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胞胎紀錄片引起爭議:先天基因和後天培養,哪個更重要?

編者按：一部新紀錄片講述了出生時就被分開的同卵三胞胎的故事，這再次引發了關於DNA在控制我們行為和生活方式中所起作用的爭論。本文譯自Theguardian原標題為" What makes us? Nature or nurture? The DNA debate comes back to life"的文章。

羅伯特、艾迪和大衛，他們是新紀錄片《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的主角

1980年，當羅伯特·沙法蘭(Robert Shafran)到紐約州北部上大學的第一天，就隱約感覺到自己的生活很快就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他的同學們跟他打招呼時就像自己是他們多年未見的老朋友。「男同學們會拍拍我的背，女同學們會擁抱親吻我，」他回憶道。然而，羅伯特以前從未來過沙利文縣社區大學。

結果證實，另一名叫艾迪·加蘭德(Eddy Galland)的學生去年曾在該校學習，這就是造成混亂的原因。同學們說，艾迪簡直就是他的翻版。羅伯特很感興趣，就去了艾迪的家，和他當面證實。

「當我伸手去敲門時，門開了——而我就站在門裡，」羅伯特回憶起他在即將上映的紀錄片《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Three Identical Strangers)中與艾迪的第一次見面時說。

這兩個年輕人有著同樣的面部特徵，同樣的體格，同樣的深色皮膚，同樣的黑色捲髮——同樣的生日:1961年7月12日。他們是同卵雙胞胎，這一事實很快從醫院的記錄中得到了證實。兩人都知道自己是領養的，但都不知道自己還有一個雙胞胎兄弟。他們的故事成為了美國各地的頭條新聞。

其中一位讀者大衛·凱勒曼(David Kellman)是另一所大學的學生，他對此特別感興趣。羅伯特和艾迪也驚人地像大衛。於是他聯繫了艾迪的養母，她驚訝地發現，短短幾周內，就有兩個和她兒子長得一模一樣的年輕人。她說:「天哪，他們就像是從木頭裡鑽出來的。」

艾迪、羅伯特和大衛小時候被不同的家庭收養。他們擁有相同的互補基因，而且，他們還是年輕人，幾乎無法相互區分。正如一位新聞評論員所說，他們是一個模子裡刻出來的三個人。

三胞胎分開後又重逢背後的故事形成了《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紀錄片的核心，這可以說是一個荒謬的的醫療操縱事件，今天這種事可能會導致醫療事故起訴。這也是一個關於親人重聚的感人故事。但最重要的是，這部紀錄片及時地展示了基因和生活經歷如何以我們的意想不到的方式相互作用，從而塑造人生。

這是至關重要的——因為遺傳學由此再次回到了新聞中。一方面，科學界正在掀起一場關於先天的基因與後天的經歷在影響人類發展中所起作用的爭論狂潮。與此同時，極端保守主義者為了支持他們自己的觀點，現代遺傳學的發現也遭到了他們的劫持。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醫學歷史學家納撒尼爾·康弗(Nathaniel Comfort)教授說，當基因本質主義在上升，分歧席捲全球的時候，這個月上映的這部獲得了今年聖丹斯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紀錄片講述特別獎的影片《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出現的時機特別合適。」

影響目前關於先天與後天的爭論的關鍵一點，也是影片中所表現出來的一點，就是遺傳因素對艾迪、羅伯特和大衛的影響似乎很強烈。當他們重逢時，他們不僅看起來像一個模子刻出來，而且有大量的共同習慣。他們都喜歡看同一部電影，抽同一種煙(萬寶路香菸)，還都在大學裡當過摔跤手。然而，他們的童年卻截然不同。羅伯特的父母很富裕，艾迪在一個郊區的中產家庭的長大，大衛的父母則是工人。

他們認為，只有他們相似的遺傳基因才能解釋為何他們如此相似。三兄弟一起出現在電視上，齊聲回答問題;他們成為了紐約俱樂部的名人;他們曾在麥當娜1985年的電影《拼命尋找蘇珊》中客串角色;最後他們開了自己的餐館，叫三胞胎。

三胞胎和他們的養父養母家的兄弟姐妹

但慢慢地，艾迪、羅伯特和大衛的人生軌跡發生了改變。他們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像對方了。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體形發生了變化。後來他們的餐館生意倒閉了。他們走向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最終的生活展現出非常不同的結果。

三胞胎不同的命運表明，其他重要的、非遺傳的力量也一定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他們的生活軌跡。因此，這部電影引起了先天決定論和後天培養論支持者們的興趣。作為一項對分開撫養長大的同卵三胞胎的研究，它對揭示基因和環境因素對人類成長的相互作用有著驚人的作用。

雖然三胞胎的故事一開始確實表明DNA看起來是決定人類命運的決定性因素，但從電影的結局來看，這個假設看起來並不是真的。在羅伯特、艾迪和大衛的故事中，後天的培養是不可或缺的。

這一結論得到了倫敦國王學院雙胞胎研究主任蒂姆·斯佩克特(Tim Spector)教授的支持。他的研究發現了許多同卵雙胞胎的例子，這些雙胞胎在一起長大，他們的早期生活經歷也非常相似，但仍然成長為非常不同的人。父母傾向於把同卵雙胞胎姐妹看成是同一個人的兩個版本，給她們穿同樣的衣服，剪同樣的髮型，但她們最終的性格和職業卻截然不同。在某些案例中，一個人患有嚴重的抑鬱症，而另一個人沒有受到任何抑鬱症問題的困擾。然而，他們擁有完全相同的基因，經歷了完全相同的養育方式。那麼，肯定是在他們長大以後的生活中有一些重要的環境影響，造成了這樣的結果。

斯佩克特認為，這些影響是由表觀遺傳變異引起的，生活中的主要內容——飲食、疾病、藥物、吸菸以及其他因素，可以暫時改變雙胞胎中一個個體的基因行為，而不影響另一個，這種變異對健康和行為產生重大影響。「例如，同卵雙胞胎的死亡年齡似乎沒有相似性，」斯佩克特說。「此外，我們的研究表明，如果雙胞胎中的一個得了心臟病，另一個也得心臟病的機率只有30%，而同樣的狀況患風溼性關節炎的機率只有15%。」然而，這些雙胞胎擁有很多其他的特徵，比如同樣的身高、髮型和體型。

直到最近，對於那些想將環境和基因因素對人的影響分離開來的科學家來說，對雙胞胎或三胞胎的研究仍是他們唯一可以直接使用的方法。看起來最有希望的一種研究，就是對那些出生時就被分開，由不同的養父母撫養長大的同卵雙胞胎的研究。這些雙胞胎擁有相同的基因，但有著不同的撫養背景，因此在區分先天和後天的影響方面，他們是無價之寶。許多生物學家確實利用這類研究斷言：基因對我們行為有壓倒性的影響。

康弗教授強調說，但科學家們所知的同卵雙胞胎的數量相對有限，而且他們大多數生活在美國或歐洲。這意味著研究結果將局限於相對較小的樣本數據，並受到文化的影響。

遺傳學教授Tim Spector與6對同卵雙胞胎

「如果你看看這些多年來進行的雙胞胎研究，然後問問這其中有多少分開撫養長大的雙胞胎是來自撒哈拉以南的，答案肯定是：一個都沒有」康弗教授說。最近進行的絕大多數DNA測序調查都是如此。他們幾乎都是以歐洲血統的人為研究對象。這必然會對結果產生重大影響。

此外，倫敦大學學院的遺傳學家史蒂夫·瓊斯（Steve Jones）對研究結論也提出了質疑。「同卵雙胞胎從最開始的生活環境就和獨生子女不一樣，他們共同分享一個擁擠的子宮。」這也會扭曲研究結果，但遺傳決定論者忽略了這一點。

另一方面，研究基因影響的新技術最近已經開發出來，這些技術不需要雙胞胎的參與。他們被稱為全基因組關聯研究(GWAS)，他們僱傭了成千上萬的受試者來描述自己的特徵並確定他們是否具有高基因成分。康弗承認，如果使用得當，這項技術可以為基因對人的影響提供強有力的洞見。「我不認為你可以忽視他們進行的科學研究，儘管我們應該小心解讀結果。」

在這些分析工作中，一個很好的例子是對英格蘭和威爾斯4000名學生的研究。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孩子就讀的學校類型——精英中學（對學生有選擇標準的）、文法學校或綜合性學校——對他們日後的學術表現影響不大，但他們的基因構成確實起了一定作用。然而，這並不是一個或兩個基因產生了重大影響，而是數百個基因的共同效果。每個基因對學術成就的影響都很小，但結合起來會產生重大影響。

該研究的資深作者、倫敦國王學院的羅伯特•普洛明教授(Robert Plomin)概述了這項研究的主旨。普洛明教授表示，這項研究表明，重點學校並沒有為孩子的教育增加價值。「重點學校招生時挑選的都是好學生，然後說他們在學校表現的很好。這完全是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他在一次Guardian的採訪中表示。

相比之下，基因對成就的影響是重要的，他補充說。因此，普洛明提出，將來兒童的基因測試應該被用來預測學術潛力。而且他表示這很可能發生。

普洛明對私立學校作用的貶低，得到了左派的支持。但他呼籲對兒童進行基因檢測卻引起了他們的憤怒。普洛明並不覺得後悔。普洛明在他最近的一本書《藍圖:DNA是如何塑造我們的》（Blueprint: How DNA Makes Us Who We Are）中寫到：「我們現在知道，DNA差異是人們心理差異的主要系統性來源。環境影響也很重要，但我們近年來所了解到的是，環境的影響大多是隨機的、非系統的、不穩定的，這也就意味著環境的影響可控性很差，我們能做的不多。」

羅伯特•普洛明(Robert Plomin)教授認為，精英學校學生的優秀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過程，讓他受到了左派的青睞。

這本書非常堅定地強調DNA在決定我們生活中的重要性。自上月出版以來，這本書受到了激烈的抨擊，同時也受到了熱烈的讚揚。許多人認為，這本書是最近重燃的先天決定論與後天培養論之爭的重要行動。

兩種觀念之爭的重燃也表現在新納粹主義分子(尤其在美國)對基因檢測的推崇上，這些新納粹主義分子試圖利用基因檢測來「證明」自己的歐洲白人血統(應該指出，結果常常令人失望)。與此同時，「另類右翼」人員通過當眾大口喝牛奶來慶祝他們的基因「純度」。他們認為，牛奶是一種只有西方人才能消化的在營養上完美的白色飲料，，因為他們擁有一種被稱為乳糖酶持久性(lactase persistence)的基因突變。

美國作家Carl Zwimmer在他最近的書《She Has Her Mother’s Laugh: The Powers, Perversions and Potential of Heredity》中明確表示：基因是人們表現的主要驅動因素這一觀點並沒有得到研究的證實,這本書已經入圍柏麗吉福德獎。

想想有關智商的問題，Zwimmer說。「雖然同卵雙胞胎的智商得分往往是相近的，但有時情況也並不是這樣。」同樣，如果你智力一般，你的孩子也完全有可能成為天才。如果你是個天才，你應該足夠聰明認識到你的孩子可能不會跟你一樣擁有高智商。

瓊斯指出了那些「試圖把環境與基因對人的影響區分開」的想法存在的問題。 「問題在於，爭論雙方把基因與後天培養對人的影響看得像一塊蛋糕，認為這一部分是基因的影響，那一部分是環境的影響。但其實你不能，因為它們是一起烘焙的，除非你能找到逆烘焙這塊蛋糕的方式。」

關鍵的一點是，如果專注於DNA在控制我們行為和決定我們生活中的影響，就容易忽視自由意志和人類自身在決定自己命運中時所起的作用。

康弗說，這就是為什麼《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的播出很重要。它表明，儘管他們有共同的遺傳基因，但生活的結果可能會非常不同——這一點很受歡迎。「我們需要能傳達這樣理念的故事：環境很重要，人的因素很重要，經歷很重要。因為如果不是這樣，生活又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被當作實驗小白鼠了』

英國導演蒂姆·沃德爾(Tim Wardle)花了五年時間完成了《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這部紀錄片基於一個殘忍的美國實驗的結果。在這個實驗中，羅伯特、艾迪和大衛三胞胎在出生時被故意分開，並被送到到三個不同的家庭：一個是富人家庭，第二個是中產家庭，第三個是工薪階層家庭。

收養行動是兒童精神分析學家彼得·紐鮑爾(Peter Neubauer)設計的一項秘密研究的一部分。紐鮑爾希望發現基因和環境對兒童成長的影響。每個收養家庭都不知道還有參與實驗的其他同卵雙胞胎;他們也不知道紐鮑爾為了密切關注他的研究對象而啟動的後續研究的性質。

這些男孩的收養是由現已倒閉的紐約路易斯懷斯收養機構安排的，該機構的成立主要是為了服務於紐約市的猶太社區。今年早些時候，《科學》雜誌強調了這一點。

「在納粹德國針對猶太人的暴行發生後，一名猶太研究人員和一家猶太收養機構進行了一項雙胞胎研究，這很明顯具有諷刺意味，這可能也是紐鮑爾從未公布這項研究結果的原因。」

還有另外幾組同卵雙胞胎為了實驗被分開了。許多雙胞胎仍然對自己的命運耿耿於懷，認為自己被當成了實驗室裡的小白鼠，是納粹行為的受害者。

紐鮑爾於2006年去世，此前他在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的保管庫中封存了自己的數據，並下令封存到2066年。在製作《三個完全一樣的陌生人》的過程中，沃德爾和他的實驗對象試圖獲得這些文件，但是只能看到經過嚴格編輯過的版本。

編譯組出品。譯者：劉麥麥 Jane，編輯：郝鵬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