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萬別以為這是科幻：2015年4月18日，一個中國基因科學家小組對83個人類胚胎進行了一次實驗，旨在「修復」甚至「改善」胚胎細胞基因組。用於做實驗的胚胎是否全部屬於不能成活的胚胎？實驗是否合乎道德規範且在限定時間內完成？實驗結果如何？因為此類研究的相關信息很不透明，沒人能夠真正回答上述問題。此外，報告該實驗結果的論文被兩大著名權威刊物《科學》和《自然》拒稿，若是得到發表，也許能證明該實驗的合理性。不過至少可以肯定，近年來「剪切/複製」基因序列片段的技術的發展突飛猛進，以至於當前的生物技術已經能改變人類個體的基因，就像人類很久前改造玉米、水稻和小麥的種子一樣（這些出了名的「轉基因作物」引發了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擔憂和憤怒）。
人類基因改造這條路能走多遠？會不會有朝一日（很快將實現還是已經實現？）我們能隨意改變孩子的某一特質——智力、身高、體格或相貌，選擇性別、頭髮或眼珠的顏色？目前人類還沒有到那一步，技術和科學層面還存在諸多障礙，但是至少在理論上一切皆有可能。世界各地有許多科研小組正在極為嚴肅地研究這一課題。此外還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領域的技術科學正以超乎想像的迅猛速度蓬勃發展，但都沒有大張旗鼓，也沒有引起政界人士的注意或媒體的廣泛關注，因此幾乎完全不為普羅大眾知曉，也不受任何有哪怕一點約束力的法規制約。
正如法國之外其他國家——主要在美國和德國——的一部分知名思想家，如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麥可·桑德爾（Michael Sandel）和尤爾根·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想的那樣，這一新形勢迫使我們思考、預見這些人對人的新控制力在未來若干年內將不可避免地引發的諸多深刻問題，包括道德、政治、經濟乃至信仰等多方面。本書旨在嘗試提出這些問題，分析其來龍去脈並進行解釋，從而儘早找到問題的關鍵所在。
眼下法國和整個歐洲確實需要認識到，美國正在興起一種名為「超人類主義」的新意識形態，不僅有「超人類主義」預言家、學者，還有令人矚目的代表人物和知識界擁躉。這一思潮日益強大，得到了Google（谷歌）等網際網路巨擘的支持，擁有若干研究中心，並獲得源源不絕的資金支持。這個運動雖然在法國尚少人知曉，但在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已經有了數以千計的相關文章和論壇，在大學、醫院、研究中心、經濟及政治團體中引發了熱烈的討論。相關研究協會的國際影響力也越來越大，甚至有人宣稱下一屆美國總統選舉將會出現一名倡導超人類主義的總統候選人。籠統地說，超人類主義者正憑藉其擁有的非常可觀的科學手段和物質資源，宣揚新技術，支持採用新技術，支持大量使用幹細胞，支持克隆繁殖，支持人機混合，支持基因工程及胚胎操縱，這些或將以不可逆轉的方式改變我們人類，目的是改善人類的生存狀況。
為什麼要使用「革命」這個詞？是不是有些牽強？
一點也不。首先因為這類計劃已經變得有可能，而且，上文提到亞洲國家甚至已經在進行實驗了。鑑於生物技術、信息技術、納米技術、再生醫學、機器人技術、3D列印和人工智慧近來突飛猛進，今後在某些國家每年都會出現更大發展。其次，新型醫藥——及其對傳統醫藥觀的顛覆——似乎日漸被大眾所接受，儘管部分觀察家乍看之下表示對新型醫藥感到恐慌。
至於為何說「革命」這一詞非常重要，我們將在下文中釐清這一點。
呂克·費希。
有史以來，醫學一直都基於一個簡單的概念、一個已被反覆驗證有效的模式：「修復」生物體內被疾病所「破壞」的那一部分。醫學的思想框架主要是（且不說完全是）「治療」性的。比如在古希臘，醫生的職責是保證健康，也就是人的生物層面的和諧，如同法官的職責是保證人的社會層面的和諧。在失去秩序之後恢復秩序，在病原體或犯罪分子引發的生物層面或社會層面的疾病出現之後想辦法恢復和諧，在明確的正常與病態的兩極之間往復，對那些倡導超人類主義運動的人來說已經過時。有了NBIC新技術，即納米技術、生物技術、信息技術（大數據和網際網路）和認知科學（人工智慧和機器人）之後，這些極具顛覆性而又極其迅速的技術革新很可能在未來四十年裡使醫藥和經濟領域發生過去四千年裡都不曾出現的巨大變化，再加上我剛剛提到的人機混合技術以及3D列印（尤其是在醫學上的使用）也在發生爆炸式的發展，以往的醫學範式已經被超越。
NBIC新技術——如果你還不知道這個詞，不要擔心，我們會在後面相關章節中給出儘量清晰的解釋，並釐清對於理解超人類主義不可或缺的一些基本概念，讓我們可以從一個新的角度來看待醫學職業。醫學不再僅僅局限於「修復」，還可以「改善」人，超人類主義者稱之為「提高」和「增強」。（和信息系統中將虛擬圖像與真實圖像重疊獲得的「增強現實」同義。所謂「增強現實」，是指將智慧型手機上的攝像頭對準城市中的某個建築物，然後你會在手機屏幕上看到這座建築物的落成日期、建築師姓名、最初和現在的用途等等。「增強」將是生物與醫學領域裡的一場真正的革命。）我們會看到NBIC技術將觸及人類生命的方方面面，比如共享經濟——優步（Uber）、Airbnb、BlaBlaCar這類公司的出現就是例子。
超人類主義者很有說服力地指出，這種看待醫學的視角變化多年前就已經出現，只是人們並未覺察和反思。比如，整形手術在20世紀一直發展，其目的並不是為了治療，而確確實實是為了改善，具體說是「美化」人的身體。因為我們知道醜陋並不是一種疾病，醜陋的相貌——不論人們如何定義醜陋——跟病理無關，儘管它有時可能是疾病帶來的結果。又比如萬艾可（偉哥）和其他能增強性功能的藥物，它們的存在也是為了增強人體的某種機能。
在很多領域，治療與改善之間的界限是模糊的，比如我們使用的抗衰老藥物，到底是屬於「治療」類還是「改善」類？疫苗又屬於前者還是後者呢？超人類主義文獻中充滿對此類話題和論據的尖銳討論。「改善」和「治療」之間的區分不僅難以界定，而且在超人類主義者眼中，這種區分在道德層面不具有任何價值。超人類主義者喜歡用「兩個小矮人」的例子來闡釋他們的觀點：有兩個人身高都不超過一米四五，其中一個人是因為童年得病，另一個人是因為父母也個子矮小，所以很「正常」。兩個人都因為身材太矮小而在一個偏好高大身材的社會中受到歧視，為什麼只治療其中一個而拒絕另一個呢？在道德層面上，從超人類主義的觀點看來，區分病理性的侏儒和「正常」的侏儒並無意義，被關注的應該只是個體所經受的痛苦。
再看另一個例子。
在法國，現在有約四萬人患有一種退行性的基因疾病——視網膜色素變性，這會使患者逐漸失明。一家德國公司研發出了一種電子晶片，可以植入患者視網膜，恢復其大部分視力。晶片將光線轉換為電信號並將其放大，通過一個電極傳輸到視網膜上，使這些信號能夠通過正常的視神經通道抵達大腦然後轉換成圖像。請注意，不久前這還被視為科幻。回到20世紀初，一流的學者可能會認為自稱發明這一技術的人是招搖撞騙！今天，這已經成為現實，我們聽到這樣的消息也不會太感意外。這恰巧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醫學是如何不知不覺地從治療疾病演變成增強機能：起初當然是為了治療病理症狀，而最後的結果卻是人與機器的混合。此外，假如有朝一日科學再進一步，基因治療手術可以通過「剪切/粘貼」的手段對胚胎中具有缺陷的基因進行修復，我們也很難反對這種治療，原因很簡單：幾乎找不出任何反對這種手術的理由。
因此，我希望我的讀者能夠對以下這句話有所理解：超人類計劃所引發的道德倫理問題遠遠不像有些人以為的那麼簡單，如大眾媒體上通常會有人以為自己可以站隊「支持」或「反對」，好像這個問題能用非此即彼的方式解決似的。科學的進步既有可能帶來令人讚嘆的好處，也有可能產生非常可怕的後果。
在下文中我們將看到，嚴格區分以下兩者極為重要，儘管有時兩者之間的界限很模糊：一是現實，或者說至少是真正的科學研究，二是與之相伴的意識形態。意識形態有時候很討厭，有時甚至很可怕。比如上文提到的視網膜色素變性的例子，只要去問一問那些得益於電子晶片而重見光明的人，就能理解這確實是非常符合人們需求的發展方向。正如某個法國報紙採訪的一位英國女性告訴我們的，她從小失明，看不見自己的兩個女兒長什麼樣子，手術成功後，她「感覺自己就像是過聖誕節的孩子一樣開心」。在這個問題上，影響我們思考的真正敵人是把一切簡單化。把超人類革命說成「噩夢」和把它說成「福祉」或「救贖」一樣極為愚蠢。我們要注意細微差異，或者更好的說法是要區分清楚科學與意識形態、治療與增強，甚至是上文剛剛提到的那個例子裡傳統治療與增強性治療之間的界限和差別。歸根結底，最後都回到同一個問題：到底是要讓人變得更加像人——或者說，使人變得更加像人所以變得更好——還是反過來使人失去人的本質，甚至人工製造出一種新的物種，即後人類？
對抗衰老與死亡顯然，超人類主義革命者是從「改善」的角度貫徹他們的邏輯的，把衰老與死亡看作病理或類似於疾病的不好的東西。衰老和死亡畢竟也會帶來巨大的痛苦，其程度之深甚至超過人的機體染病所帶來的痛苦，因此他們認為，在新技術允許的情況下，醫學應該儘可能以根除衰老和死亡為目標。有一天，我跟我的朋友安德烈·孔特-斯蓬維爾（André Comte-Sponville）說起我想就這些主題寫本書的計劃，他略帶諷刺和懷疑地說：「說實話，呂克，衰老和死亡可不是什麼疾病呀！」沒錯，他說得很對，而且從達爾文主義的角度來看，生老病死對我們這些終將一死的小小凡人來說起著實實在在的作用：個體一旦完成基因的傳遞，在地球上就沒有什麼價值了。在他那本精彩的《哲學詞典》中，我們在「衰老」這個詞條裡讀到以下頗具教益的句子：
衰老過程是生命體的損耗，損耗降低了它的機能（生存、思想、行動等能力），逐漸接近死亡。在這一過程中，明顯可見的不是演化而是退化，不是進步而是退步。衰老則是這一過程帶來的狀態，一種本質上不值得嚮往的狀態（誰不想永遠保持年輕呢？），不過，對幾乎所有人來說，老總比死要好。因為死是萬事皆空，老則一息尚存。
達爾文看得明，說得妙。但是，在這種前提下，既然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希望不要老去，既然所有人或幾乎所有人都寧願老也不願死——這就很能說明人們對衰老和死亡的態度——何不把它們視為應該儘可能除去的疾病呢？何況，數千年來的種種神話和宗教不都殫精竭慮地讓我們相信永生不死是高於其他一切的完美救贖嗎？
很多生物學家會告訴你對抗衰老和死亡是虛幻的妄想，不是真科學而是科學幻想。也許在人類看來，衰老和死亡是壞事，而從自然選擇的角度看，它們是必不可少的。正如前文所述，它們具有實用性：當一個活的生物完成繁殖，當一個人生育了後代並且存活了足夠長的時間將後代保護、撫育到可以開始繁育其後代的年齡，這個人在地球上的使命從演化論的角度來看就算是完成了。所以從這個階段起，人類和其他所有哺乳動物一樣開始衰退並死亡，正如常言所說，以便「給新一代讓路」。所以從物種的角度來說，衰老和死亡是很有用的，甚至必不可少，若是想跟大自然的邏輯對著幹，到頭來只會大失所望。此外，據最傑出的基因學家之一的阿克塞爾·卡恩（Axel Kahn）所說，「改善」一個活的生物的衰老或死亡，必然會有引發不平衡甚至極端災禍的重大風險，因為生物是一個整體，改變一處通常會給另一處帶來災難。而且，那些覺得超人類主義不現實或危險的人認為，在目前的科學研究狀態下，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可確認的探索性進展能讓人真的「停止時間」，終止衰老過程，達到如公元前18世紀的《吉爾伽美什史詩》中所寫的「永無止盡的生命」。
上述這些都沒錯，應該納入考量，仔細審視。但與此同時，有一些同樣嚴肅的科學家堅持另一種不同的觀點。雖然「死亡的終結」尚未到來，但想顯著延長生命的極限在科學上也不是完全不可想像。當然，這個領域的研究確實還未取得實質性進展，僅僅是在某些菌類和人們熟知的實驗室的蒼蠅——果蠅身上獲得了一些成果，但是相關研究已經有所進步。幹細胞的運用、人機混合技術和醫學的進步可能在不久的將來能讓我們很好地修復受損或衰退的器官。可惜的是，大腦仍然是、並且在將來很長一段時間內還會是最難被「返老還童」的器官。不過，近五十年來科學技術的進步如此迅猛驚人，完全先驗地排除這種可能性實際上也屬於一種意識形態——超人類主義者可以說推翻了舉證責任：確實，自1953年華生（Watson）和克裡克（Crick）揭示DNA結構之後，科學家們在這些領域取得了諸多重大發現，鑑於此，誰敢非常確定地說或多或少推遲死亡的到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呢？事實上誰也不知道會怎麼樣，但科學家在往這個方向努力。對癌症細胞的研究也為此打開了新思路：導致人類死亡的癌症細胞是殺不死的，也許對這些細胞的研究能讓我們摸清楚如何掌控時間、掌控「時間生物學」，從而有望延緩死亡——這在目前尚屬假設，但是，即使對此持謹慎態度，我們不得不從現在起就認真思考人的壽命得到顯著延長之後可能帶來的後果。
由於壽命延長會帶來一系列問題，而且20世紀所經歷的人口壽命延長（儘管不是因為基因技術，而是因為早夭人數的減少）眼下就已經帶來了各種問題，我們必須開始面對它們。就算不談顯而易見的人口問題，也還有經濟問題（如果人類可以活到200歲，需要比現在多得多的退休養老金）和社會問題（一旦醫學具有此類新能力，人與人之間可能會出現越來越大、越發令人難以接受的不平等），我們將不得不重新面對吉爾伽美什或西西弗神話裡反覆出現、令人糾結的問題：假如有一天人類能夠像超人類主義者承諾的那樣延長壽命，我們究竟想不想活上數百年？我們是不是真的希望「真正」長生不老地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有在外來因素影響下——如事故、謀殺或自殺——才會死去？我的朋友、法國大生物學家讓-迪迪埃·樊尚（Jean-Didier Vincent）曾經對我說，有朝一日「我們只會像老祖母的陶瓷茶器一樣死去：最後總是碰裂了或砸碎了，但（死去的）唯一原因只可能是疏忽意外」。假如可以（幾乎）長生不老，我們會做什麼？我們還會願意工作、早晨起床去工廠和辦公室上班嗎？我們難道不會感到厭煩、怠惰？活上漫長的數個世紀之後我們還有什麼可學的新東西？我們還會不會想做一番大事，繼續精進自己？我們的愛情故事難道不會變得令人厭倦？我們還會想要孩子、還能生孩子嗎？一本沒有結尾的書、一部沒有結局的電影、一段沒有休止的音樂基本上沒有意義。「永無止盡的生命」是否也同樣如此？烏魯克（Uruk）國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本書裡就不惜一切代價想要得到永生。
我傾向於認為，那些熱愛生活的人，以及所有害怕死亡的人，都會樂於延長自己的生命，因此，涉及壽命延長帶來的種種問題，他們一定會妙招百出。在純粹假設的前提下，超人類主義也迫使我們去思考這些問題——畢竟，這些問題很重要，哪怕是能推動我們進一步思考人類目前的生存狀況也是好的。這就是為什麼延緩衰老和死亡的研究計劃儘管並未確定其可能性，更沒有真正實現，卻在北美大陸大受歡迎，而北美在這方面相對歐洲舊世界來說本就已經領先一步，雖然禍福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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