車諾比核事故30周年·鳳凰網特別策劃

孫瑩

鳳凰網資深記者，2016年4月初赴俄羅斯、烏克蘭採訪車諾比核事故30周年，行跡從俄羅斯南部布良斯克地區，到烏克蘭基輔和車諾比。

位於烏克蘭的車諾比，輻射蔓延到斯科夫所在的俄羅斯小鎮。

「你認為當時政府是知道真相的嗎？」
「我想他們是知道的。他們只是不想告訴我們。」

「一周後政府才承認發生了核事故」

「我是鎮上核汙染的第一個證人。」57歲的斯科夫（Setsey Sizov）聲稱。

斯科夫住在俄羅斯南部布良斯克州的新濟布科夫鎮上，這裡離烏克蘭的車諾比180公裡——大概相當於廣州到大亞灣核電站的距離。

他還記得，1986年4月最後的那個周一，大概下午三點左右，一團黑雲籠罩在鎮子上空，隨後下了一場長達40分鐘的暴雨。

「雨是黃色的。」他肯定地說。  

斯科夫曾是一名軍人。1986年車諾比事故發生時，他已經退伍，當了中學老師，專門教「安全教育」（二戰後，前蘇聯一直對兒童進行「戰備教育」）。他有一臺舊儀器，可以測試核輻射量。這儀器本來是前蘇聯作為「戰備」用品的。

他記得那一天，他的破舊儀器突然響個不停。他疑惑地拿著儀器到處測試，儀器上的天文數字讓他震驚得說不出話。

「那時收音機裡只說，車諾比發生了爆炸。我去找政府，把我儀器上的讀數給他們看，他們說你的機器壞了，或者是你不會用。天上下了黃色的雨，但沒有人出來解釋。直到5月3日（車諾比事故發生在4月26日），政府才承認發生了核事故，並說這對我們會有影響。」 

「你認為當時政府是知道真相的嗎？」

「我想他們是知道的。他們只是不想告訴我們。」斯科夫說。

斯科夫和他的舊儀器。他聲稱用這臺儀器第一個發現該鎮受到核汙染。

斯科夫說，現在他吃東西非常小心，別說蘑菇、莓果，連魚都不吃。

他還在講述，卻突然被一個尖銳的女聲打斷：「原來你早就知道！你為什麼不說？」

大家轉頭望去，一位五十歲上下的女士不知什麼時候來到我們身旁。她激動地嚷著：「你知道！你有責任告訴大家！」

她滿眼淚花地說，自己叫安娜（Anna Shapovalova），「我想了很多很多辦法，無法證明我這一身的病都與車諾比有關，做那些檢測需要好多好多錢，我們需要藥！我兒子1990年出生，一生下來就一身的病，直到現在生活還無法自理。我給州長寫信，我給總統寫信，沒有人理我！」

她轉頭繼續朝他嚷嚷，已帶了哭音：「既然你知道有問題，為什麼不告訴大家？應該馬上禁止所有人出門！」

「我只是個教師，我也沒辦法！」他嚷回去。

「可是你應該說！你有責任！你知道！」

「我能怎麼辦？我說了也沒人信！況且我說了，政府會報復我的！」

他們爭吵起來。在場的記者們一片沉默。 

兒童在吸收了大量輻射的森林裡嬉戲

「核輻射是個很鬼的東西。它會尋找你身體的弱點，心、肝、脾、胃，你說不好哪裡會出毛病。處處都會出現問題。」探索頻道拍的紀錄片《車諾比之戰》中，一位受害者說。

核輻射對人體的影響，主要體現在概率中。受核輻射影響的地區，患癌率會比其他地區高出許多。但如果具體到個人，你將很難證明自己身體的問題與輻射有關——你可能需要花很多錢，做很多很多的檢查和測試，才能證明一個模糊的結論。

「雖然車諾比是在烏克蘭，但它對烏克蘭的環境影響，遠沒有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影響那麼巨大。因為當時的風是往東北吹的。」一位烏克蘭政府官員告訴鳳凰網。

布良斯克的大片森林還成為了「功臣」，吸收了大量車諾比爆炸釋放出的放射性核物質，這裡成為受車諾比傷害最嚴重的地區之一。

「30年過去了，但在這裡，我的蓋革計數器（專用於探測電離輻射的探測器）仍然嗶嗶作響。」綠色和平核專家艾利克斯（Alexey Kiselev）說。對這裡生活的數百萬人而言，看不見的核輻射，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他們在吸收了大量輻射的森林裡伐木，食用森林裡的蘑菇和莓果，兒童在森林裡嬉戲。當森林火災頻頻發生，煙塵帶著輻射粒子進入人們的呼吸道。

車諾比事故後，烏克蘭和白俄羅斯，都將銫137汙染濃度在555kBq/m2（濃度單位，每平方米含有1000貝克放射性核）以上的地區，人口全部撤離。但在俄羅斯，只有濃度達到1480kBq/m2（即前者的近三倍），才算撤離區。「如果按照烏克蘭和白俄羅斯的標準，布良斯克的許多地區應該被徹底疏散，人們根本不應該在這裡生活。」艾利克斯說。

比災難更可怕的，是假裝一切都不存在

更糟糕的是，因為經濟下行，俄羅斯政府還在裁減對布良斯克地區的各項財政支持。對核輻射的測量、對核汙染的清理、對受害者的補助，隨著村莊破產、州政府預算裁減，越來越少。

「地方政府的財政捉襟見肘，預算就像一條短短的毯子，遮得了這頭遮不了那頭——總有些地方得裸露著。」布良斯克州新濟布科夫鎮中心醫院的維克特（Victor Khanayev）醫生說。

「政府委派的那些專家來了，就隨便拿儀器測量一下，記錄下讀數就走了。但他們實際應該做的是：要走得更深、更遠，尋找那些輻射特別高的熱點，進行標識和清理；與本地人交談，他們會告訴你哪裡的汙染更為嚴重。可是，這些政府專家們都沒有做。」艾利克斯說。

在布良斯克地區，鳳凰網走訪了村莊、森林、醫院，訪問了村民、護林員、醫生和NGO工作者，他們生活在核汙染的陰影下，掙扎求存；而當地政府對這一切置若罔聞。

比災難更可怕的，是不透明制度下，對災難真相的掩蓋：假裝這一切都不存在。

下車之前，人們必須換上橡膠雨鞋。重新上車前，專家要用儀器掃描每個人的衣物、鞋底，然後每個人要屁股坐在車座上，腳在車外，換下雨鞋，拿黑色塑膠袋裝好，才能將雙腳縮回車內。

茨維亞斯克的公墓，仿佛放大了的嬰兒床——人生來與死去的地方如此相像。

車諾比事故30年後，核災難遠未結束。

在俄羅斯，仍有150萬人居住在14個被官方認定為受核輻射汙染的地區。

與烏克蘭、白俄羅斯交界的布良斯克地區，是受核汙染最嚴重的。來自車諾比的核汙染，威脅著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們吃的食物裡、在他們喝的牛奶和水中、在孩子玩耍的公園和林地。他們在被嚴重汙染的土壤中種植蔬菜，又用這些蔬菜餵養牛羊。

在核輻射地區，不能吃飯或喝水

「請準備一雙質量上乘的橡膠雨鞋。穿長袖衣服，戴帽子。請勿穿著任何暴露身體部分的衣物或鞋子。戴口罩和手套。請仔細閱讀輻射防護須知。」

出發走訪廢棄的村莊、森林和公墓前，防輻射專家對記者再三叮嚀：「車是我們的庇護所，嚴禁將任何輻射粒子帶入車內。」

下車之前，人們必須在車內換上橡膠雨鞋。走訪後，重新上車前，專家要用儀器掃描每個人的衣物、鞋底，然後每個人要屁股坐在車座上，腳在車外，換下雨鞋，拿黑色塑膠袋裝好，才能將雙腳縮回車內。

在外走訪時，不能吃任何食物，也不能喝水。每人攜帶兩個監測器，一個記錄實時輻射量，一個監測累計輻射量。

手套、口罩，進入輻射區需要準備的部分工具。

「今天有細雨，這是好事。因為潮溼天氣可以讓帶有輻射粒子的塵灰待在地上，不會到處亂飛。」專家說。

「在野地裡請不要碰觸任何草、樹或任何植物。要特別小心那些有刺的，它們會沾到衣服上，非常危險……做好準備，讓我們出發吧。」 

廢棄的村莊和公墓

「歡迎來到禁止踏足的領地。」綠色和平核汙染專家艾利克斯（Alexey Kiselev）微笑著，請我們下車。

在我們下車前，艾利克斯已經用探測器轉了一圈，他確認我們是安全的。

一番忙亂的換鞋、戴帽、準備口罩和手套，打開相機和錄音筆，舉目四望，這是一片看上去荒涼但並無特別的野地。手機收到「白俄羅斯國際漫遊資費」的自動通知。「不遠處就是白俄。」艾利克斯指著遠方。這裡如此安靜，只有鳥兒啾鳴。別人在前方十幾米處說話，後面能聽得一清二楚。

這片看上去並無特別的野地，30年前曾是5000人居住的村莊。

「茨維亞斯克」（Svyatsk），這是一個因核輻射被遺棄的村莊。曾有5000人居住，兩個大教堂，還有一個相當規模的猶太社區——這個村子在二戰中曾被德軍佔領，所有猶太人都曾在集中營裡呆過。如今，30年後，這裡看起來完全像荒野。在車子飛馳而過的瞬間，偶爾能看到一點點房子的殘跡。

我們來到一片被廢棄的公墓。   

綠色和平專家在廢棄公墓前，接受採訪。

這片公墓大概有兩個半足球場那麼大。俄羅斯人用土葬，他們把先人的屍骨埋下，堆成一個小小的土堆，再用欄杆圍起來，看起來仿佛放大了的嬰兒床——人生來與死去的地方如此相像。

在公墓裡，我們甚至看見1987年死去的人——那是車諾比事故後一年，村民仍然把先人葬在這裡。事實上，車諾比事故後三年，官方才正式實施撤離方案，將全部村民遷走。

在我們走訪墓地時，本應被設為禁地的公墓，迎來一位熟悉的客人。他叫維克（Strelukor Victor），出生在這個已被廢棄的村子裡。「車諾比發生的時候，我10歲。」他說自己記不清當時的具體情景，只知道有大事發生，生活從此徹底改變。

如今已經40歲的他說，父母在七年前過世，他總覺得如果不是車諾比，父母不應死得這麼早。「但我永遠也無法知道確切答案。」他聳聳肩。

「人們沒有錢去專門做輻射檢測，我們也只能把死亡率與從前相比來推測與車諾比的關係。」綠色和平反核專家阿里穆夫（Rashid Alimov）說。

阿里穆夫說，本來按照撤離方案，居民可以將房子作價賣給政府，搬遷到別的地方去。但陸續有人返回來。「他們在其他地方找不到工作，也無法習慣，故土難離。」另外也有宗教上的原因，這裡的居民屬於「舊禮儀派」，與當前主流的俄羅斯東正教格格不入。

村民維克如今經常來拜訪墓地。七年前，他將父母葬入這個本已屬于禁地的墓場。「我的爺爺葬在這裡，我的太爺爺葬在那邊，我整個家族都葬在這裡。」他指著父母墓旁的地方，對他來說，時不時來拜祭祖先非常重要。

村民維克，七年前他將父母葬入這塊已是禁地的墓場。

對村民維克的到來，反核專家艾利克斯顯得極不耐煩。「今天還算好的，他穿了橡膠雨鞋。平常他經常踢踏個拖鞋就跑來，他根本不在意會把塵土帶上車，帶回家。」

「你不擔心核輻射嗎？」面對記者的提問，維克又一次聳聳肩，「我照常生活，不去想這些事。」

他頓了頓，又說：「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家。這是我從小長大的地方。」

人們死於癌症，老人在輻射的土地上種菜

從被列為「禁區」的廢棄公墓一路開車，半小時後，我們來到一個叫「斯塔耶•波勃維其」（Starye Bobovichi）的小村莊。

這個村莊距離車諾比180公裡。30年後，當地村民仍在核輻射陰影下生活。最糟糕的是，政府正打算裁減各項補償政策。

官方稱，這裡的輻射水平已經降低，從今年7月開始，村民享受的財政、醫療補貼都會削減。但專家和村民堅持認為，這裡的輻射量只比30年前降低了一點點，仍然對村民健康有巨大威脅。

「這裡的輻射量比正常值高30倍。」綠色和平專家阿里穆夫指著儀表器上的數字說。

看上去，這是一個很普通的俄羅斯南部村莊。雞鳴狗叫，老人在屋前抽菸。

老人在屋前抽菸。

實際上，這裡本應是疏散區。綠色和平專家艾利克斯拿著儀器在村裡到處探測，嗶嗶聲不斷——意味著輻射量相當高。

一位名叫瓦西裡（Vasily Pustovoitov）的老人主動邀請我們進屋。穿著舊西裝褲和舊皮鞋的他，進門時，把自己的鞋脫在一旁，卻熱情地對記者說：「進來吧進來吧，不用脫鞋。」

老人招呼記者進屋：「進來吧，不用脫鞋」。

他說，自己有三個兒子，三個孫女。他們不願意跟他一起住在有核汙染的村子裡，所以他自己獨居。退休金很少，他自己種菜吃。鄰居有個好心的老太太，有時會過來幫忙。

老人說，記得車諾比事故後，出現核雲團，往莫斯科方向飄去。為了防止莫斯科受到影響，政府採取了人工降雨的方式，讓雲團消失。「我記得當時下了黃色的雨。」

老人家的側廳。

問老人身體如何，他說「老骨頭常常疼」，「大概會一直疼到我死去吧。」老人的語氣輕描淡寫。

「為什麼不搬到別的地方去呢？」

「幹嘛要搬。我生在這裡，長在這裡，住在這裡，我要死在這裡。」

離開瓦西裡的家，走在村子路上，一位老太太追上來，哇啦哇啦對記者說話。

「她想跟你說話，」來自莫斯科的記者試圖做翻譯，最終還是放棄了，表情有點囧，「她口音太重了。」

儘管無法溝通，老太太還是一直跟著我們，微笑著，哇啦哇啦說話。「老人們太寂寞了。」莫斯科記者搖搖頭。

老人們很歡迎艾利克斯帶著儀器去他們家裡探測。在老太太家後院的地裡，探測器嗶嗶響個不停。「這裡的輻射值是正常值的三倍，」艾利克斯試圖跟老太太解釋，「您要去看醫生，做檢查！」「哈！」老太太只是朝空中一揮手，完全沒聽進去的樣子。

艾利克斯試圖向老太太解釋，她地裡的輻射量是正常值的三倍。

「她不會理會我的建議。」艾利克斯搖搖頭。

在村頭，村圖書館館長娜塔莉亞（Natalia Kundik）告訴記者，1986年4月下那場黃色的雨時，她的家還沒建好，當時連屋頂都沒有。她很快發現室內的輻射指數比室外還高。後來她母親，還有一位同事均死於癌症。

她向記者抱怨：「州政府完全遺忘了我們，他們從來不來這裡。」被問及村子是不是只剩老人，她說：「也有像我這樣的年輕人啊，我才47歲！」

她說，如今村裡沒有醫生、診所，很快也會沒有藥品了。

「政府應該派人來看，來測量，來清理！」艾利克斯語氣激憤，然後又轉為憂傷，「州政府沒有錢。這裡不但有被遺棄的村莊，還有被遺棄的人們。」

（文/圖 鳳凰網：孫瑩）

（鳳凰網版權稿件，轉載請註明來源！）

往期回顧：

重返車諾比報導①：凍結在1986的「鬼城」

重返車諾比報導②：大自然接管車諾比：野馬跑過 常見蜥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