看不見摸不到的輻射危險，飯碗對他們更為重要。採訪結束時已是黃昏，我發現，電站附近的幾棟居民樓裡透出暖暖的燈光，一些平房的小院內栽種著各種蔬菜，生機勃勃，那是當年被疏散的一些居民難捨故土，重又搬回來居住。我們沒有看到傳說中的碩鼠和巨蘑，而「隔離區」內大片的小草已現初綠，小鳥在採訪車旁嘰嘰喳喳飛過……
至今，我仍珍藏著一份烏克蘭《獨立報》，該報記者瓦列裡·德盧日賓斯基的一篇《車諾比「石棺」遊記》佔據了報紙的一整版，而版面的正中，就是我與瓦列裡在車諾比核電站3號機組控制中心的合影。當時，我沒想到他邀我合影是為了報紙版面的需要，也許因為我是採訪團中僅有的幾名外國記者中唯一的女性吧。
來源：2010年5月1日出版的《環球》雜誌 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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