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院茶莊嚴繁複，規矩有序，是帶有審美精神和宗教意識的雅趣茶
公元1489年，室町時代的第八代將軍義政隱居後，在京都的東山修建了銀閣寺，以此為中心展開了東山文化。東山文化是室盯時代文化的繁榮期，是日本利用外來的中國文化創造出具有日本樣式的文化活動的轉型時代，是日本中世文化的代表。這一時期的書院茶，是由具有享樂意味的鬥茶發展成為具有禪的宗教意味的茶道文化的過渡，也是中國大陸文化與日本文化的結合，因此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所謂書院茶，「簡而言之，書院茶是在書院式建築裡進行的、主客都跪坐端正、主人在客人面前莊重地為客人點茶的茶會」，「書院式裝飾富有典雅、沉靜的藝術風格，各個藝術品所佔的空間和位置都很講究」，「一掃室盯時代鬥茶的雜亂、拜物的風氣」。
日本室盯時代的書院茶是由義政將軍的文化近侍能阿彌創立的。他針對鬥茶會場的裝飾，第一個設計出了與書院茶事相適應的書院裝飾，並且確定了茶臺子裝飾的式樣，從此開始了在書院的點茶。由於茶臺子是書院茶以及後來日本茶道的重要茶道具，對日本茶道儀式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在這裡有必要說明其來龍去脈。
日本《類聚名物考》記載：「茶道之起，在元中築崇福寺，開山南浦紹明由宋傳入。」又載：「南浦昭明到餘杭徑山寺濁虛堂傳其法而歸，時文永四年。」《續視聽草》和《本朝高僧傳》也記述：「南浦紹明由宋歸國，把茶臺子、茶道具模式，帶到崇福寺。」日本學者布目潮諷根據這些資料，認為中國的茶儀原型是由入宋僧南浦紹明(1235--1308)傳到日本的。
南浦紹明即大應國師，是鎌倉時代著名禪師。曾在建長寺赴日高僧蘭溪道隆門下參究禪要。1259年入宋，遍訪諸方禪林名剎，至杭州淨慈寺參虛堂智愚禪師。1265年夏，虛堂奉救轉往徑山寺，紹明亦隨侍。在徑山萬壽寺，紹明大悟後得虛堂印可，成為正式傳承中國臨濟宗楊歧派虎丘系禪法的日本禪僧。1267年，紹明辭師東歸。
南浦紹明回國時從徑山寺帶回七部茶典和一張點茶時擱置茶道具的棚架一茶臺子，徑山茶宴儀式和茶道具模式也就此東傳。在此基礎上，孕育了日本的茶道。其實，在陸羽的《茶經·四之器》中就列有一個擱置陳列其他諸茶器的茶器一具列「具列，或作床，或作架，或純木純竹而制之。或木或竹，黃黑可肩而漆者。長三尺，闊二尺，高六寸。具列者，悉斂諸器物，悉以陳列也。」按唐小尺一尺為24.75釐米計算，那麼，陸羽所設計的具列應為長約75釐米、闊約50釐米、高約15釐米的竹製或木製的臺架子。南浦紹明從徑山寺帶回日本的茶臺子應是由宋代茶人根據飲茶方式的變化從具列發展而來。
後來，紹明把這張茶臺子交給了由宋赴日的著名禪師無學祖元的法孫、天龍寺的夢窗疏石(1275--1351)。夢窗疏石是生活於鎌倉和南北朝交替時代的臨濟宗禪僧，為臨濟禪中興的先驅，為中國文化的攝取和日本文化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早在鬥茶興盛的時期，夢窗國師在與足利直義的一次論及吃茶的對話中曾論述，茶的本來作用是消食、養生、以成道行之資，譴責了鬥茶耗時耗財，墮落為逞強鬥富的玩興之物，遠離了助學求道之本，成為佛法荒廢之因，申明茶應助人棄邪惡之心，成清雅之道『。可見夢窗疏石已經意識到了茶禮與禪的重要聯繫和推廣寺院茶禮、提高茶的精神境界的重要性。他首先把紹明由宋徑山寺帶回的茶臺子用於點茶，奠定了日本的茶道儀式的雛形。
到了室盯時代，能阿彌創立了書院茶，強調飲茶應在相對封閉的茶室內舉行，並採用了由寺院茶禮發展而來的以茶臺子為中心的點茶儀式。能阿彌所用的茶臺子，勻塗黑漆，由四根木棍連接兩塊長方形木板，稱「真臺子」。相傳能阿彌所著的《君臺觀左右帳記》，記錄了義政的松山御物，其中記錄了書院中所擺放的唐物的名稱、品第、分類、用法等，主要分繪畫和器物兩大類。繪畫包括中國歷代名畫家的略傳和題詞；器物則包括了裝飾用品和書院茶儀用具，如：香合、香爐、花入、湯瓶、茶碗、抹茶壺(茶入)、葉茶壺等。書院茶按照極真臺子的裝飾法精心配備唐式道具，但已不是財富和權勢的炫耀，而具有明顯的審美趣味。書院茶莊嚴繁複雜、規矩有序的茶禮，不是單純的寺院茶禮的翻版，卻又滲透了宗教的精神，是帶有審美精神和宗教意識的雅趣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