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城市,讓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想必不少嚴八的讀者朋友都對2010年上海世博會的這個主題記憶猶新,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對於人們美好生活的實現至關重要。隨著城市的飛速發展,城市生活也越來越面臨著環境汙染、空間衝突、資源短缺等一系列挑戰。
由此,可持續發展理念應運而生,重建人與城市、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成為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不過,無論在學界還是在政府眼中,城市都曾經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的阻礙。那麼,
為什麼現在大家都覺得發展城市有利於可持續發展、能夠拯救地球呢?它又是如何成為人們的共識的呢?美國學者Hillary Angelo和David Wachsmuth通過分析城市蔓延、非正規居住區、氣候變化等問題的歷史發展,帶我們回顧了城市從一個阻礙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到一個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方案的轉變。
一、引言為了更好地應對氣候變暖、環境汙染等問題,「可持續城市」的理想在城市規劃和政策討論中越來越佔據著主導地位,城市已經成為人們實現未來可持續生活願景的所在地。
簡而言之,現在每個人都認為建設可持續城市可以拯救地球。但在約20年前,城市建設與可持續發展的實現存在潛在矛盾。那麼,
全球話語是如何從城市會阻礙可持續發展轉變為城市有助於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呢?20世紀70年代至今,人們應對
城市蔓延、非正規居住區、氣候變化的對策發生了明顯的轉變,我們可以從這三大問題的歷史發展中找尋出城市逐漸發展成可持續發展政策的歷史軌跡。
二、城市蔓延、非正規居住區和氣候變化——全球城市可持續性構想的出現是什麼讓城市成為全球問題的共識性解決方案?植根於20世紀70年代並在整個90年代強化的三大問題(城市蔓延、非正規居住區、氣候變化)的歷史發展促成了這種話語和政策的轉變。
在過去的幾十年中,針對這三大問題,城市和環境學者及政策制定者首先提出了非城市解決方案(即不聚焦於城市規劃、設計和城市管理的方案),然後又轉變為提出城市解決方案。具體如下:
1、城市蔓延城市擴張作為一個貫穿一系列空間和歷史背景的可持續性問題,一直是城市的一個主要象徵。20世紀,隨著汽車在發達國家的普及,城市的邊界不斷向外擴展。美國作為世界上最依賴汽車的國家,其郊區的擴張達到了最極端的形式,並且其郊區發展曾被普遍認為是有助於解決衛生條件差、過度汙染、密集居住等城市生活問題的方案。
但是,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受雷切爾·卡森《寂靜的春天》、巴裡·平民內爾《封閉的圈子》和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等作品的啟發,反郊區化環保運動開始興起。他們認為城市向郊區的無序擴張會導致資源消耗、土地過度使用和汙染等問題。
圖 |《寂靜的春天》及其作者
但是這些批評都簡單地將城市的郊區化擴展等同於城市發展,並且認為經濟增長導致了城市蔓延和環境惡化,與維持穩定的生態原則是不相容的。
因而,他們認為解決方案應該是同時拆除經濟引擎(資本主義增長)和它的空間表現(城市的無序擴張)。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危機之後,與之前反對城市的經濟發展不同,發展緊湊型的城市(compact city)逐漸成為一種可持續解決方案。城市政府開始試圖通過對空心化的市中心進行再投資來吸引白人中產階級從郊區回來。
20世紀80年代中期,建築師彼得·卡爾索普(1985)提出,「理想情況下,城市是最環保的人類定居形式。與低密度城市居民相比,高密度的緊湊型城市中每個城市居民消耗的土地、能源、水和產生的汙染更少。」
1998年,塞拉俱樂部啟動了「向無序擴張挑戰」計劃,明確指出郊區無序擴張是一場持續的環境災難。
人們逐漸明確了郊區擴張是一種環境問題,而密集城市發展才是一種可持續的解決方案。 2、非正規居住區20世紀早期,城市的貧民窟被認為是工業發展的副產品,並被期望隨著工業的發展而被正式的定居點所取代。
但到了20世紀70年代,非正規居住區在沒有工業化相伴發展的情況下在發展中國家迅速擴張(亦被稱為「貧民窟」),因其潛在的安全問題及公共健康問題,它們被視為環境威脅之一——這種觀念一直延續到20世紀末。
圖 |非正規居住區
在20世紀後半葉的全球政策討論中,
人們顯然是將非正規居住區當做環境問題來應對。在21世紀初,應對非正規居住區的主要策略是清除或者「升級」,兩種對策都冠以「發展」之名。
圖 |國際社會將非正規居住區作為環境問題的討論
然而,就在非正規居住區被廣泛引用為環境問題之時,另一種說法
「非正規居住是一種具有潛在可持續性的城市生活的充滿活力的、創新的形式」正在增長,2010年則是這兩種說法的一個分水嶺。
2010年,美國環境夢想家、《全球目錄》(Whole Earth Catalogue)創始人Stewart Brand,寫了一篇題為《貧民窟如何拯救地球》的文章,
他在文中將非正規居住區描述為「出人意料的綠色」,並著重說明了它們的極端密度的優勢。研究人員通過在非正規居住區的採訪發現其具有出乎意料的積極特質:
高效、步行友好性、循環實踐、規模經濟、蓬勃發展的非正式經濟、強大的社區支持網絡和居民生活質量的穩步提高(Brand, 2010: 31, 35–44)。現在,許多在20世紀曾被當做為環境問題的特徵——非正式性、非永久性、低密度和極端密度——正被用作「可持續生活模式」和可持續發展規劃師、設計師的靈感來源。2016年,智利建築師Alejandro Aravena憑藉基於非正規居住區的設計獲得了建築設計事務所享有盛譽的普利茲克建築獎。
圖 |Alejandro Aravena及其作品(智利UC創新中心)
可見,儘管全球廣大發展中國家的非正規居住區曾被理解為「發展」的環境問題
,但是現在卻被視為全球範圍內可持續城市化的潛在資源。3、氣候變換在過去的幾十年,氣候變化已經成為全球環境問題。
人們認為城市既然是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主要來源,那麼也應當是減少排放的關鍵領域。第一次正式的國際氣候變化條約是
1992年的《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確立了限制溫室氣體排放的非約束性建議。第二個是
1997年的《京都議定書》,確立了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建議,但仍存在發展中國家在承擔氣候變化責任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工業化國家減排的規模為多少等難以確定的問題。
然而,隨著美國的退出,達成國際性的解決方案困難重重。圖 |《京都議定書》部分內容
發達國家富裕的城市在應對氣候變化中被寄予厚望。在1992年里約會議上,城市被「完全認可為可以並應該追求可持續發展的領域」。1996年聯合國人類住區會議(人居二)討論「如何在城市化世界中實現可持續的人類定居」。
學者和政策制定者認為,由於世界上大多數人很快就會生活在城市裡,因此可持續發展目標必須在城市內部和通過城市實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建議的重點是優化城市資源的使用和減少溫室氣體,這些方法與上文討論的城市密度相關。
到20世紀90年代末,城市作為政府管理、投資、政策和經濟發展的重要目標的興起,也促使人們認為城市也可能是解決環境問題的一個方案。人們制定了以城市為基礎的環境議程的主要政策,具體包括建立了國際地方環境倡議理事會(1990年)、市長氣候保護協議(2007年)以及2016年人居三峰會上對環境問題的展望。
21世紀,人們越來意識到城市在氣候變化面前的脆弱性,城市「韌性」規劃的逐漸興起。2005年的卡特裡娜颶風,2012年的桑迪颶風,以及2017年的哈維和厄瑪颶風共造成數百人死亡,數十億美元的損失,直觀地凸顯了沿海城市的人口和資產在氣候變化時的脆弱性。另外,南亞洪水、開普敦乾旱、歐洲的雪等都凸顯了這種觀點。
對此,人們投入越來越多的資金用於城市改造以應對氣候變化。如,紐約的「設計重建」項目始於颶風「桑迪」(Sandy)過後美國住房和城市發展部發起的一場設計競賽;洛克菲勒基金會的100個「韌性」城市等等。
圖 |颱風桑迪過後的紐約
【小知識】韌性城市旨在強化城市面對災害的預防、準備、響應及快速恢復能力,對待自然的態度從利用和抵禦走向協調共生。2012年11月,基於應對桑迪特大風災的經驗教訓,紐約市出臺《紐約適應計劃》;2013年6月,紐約市長頒布《一個更強大、更具韌性的紐約》規劃。
今天,氣候變化問題已經變成城市的焦點,人們認識到氣候變化影響有著「不尋常的脆弱性和重大的責任」
4、小結從以上討論的三個城市環境問題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從非城市解決方案到城市解決方案的轉變。1960年至2000年之間,接連發生的環境問題發展為城市蔓延、非正規居住區和氣候變化,最終導致空間規劃、建築設計以及城市治理方面截然不同的解決方案。
但這三個政策領域都經歷了一個類似的轉變。最初的努力都是非城市的——針對三個問題最初的提議方案並未專門針對城市規劃、設計、治理,直到後來針對緊湊型、非正式居住區和氣候變化的城市解決方案才變得習以為常。
城市已經成為解決世界可持續性問題的主要解決方案,同時也為人們帶來了設計更具有「韌性」和可持續性城市的壓力。
我們通過三個城市與環境問題的歷史發展講述了「拯救地球的城市」共識的由來,說明了三個問題如何在可持續思維中從「更少的城市」到「更多的城市」以及從被視為環境問題的城市到被視為全球範圍內解決問題的城市的轉變。
城市是人類的智慧創造,是人類文明的鮮明標誌,是人類活動的重要區域。城市可以而且應該是綠色的,城市也是解決我們全球環境問題的可持續性解決方案。
願全球城市建設、發展、治理讓我們的城市變得更加和諧、更加宜居、更加美好。Hillary Angelo,David Wachsmuth. Why does everyone think cities can save the planet?[J]. Urban Studies,2020,57(11).
本文作者:莊溪瑞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碩士研究生
責任編輯:趙夢晗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講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