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近代悲情民族主義及其對中韓關係的影響

[摘要]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來自於韓國與中國的特殊的歷史關係、地緣政治上的夾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由於中國和韓國歷史上的緊密關係，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直接對中韓關係產生極大的衝擊。

歷史本身具有主客觀性質。歷史事實是客觀存在，但歷史只有通過一定的載體才能為人所知。後者即是歷史敘述。在某種意義上，歷史本身就是敘述，歷史不僅是指過去的事實本身，更是指人們對過去事實的有意識、有選擇的記錄。正是因為歷史的這種雙重性質，使得歷史可以並必然成為實現整合民族精神的工具。在確定本民族的身份和激發民族精神方面，歷史敘述往往採取兩種常用的手段：歷史英雄主義和歷史悲情主義。歷史英雄主義是對歷史上本民族英雄和精英以及他們創造的偉大功績的集中敘述，用以產生歷史自豪感。本文主要探討韓國的第二種歷史敘述即歷史悲情主義敘述。

歷史悲情主義（Historical Sentimentalism）是對歷史上本民族發生的不幸、悲劇和屈辱的一種傷感的非理性的集體記憶。在塑造民族心理和激發民族精神方面，利用歷史悲情主義進行教育，並非韓國才有，東亞國家多數因為近代史的不幸，或多或少均受這種教育觀念的影響。關鍵是這種思想一旦成為集體共有的意識，並貫穿決策系統的話，則會對國家的對外關係產生重大效用。在這種集體情緒中，人們會拘泥於對歷史問題的片面的、選擇性的記憶而不能全面正視過去，對自身的不幸歷史和現在的身份過於敏感，因此也極大的影響到反觀自身和觀察別人的視角，從而構成現實層面的諸多問題的癥結。能否走出這種情結，影響到民族心理的現代性。於韓國而言，歷史悲情主義在其對外關係方面表現為任性的道德主義（Petulant Moralism）、受害者情結和極端民族主義。由於中國和韓國歷史上的緊密關係，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直接對中韓關係產生極大的衝擊。

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來自韓國與中國的特殊的歷史關係、地緣政治上的夾心地位以及近代被日本殖民的歷史。在現代轉型時期，歷史悲情就有可能以非理性的面目展現出它的力量，尤其在身份認同上體現出非理性的特徵，其政治層面的體現是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結。鑑於統一後的朝鮮半島可能會進一步加深這些情緒，而韓國的民族心理的現代轉型還需要中國方面的合理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有意無意介入了韓國現代民族國家心理形成過程，因此，作為最重要的鄰國，中國有必要正視這個問題。

弱化與中國歷史的聯繫

一個民族形成國家的過程，首先面臨的問題，是挖掘獨立於其他民族的個性特徵，以此辨明身份，加強民族心理認同。而民族心理認同是本民族形成的情感基石，其中最核心的問題，是其來源問題。神話通常構成民族心理的源頭。民族心理的內核一經形成，就自然地支配了本民族的情感和認知。

在當今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時代，包括韓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顯然認識到民族心理作為一種內在的精神力量對國際關係有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和作用。

由於大多數人（無論中國人或韓國人）對「檀君」朝鮮、萁子朝鮮、衛滿朝鮮、三韓、高句麗、新羅、百濟、高麗和李氏朝鮮之間的關係不清楚，由此導致韓國官方和學者在敘述歷史上具有很大的選擇性和導向性。

韓國官方和學者普遍採信關於「檀君」的神話傳說，作為自己民族的來源。③這和中國有歷史明確記載的「箕子朝鮮」的故事不符。韓國的這種選擇性敘述，旨在剔除其民族國家形成上的他國因素，凸顯本民族的主體性。

關於民族形成的神話可以通過拉大和臨近民族的心理距離而加強本民族的獨立性，增強民族內部的認同。「一個民族的共同心理, 在不同時間、 不同場合, 可以有深淺強弱的不同。為了要加強團結, 一個民族總是要設法鞏固其共同心理……總是要強調一些有別於其他民族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上的特點，賦予強烈的感情，把它升華為代表這民族的標誌。還常常把長期共同生活中創造出來的喜聞樂見的風格，加以渲染宣揚，提高成民族形式，並且進行藝術加工，使人一望而知這是某某民族的東西，也就是所謂的民族風格。」

關於「檀君」的傳說，韓國駐華大使館的官方網站，直接將其定位韓國民族的來源。其中說道：「韓國歷史可追溯到公元前 2333 年。據說，韓國歷史上的傳奇人物檀君，是天神之子與一位以熊為圖騰的部落的女子所生。檀君建立了韓國歷史上第一個王國。歷史學家將韓國的這段早期歷史階段稱為『古朝鮮』時代」。

檀君崇拜

2007 年 2 月 23 日，韓國教育人力資源部宣布，從當年新學期開始將採用新編初中、高中歷史教科書。原教科書的敘述說「《三國遺事》和《東國通鑑》中記載，據稱是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公元前 2333 年)」，如今將「據稱」二字去掉，成為「檀君王儉建立了古朝鮮」，從而將以神話形式記錄的古朝鮮建國變成了正式的歷史。

最早記述檀君神話的是高麗時代學者李承休(1224～1330 年)和僧人一然的《三國遺事》。但用古漢語撰寫的有關朝鮮半島的記載傳聞稗說著作並無史料依據。而比《三國遺事》成書早 150 年的官修正史《三國史記》並沒有記述檀君。

尊檀君是出於彰顯民族精神以團結整合民族的需要。1910 年至 1945 朝鮮反日獨立運動期間開始尊檀君，並以「檀紀某年」紀年。此間，朝鮮民族還把檀君建立國家的 10 月 3 日定為開天節，舉行盛大活動祭祀檀君。1961 年樸正熙上臺後，檀君紀年自 1962 年 1 月 1 日起被廢除。1990 年以前，朝鮮一直主張「檀君神話說」。但七十年代以後韓國經濟騰飛，滋長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導致韓國史學界爆發了空前規模的「國史論爭」。新興民族主義者主張檀君為史實，應寫入正史和教科書，如韓國 1990 年編寫的中學歷史教科書《國史》，其中就有「檀君和古朝鮮」一節，明確斷定「古朝鮮為檀君王儉建立」。

直至 21 世紀初，檀君逐漸被直接以韓民族的創始人的身份被寫進教科書。此段歷史說明，韓國塑造民族身份的過程是伴隨著國家獨立、經濟騰飛和歷史的重新書寫的。此間，必然淡化他國影響，以加強民族源頭上的純淨性和獨立性。

而真正的有記載的歷史則是來自「箕子朝鮮」。韓國學者雖然承認中國歷史上存在過箕子，但對於是否存在箕子朝鮮，是存疑的。在 2001 年 10 月復旦大學召開的「第四屆韓國傳統文化國際學術會議」上，韓國西江大學校史學部教授金翰奎先生，發表論文題目為「箕子與韓國」，提出，「在傳統時代韓國的歷史敘述中，無論何時箕子朝鮮都被置於重要的地位」，但是，由於「史料的零碎性和不確定性」，「箕子朝鮮的存在可以有多種多樣的解釋」； 韓國「對箕子的尊重是在韓中間政治文化關係達到高潮的情況下展開的」，他本人並不認為箕子朝鮮具有可信的歷史根據。

箕子其人，自先秦至漢代的儒家經典中有廣泛記載，是孔子所稱的「殷末三仁」之一。箕子名胥餘(約公元前 1173——公元前 1080 年)，因封國於箕（今山西太谷縣東北），爵為子，故稱箕子。武王滅商建周后，命召公釋放箕子，向箕子詢治國之道，箕子不願作周的順民，帶領遺老故舊一大批人從今膠州灣東渡到朝鮮，創立了箕子王朝。同去的有殷商貴族景如松、 琴應、南宮修、康侯、魯啟等。

關於箕子的中文記載包括《十三經》中的《尚書》、《周易》、《論語》、《孟子》、《左傳》，以及《十三經》以外的《逸周書》、《荀子》、《尚書大傳》、《大戴禮記》、《韓詩外傳》和《孔子家語》等。在其他一些典籍中，如《墨子》、《尸子》、《莊子》、《呂氏春秋》、《淮南子》、賈誼《新語》、劉向《新序》、王充《論衡》、桓譚《新論》、揚雄《法言》，也有記載。以後歷朝史書均有記載。其中，「箕子封朝鮮」的記載，始於《逸周書》。同時，在韓國最古的史書《三國史記》以及其後的《三國遺事》、《帝王韻記》、《朝鮮史略》、《海東繹史》中，都有「箕子朝鮮」的記載。

《劍橋中國秦漢史》採信了箕子朝鮮的說法。「中國人和朝鮮半島民族的接觸，按傳統說法開始於周王國建立時（傳統說法為公元前 1122 年）。那時商王室的一個逃亡的成員名叫箕子，他逃到朝鮮，並將若干中國生活方式的特徵帶到那裡。」

整個朝鮮李朝時代，朝鮮尊箕子，並以此自豪。朝鮮世宗大王十年（大明宣德三年，公元 1428 年），世宗尊其父太宗之命重修箕子廟完成，李朝文臣卞季良奉命撰《箕子廟碑》，記載說：宣德三年歲在戊申夏四月甲子，國王殿下傳旨若曰：「昔周武王克殷，封殷太師於我邦，遂其不臣之志也。吾東方文物禮樂，侔擬中華，迨今二千餘祀。惟箕子之教是賴。顧其祀宇隘陋，不稱瞻式。我父王嘗命重營。予承厥志而督之。今告成矣。宜刻諸石，以示永久。史臣其文也。」

混淆「高句麗」和「高麗」

除了在韓國民族形成源頭的選擇性敘述外，韓國在朝鮮歷史演進過程中高句麗歷史的歸屬問題上也凸顯其強烈的主觀選擇性。

跨越漢朝到唐朝歷史的「高句麗」，發源於中國漢朝治下的東北地區。公元前 194 年，燕人衛滿佔王都王險城（今朝鮮平壤）自立為王，國號仍稱朝鮮，歷史上稱其為「衛氏朝鮮」。公元前 108 年被漢武帝所滅。漢朝在衛氏朝鮮舊地置樂浪、臨屯、玄菟和真番四郡，歷史上稱其為「漢四郡」。四郡之下設有很多縣，郡縣長官由漢朝中央派遣漢人擔任。漢武帝破衛氏朝鮮後，以高句麗為縣，隸屬於玄菟郡。高句麗作為國號，則為公元前 37 年朱蒙建國開始有的。始分布於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至吉林省集安市一帶，後統治地擴展至朝鮮半島北部。此國歷史為中國學者認為是中國史之組成部分，為當代韓國學者不認同。

高句麗形成後不久，朝鮮半島南部地區開始由馬韓、辰韓和弁韓之「三韓」部落集團，逐漸形成了百濟、新羅兩個奴隸制國家，它們與北部的高句麗王國並立。由於日本覬覦朝鮮半島，導致公元 663 年中日歷史上第一次戰爭——白江口（今錦江口）海戰的爆發。中國支持新羅，日本支持百濟和高句麗。唐軍焚日軍戰船 400 餘艘，百濟滅亡。日本此後 900 年餘不敢再覬覦朝鮮半島，反而進入與中國最友好的時期。公元 668 年薛仁貴等滅高句麗唐朝於高句麗境分置 9 個都督府 42 州 100 縣，總隸於安東都護府，以薛仁貴為安東都護，統兵 2 萬，駐屯平壤。其後，由於高句麗遺民常發生叛亂，唐朝將高句麗數 10 萬戶內遷到江淮以南及河南、隴右諸州的空曠之地，餘下的小部分高句麗族眾或奔突厥和渤海國，或向南奔新羅。高句麗人作為一個民族也與其他民族融合，從此在史書上銷聲匿跡。

高句麗壁畫

以上為高句麗的簡要歷史。作為全面振興中國東北戰略的一部分，2002 年由中國社會科學院和東北三省聯合主辦了一項為期 5 年的「東北邊疆歷史與現狀系列研究工程」，簡稱「東北工程」。由於高句麗存在的 700 年歷史中，至少在公元 427 年遷都平壤之前，一直是中國古代邊疆的一個少數民族政權，高句麗的發源地是在中國吉林集安市，主要歷史也在中國境內，集安高句麗王城、王陵和貴族墓葬遺址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已於 2004 年獲得了第 28 屆世界遺產大會的批准，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所以，中國進行的研究無可厚非。

但是，由於歷史上，中國至少在《明史》以前把高句麗和高句麗滅亡 250 年後朝鮮半島的「高麗」王國混同，導致韓國的部分學者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證明高麗是高句麗的繼承。但是，無論是從語言還是從政權建立、擴張的歷史記載和現代考古結論而言，都已經證明二者並非繼承關係，即高句麗不是韓國歷史的一部分。儘管如此，2003 年 12 月 9 日，韓國古代史學會、韓國考古學會、韓國近現代史學會第 17 個學會在漢城歷史博物館還發表聯合聲明要求中國應立即停止把高句麗史編入中國歷史的行為。

由於冷戰時期特殊的政治因素，在上個世紀六十年代，中朝兩國在中國東北舉行了兩次聯合考古，所有發掘的高句麗文物全都送給了朝鮮。這使得中國在舉證方面存在一定的被動。但是，如果韓國把這一歷史-考古的學術性問題引導到民族認同和邊界問題上去的話，則會為雙邊關係帶來惡果。

對中國古代少數民族邊疆政權高句麗的歷史歸屬問題，韓國方面一直窮追猛打，不放棄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說法，從 2003 年一直延續到 2008 年。2008 年 2 月 12 日，韓聯社報導說《紐約時報》2 月 11 日第 18 版的廣告稱高句麗是韓國歷史。該廣告刊登的是一則以《高句麗(Goguryeo)》為標題的英文廣告，附上了公元 412 年高句麗佔領滿洲（中國東北）時的韓半島周邊地圖，並稱「毫無疑問，高句麗是韓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國政府應承認這一事實」。此廣告由韓國傳媒宣傳專家徐慶德（34 歲）登載。此消息被中新網、鐵血論壇、天涯論壇、 anti-cnn 等廣泛轉載。廣告中高句麗的面積非常大，包含了整個中國東北、內蒙古東部和河北，令人吃驚。

高句麗王城遺址

此外，韓國還在高句麗問題上選擇性的不論及唐朝援助新羅將日本逐出朝鮮半島的輝煌戰果（保衛了朝鮮半島獨立國家的存續，長達 900 餘年），正如下文將涉及的，韓國也極力弱化明朝萬曆年間中國出兵幫助朝鮮成功抗擊日本豐臣秀吉侵略的歷史。民族國家的形成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選擇性的敘述不意味著對顯著的歷史記載進行隨意性的改變。但是，韓國可以通過這種選擇性的記憶，弱化他國因素，突出本國主體。

朝貢體製造成的影響

中國和朝鮮半島國家間的關係受朝貢體制影響深遠。歷史上的事實是，中國式的朝貢體制在實際影響上有一個不同於西方歷史上普遍存在的帝國主義或霸權主義的特質：中國不謀求佔領、徵服和剝削朝貢國家，相對的維護了周邊弱國的體制完整和經濟獨立。這是由中國源自中原的禮治體系決定的。朝貢體系是中原王朝內在統治秩序的外化。其核心追求是滿足道德上的優越感。

中國在王朝最強大統一的時期，選擇了最合適的東亞獨特的國際關係體系，最大限度的維護了整個體系的穩定和和平。這比同時期西方的國際體系要人道和有效得多。當然，這個體系仍然是不平等的。這的確是這個體系的缺陷。但是，我們無法超越歷史的時代局限，要求古人實現當代國際關係體系的主權平等原則。

隨著中原王朝的崩潰，朝貢體系解體。但其影響至今不散。其中之一就是韓國對中國的不信任和對朝貢體系的完全否定。甚至在韓美牛肉風波中，抗議的韓國民眾還攻擊韓國政府對美國也搞「朝貢外交」。韓國顯然是把當年的朝貢當成了屈辱歷史儲存在記憶當中了。

但是，以明朝為例，朝鮮當年對中國的朝貢並非來自一種武力強制，並且，朝鮮在朝貢體系當中，得到了貿易上和國家安全上的最大好處。其本質上和美國對韓國半個世紀以來的保護相似，甚至美國對韓國的幹涉、壓制和駐軍要遠遠壞於明朝對朝鮮李氏王朝的情況。

明朝自開國以來，即實行「國無大小」、「推誠以待」、「修禮睦鄰」的和平外交政策，除了對蒙古保持軍事警惕之外，明朝規定了 15 個國家均為中國的友好國家，不實行徵討政策（不徵之國）。此事見《明皇祖訓·首章》。祖訓中朱元璋把朝鮮定位以後世代不徵討的第一個國家。「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來撓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伐，亦不祥也。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致傷人命，切記不可。但胡戎（即北元—蒙古）與西北邊境，互相密邇，累世戰爭，必選將練兵，時謹備之。今將不徵諸夷國各開列於後：東北：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弒王氏四王，故待之。正東偏北：日本國雖朝實詐，暗通姦臣胡惟庸謀為不軌，故絕之……」。

壬辰之戰

1392 年（明太祖洪武二十五年；高麗恭讓王四年；朝鮮太祖元年）與明朝親近的高麗大將李成桂自立為國王，由此結束了高麗王氏家族的統治。李成桂積極參與明朝的朝貢體系。半年時間內，先後九次遣使到明朝，一來解釋和說明政權更替的原因，而來請求明太祖朱元璋賜予國號。按照朱元璋的的旨意，改國號為朝鮮，取「朝日鮮明」之意，定都漢陽。 朱元璋不僅通過宣稱「朕為爾正名」承認了朝鮮新的政權，而且明確提出不去直接幹涉朝鮮：「我中國綱常所在，列聖相傳，守而不失。（王氏）高麗限山隔海，僻處東夷，非我中國所治。且其間事有隱曲，豈可遽信。爾禮部移文諭之，從其自為身教，果能順天道、合人心以安東夷之民，不啟邊釁，則使命往來實彼國之福也」。 又說「朕視高麗不止一彈丸，僻處一隅，風俗殊異，得人不足以廣眾，得地不足以廣疆，歷代所以徵伐者，皆其自生釁端，初非中國好土地而欲吞併也」。

由於朝鮮的示好和主動，加之朱元璋的和平外交政策，朝鮮和明朝建立了具有經典意義朝貢關係。朱棣繼承皇位，定都北京後，朝鮮最早派人前往南京祝賀朱棣登基。永樂元年（1403 年），朝鮮太宗李遠芳親自到南京朝見永樂帝朱棣。朱棣十分高興。永樂六年，成祖派內使黃儼等人出使朝鮮，賞賜朝鮮國王花銀一萬兩、絲五十匹、素線羅五十匹、熟絹一百匹，作為對朝鮮國王向大明的朝廷獻馬的回報。朝鮮國王受寵若驚，親自宴請明廷使者，並向使者問道：「皇帝何以厚我至此極也？」黃儼答道：「新登寶位，天下諸侯未有朝者。獨朝鮮遣上相進賀，帝嘉其忠誠，是以厚之」。朝鮮的朝貢並不是都被接納，這與朝鮮的積極入貢心理形成鮮明對比。由此也反應出這樣的歷史關係潛伏了導致朝鮮心理扭曲的因素。

以洪武年間為例，洪武六年,朝鮮遣使貢馬五十匹，「道亡其二」。「及進，以私馬足之。帝惡其不誠，卻之」，送馬以次充好，拒絕其進貢。洪武七年，朝鮮又遣使來貢。「表請每歲一貢，貢道從陸，由定遼，毋涉海，其貢物稱『送太府監』。中書省言：『元時有太府監，本朝未嘗有，言涉不誠』。帝命卻其貢」。送東西連名稱都搞錯了，再一次予以拒絕。

據《明史·太祖本紀》記載，自洪武二年（外國開始朝貢）迄洪武三十年，被明王朝拒絕入貢的有四個國家，計六次。其中：朝鮮兩次，日本一次，安南兩次，佔城一次。

明朝對朝貢的規定是很嚴格的，並非特別對朝鮮如此，其他國家弄不好就「以寇論」。如，明朝鄭若曾撰《籌海圖編》說到日本朝貢的情況時：「貢例：船止二隻，人止二百，違例則以寇論」。「永樂二年，欽定每貢二艘，正副使等無過二百人。若貢非期，人船逾數，夾帶刀槍，並以寇論。」

朝貢和拒絕入貢的政策隱含了明朝自大的內容。朝貢國自然感覺到屈辱。但是，為了保護朝鮮的領土完整和獨立，萬曆朝時，中國援朝抗日，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犧牲，卻是超越屈辱感的事件。

萬曆朝鮮戰爭，又稱朝鮮壬辰衛國戰爭。這場戰爭由日本前關白豐臣秀吉在 1592 年（壬辰年，中國萬曆年間，日本文祿年間）至 1598 年派兵侵略朝鮮、企圖「超越山海而直入於明使四百州溶化我俗，以施王政於億萬斯年」（豐臣秀吉致朝鮮國王書語）引起。朝鮮向中國求援，明神宗應請求派遣大軍救援，朝鮮將領李舜臣和中國將領鄧子龍互相支援，最後都壯烈犧牲。但是最後中朝盟軍最終獲勝，朝鮮轉危為安；日軍主力被迫撤退，日本企圖侵佔朝鮮並以之為跳板進攻中國的企圖破滅，豐臣秀吉也在希望破滅後不久死去。他死後不久，日本軍隊被迫全部從朝鮮撤退。

這是中國第二次保護朝鮮免受日本的侵佔。李朝時期朝鮮對中國明朝的援助是一直講究情義、感激涕零的。在當代韓國的官方歷史敘述中，不提明朝援朝之事。當代韓國學者的論述，也是強化韓國歷史上的自救衛國的英雄，明朝的作用在其歷史書籍的表述中是弱化的甚至是混亂的。

而中國和朝鮮半島的關係數千年來即經常受到第三因素主要是日本的影響，無視這段歷史是不尊重事實的。

朝鮮從與明朝的和平交往中不僅得到了安全，還得到了儒家文化。朝鮮李氏王朝時期將中國的朱子哲學思想定為國教，世宗大王在位期間實現了以禮樂治天下的 「儒教」 精神，達到了文化學術發展的鼎盛時期鞏固了韓民族精神的基礎，一直被後世視為學術與政治協調一致的模範而稱頌和效法。

朝鮮為了紀念明朝皇帝所設立的大報壇

李朝中葉後，誕生了韓國儒學雙璧退溪李滉(1501—1570）和慄谷李珥（1536—1584），李退溪號稱「韓國朱熹」。在這些人的推進下，李朝李學達到了全盛時期。韓國人對歷史上著名的儒者十分敬崇。在韓國還有許多企業支持或創辦各類以著名儒家命名的研究所，研究院等，其中著名的如：退溪學研究院，慄谷研究會等。這些研究院對於推進儒學研究，形成社會尊崇儒家文化的氛圍起了重要作用，說明傳統儒家思想在韓國經濟發展後的文化取向中，仍然居於一個極重要的地位。韓國的傳媒也對積極宣傳儒學思想起了重要作用。從 2000 年 10 月份開始，韓國國家電視臺播放了長達 100 小時的《論語》講座。每周 2 小時，歷時約 1 年的時間。到處可見的宗族會，宗親會，把散居各地的族人們連接在一起，體現儒家注重血親血緣關係的倫理觀念；各種各樣的同窗會，同門會，是儒教不忘故舊觀念的具體體現。

此外，明初，明朝與朝鮮之間的貿易十分發達。除了邊境的互市之外，明朝通過饋贈的方式（朝貢貿易），向朝鮮輸出的物品主要是瓷器、絹帛，以及樂器、書籍和藥材。但朝貢貿易對於中國而言主要是政治行為而非經濟行為，所得文化反饋也少。當然，出於國防戰略需要，明朝也從朝鮮得到了戰馬。洪武年間（1368-1398），明朝總計向朝鮮購買馬 30000 餘匹(按中國的記載為 30443 匹，按朝鮮的記載為 34617 匹)。

雖則李朝和中國在歷史上維持了和平友好往來的關係，但這種關係是存在於朝貢體制之中，李朝朝鮮即便有感激，也為當代韓國的歷史書寫者所不能接受，這便是悲情歷史觀的真實寫照。古代的中朝朝貢關係，不等同於近代西方列強與殖民地之關係。其根本區別在於中國不以滅其國家、佔其領土、掠其資源為目的。這種本質區別被韓國方面刻意忽略。

被徵討、佔領和殖民的歷史記憶

晚清以來韓國遭受日本的侵略和屈辱，這些歷史加強了韓國民族心理的受害者情結。近代的屈辱歷史成為中國和朝鮮民族的共有的記憶。

1876 年，日逼迫朝鮮籤訂《江華島條約》日本取得在朝鮮的特權。甲午戰爭中，清朝為履行保護屬國的義務而於侵略朝鮮的日本作戰失敗，並導致日本侵略中國本土。根據 1895 年的《馬關條約》，第一款明確規定：清朝放棄對朝鮮的宗主權：「中國認明朝鮮國確為完全無缺之獨立自主國，故凡有虧損其獨立自主體制，即如該國向中國所修貢獻典禮等，嗣後全行廢決」。中國與朝鮮的傳統關係結束。

此後，日本佔據朝鮮，朝鮮走上了殖民化之路。此為其最屈辱之歷史階段。韓國史學家說：「由於門戶開放，在韓半島地區被拖入資本主義世界秩序的過程中，因為未能自覺建立起國民國家，想資本主義經濟體制過渡的主題轉變也遭到了失敗，可以說淪為殖民地是無法避免的。」「韓半島是大陸勢力和海洋勢力角逐的地方，無論在經濟上，還是軍事上，與周邊任何國家相比，都不佔優勢的條件下，雖然為了根據有關國家之間的國際協定，使該地區永久中立化，從而維護主權，避免國際爭端進行過活動，但韓半島大部分政治勢力，都分別屬於親清派、親俄派、親日派和親美派，他們企圖以強國為靠山，維持政權，結果終於走上殖民化的道路」。

1904 年，日俄戰爭俄國戰敗，日本得控制朝鮮。1905 年，日本逼迫朝鮮籤訂《乙巳保護條約》，朝鮮成為日本的「保護國」。日本在朝鮮設立日本派出的「統監」政權。高宗被迫退位由皇太子繼位。1910 年 8 月《日韓合併條約》正式吞併朝鮮半島，設立朝鮮總督府，進行殖民統治。至此，李氏王朝正式終結。自 1919 年三一運動至 1945 年日本戰敗，朝鮮民族進行了艱苦卓絕的獨立運動。其間，中國給予朝鮮獨立運動以極大的支持。在中國的支持下，朝鮮共產黨人金日成領導的遊擊隊在中國東北開展抗日遊擊活動。而成立於上海的大韓民國臨時政府先是得到中華民國孫中山領導的護法政府的支持，後又在中華民國政府的支持下幾次遷移，最終遷至中國的戰時陪都重慶。同時，在中國政府幫助下，朝鮮復國運動人士在中國成立 「韓國光復軍」和「朝鮮義勇隊」。1942 年中國軍事委員會決定將兩支武裝合併為韓國光復軍，交由臨時政府直接統轄。

晚清和近代以來的韓國歷史和中國的關係頗多曲折。總的來說是一個脫離傳統歷史、走向獨立自主的過程。其中，日本侵略後又實行暴力殖民的因素則對韓國現代民族心理的形成產生了屈辱感的影響。此外，朝鮮半島分裂的狀態也是加深並不斷提醒韓國民族心理中危機和屈辱感等狀態的現實因素。

地緣政治因素對韓國民族心理形成的影響

常識判斷，一個國家的國民性和民族氣質的形成是與這個國家的地理環境以及與此相關的歷史有密不可分的關係的。朝鮮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在半島上完成的。背靠實力強大的大陸中國，隔海與日本列島相望。半島居於兩強之間，其國家之存續必然受到兩強的影響。忽必烈 於公元 1274 年和 1281 年兩次遠徵日本，均從半島出發，因戰艦之粗劣和颱風的影響失敗。而日本在唐朝、明朝和晚清的三次侵略大陸的過程中，均以朝鮮為首先打擊對象。這種半島經驗會給朝鮮民族形成夾縫中生存的受害者情結體驗，並對當代韓國的對外戰略產生重大影響。韓國盛行「三國志」的研究，希望在當代韓中日、韓美中、韓朝中、韓俄中等一系列的三角關係中佔據反客為主的核心地位，即是這種地緣政治的典型思路。

本文無法全面展開對一個民族的心理特質的全面分析，在此僅指出一個受地緣政治影響深刻的特質。即韓國人的激烈情緒問題。在抗議政府進口美國牛肉和日本與其「獨島」（日本稱竹島）的民族情緒表達中，韓國人的表現居然上升到自焚和斷指的程度。學者們把韓國的這種激烈的情緒釋放特質叫做「半島性格」。

對於同胞的一些激烈之舉，主辦在韓華人內部刊物《北京通訊》的韓國學者慎榮樹先生說：「實在沒有別的辦法，這是韓國人面對危機時的應激反應。尤其是面對大國時，以韓國之弱小，一般的抗議是不會引起重視的。」 在北大歷史系讀博士的李周美小姐說「韓國男人是激烈的，韓國女人也一樣……為了國家，我相信韓國人什麼事都會做出來。」而李元燁先生則將「急性子」命名為「半島性格」。

韓國的反日遊行

有的學者認為，韓國既不是大陸也不是島國，她位於二者之間，擔負著橋梁和通路的作用，所以總是受到強大文明的侵入，這是宿命。在這種宿命的關係裡，半島人總是按強大國家的臉色行事，在順從和反抗的不斷往復中培養了既不是「大陸德行」，也不同於「島國德行」的一種「半島德行」。總的說來，這種半島德行，有一些心靈上的封閉性，也有在主張自我的同時控制自己的心理，可以說是「淚水與笑臉」同在。還有對大陸文化的自卑與對島國文化的優越感。

韓國的現代文化即是在半島所特有的地緣政治環境下形成。其典型特徵是吸收東西方三大文明成果。韓國學者認為：「韓國現代文化就是深厚的儒教倫理、日本的殖民文化和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複合互補」。這三者「相互影響、相互聯繫、相互融合，共同構築了富有韓國特色的現代文化模式。」

這種吸收外國文明優秀成果的歷史，在半島性格因素的催化下，容易使韓國對本民族的身份認同產生強烈的敏感，甚至是過激的反應。它會使韓國對歷史和文化的敘述由悲情主義轉向英雄主義，相當固執的堅持文明的首創性和獨立性。而中國作為對韓國傳統文化產生最大影響的國家，對於韓國方面的提法和說法，同樣因為近代以來歷史悲情主義因素作用，產生強烈的反應。這是中韓雙方在一系列文化-歷史問題上產生強烈對抗的主要原因。

身份認同的爭論

建交以來，中韓雙方在中韓關係和韓國歷史-文化問題上的爭論，本質上屬於韓國身份認同的爭論。

此外，在中醫針灸、活字印刷、書法等問題上，也存在爭論。 上述可以確認的爭論中，除了領土問題之外，其他問題都屬於所謂「軟權力」的問題。其實質是，由於韓國構建自身民族身份牽涉到中國的文化和歷史認同，因此引起中國方面的強烈關注。由於韓國在其民族認同問題上對歷史的選擇性敘述，導致中國認為其東亞歷史文化的話語權地位受到衝擊。而韓國方面自認為其行為與中國沒有關係，這就使雙方的觀念衝突成為必然。那麼，韓國民族身份的認同到底和中國有沒有關係呢？或者說，一國的民族身份認同和他國有沒有關係？

「身份」是建構主義十分重要的概念。而構建身份恰恰不是某一個行為體在單位層次上單純的自我設定，在很多情況下是社會互動與社會承認的結果。也就是說，身份的認同是具有社會性和系統性的。韓國的身份構建不能單純的以自身的認定為唯一標尺。對歷史事實的尊重和他方意見的正確回應，才是構建身份的必由之路。

當然，行為體的觀念認同與身份認同是歷史性的，即它會隨著歷史不同階段行為體對利益追求的類型、目標和程度的變化而重新界定。因此，國家的身份（包括形象和特徵）是隨著國家間互動方式的變化而變化的。國家間相互製造（建造）了國家，這是一個自然的過程。如此，韓國現代國家的締造雖然在 1948 年獨立後一直在進行，但是，由於其最大的鄰國中國並沒有參與這一過程（直到 1992 年），現在韓國是在重新把其新的、舊的身份訴求展示給中國，中國不應該為韓國的不同於中國的歷史觀和文化觀而驚詫甚至發怒。韓國與中國的爭論恰恰反應了中國和韓國的聯繫是如此緊密，以至於在現代民族心理和民族認同的重大核心問題上需要相互的磨合。

這裡僅僅只涉及到中韓的雙邊關係。如果放寬視野，東北亞即是一個國際系統。這個國際系統等同於一個國際社會，它應該由一系列的規範支配。國家被從理性目標和制度建設兩個方面得到塑造。 而目前的東北亞缺乏一個清晰並且有效的規範系統。僅僅能夠從傳統主權至上的原則中梳理東北亞國家間的關係。換言之，中國和韓國均出於傳統民族國家塑造和形成的階段。這不得不令建構主義者覺得悲觀。

主權至上的黎塞留原則源於歐洲近代國際關係，傳統東北亞的國際體系是朝貢體制，跟不上就不存在主權意識。在近代以來的擊碎過程結束後，主權至上逐漸成為該地區唯一清晰的國際社會規則。而對於東北亞國家而言，目前仍然處於一個對主權至上逐漸吸收、運用和適應的階段。

主權至上原則首先表現為主權問題上的剛性，主權爭奪是雙邊關係中最敏感的話題。中國與韓國和朝鮮在長白山天池、延邊等問題上有爭議，在黃海大陸架問題上有爭議。而韓國在獨島（竹島）上與日本的爭議。爭端雙方均持有強烈的剛性原則。此外，主權至上還表現為民族主義情緒的普遍存在。而民族主義情緒則又糾纏了傳統歷史和文化的清算過程。主權至上原則的國際關係結果是追求結構上的均勢狀態。由此論之，構建新的均勢結構是東北亞國家的主要戰略目標。正如前文所述，韓國追求在多個「三國志」式的結構中「兩面下注」的理想狀態。但是，均勢結構如果要穩定有效，就必須滿足兩個基本條件：力量上的基本均衡和價值觀體系的大致一致。所謂「權力的均衡降低訴諸武力的機會；共同的價值觀則減低訴諸武力的欲望」。力量在東北亞並不均衡，同時，鑑於中韓等國在歷史觀和文化觀念上的爭論，東北亞離價值觀體系的大致一致也相去甚遠。

中韓民族心理的相同性

中韓雙邊關係自 1992 年以來經歷了十多年的蜜月期後，開始全面審視對方。因為特殊的東亞國際關係的歷史形態和中國對韓國的歷史影響，雙方處於「清算」過程中。而韓國在歷史問題上是處於發動者的角色，中國對韓國的行為是被動的。韓國的民族心理的形成還需要中國方面的合理回應，也就是說，中國承擔了韓國現代民族國家心理形成的評判者的角色，中國也捲入了韓國民族心理形成的歷史進程。

從中國方面而言，承認和容忍韓國的現代化轉型，也是自身民族心理現代化轉型的必由之路。但中國考慮雙邊關係應該從更大範圍比如東亞和世界的角度出發，這是中國和韓國的真實地位和國家抱負之不同決定的。中國的驚詫，來自長期的和韓國的隔閡，以及長期不在乎中國周邊國家心理變化的歷史性影響。要確立自然的、自在的雙邊關係，雙方必須克服歷史癥結，而不是簡單的建立某種戰略均勢。韓國的歷史悲情主義是隱藏在民族主義之後的深刻的民族心理問題。如果不從歷史價值觀上逐漸冰釋雙方的糾葛，政治家們忙於建立的東北亞戰略均勢則會失去長期的有效性。（文/李揚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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