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念群:「中醫」究竟是科學還是「玄學」?

近期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引發極度關注。疫情防控形勢愈發嚴峻之際，一則「中成藥雙黃連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狀病毒」的消息傳遍全網，在引發搶購潮的同時，也激起強烈爭議。

今天，活字文化特別推送人大教授楊念群在其著述《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中的相關篇章。楊教授回溯並探討了在1929年，因西醫餘巖所提出的「廢止中醫案」而把中西醫從思想到行動的交鋒直接推向了前臺的一場有關中醫生死的政治決鬥。「 『中醫』沒有資格成為現代社會醫學的最重要理由是，『中醫』總是呈分散狀態面向每個病人個體，而現代的『社會醫學』應以群體體魄的改造為基本職能，最終指向保國與保種以及民族國家建設的終極目標。」

本文摘自楊念群所著《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1832-1985）》

楊念群，1964年1 月生於北京。教授，博士生導師。晚清名人楊度的曾孫子，晚清名人梁啓超的曾外孫。1988－1991年在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學習，獲歷史學博士學位。首批中國人民大學傑出人文學者特聘教授，現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中心主任。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委員。

主要著作有: 《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1997），《楊念群自選集》（2000），《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2001），《雪域求法記—一個漢人喇嘛的口述史》（2003），《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主編，2004），《昨日之我與今日之我—當代史學的反思與闡釋》（2005），《再造「病人」—中西醫衝突下的空間政治》（2006），《何處是江南——清朝正統觀的確立與士林精神世界的變異》（2010）等，主持《新史學》叢刊（中華書局版）及《新史學：多元對話》系列叢書。主要學術興趣是中國政治史、社會史研究，並長期致力於從跨學科、跨領域的角度探究中國史研究的新途徑。主要從事中國思想文化史和中國近代社會史的研究。

什麼是中醫「存」與「廢」的關鍵？

家庭診所的一體化構造，師徒單線的私密性授傳，經驗主義方式的診療模式和草根般的藥物配製程序，在中國社會中已經存活了幾千年，處處都仿佛阻礙著西醫向中國鄉村社會滲透進發的步伐。

時光在靜靜地流逝，散布在鄉村的中醫們仍像棋盤上的棋子般在日夜忙碌著，可對「中醫」的痛恨仿佛早已鬱積在了城市的大街小巷裡。西醫長久壓抑著情緒卻醞釀不言的唯一理由，好像只是為了要找到一個噴火口，然後藉助某人的口舌爆發出來。這張嘴找到了，火山口也終於噴發了。

1929年，西醫餘巖提出的「廢止中醫案」把中西醫從思想到行動的交鋒直接推向了前臺，變成了一場有關中醫生死的政治決鬥。這次「廢止中醫案」事件雖然發生在南京這樣的大城市，表面上也聚焦在對中西醫理的分歧爭議等抽象討論上，但最終改變了中醫在整個傳統醫療體系中的位置。中醫的存廢之爭最終變成了中國政治家們應對近代危機的一個突破口。

《餘雲岫中醫研究與批判》的文章主要是從餘巖的文集——《餘氏醫述》或《醫學革命論集》一至三集中選取的，按照內容編成六個部分：一、對中醫的系統研究與批判；二、關於廢止舊醫案；三、本草研究；四、中國醫學史研究；五、醫療衛生工作與文化批評；六、序類。餘巖思想比較激進，傾力支持辛亥革命，曾跟隨留日醫學生「赤十字社」回國參加軍事救護，足跡遍布上海等地。1913年再赴日本大阪醫大繼續學醫，直到1916年7月畢業回國，任公立上海醫院醫務長。這其間，他大力譯介西方醫學，所著廣為流傳。

「廢止中醫案」及其隨後引發的「中醫自救運動」，表面上聚焦於一些中西醫理異同的主題，如「中醫」是科學還是「玄學」，中醫藥名是否應統一於西醫標準等。但重要的是，中醫的存廢及其命運已經與更廣義上的「社會革命」主題建立了相互呼應的關係。

中國近代「社會革命」的主題很少一部分源自自由主義對個人選擇優先性的言說，表面上似乎為中醫的生存提供了一種現代支撐，但很快被融入到富強與救國的總體目標下隱而不彰。

中國在19世紀以後受到外來思想文化、經濟、政治、外交和軍事力量的全面衝擊，加劇了原有的社會、經濟、政治發展中的矛盾。各個領域都發生新的問題，舊的問題也以新的形式出現。中國傳統制度和方法均不能應付和解決這些問題。尤為重要的是，社會的精英分子與政治行動家對這種「全面危機」發生的估計和理解，往往會導致某種行動的不同效果。

有些人認為中國面臨一個全面的危機，各個領域中的個別危機構成一個整體，這個全面的危機必須全面解決、儘快解決，解決的方法是「社會革命」。「社會革命」必然是全面的，革命的力量必須侵入進駐控制社會的各個領域。在克服全面危機的同時，也解決各個領域中的危機，而解決各個領域的危機，又是克服全面危機的方法。

在這樣的前提下，對「中醫」的貶斥與改造也自然成為解決中國面臨的全面危機總體行動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對中醫行動方式的指責也與其他一些傳統習俗領域的指責相互配套起來，試圖通過一個個的個案解決以達到總體社會變革的效果。

本書是對中醫疑難病症論述巨著《傷寒論》的解讀，涉及「傷寒之意義」、「治病法要」，及「太陽、少陽、太陰」之病症綱要等。

那麼，現代醫學與「社會問題」之間應如何建立起某種新型關係呢？有人開出了一個齊全的「藥方」：誰謂定不能勝天乎？傳染病方面之防疫學，人種改善方面之遺傳學及優生學，犯罪問題，則有法醫學、刑事精神學，教育方面之教育病理學，其他如保險醫學、民族衛生學，其應用之範圍，固不僅以個人為目標，應知醫者今後對於社會之職責，日益重大。前之所謂醫者與聽診器、藥籠，為不可須臾相離之狹義思想，而今應進於實際社會生活，使醫學為社會化，醫者為平民化，而後始能與人群有直接關係。

比較有趣的是，開這張「藥方」的人把醫學的治療與療救其他社會病症相匹配，而冠之以「社會醫學」之名。他簡直就是把醫學當做了改造社會問題的靈藥。在他的印象裡，像犯罪、賣淫、迷信、貧困等等社會病態之所以存在，恰恰是沒有充分倡導「社會醫學」的緣故，「若能應用醫學，以救濟社會之病態、人生之焦躁，生活上不能滿意之事件，不能解決，而法律亦可因之解善。社會衛生學，為改良社會問題急務之先。……故醫家應負此種新責任之自覺。運用其獨特學術之見地、科學眼光，改正社會一切問題，此乃現代醫家應有之任務者也」。

醫學居然能改正社會一切問題，不由讓人想起了「上醫治國」這句形容名中醫的老話，可惜這裡所說的恰恰是與「中醫」相對立的現代「西醫」的特徵。

因為，如果按上述標準衡量，「中醫」不但不能成為救治社會病症的「社會醫學」，反而應該成為現代「社會醫學」的救治對象，甚至可與星相巫祝之流的「迷信」事務並列。按餘巖的說法就是：「而舊醫乃日持其巫祝讖緯之道，以惑民眾；政府方以清潔消毒，訓導社會，使人知微蟲細菌，為疾病之源。而舊醫乃日持其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夏傷於暑，秋為瘧等說，以教病家，提倡地天通，阻遏科學化。」

「中醫」沒有資格成為現代社會醫學的最重要理由是，「中醫」總是呈分散狀態面向每個病人個體，而現代的「社會醫學」應以群體體魄的改造為基本職能，最終指向保國與保種以及民族國家建設的終極目標。在「廢止中醫案」的第一句陳述中，餘巖明確使用了二分對立法界定「中醫」與「西醫」的區別。雖然沒有明示，但他所說的「個體醫學」，其對象在於個人，其目的在於治病，而治病之必要條件在於認識病體，確指「中醫」的行為習慣無疑。他把「治療醫學」向「預防醫學」，「個體醫學」向「社會醫學」，「個人對象」進而向「群眾對象」的轉變，恰恰看做「西醫」有別於「中醫」的核心特點。這種表述暗含著極為強烈的褒貶意味，仿佛以個體為對象的「中醫」與以群體為對象的「西醫」之間的差異，不僅關涉著「迷信」與「科學」的二元對立，而且也是「亡國」與「救國」政治分界線的標誌所在。

西醫擁有「政治正確性」

更具體而言，在餘巖等「新醫」們看來，「新醫」與「舊醫」的核心區別在於是否擁有完備的「衛生行政」能力，以推行群體預防和治療步驟。而中醫無法在調查死因、勘定病類與預防癘疫上有所作為，特別是在防疫這項大規模的群體行動中無所作為，從而根本達不到「強種優生」的近代政治目的。不用說，這確實狠狠擊中了「中醫」的軟肋。

在另一篇文章中，餘巖的表述更直指舊醫「近代政治」理念的缺乏。他指責中醫「以六氣為致病之源，而不信微生物之傳染，疫癘之行，委之天行，則衛生防疫之法，遂無下手之處，混虛損於癆瘵，合種種熱性病於傷寒溫熱，而不能識別疾病之個性，則調查統計之術，於是乎窮」。以上這段話的核心是指中醫制度缺乏衛生行政的設計。下面這段話則簡直大有上綱上線的意味了：「更何論乎強種，更何論乎優生，是其對於民族民生之根本大計，完全不能為政治所利用。」是否能為現代政治所用變成了中醫能否繼續生存的標準。

中國近代社會的一個突出特點是，以強力政治的幹預推行和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鄒讜即認為傳統中國的政治文化形態使得20世紀的中國人對政治在文化、社會生活中所佔有的重要地位感到習以為常，這和英、美的情況有很大不同。19世紀時，英、美的政治在社會中發揮的力量很小，而社會自發的力量則對整個國家、社會、政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鄒讜是一位卓越的政治學者，出版了六部著作及多篇學術論文，其中包括《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1950》（芝加哥大學1963年出版，中譯本由王寧和周先進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中國之危機》（1968，合編），《從1850年到今中國基層的政治領袖與社會變遷》（1981），《文化大革命與毛後改革》（1986），《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角度看》（1994）等書。 《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一書更令其聲名大噪，被譽為芝加哥大學出版社當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學術界的地位。

中國的現代政治出於「社會革命」的需要，不但大量吞噬傳統鄉土社會中相對自主的社會自發力量，而且以驚人的速度規訓出了中國人的新型政治意識。在這個意義上，把中醫的個體化遊動形式通過「衛生行政」的途徑整合進現代醫療系統，就成為中國近代「社會革命」行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同時也日益成為以政治手段處理全面危機的一種有效方法。中醫最後是否具有合法性的標準，也越來越取決於其對這種被現代政治包裝過的新醫規訓的認同程度。

餘巖的「廢止中醫案」所規定的廢止辦法中，就規定有一條「凡登記之舊醫，必須受訓練處之補充教育，授以衛生行政上必要之智識，訓練終結後，給以證書」。還有一條規定是，舊醫滿五十歲以上，在國內營業至二十年以上者，可以不受補充教育，但不準診治法定傳染病及發給死亡診斷書等。實際上，是想通過把中醫排斥在衛生行政的總體訓練規劃之外，以達到在數年內消滅中醫的目的。

最後抵抗的邏輯

「廢止中醫案」出臺之初，「中醫」第一階段發動反擊的策略是反覆強調西醫防疫和衛生行政需大量耗費社會動員的制度資本，虛耗國家財力的弱點，以此突出「中醫」雖無「群體」防治之功，卻有救濟弱者之實的傳統。

如下面一段話就對所謂「醫學行政」語含譏諷：

所謂衛生者，猶若清道局之清潔街道而已。所謂防疫者，先造出惡空氣，張大其辭，予人民以恐怖，日惶惶碌碌於注射。為外貨推銷員固可，若謂能防疫，欺人自欺之慣技耳。發明防疫血清之國，至今日，已覺注射防疫血清為不可恃。吾國反恃為救命符，無非為政者感情用事，將國家巨大庫款，擲諸虛牝，於實體上何所獲益。

不過，在經過初期激烈的短兵相接的交鋒之後，一些中醫理論家馬上意識到，如果為了強調自保而一味地攻擊西醫的防疫與衛生行政弊端，不但不利於確認中醫在現代醫療系統中的位置，反而有可能壯大西醫排擠中醫的勢力，而使自己難有立錐之地。

所以，「中醫」很快調整反攻策略，力求在國家行政的整體設計中預留出與西醫平等相處的位置。中醫們意識到：「如衛生之行政權，法律之優先權，財政之調使權，業務之自由權，凡此中醫之不能享受者，西醫皆得而享之。立場雖同，地位則異，天光水月，霄壤懸殊。名雖中醫存世，實則已奪其魄矣。」若要克服這種被動狀態，就必須「先在地位上爭得平等權利義務，處處與西醫並駕而齊驅，庶學術得以宏大，利權不致外溢」。

要在地位上爭平等，必須自覺地將自己納入西醫所規範的行政體系之內謀得一席之地，但其代價是中醫必須放棄自己習以為常的行為習慣，而參與到國家政治意識控制下的醫療制度中擔當群體負責的角色。然而，這種「自覺意識」的形成卻是以內心世界的搖擺不定為前奏的。中醫們既意識到「中醫西醫，明確兩種不相同之學術，其不能強不同以為同，固事勢所必然，無足異也」，同時又抱怨西醫「既曰國醫尚未整理，又不願國醫有實施整理之法令」。

這種內心衝突一度瀰漫於整個中醫學界，更有言論為中醫的存留尋找比西醫存在更為合理的政治理由，認為中醫不但是「極端之極端的民生主義」，而且還具有「極端之民族主義特質。中國民生之繁衍在世界上無與倫比，就是中醫唯一之偉績。而東鄰日本民間創設東洋醫道會，開始舍西醫研中醫，此又不能不謂我中醫之精神，實隱含有東方民族主義之空間也」，且「無背於先總理之三民主義」。

爭議的核心癥結是，面對「個體」而又行事分散的中醫是否應該改變自己的傳統風格，而屈從於建立在「群體」監控意義上的西醫系統。

最終顯然是時勢比人強，中醫內心的緊張與猶疑無法迅速消解西醫在制度擴張上的強權壓力。到了這個階段，中醫的抗辯已經難逃如下的悖論式命運，即表面形式上是在與西醫謀求制度上的平等，而現代制度的內涵恰恰又是以西醫的行政化形式配合以國家意識形態加以壟斷的，這意味著中醫一旦在這個系統中謀取了自己的位置後，反而會遭遇更為嚴重的不平等待遇。

現在看來很清楚的事，當時大多數中醫顯然沒有意識到其嚴重性，他們的認識僅僅限於中醫一旦參與衛生行政，就可使「利權不致外溢」這樣的思考層面上，而絲毫沒有感覺到中醫傳統有可能全盤置於西醫控制之下的後果。

在這一思路的支配下，中醫的抗辯邏輯基本上建立在如何在國家行政框架下爭取與西醫具有平等地位這個目標上，而國家在醫療行政上的現代設計藍圖又完全出自西醫的手筆。因此，中醫謀求平等的努力結果不過是在西醫監控的部門中謀取生存之道而已。從根本意義上說，中醫從此不想成為「社會醫學」的救治對象，而想成為「社會醫學」的有機組成部分。於是中醫界一直到處瀰漫著中醫對衛生行政不顧及「國醫」作用的抱怨：「衛生當局，於通過衛生條例之初，曾聲明他日當另訂國醫條例，足見現行之衛生條例，為純粹之西醫條例，現行衛生行政系統，為畸形發展不完全之衛生行政系統。」

本書的主要目的是探討晚清以來的中國人如何從「常態」變成「病態」，又如何在近代被當做「病人」來加以觀察、改造和治療的漫長歷史。「東亞病夫」的稱謂既是中國人被欺凌的隱喻，也是自身產生民族主義式社會變革的動力，在這個意義上，「治病」已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醫療過程，而是變成了政治和社會制度變革聚焦的對象，個體的治病行為也由此變成了群體政治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

在如此抱怨之後，「國醫們」紛紛呼籲在構思國醫條例時，政府應該考慮通過制定規則確立「國醫」在衛生行政中的位置。在全國醫藥團體請援團報告中的重要理由是，西醫不過是大都會中少數資產階級的療治者，衛生部不應只為少數人謀幸福計。在另一份與此相呼應的文獻中，則特別強調中醫在鄉土社會數量巨大，只有「中醫」參與醫藥行政，才能使「社會醫學」不局限於城市，而在鄉村真正奏效。

以下兩句話使中醫參與衛生行政好像顯得頗有說服力：「吾人以為欲謀民族健康繁衍，唯有政府毅然改變衛生行政方針，不偏重建設都市之衛生設施，而同時注意普及全國農村治理醫藥，不偏重獎勵推銷舶來品之西醫，而同時負責整理民眾信仰之中醫，方為得體。」衛生部對中醫要求參加衛生行政的回答是，「本部已早有此議」，「待有相當人材即當延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