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略上的必要性使英國人最終結束了將近20年的拖延。無論其中的是與非，幾乎所有猶太人都只看到了後者，1938年至1939年的軍政協定揭示出在緊急情況下英國能夠做出堅決而無情的行動。這種品質在戰爭的前幾年中也顯露無遺，當時顯然相當多的阿拉伯輿論希望軸心國取得勝利，因為他們將此看作中東地區擺脫英國統治的唯一途徑。在巴勒斯坦問題的餘波還顯得十分強烈的伊拉克，反英情緒在軍官階層中最為強烈。
英國對伊拉克軍隊的監控未能防止那些上過軍事學校的人被教育成自視為註定要解放其祖國的精英分子。34現實的政治環境鼓勵了他們的白日夢；自從1932年費薩爾死後這裡就再無寧日，在接下來的八年裡那些轉瞬即逝的文官政府都或多或少地淪為了軍隊集團的工具。儘管從理論上講伊拉克是英國的盟友，但其政府在為英國提供戰爭幫助時卻十分不情願，而且就像埃及一樣幾乎懶得去掩飾其對協約國的支持。
1940年3月，上述情況已經非常嚴重，開羅的最高指揮部制定了佔領摩蘇爾（Mosul）[插圖]地區油田的計劃以防不測，然而沒有人知道哪裡能尋找必要的人手。35八個月後，經過破譯的德國無線電通訊顯示柏林正在考慮對伊拉克發動地面攻勢。1941年春德國強行突破巴爾幹半島並進入希臘，大馬士革的維希政權很可能與敘利亞的德國基地合作，迫使英國介入伊拉克。
兩個旅的印度部隊在巴斯拉登陸，他們的命令是前進到可以保護伊拉克北部油田的位置。這一行動完全符合英伊協定的條款，但伊拉克民族主義者認為這是進攻巴格達（Baghdad）的前奏。36在軍隊支持下於4月3日奪得政權的伊拉克總理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在兩周後直接向軸心國求援。英國人事先通過截獲的德意無線電通信得知了阿里的密謀，因此駐巴勒斯坦部隊受命進入伊拉克。
37伊拉克對哈巴尼亞（Habbaniya）機場的進攻被英國人擊退，隨後英國摩託化縱隊在5月中旬兵臨巴格達城下。從希臘飛到敘利亞的德國和義大利飛機來得太遲，未能影響這場持續了六周之久戰役的結局，最終3000伊拉克士兵戰死，3000名民族主義軍官繼而被從軍隊中清理出去。主導這件事的親英新政府的領導人努裡·賽義德（Nuries-Said）在25年前曾與阿拉伯的勞倫斯並肩戰鬥。拉希德·阿里則逃到了柏林。對伊拉克的突襲和九個月後在埃及發生的宮廷政變證明，儘管民族主義情緒已經發酵了超過20年，英國在中東的霸權地位依然牢固。
上述兩個行動都是在極端危險的面前為了國家安危而採取的非常措施。然而埃及人和阿拉伯人卻並不這麼看。這些顯示力量的行動給他們留下了深深的苦楚與挫敗感，因為這清楚地展示出了弱者的無力。英國還是這一地區的霸主，為了自己它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印度帝國從來就是一個成分複雜的有機體。
其政治地圖是一個由土邦（1919年時超過500個）和直接由英國官員統治的省組成的馬賽克拼圖。這些土邦的面積佔整個南亞次大陸的2/5，人口則佔了1/4.描繪出印度的確切種族或宗教地圖是不可能的，儘管通常情況下穆斯林聚居在西北部地區和孟加拉。1940年，他們佔印度2.8億人口的1/7.在印度很少有種族和宗教寬容。1919年曾經在阿姆利則射殺示威者的廓爾喀士兵後來承認他們其實很享受殺死平原人。
11923年情報顯示印度教徒暗地裡對近期西北邊境省帕坦人村莊遭受到空襲頗有幸災樂禍之感。2在1943年為了找出哪些士兵最適合做公安工作而進行的軍事調查中有人表示：「從錫克教徒的內心來說沒有什麼比敲打穆斯林更讓他們高興的事了。」3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些陳述，也不應該不假思索地否定民族主義者聲稱英國人利用種族和宗教情緒已達到「分而治之」的斷言。另一方面，那些無論如何都希望英印政府繼續掌權的死硬派聲稱只有英國才能維護和平並充當公平的裁判員，平衡不同信仰族群間的權利。這種觀點在20世紀20年代教派衝突急劇惡化的時代又得到了加強。
當時即使是最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引發屠殺和劫掠：一個印度教學童和一個穆斯林學童的街頭吵鬧就引發了1929年達卡（Dacca）[插圖]長達10天的暴亂和劫掠。4佔支配地位的印度國民大會黨領袖們被這些事件和其他的教派衝突嚇得不輕。種族衝突是國家團結的最大障礙，因為這是印度人無法首先認同自己是印度人，而不是首先認為自己是印度教徒或者穆斯林，並據此行事。賈瓦哈拉爾·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將宗教視為印度的最大禍根，認為它培育了教條主義與狹隘思想。
他曾遠赴英國的哈羅公學和劍橋大學求學，那裡不會像他的故鄉那樣，印度教徒看到有人公開殺牛或者聽到關於強迫印度教家庭少女改宗的駭人傳說就會怒不可遏地去殺死其穆斯林鄰居燒掉他們的房屋。大多數印度人無論信仰如何都窮得叮噹響，他們居住在農村，靠耕種土地為生。從1919年起就成為國大黨精神領袖的甘地希望印度人可以一直保持淳樸的民風，並鼓勵他們培育農業文明美德，認為這將使印度復興。因此他自己紡紗，還花了大量時間說服其他人也這麼做。他不信任現代世界的集中化和工業化，擔心這將侵蝕一切好的印度傳統因素。甘地還希望以古吉拉特語取代英語作為教育語言，儘管他和他的黨內高層都是接受英語教育的（他曾是一名中殿學院的執業律師），而且他們的政治觀實際上也是英國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