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撒尼爾·康姆福特（Nathaniel Comfort）是美國國家航天局和美國國會圖書館聯名設立的巴魯克·布盧姆伯格教席（Baruch Blumberg Chair）天體生物學學者，也是巴爾的摩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醫學史教授。2012 年，他出版了新書《人種改良的歷史：基因如何成為美國醫學的核心》（The Science of Human Perfection: How Genes Became the Heart of American Medic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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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年來，提升人類遺傳基因質量都不是一個生物問題，而是一個社會問題：為了全人類的利益，如何說服或者強迫人們步入婚姻殿堂？
面對這個問題，專家學者最喜歡用農業和畜牧業的例子進行類比分析。在柏拉圖的《理想國》（Republic）中，蘇格拉底稱國家只應該允許最優秀的公民結婚生子。如此一來，人口質量便能像人類飼養的狗和雞一般得到提高。
十四個世紀之後，查爾斯·達爾文的表弟弗朗西斯·高爾頓（Francis Galton）將古希臘人所謂的「出身優越」（well-born）和「得到良好教育」（well-bred）總結為一種名為「優生學」（eugenics）的計劃方案。1865 年，高爾頓在《麥克米倫》（Macmillan’s）雜誌——這是本深受大眾歡迎的雜誌，經常向廣大讀者群體傳播嚴肅的觀點——中描繪了自己對優生幻想的熱衷和喜愛：「為了提升馬和牛的品種質量，我們花費了大量資源和精力。如果能將這些開銷和努力的二十分之一投入到提升人類質量上，我們將創造出一整個由天才組成的宇宙！」
換言之，高爾頓夢想的是創造一大批英國天才。他一直擔心英國人的人種出現退化，從而導致國民的心智和體能出現下降。其實這也是世界各國學者普遍擔心的事情，法國人就擔心自己的國民質量出現退化。
與同時代的很多人一樣，高爾頓對「人種」（race）一詞的使用比較隨意。他所謂的「人種」有時候指英國人，有時候指白人，有時候又指全人類。但總體來看，高爾頓提出的英國優生方案與人種關係不大，倒是和階級密切相關。在他眼中，骯髒粗鄙的低收入工人像兔子一樣瘋狂繁衍，而優雅純正的上流社會人群規模卻不斷減小。他漸漸相信，英國必須做出改變，否則英國成熟得體男子——他將自己和表哥達爾文也劃入這個「優秀」的群體之中——所具備的精華氣質將迅速消失，而社會將被查爾斯·狄更斯筆下奧利弗·崔斯特（Oliver Twist，《霧都孤兒》主人公——譯註）和小提姆（Tiny Tim，《聖誕頌歌》中人物——譯註）這樣的人所佔領。
即便如此，高爾頓還是堅信：所有英國人會為了整體利益而做出理性之舉。他的優生計劃呼籲人們自願採取措施。通過教育、宣傳、稅收優惠和類似手段，他認為「最適當且能勝任」的社會成員的家庭會逐漸壯大，而「不適當」社會成員——體弱多病、身體殘疾、貧困潦倒和愚蠢麻木的公民——則將獨自走過一生且不會生養兒女。不知出於什麼原因，高爾頓本人未能對人類基因庫做出任何貢獻：這位優生學之父膝下無兒無女。
美國社會各種族之間的關係一直比較緊張。在這樣一片「沃土」中，高爾頓優生計劃的種子漸漸生根發芽。美國各界就外來移民問題爭論不休，呼籲在科學、效率、理性和政府官僚機構等領域開展社會改革。就這樣，高爾頓的「優生之樹」結出了奇怪且苦澀的果實：一批新的主張改良人種人士利用新發展出的遺傳學成果作為論據，反對跨種族婚姻和「低能遲鈍人群」（feebleminded）生兒育女。其實，「低能遲鈍人群」是一個定義不清的心理學術語，指的是心智能力低於平均水平的人。在很多人看來，導致這種情況出現的原因是人體內的單個基因出現問題。
並不是所有支持優生學的美國人都是種族主義者或者本土主義者。大致來看，二十世紀早期的所有美國人都是優生學的支持者。但是仔細觀察美國優生運動的核心，我們會發現它所堅持的原則——任何殘疾無能的根源都在於基因——也為通過立法限制移民種族的做法提供了科學依據。改革派要求國家對被視為不合格公民的人——包括「低能遲鈍」之人、罪犯、聾人、殘疾人、性疾病患者和其他疾病患者——實行強制性絕育。
1922 年，紐約長島優生檔案辦公室（Eugenics Record Office）的負責人哈裡·勞克林（Harry Laughlin）為解決美國憲法對優生問題的限制，提出了《標準絕育法》（model sterilisation law）草案。這個法案最終獲得通過。到了二戰打響之時，美國超過 30 個州擁有自己的優生法案，大量罪犯、妓女、癲癇患者、梅毒患者和其他被視為心智不健全的人被迫接受了絕育手術。
加州的優生法案尤其有效。歷史學家亞歷桑德拉·明娜·斯特恩（Alexandra Minna Stern）稱，一直到 1950 年代早期，加州的優生法案中都沒有包含任何質疑絕育手段合理性的反對渠道。有關部門對公民進行絕育時不需要提供任何證明文件，也不需要組織任何符合制度程序的聽證會。她在論文中寫道，這解釋了為什麼加州是全美絕育率最高的州之一。
在《我的奮鬥》（Mein Kampf）中，希特勒頭頭是道地對美國優生手段表達了讚美。美國人也投桃報李：優生檔案辦公室在 1933 年出版的《優生新聞》（Eugenical News）中對德國在同年 7 月通過的《絕育法》（Prevention of Genetically Diseased Offspring）表示歡迎，稱希特勒治理下的德國已經成為「全球主要國家中首個在國家層面制定現代優生絕育法律的國家」。《優生新聞》還驕傲地指出，《絕育法》明顯是借鑑參考了克勞林的法案草稿。當時的美德兩國在優生絕育問題上達成高度一致，可謂是改良人種領域的「親密戰友」。
到 1930 年代時，大部分專業的遺傳學家面對如火如荼的優生運動時都選擇退避三舍。他們將目光投向遙遠未來可能實現的美好夢想，期待人們有一天能通過生物工程手段而不是社會管制手段實現遺傳基因改良。在當時，高爾頓最初設想利用教育和收稅優惠實現優生的方案已經演變成了國家控制下殘忍冷酷的繁殖項目。在立法部門的支持和幫助下，二十世紀早期的優生學為持續的惡性偏見和科學領域的陳舊思想提供了舞臺。
在大多數國家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優生學都「慘死」在現代科學的門檻之前。可是即便如此，優生學卻並沒有消亡。相反，科學的「鄰居」醫學對它進行了所吸收和借鑑。實際上，現代科學和醫學的關係已經越來越緊密。科學的公共衛生措施在防治傳染病時似乎發揮了奇蹟一般的作用：1920 年代，肺結核和霍亂將導致死亡主要疾病的「寶座」拱手讓給了癌症和心臟病。一些有遠見的內科醫生認為，可以利用類似的醫療科學手段防治遺傳疾病。
接著，預防醫學開始使用優生學來防治遺傳疾病。在這樣的背景下，遺傳醫學和遺傳諮詢學兩大領域漸漸形成。這兩個領域的確為人類社會進步做出了重要且高尚的貢獻，但它們也使得人類遺傳基因改良運動的一直保持著生機勃勃的發展勢頭。科學化、系統化的現代醫學拯救了優生學，將人種改良從社會工程變成了生物技術問題。
1922 年，第二屆國際優生學會議的 logo，象徵著優生學串聯起了各種不同的領域。圖片版權：Wikipedia
當優生運動的發展達到頂峰並迅速衰落之後，人們在生殖技術領域取得的進步讓「設計」嬰兒成為既令人激動又令人恐慌的可能。
上世紀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初期，富有遠見者便設想將愛情——甚至是婚姻——與生育分離開來。在他們看來，我們可以通過試管實現科學而理性的生育。生物學家 J·B·S霍爾丹（J B S Haldane）這樣的樂觀主義者認為胚胎的「體外發育」（ectogenesis）使得人類可以掌控自己的進化過程，進而消滅疾病和基因突變，增加聰慧、善良和骨氣等各類優良品質。遺傳學家 H·J·穆勒（H J Muller）則提議，為諾貝爾獎得主和其他取得偉大成就的人設立精子庫。然而，小說家奧爾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遺傳學家朱利安·赫胥黎（Julian Huxley）的兄弟——的想法卻更為黑暗。在 1932 年出版的《美麗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他描繪了名為「波坎諾夫斯基過程」（Bokanovsky’s process，一種克隆手段，是實現小說中世界美好未來的關鍵——譯註）的體外人工授精（in vitro fertilisation，IVF）技術。「波坎諾夫斯基過程」使得小說中的人們創造了生物學社會階級制度：不同階級的人們適合從事不同的工作，也對自己的生活充滿了沾沾自喜的滿足。
僅僅兩年之後，E·V·平克斯（E V Pincus）和恩特斯·恩茲曼（Ernst Enzmann）這兩位「波坎諾夫斯基」似乎就掌握了通過體外受精技術繁育兔子的手法。不過，實踐表明他們使用的還不是體外受精技術，因為直到 1959 年平克斯的同事張明覺（Min Chueh Chang）才實現了利用體外受精繁育兔子。即便如此，未來還是以任何人都想像不到的速度降臨人間。
到了 1970 年代，派屈克·斯特託普（Patrick Steptoe）和羅伯特·愛德華茲（Robert Edwards）完善了人類的體外受精技術。在他們科研成果的基礎上，首位試管嬰兒路易斯·布朗（Louise Brown）於 1978 年出生。
1980 年，支持優生學的發明家羅伯特·格雷漢姆（Robert Graham）將穆勒提出的諾貝爾獎得主精子庫變成了現實。然而，他卻忽略了這個精子庫的篩選標準中存在的漏洞：諾貝爾獎得主通常都是在職業生涯晚期才獲獎，那時他們精子已經基本上沒有活力。後來他放寬了選拔標準，說服一批「天才」在《花花公子》雜誌和量杯的幫助下完成了精子採集工作。此後的 20 年裡，格雷漢姆的精子庫繁育出兩百多名嬰兒。如今，這些嬰兒都只是成長為相當普通的平凡人而已。其中一名女性表示，擁有「天才」的 DNA 並不意味著人生肯定能取得成功。她發現後天的培養同樣很重要：「在遺傳基因方面，你能控制的事情終歸是有限的。人的成長發育主要還是與後天的家庭環境和教育有關。」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分子生物學發展進步將基因從抽象概念變成了實實在在的化學物質。突然之間，科學家都對基因有了基本的認識，覺得自己了解了人類的本質。細菌遺傳學家喬舒亞·萊德伯格（Joshua Lederberg）在 1963 年寫道：「現在我們可以定義人類了。人類是由六英尺特殊碳、氫、氧分子序列構成的生物。」
萊德伯格描述的恰恰是人類精子或卵子細胞細胞核中 DNA 的總量。學會了「閱讀」之後，科學家們希望能迅速掌握莎士比亞一般的高超「寫作」技巧。萊德伯格認為，按照當時的科學發展速度，科學家將很快掌握操控個體染色體和基因的技術，從而培植出符合人類設計標準的精子，甚至能「在一兩代人的時間內實現原本十代或者一百代人才能實現的人種改良實踐」。他還寫道：「分子生物學的終極應用將是實現對核苷酸序列的直接控制。」
圖片來自豆瓣電影
在支持者看來，新的生物技術意味著令人不快的社會管制手段不再有存在的必要性。持懷疑觀點者則擔心，這一技術可能會被壞人所利用。有時候，部分科學家也對前景表示憂慮。1969 年，喬納森·貝科威茨（Jonathan Beckwith）領導的哈佛大學研究團隊首次成功分離出第一個基因。此後他們專門召開新聞發布會，為的就是提醒世人自己的研究成果具有危險性。生物戰、優生運動，誰知道貝科威茨的技術會給世界帶來什麼？《紐約時報雜誌》在報導時將貝科威茨的實驗稱為「遺傳管控領域的發展進步」。
1980 年代中期，優生學的狂熱支持者開始討論「基因手術」。他們計劃在經過改良的病毒內植入用於治療的基因，然後讓病毒「感染」遺傳疾病的患者，進而實現對遺傳疾病的治療。據悉，這個病毒將完成向人體染色體植入基因的複雜工程。
上世紀九十年代期間，人們對基因療法的炒作程度不亞於對當下 CRISPR 基因編輯技術（Clustered Regularly Interspaced Short Palindromic Repeats，規律成簇的間隔短回文重複序列）的熱捧：「基因槍」（Gene guns）能通過注射基因治癒癌症；街角的藥店將出售使人類「徹底告別高膽固醇、高血壓乃至愛滋病」的「萬能細胞」（universal cells）。
然而，基因技術的發展可能導致國家對孩子們實施《美麗新世界》提到的思想控制，這讓害怕基因技術的人感到後背一陣發涼。為此，社會又開始新一輪的爭執不休，而密切關注基因技術的人也因此陷入苦悶和掙扎。有些評論家擔心，「修復」人們推定認為導致肥胖、暴力和其他惡習基因的技術將成為「讓貧民區兒童學會麻木服從的快速解決之道」。簡而言之，科學的進步可能讓某些人腦海中實現社會控制的幻想成為現實。不過，對基因技術持有不同觀點的兩方在爭論中都喜歡誇大現有技術能力與人們對基因真實了解之間的關係。
隨後，一系列不幸的事故戳破了炒作的泡沫。1999 年，年輕的傑西·格爾辛基（Jesse Gelsinger）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接受常規藥效試驗時因為不可思議的大規模器官衰竭而去世。三年後，法國臨床試驗成功治好了幾個女孩嚴重的免疫疾病。但攜帶有新基因的病毒載體將基因植入在染色體上錯誤的位置中，最終導致女孩們因白血病而死亡。各國都大幅削減基因療法的經費，並暫時叫停基因技術的研究，研究人員也因此受到斥責和懲罰。從那時起，基因療法的發展進程就開始出現小幅度的倒退：少數案例證明基因療法確實有效，但它所宣稱包治百病的基因「靈丹妙藥」並不存在。
人們希望基因技術能徹底消滅遺傳疾病，「設計」出符合要求的新生兒以及引導人類自主決定進化方向。CRISPR 是實現這個宏偉目標過程中的最新技術發展。一直以來都對基因技術充滿信心的人覺得基因技術將會穩步前進，最終將發展出更為精準的控制繁育手段。為了實現優生，我們已經從以往的影響婚姻、控制個體生育發展、操控性別發展到現在的利用 CRISPR 技術替換有瑕疵或者缺失的基因以及一點一點地編輯 DNA 代碼。最終，分子生物學將成為人類優生事業的終極武器。
精準控制基因的確好處很多。支持者表示，精準控制 DNA 能避免我們會退到令人厭惡、高壓強迫的優生社會管控時代。誠然，他們說得很對。可在生物倫理學家朱利安·薩維勒斯庫（Julian Savulescu）、約翰·哈裡斯（John Harris）和記者馬特·裡德利（Matt Ridley）這樣的人看來，精準基因控制技術也讓優生學重新煥發了活力。他們表示，我們正在向個人選擇優生而非政府強制優生的時代大步前進。不久的將來，人們將能從一份列表中選擇自己未來孩子能夠擁有的特性。
問題在於，新生兒並不會完全按照我們計劃的那樣降臨世間並成長發育。大部分疾病和我們感興趣的特性與基因之間不存在、直接的聯繫。基因能直接影響的疾病和特性數量很少且在穩定縮減。另一方面，基因與疾病和人類特性之間的關係極為複雜，複雜程度還在不斷增加。下面，我將簡單列舉四個因素。
首先，基因是一把雙刃劍。比如說，人們希望儘可能避免患上精神分裂症、躁鬱症和孤獨症。然而大量證據表明，這些心理疾病與創造力之間有著密切的聯繫。如果你和你的伴侶是藝術家或者音樂家，你能接受孩子有很大機率上成為下一個格倫·古爾德（Glenn Gould，加拿大鋼琴演奏家——譯註），同時也有很大風險患上孤獨症嗎？對某些天才和成功人士而言，一定程度上對細節的專注是必要的素質。與此同時，一點狂妄自大或者反社會人格也能促使人們取得成就。
其次，基因通常以「集體合作」的方式影響性狀。數個基因與多種不同形式的孤獨症和精神錯亂有關。這其中任何一個基因自己都無法導致孤獨症的發作（作用影響只佔到整體的 1%-2% 左右），但它們合起夥來便能對人體心理健康起到「顯著」的效果。「戀愛荷爾蒙」催產素受體的 OXTR 基因、與自殺行為有關的 SAT1 基因、與語言能力有關的 FOXP2 基因以及其他幾個基因共同導致孤獨症的出現。很多這種基因都具備產生在大腦內起到各種作用荷爾蒙受體的能力。要想消除一個性狀出現的可能，你就要面對同時影響大量其他性狀的結局。更重要的是，很多基因的作用目前尚不明確。
第三，基因簇的作用與環境密切相關。專家們的一項研究觀察了五個基因對多種疾病的聯合影響。首先是名為 MAOAL 的基因，它經常出現在連環殺手和暴力的幫派分子身上，人們稱其為「戰士基因」；第二個是名為 5HTTLPR 的血清素轉運基因，它的短型變體與焦慮和抑鬱有關；第三個是名為 DRD4-7R 的五羥色胺受體基因變種，被人們稱為「蕩婦基因」、「暴力酗酒基因」和「霸凌基因」。這麼看來，這些基因可不是改良人種支持者希望後代攜帶的優秀基因。
但是在某些情況下，上述基因的變體與分享、盡責等父母希望孩子具備的優秀品質有關。兩個研究團隊各自的獨立發現表明，我們真正能選擇的後代特性並非是否患有反社會人格和心理疾病，而是敏感度。若是讓攜帶有 DRD4-7R 基因的孩子在溫暖有愛的環境中成長，他最終很有可能形成喜歡與他人分享玩具的習慣，長大後也很有可能成為政治上的自由派。但如果讓孩子在嚴厲粗暴的環境中長大，他將有很大機率成為喜歡欺負弱小、酗酒、抑鬱且無法與他人建立長期關係的失敗者（當然，沒人能保證這些情況一定會發生）。MAOA-L 基因變體也與在壓力下做出正確的財政金融決策能力有關。因此如果像 2002 年的電影《少數派報告》（Minority Report）中那樣根據基因素質抓捕「可能犯罪之人」，我們可能迎來股票市場的崩盤。基因並不決定人的特性，他們只負責合成蛋白質——也就是具有複雜能力的複雜分子。
第四，表觀遺傳學（epigenetics，研究基因的核苷酸序列不發生改變的情況下，基因表達的可遺傳的變化的一門遺傳學分支學科——譯註）也證明了我的觀點。近些年來，科研人員發現了 DNA 和中間分子 RNA 的改變對基因活性的影響。表觀層面的改變可以增強基因活性，也可以減弱基因活性，還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改變基因。這些改變從懷孕階段開始，可能影響因素包括母親的營養水平、壓力水平和創傷性經歷。一些研究還表明，基因的表觀變化甚至可能遺傳給子孫後代。我們一度認為，基因組是展廳裡的展示車，能夠像傳家寶一般以嶄新的狀態在一代又一代之間傳承。現在看來，遺傳更像是繼承你媽媽的老爺車：保險槓上貼滿貼紙、車內滿是花紋和汽水汙漬、離合器年久失修。
簡而言之，從本質上看，我們無法單獨根據 DNA 來預測個體是否具備大部分人類感興趣的性狀特質。為了「設計」理想中的下一代，你需要做出天文數字一般規模的複雜選擇，而且每個選擇都會對其他特性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除此之外，你還要嚴格控制孩子經歷中的各種重要因素，比如確保你和配偶不會離婚，孩子小時候不會被喝醉酒的司機撞到，女兒永遠不會交上喜歡辱罵虐待的男朋友，孩子不會遭遇搶劫或者看到謀殺現場。你可能還要保證孩子經歷一些艱難困苦，並在過程中學會自我恢復和勇氣決心。這樣的事情列舉不完，你也不可能一一做到。
不管通過基因技術實現優生的想法讓你興奮不已還是驚恐萬分，如果你認為定製下一代是可能實現的未來，那麼你一定對基因的工作模式有著過分簡單的錯誤認識。人們普遍喜歡將 DNA 看成是軟體：基因序列=電腦代碼。實際上，這個比喻在一個病毒乃至一個小的細菌身上還可能適用。可一旦我們討論到高級生物體，現實情況就會複雜上成千上萬倍。
利用基因技術實現優生和人種改良的炒作熱潮漸漸消退後，編輯胚胎嬰兒才能真正成為一門臨床技術。即便如此，我們也很有可能只能在小規模情況下實現嬰兒的編輯設計工作。我們或許能用它治癒少數疾病：帶有明顯基因突變的單個基因誘發毀滅性疾病，比如囊胞性纖維症、戴薩克斯症、地中海貧血症、鐮狀紅細胞貧血症以及某些癌症。即便是這些疾病，傳統的胎兒期基因診斷和胚胎篩查也可以發揮一樣的治療效果，而且費用明顯更為低廉。
不管未來是烏託邦一樣的天堂還是反烏託邦一般的地獄，為了讓我們漸漸走入一個能夠明智地設計後代的科幻小說式世界，基因編輯技術的精準度正在不斷提升。我們無法通過改變幾條核苷酸就決定孩子擁有什麼品質，也無法決定社會將是什麼狀態。總而言之，我們沒有捷徑可走。那些想要在基因編輯技術領域走捷徑的人不過是想利用知識攫取權力。他們過分高估了人類對生物學的了解，也過分高估了基因在決定人類特性過程中發揮的作用。
翻譯：糖醋冰紅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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