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黨中央和國務院一直關注著中部地區的發展，有關中部崛起的內容多次進入中央最重要的決策文件。特別是在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政府工作報告中，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明確提出，要抓緊研究制定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規劃和措施，中部崛起戰略開始進入實質性階段。如何抓住中部崛起的機遇，加快山西經濟社會發展，已成為全省上下關注的熱點和重點問題。
2004年，中部六省（包括湖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六省）總人口36511萬人，國內生產總值32088.3億元，分別佔全國的28.1%和23.5%。山西總人口3335萬人，國內生產總值3042.41億元，分別佔中部地區的9.13%、9.5%。在全國經濟發展格局中，中部地區屬欠發達的中間層次，是我國經濟由東向西梯次發展的第二階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在加入世貿後，在西部大開發以及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形勢下，中部各省經濟社會均呈快速發展的良好態勢。作為中部地區的能源大省，山西在快速發展、努力縮小與東部沿海地區差距的同時，又面臨中部其他省份以及西部大開發中迅速崛起省份趕超的壓力。因此，必須重新審視山西在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和劣勢，找準山西在中部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位置，增強緊迫意識，全面實現小康目標，變能源大省為經濟大省，真正實現山西在中部地區迅速崛起。本文就近年尤其是2004年和2005年中部六省經濟社會發展情況作一個對比分析，找準山西的經濟發展水平在全國所處的位置，為山西省經濟發展提供有益的參考。
山西與中部省份經濟社會發展的比較
一、山西省經濟總量與人均指標在中部乃至全國的地位相對滯後
（一）GDP繼續保持中部第3位，增長速度排在第5位；人均GDP列第4位。2004年，山西GDP為3042.41億元，居全國第29位，佔中部六省的9.5%，居中部的最後一位。其中第一、二、三產業增加值分別為253.37億元、1810.08億元和978.96億元，佔中部六省的比重分別為4.43%、11.5%和8.13%，居中部六省的第6位、第2位和第2位。2004年，山西人均GDP為9150元，雖然突破1000美元，但在中部僅列第3位，分別低於湖北1369元、河南320元。
（二）全部工業增加值及增幅分別居中部第5位和第2位，規模工業增加值及增幅居第3位和第6位。2004年，山西全部工業增加值為1568.5億元，列中部的第5位，分別低於河南2293.68億元、湖北1025.38億元、湖南212.64億元、安徽167.5億元，其中規模工業增加值為1242.9億元，居中部第3位，分別低於河南1089.78億元、湖北421.83億元。2004年，山西全部工業和規模工業分別增長17%和21.5%，居中部第2位和第6位。
（三）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居中部最後一位、增幅居第3位。2004年，山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為1458.5億元，佔中部六省的11.5%，在中部六省中居最末位，分別低於河南24.6%、湖北18.7%、湖南15.7%、安徽15.2%、江西14.4%；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幅為30.6%，居中部第3位，其中城鎮以上固定資產投資為1315.18億元，增長31.7%，分別居中部第6位和第5位。
（四）第二產業增加值比重比全國高6.5個百分點，城鎮化水平比全國低6.3個百分點。2004年，山西三次產業結構為8.3:59.5:32.2，第二產業佔GDP比重在中部六省中最高，分別比全國和河南、湖北、安徽、江西、湖南高6.5個、8.3個、12個、13.9個和20個百分點；第一產業比重為中部最低水平，分別比全國和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湖北低6.9個和12.3個、12.1個、11.1個、10.4個、7.9個百分點。2004年，山西城鎮化水平為39.6%，低於全國的41.8%、湖北的43.7%。
（五）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居中部第3位，地方財政收入居中部第5位，農民人均純收入均居第4位。2004年，山西地方財政收入255.25億元，財政支出為515.32億元，分別佔中部六省的14.3%和13.6%，均居中部第5位；地方財政收入和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分別為37.26%和24.3%，均居中部第1位。
2004年，山西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7903元，列中部第3位，但仍低於全國9422元的平均水平；山西農民人均純收入為2589元，居中部第4位，低於全國的2936元和湖北的2890元、湖南的2838元以及江西的2787元。
（六）外貿進出口總額居中部第5位，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居最後一位
2001年－2005年期間，山西省進出口總額在全國的位次逐漸前移。2005年居全國第19位，比2000年前移5位，在中部六省中居第五位，比第四名湖南少4.5億美元，比第六名的江西多14.9億美元。2005年，全省進出口總額為55.46億美元，其中出口35.29億美元，分別增長3.4%和－12.5%；佔中部的比重為13.3%和14.4%；外貿依存度為14.6%，明顯低於全國的70%。
「十五」期間，山西省年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的規模維持在2億美元左右，在全國的比重也在0.45%―0.5%之間，2004年最低降至9200萬美元，僅佔全國的0.15%。2005年有較大回升，達2.75億美元，佔全國的0.46%。2005年在中部六省居第六位，比第五名安徽少4.1億美元，比第一名湖北少19億美元。五年累計實際使用外商直接投資10.7億美元，比前五年低2億美元，年均增長4.5%，全國年均增長8.2%，2005年，山西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為2.8億美元，增長2.05%，分別居中部的最後一位和第1位。
（七）總人口和就業人口均居中部第2位，就業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居第3位。截止2004年，山西省總人口為3335.1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2.36‰，自然增長率6.25‰。2004年，山西就業勞動力為1474.6萬人，佔總人口的比重為44.2%，與2003年基本持平，但比重仍低於河南的57.5%、湖南的53.7%、安徽的53.4%、江西的47.6%；其中第一產業就業勞動力645.1萬人，第二產業為375.0萬人，第三產業為454.5萬人；就業結構為第一產業43.8%，第二產業25.4%，第三產業30.8%。
二、產業結構不斷完善
發展經濟學的有關理論認為，經濟發展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在不同的發展階段，產業結構具有不同的特徵，而且三次產業構成中第二、三產業的比重越高，其結構的現代化程度越高。2004年，山西二、三產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為91.6%，與前些年相比明顯提高，產業結構現代化程度不斷提高。在中部六省中高於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湖北的12.2個、12個、11個、10.3個和7.8個百分點，排在第1位。當然這與山西省重工業為主有很大關係。但是第三產業佔GDP 的比重明顯偏低，2004年為32%，在中部六省中排第5位，低於安徽、湖北、江西、湖南3.5個、4.4個、2個、7.9個百分點。在第三產業內部，發達國家主要以信息、諮詢、科技、金融等新興產業為主，而山西仍以傳統的商業、服務業為主，一些基礎性產業（如郵電、通訊等）和新興產業（如金融保險、信息、諮詢、科技等）明顯發育不足。同時，山西產業結構升級較慢，演進過程還存在著第一產業基礎不穩，國民經濟增長基礎不牢的事實。2004年，山西一、二、三產業對GDP增加額的貢獻分別為14.5%、48.8%和36.7%。其中第一產業貢獻率比全國平均水平高14.8個百分點，第二產業貢獻率比全國平均水平低14.9個百分點，第三產業貢獻率與全國平均水平基本持平。而早在1992年，山西一、二、三產業的貢獻率己分別達到了8.3%、67.1%和24.6%，二、三產業對GDP 的貢獻水平比2005 年還高出6.2個百分點，這顯然有悖於世界各國產業結構演進的基本規律。
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緊密相聯，並隨著產業結構的演進而發生變化，是反映一個國家或地區產業結構優化水平與經濟發展階段的重要標誌性指標。配第－克拉克定理也認為，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改革開放以來，山西三次產業從業人員比例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由1985年的19.3 :54.8 :25.9變化為2004年的7. 3:53.7 :39.0，第一產業從業人員的比重下降了12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提高了13.1個百分點，經濟增長方式逐步由速度型向質量、效益型轉變。與其他省份相比，山西勞動力向第三產業轉移的步伐正在逐漸加快，2004年，山西二、三產業從業人員佔全部從業人員的比重為56.2%，在中部最高，而根據世界銀行對不同收入國家近35年勞動力結構變化規律的研究結果顯示，目前中部各省就業結構都不甚理想，勞動力就業結構僅大致相當於20世紀60年代中等收入國家水平。
三、體現農村農業產業化水平的指標有高有低，農村工業化進程方面相對落後
在中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村經濟的發展狀況，農村經濟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是農村工業或農村非農產業，推動農村工業化或非農化進程的主導力量是鄉鎮企業的發展。因此，各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狀況，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由於缺乏中部各省鄉鎮企業的有關數據，無法直接比較各地鄉鎮企業的發展水平，但各地區農村從業人員和農民人均純收入中的工資性收入資料也可以為我們比較這一水平提供佐證。2004年，山西農村從業人員的比重為69.3%，比全國平均水平64.8%高4.5個百分點。中部各省中，山西農村從業人員比重最低，分別低於河南省15.1個、安徽省15個、湖南省12.7個、江西省9.4個、湖北省3.6個百分點，比第5位的安徽省低4.1個百分點。農民人均純收入中工資性收入的比例為38.1%，比全國平均水平高4.1個百分點，在中部六省中和湖南省並列排在第一位，分別高於湖北省12個、河南省8.6個、安徽省2.7個、江西省1.5個百分點。在農村工業化或者非農化進程方面，山西和中部其它地區存在一定的差距，而且農村農業與非農產業發展也沒有形成互補局面。最典型的表現，一是農產品市場競爭能力不強。農產品品種多數量大，但品質不優，缺乏在全國叫得響的名牌農產品。二是農產品生產、加工與銷售尚未形成良性循環機制。不僅農產品良性流通機制沒有完全形成，而且很多地方加工、銷售環節也沒有相應跟上。在推行農產品加工產業化方面雖有一定進展，但偏重於龍頭企業效益，尚未與農民結成真正意義上的風險共擔、利潤共享的經濟共同體。農產品加工業雖然有一定發展，但沒有發生質的變化，農業資源及加工技術優勢地位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據有關專家測算，農產品從田間到餐桌全過程的總利潤，生產環節僅佔五分之一左右，價值1元的初級農產品，經加工處理後，在美國可增值3.72元，日本為2.20元，我國為0.38元，山西不到0.35元，其中商品糧仍主要以原糧組織外銷。由於經營鏈條短，農民只獲得生產環節的利潤，加工銷售環節的收入大量流失。三是農民組織化程度不高，產業鏈還不完善。近年來，山西有組織地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許多地區組建了一些龍頭企業和中介服務組織，作用非常明顯，但這些龍頭企業和中介組織的輻射，還存在規模小、實力弱、功能少、服務水平低等問題，還難以與強省抗衡。四是農業資源配置極不合理。山西農村人口多，耕地資源少，勞動力素質低。全國人均佔有耕地1.54畝，佔世界平均水平的45%。從山西省國土資源廳獲悉，全省耕地面積年平均減少208.14萬畝，人均佔有耕地面積平均每年下降0.11畝。到了2003年，省保有耕地為6258.45萬畝，人均耕地首次跌破2畝，降至1.93畝。勞動力資源數量不少，但素質不高，特別是勞動力的經濟含量和科技含量與進入發展新階段農業的要求不相適應，而且由於農業生產風險大、效益低，較高素質的勞動力大多游離於第一產業之外。
四、山西城市化進程相對緩慢
錢納裡等經濟學家在研究各個國家經濟結構轉變的趨勢時，曾概括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關係的一般變動模式: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上升，工業化的演進導致產業結構的轉變，帶動了城市化程度的提高。工業化必然帶來城市化，而城市化所提供的聚集效應又反過來促進工業化發展。一方面可調整和完善經濟的空間布局，增強集聚和擴散效應；另一方面，在某種意義上也標誌著現代化和文明的程度，它引致整個社會的歷史性變遷－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轉型。通過城市的優先發展帶動區域經濟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是工業化的國際經驗。工業化帶動城市化，城市發展帶動區域發展，構成了各國經濟和社會發展的一大特徵。城市化水平的高低也己成為衡量一個地區現代化程度的重要標誌之一。
五、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居中部六省下遊水平
經濟發展總體水平是一個靜態的概念，用以反映一定時期一個地區的經濟發達程度。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是一個地區創造增加值和國民財富持續增長的能力，既反映一個地區一定時期的經濟社會發展的競爭實力，又能夠勾畫出該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整體趨勢。2002年，我國一些經濟學家專門組織了對中部六省社會發展競爭力的測算。他們選取經濟績效、政府效率、開放程度、產業與金融效率、基礎設施、科技與人力資源等六大要素、52項指標，建立中部六省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評價指標體系，運用主成份分析思想對1999年、2000年、2001年中部各省的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進行模型測算。測算結果表明，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由1999年、2000年的第3位變化為2001年的第4位，後移一位，排在安徽省和江西省的前面，在中部六省居中下遊水平。其中影響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地位的第一要素是金融效率，其次是經濟績效，開放程度也是影響山西競爭力地位的重要要素。金融效率、經濟績效在中部六省居中下遊水平，對山西競爭力地位起一定的後推作用。三大要素合力作用，最終形成1999一2001年，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平均增長在中部六省最末位。在揭示近年山西競爭力發展趨勢的同時，也說明山西實現跨躍式發展，提升競爭力位次存在潛力與可能，尤其2006年「全省對外開放工作會議」的召開和「山西（香港）投資洽談會」的成功舉辦，為山西省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巨大的潛能。
制約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因素分析
通過以上分析我們不難看出，山西經濟發展總體水平在中部六省中僅處於中遊偏下地位，表現出來的競爭能力優勢比較微弱。這一現實狀況的形成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因素，既受諸如政策、制度、人力資本等生產效率因素的牽制，更受生產要素投入量的制約。
一、政策差異因素
發展經濟學認為，不發達經濟狀態的形成與資本短缺有著重要的相關關係，在自然條件、原材料和資本三要素中，資本對於經濟增長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中國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主要通過政策性因素體現出來，國家不同時期政策的差異直接導致不同地區投融資規模的差異，對不同地區經濟增長水平起刺激或制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實施「非均衡發展戰略」，東部作為國家投資的重點區域。雖然中西部屬國家非重點投資區域，但國家對中部六省的投資力度有很大差異。2004年，山西國家預算內資金投資佔總投資的比重為3.2%，分別低於湖北的8.7%，江西的5.6%、安徽的5.0%、湖南的4.2%、河南的3.9%。在金融信貸方面，2004年，山西金融機構貸款餘額為2681.9億元，而存款餘額為3895.7億元。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是新興的重要融資渠道，但山西的新興金融業發展相對落後，利用股市和債市融資的能力低，對新興資本市場的利用程度與中部其他省份相比還有較大差距。到2005年底，山西在深滬兩市的上市公司有22家，而河南有27家，湖北有53家，湖南有34家，安徽有29家。政策差異導致的投融資差異，已成為制約山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
二、生產要素投入因素
資金、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投入總量小、質量低，是山西經濟社會發展能力落後和逐漸弱化的直接原因。
長期以來，山西資金外部來源渠道狹窄，內部挖掘深度不夠，投資不足的矛盾突出。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之一。財政、金融、資本市場、外資、民間資本是我國投資的五條重要來源渠道，山西在這五個方面利用力度相對較小，利用效果低於中部六省平均水平。在固定資產投資領域，山西爭取到的項目數量較少，投資項目也少。2004年山西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1443.9億元，低於中部六省平均水平，排全國19位；金融信貸和引進外資工作在中部六省處於落後水平，與較好省份的差距很大；山西居民收入水平低、資金積累少，民間資本啟動的難度大，在引入省外資金和啟動民間資金上起步晚，效果不明顯等等都是山西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落後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經濟發展日益全球化和知識化的今天，技術進步與創新對增強企業發展活力和產業競爭能力的影響越來越大，作用越來越明顯，對人力資源素質的要求越來越高。成功完成工業化的國家在工業化過程中，技術進步貢獻份額都大大上升。二戰以後至70年代能源危機之前這段時間，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因素中，全要素生產率貢獻份額平均為49%，而準工業化國家僅為31%。現階段山西正處於由工業化初期向中期加速推進時期，尤其要求重視和加強技術進步，進一步提高勞動力素質水平。主要表現在：一是教育經費在中部六省中排在最後一位。2004年山西省教育經費為130.5億元，分別比河南少124億元、比湖北少122.3億元、比湖南少105億元、比安徽少53億元、比江西少4.5億元；二是科技投入強度低。2004年，山西技術市場成交額為59960萬元，分別低於湖北401740萬元、湖南348320萬元、河南143247萬元、江西33701萬元、安徽30715萬元。除此之外，大中型工業企業經費投入、萬人科學家工程師數及科技部公布的科技財力投入綜合評價山西也是走在後面。2004年，山西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中開發新產品用款所佔比重為23.2%，全國為41.0%。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科技和人才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山西科技人才的數量少，不僅缺乏國際、國內一流的專家學者，而且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級經營管理人才和專業技術人才。科技經費長期投入不足也是制約山西經濟整體素質提高的重要原因。2004年，山西科技活動經費有了較大的增長，但仍低於全國平均水平。2004年山西大中型工業企業技術開發經費支出額為45.9億元，而全國大中型企業2004年科技經費全國平均支出為64.6億元。科技人員不足，科技經費投入低，導致山西科研成果少，企業產品的科技含量低，競爭力差。
山西人力資源開發中的主要問題，一是企業家人才稀缺，尤其是大企業家、民營企業家人才稀缺。二是專業技術人才和高級管理人才短缺，尤其是創新型人才短缺。三是人才流失嚴重。1990年前後，山西在職人員大量流入沿海地區，近幾年來仍然存在高學歷、高職稱人才流失情況。制約人才資源開發的根本原因是經濟發展與人力資源開發在市場經濟條件下陷入不良循環。一方面，因為人才短缺，勞動者素質不高，使經濟管理水平不高，企業創新和發展能力嚴重不足，企業經營陷入困境；另一方面，經濟狀況不好，嚴重削弱了吸引和留住人才的能力，從而使人才和後備人才大量流失，人才更加短缺。由於企業生存發展能力不足，大量職工下崗失業，更不可能留住人才，吸引人才。當然人力資源開發中其它一些問題，如人才觀念偏差、人才開發使用機制缺陷等等也是重要原因。
三、經濟開放度因素
經濟開放度與一個國家或地區的資源稟賦特點、經濟發展階段、企業的國際競爭能力等因素密切相關，同時也受到國際經濟形勢和國內經濟關係格局的影響。世界經濟發展史證明，以發展出口貿易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在促進國家（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具有內向型經濟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九十年代以來，東部地區利用其處於國際、國內兩大市場過渡地帶特別是瀕臨港澳臺這一優越地理位置，通過不斷引進資金、技術，逐步實現了產業結構的轉換和升級，為他們經濟快速成長提供了強大動力。山西由於受外貿依存度、投資依存度較低、引進外資項目層次不高、地區分布不均衡因素影響，經濟開放程度依然很低。主要表現在：
（一）對外貿易總量仍然偏小。近幾年來，山西省的GDP佔全國的比例保持在2%左右，外貿進出口佔全國的比例不到1%。2005年全省外貿依存度為11.2%，比2000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但比全國的64.7%低53.5個百分點。其中出口依存度為7.1%，低於同期全國平均34.7%的水平，進口依存度為4.1%，低於全國平均30.1%的水平。上述數據表明，儘管山西省對外貿易快速增長，但仍低於全國平均發展水平。
（二）進口比例仍然偏低。2005年，全省進出口總額55.46億美元，其中進口20.17億美元，佔進出口總值的36.4%，比2000年提高6.51個百分點，但比全國平均46.4%的水平低10個百分點，進口總量偏小是影響山西省進出口更快發展的重要原因。
（三）資源性商品仍佔主導地位。2005年山西省機電產品、高新技術產品分別佔到出口總值的16.8%和3.0%，與2000年相比，分別提高了5.3和2.6個百分點；煤炭、焦炭、金屬鎂佔出口總值的比重為54.3%，下降了6.1個百分點。出口商品結構有所改善，但以資源性商品為主導的出口結構仍沒有根本改變，對山西省出口的發展帶來很大的不確定性。
（四）進出口全國名次前移，但在中部仍處於下遊水平。 「十五」期間，山西省出口在全國的最好名次是2004年的第12位，在中部六省也僅以1.2億美元之差排在河南之後列第2位。受焦炭出口價格下降影響，2005年在全國的位次也回落到18位，比2000年前移2位，在中部六省列第5位，比第四名湖南少2.2億美元，比第六名江西多10.9億美元。2005年山西省非焦、煤產品出口達19.27億美元，增長21.29%，比上年的15.9億美元淨增3.4億美元。出口結構調整有所改善。
（五）出口商品的檔次低，競爭力不強。山西年出口超過1000萬美元的20餘種商品中，70%以上是農產品和礦產品加工品；出口目標市場集中在亞洲，對歐美等發達國家市場的開發力度不夠；一般貿易出口較多，加工貿易發展滯後，出口受國際市場的影響較大。
（六）利用外資的水平和質量較低。主要表現在：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小，投資產業結構不合理，外資來源渠道窄等方面。2001-2005年期間總投資6.1億美元的山西移動通訊項目、1.38億美元的亞美大寧能源項目，1.26億美元的富士康等一批項目的實施，為改善山西省的通訊條件、深度開發煤炭資源、填補山西省IT產業空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截至2005年底，共有11家世界500強企業在山西投資。但總的來看，山西省對外開放力度不大，招商引資載體功能不強，項目基礎薄弱，政策和配套服務不完善，投資環境不寬鬆等，都是導致山西省利用外資規模偏小的重要因素。利用外資產業面窄、過分集中在傳統產業。山西工業結構屬資源導向型重型結構，外商在山西的投資也體現了這一特徵。近幾年山西省外商投資集中在煤、焦、鋁、鎂、電等第二產業，是「十五」期間山西省年利用外資能保持2億美元的主要支撐。其它產業利用外資不夠，2004年山西省利用外資大幅下滑，與國家嚴格控制焦、鐵、鋁等過熱產業有直接關係，進一步拓寬利用外資的產業領域已成為山西省招商引資快速發展的關鍵。招商引資項目落實差，資金到位率低。外商企業投資資本金不能如期到位或根本不到位的現象，是制約合資合作企業正常經營，影響效益提高的主要原因。據統計，2005年全省外商直接投資合同額為11.0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為2.8億美元，到位率為25.0％。全國資金到位率為33.1%，湖北為94.6%，湖南為49.1%，安徽為44.5%，河南為52.3%，江西為62.4%。
（七）國際旅遊業發展落後。山西豐富的旅遊資源和較低的旅遊外匯收入極不相稱，2004年山西國際旅遊外匯雖然上升到81百萬美元，但僅比江西省多1百萬美元，分別低於湖南232百萬美元、湖北111百萬美元、河南79百萬美元、安徽60百萬美元。
（八）山西對外承包工程與勞務合作的業務量小。2005年合同金額為20200萬美元，排在中部六省的第五位，排在全國20位。截至2005年底，全省具有對外經營資格的企業達34家。省建總公司、中鐵三局、十七局、十二局、同煤集團等大中型企業在境外承攬的一批大型工程項目，對提高山西省企業的國際競爭力發揮了積極的示範帶動作用。2001年－2005年中，山西省企業共獲得多雙邊無償援助項目10個，接受無償援助資金2050萬美元，取得了明顯的經濟社會效益。
在境外投資方面，2002年成立、2004年11月正式開業的中國（巴西）投資貿易中心是由山西省政府和商務部共同組建的國家級境外窗口，已成為面向全國、立足巴西及南美市場的重要窗口；總投資2.9億元的天利（模里西斯）有限公司年產5萬錠紡紗項目已建成投產，經營前景看好。2005年山西省對外投資327萬美元。
山西對外經濟合作與自身相比取得了很大的成績，但橫向與其他發達省市相比差距較大。完成營業額在全國居第20位，在中部六省中排第五位。
五是對內開放程度不高。集中表現在引進外省資金少，本省產品的全國市場佔有率低兩個方面。山西引進省外資金一直低於中部六省平均水平；山西產品在全國市場佔有率僅1%左右，在中部六省最低。
六是山西小農經濟的思想源遠流長，封閉保守的特徵比較明顯，缺乏敢闖敢冒的精神，開放度方面落在了全國的後面，成為制約山西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
四、改革與發展因素
1978年以來，山西實現了由計劃經濟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轉變，改革與發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與中部較好省份和東部沿海地區比較，山西改革的步子偏慢、偏小，改革進行的深度和廣度落後於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各種計劃經濟色彩濃厚的機制和體制較大程度地存在，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障礙。
（一）所有制方面的改革力度太小。科學合理的所有制制度能夠激活市場經濟主體，提高經濟主體的運行效率，提升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在堅持公有制為主體的前提下，「三資」、民營、股份制等經濟從無到有，從弱到強，快速發展，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在沿海發達地區，非公有制經濟的總量已經超過了公有制，成為吸納就業、上繳稅收的主體。山西所有制結構調整的步伐總體上遵循國家政策進行，調整的時間較晚，力度較小，不僅落後於沿海發達地區，而且也落後於全國水平。目前，山西的民營經濟還比較幼小，未成氣候，非公有制經濟尚未佔據重要地位，這也是造成山西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重要原因。表現在山西工業經濟中，國有經濟佔絕對的比重，民營經濟的比重及其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過低。從中部六省情況看，山西省個體戶數、從業人員、全年營業收入三項主要指標都排名最後，2004年其三項指標分別佔中部六省總量的8.5%、7.9%、6.5%，分別比六省平均水平低8.2、8.8、10.2個百分點。從全國的角度看，在個體經濟方面，山西省個體戶數、從業人員、全年營業收入三項主要指標都排名在20位左右，在全國處於中等偏下水平。當前，山西發展和壯大民營經濟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思想解放不徹底，發展中仍存在無形「禁區」；二是非公有制經濟進入市場門檻高，在市場競爭中，如在獲得政府資源、信貸資源中的地位不平等，政府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還不夠高等；三是社會環境不夠寬鬆，存在「紅眼病」、「均貧富」現象等；四是對國有、集體企業的改制力度較小，發展民營經濟、外資經濟的時間較晚，措施力度較弱，致使山西國有經濟體制改革慢、成分比重高，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滯後，在很大程度上導致了山西經濟發展水平的落後。
（二）分配製度方面的改革滯後。科學有效的分配製度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提高市場經濟主體的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製度不斷發展和完善，形成了以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製度並存的制度。資本、知識參與分配的領域越來越寬，作用也越來越大。與沿海發達地區比較，山西分配製度改革落後，與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實比較，山西分配製度改革的進程也顯得滯後，分配製度改革滯後，激勵機制不強，各種單位的人員人浮於事，創新、創業的動力不足，人才外流，企業活力下降，甚至破產倒閉。在引進人才方面，山西在分配措施方面雖然有一定突破，但同發達地區比較，吸引力仍然不夠，高級人才的引進工作成效甚微。同時，由於分配製度對資本的重視程度不夠，直接限制了「三外」資金的引入，成為山西省投資增長乏力的深層原因之一。
（三）市場經濟配套改革落後。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一個龐大的系統工程，在重點突破的基礎上，必須全面推進才能取得成功。山西在金融改革方面的滯後比較突出。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山西金融業長期存在規模小、為經濟服務功能弱的問題。在融資方面，山西金融機構通過傳統的信貸渠道融資的總量少，在現代金融市場上，山西通過股市和債市融資的能力也很弱，在中部六省基本上處於最後一位。在金融中介服務上，由於山西金融機構的種類少，山西金融機構提供的服務比較簡單，在結算、信用擔保、進出口、理財等方面的服務品種少，服務能力弱。傳統金融機構的比重過高，改革進程慢，創新力度小，同時新興金融機構的創立和引進少，是山西金融發展緩慢，金融環境落後的重要原因。
五、制度因素
新制度經濟學認為，制度不僅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而且制度的變革與優化還是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特別是在經濟系統越來越複雜的形勢下，利用制度變革與優化來降低複雜系統中行為不確定性更顯得重要。改革開放以來，山西經濟體制改革步伐較快，不但為企業發展創造了由法律、制度、政策等組成的綜合制度條件，而且還在制度變革的最終體現―市場化進程方面贏得了先發優勢。但隨著其它地區市場化進程步伐的加快，受企業政府干預相對加強、投資向國有部門傾斜力度加大、金融部門市場化進展趨緩和向非國有企業貸款比重下降等制度性因素影響，山西市場化位次逐步下降。
科學有效的分配製度能夠充分調動各種生產要素的積極性，提高市場主體的活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分配製度不斷發展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製度並存的制度已經形成，資本、知識參與分配的領域越來越寬，作用也越來越大。山西的收入分配製度也隨之發生了重大變化，在宏觀收入分配領域、在吸引人才方面都採取了一系列積極有效的改革措施，取得了明顯成效，但居民個人收入增幅低於經濟增幅的問題依然持續存在。1997-2004年，年均增長9%。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民人均純收入分別實際為7902.9元和2589.6元，排名均為全國第18位，人均GDP居全國第19位、中部六省第3位。
六、金融效率因素
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是經濟活動最重要的媒介，金融要素是否活躍、結構是否合理與競爭力密切相關。雖然山西一直重視金融發展，但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作用還有待加強。金融效率不高的直接表現是投融資機制不活，儲蓄－投資的轉化效率低下，潛在投資能力尤其是民間投資能力沒有發揮出來。據統計，2001年－2005年期間，山西省的人均儲蓄存款餘額都遙遙領先於中部六省中的其他五省，其中2005年山西省人均儲蓄存款餘額達12423.8元，比排名第二湖北省的7404.7元多了5019.1元，超出幅度達67.8%；比排名最後安徽省的6642.7元多了7034.1元，超出幅度更是多達1.1倍。金融效率不高的另一個表現是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缺乏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提供完善、多層次服務的金融體系。近年來，國家為防範金融風險採取的對策措施對山西這樣的經濟欠發達省份很不利。如銀行重點管理、資金負債管理、貸款多層審批制和個人終身責任制等，使銀行信貸資金發放出現怕貸、慎貸、少貸的情況，銀行情願選擇向上級行轉存、購買國債、證券等風險小的資金使用出路。這種狀況使銀行存貸差迅速擴大，2004年底，山西存貸差高達1213.8億元。山西產業與金融效率在中部六省中落後於湖北、湖南居第3位，是導致經濟社會發展競爭力中遊地位的首要因素。金融效率不高的直接表現是投融資機制不活，儲蓄一投資的轉化效率低下，潛在投資能力尤其是民間投資能力沒有發揮出來。2005年，山西人均儲蓄3803.77元，居中部六省的第3位，人均投資1709.8元，居中部六省第4位。投資與儲蓄比山西為45.0%，而湖北為67.8%，安徽為56.5%，湖南為55.4%，江西為46.0%，河南省為45.0%。金融效率不高的另一個表現是金融服務體系不健全，缺乏為中小企業和民營企業提供完善、多層次服務的金融體系。
七、文化因素
文化作為一種非正式制度因素的重要作用，在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中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山西是文化資源大省，改革開放以來，在繼承、挖掘傳統優秀文化，培植、學習現代先進文化方面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效，晉商文化使全國人民刮目相看。但由於人口整體文化素質較低、傳統觀念在一定範圍內還有不同程度的殘留、法制建設與道德建設落後於經濟建設步伐，以文化因素為核心的軟環境已成為制約山西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一大因素。
當前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勢與劣勢比較分析
隨著中部崛起戰略的提出，我國形成了東部加快發展、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和中部崛起的區域發展新格局。在新的格局下，山西既面臨著機遇又面臨著挑戰。如何抓住機遇，發揮其優勢，克服其劣勢，關係到全省經濟的崛起。
一、要素稟賦方面
支撐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生產要素包括自然資源、資本、勞動力、人力資本等。
首先，山西有較豐富的自然資源和能源，隨著經濟增長和消費需求擴張，資源的稀缺性問題變得越來越突出，在價格大多已放開且資源緊缺的情況下，這一優勢非常重要。這將有利於將中西部地區發展成為山西的潛在市場，予以大力開拓。它既可以利用環渤海圈的良好區位，又可以積極爭取中西部地區的優惠政策，獨具「雙優」特點。山西省豐富的資源優勢，山西礦產資源種類繁多，儲量豐富，多種礦產的保有儲量和潛在價值在中部地區乃至全國均名列前茅。山西農業資源豐厚，糧、棉、油、畜等農產品產量均居全國前列，發展特色農產品加工企業具有明顯的比較優勢，投資少、見效快。旅遊資源豐富，既有風光旖旎的自然景觀，又有豐富文化底蘊的人文景觀，開發生產文化旅遊產品有著十分廣闊的市場前景。
第二，山西省具備勞動力價格比較優勢，且有一定的人力資本素質，這是吸引東部和發達國家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向山西省轉移的重要優勢。2004年職工平均工資12943元，相當於全國的77.4%，居全國第22位。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如一國或地區勞動力資源豐富，在生產過程使用較多廉價勞動力，減少使用昂貴的資本，其產品成本相對較低從而具有競爭力，那麼該國或地區的比較優勢就在於勞動密集型產業。山西的勞動力、土地等要素價格較低，這種低成本優勢正是發達地區轉移資本和技術所追求的核心內容。
第三，山西資本相對稀缺，因此，加速資本積累是實現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前提條件。一般認為，山西因勞動力資源廉價，再加上開發戰略逐漸向山西擴展，山西會吸引愈來愈大的資本流入。然而，這種比較優勢近年並未能產生足夠大的對資本的吸引力。其實，就一國之內的不同地區而言，因為勞動力是可以流動的，那麼資本在選擇投資地區時，勞動力成本可能就不是主要考慮因素。因為，即使投資在東部地區，也能夠獲得中西部流去的廉價勞動力。此外，除勞動力成本外，考慮的因素還包括基礎設施、地理環境、市場容量、貿易壁壘、金融管制程度、政策透明度等因素。也就是說，僅用要素成本不足以很好地解釋一個地區的經濟競爭力，還要看要素質量和制度成本。如果要素質量不高，制度成本高昂，即使要素很廉價，一個地區的經濟仍是沒有競爭力的。這就很好地解釋了雖有勞動力成本相對比較優勢，可資本仍大量流向東部及其他省市的一個主要原因。
二、結構轉換方面
山西的產業結構和地區經濟結構具有典型的二元特徵，即傳統落後部門或地區和先進部門或地區並存。通過結構調整，要素從生產率低的地區或部門流向高的地區或部門，有助於提高要素利用率，這是後發地區的一個特有優勢。東部和發達國家隨著工業化的縱深發展，資本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快向外轉移。從三次產業結構看，山西的第二產業產值比重大，加之農業人口多，如何提升和改造傳統工業、農業，進一步促進產業結構調整，是一個難點和突破口。從所有制結構看，山西省國有企業比重大。由於責、權、利不對稱的軟預算等問題，國有企業競爭力低。由於制度積累的成本較高和大批國有企業的沉重歷史包袱，所有制結構調整並不輕鬆。另外，受整體經濟發展水平的制約，工業主要是以初級製成品製造業為主。從國際市場看，這些產品的供給總的來講是供過於求的，其價格是不斷下降的。而且，很多國家還通過反傾銷和綠色貿易壁壘等手段，對上述產品的出口設置重重障礙，從而對產品的出口造成嚴重打擊。產業結構的演進實際上受到自然資源稟賦、經濟發展水平、技術進步、制度費用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受諸多短期無法克服的因素的制約，不能簡單認為山西因具有區位優勢和要素成本優勢，就可以有效承接東部及發達國家的產業轉移。
三、技術創新方面
技術創新是現代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動力。山西在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地區存在較大差距，可以利用這些差距通過技術變遷加快經濟發展，這就是技術創新的後發優勢。後發地區在技術創新方面主要有兩種方式，一是技術發明，二是技術模仿或引進。經驗表明，技術發明一般投入大，風險高而成功率低，山西省通過技術發明達到技術創新並無優勢，而通過技術引進和模仿，投入小，風險低而成功率高。所以，對於山西來說，通過技術引進、模仿、轉移和擴散是實現技術進步的重要途徑。外商直接投資是一種十分重要的技術引進方式，幾乎所有積極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發展中國家都對FDI能夠帶來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給予厚望。2006年3月「山西省對外開放工作會」確立了「開放興省」的戰略，把招商引資工作作為對外開放的重中之重，吹響了對外開放的號角。
四、政府職能和國家政策方面
現代經濟發展離不開政府的作用，作為一個後發展地區，山西省經濟發展也離不開政府的積極參與，必須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界定政府的經濟職能，做一個有效、有限的政府。政府在經濟發展中，不應作為增長的直接提供者，在能發揮市場功能的領域，政府應減少幹預。而在信息不對稱、市場競爭不完全的環境下，政府的有效幹預可提高經濟運行效率。
五、經濟發展階段
國際經驗表明，人均GDP介於40至200美元之間是一個國家（地區）「經濟起飛階段」，介於200和1000美元之間是「加速增長階段」，達到1000美元之後經濟增長將會減速。2004年山西人均GDP為9150元，按現行匯率折算已突破1000美元，這標誌著山西經濟正處於「起飛階段」的初期，完全可能在較長的時間內保持快速增長。特別是山西仍處於工業化中期的初始階段，在向工業化更高階段邁進過程中，隨著傳統產業技術改造的大規模展開、新興產業的迅速拓展等，工業化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進一步提高。同時按照十六大提出的目標，要擴大中產階層的比重，即形成一個「橄欖型」的收入階層，將更有助於推動經濟的發展。日本、韓國、臺灣等國家或地區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曾達30年以上，作為消費具有潛力的山西經濟，其快速增長理當更持久。
山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對策思考
從以上數據分析可以看出，山西省在新經濟主要指標中，處於全國比較低的水平，即使與中部各省份相比，也沒有什麼優勢可言。這就需要我們面對現實，從薄弱環節抓起，奮起直追，努力趕上發達省市的水平。
在未來全國區域經濟發展的格局中，山西經濟更面臨著前有標兵，後有追兵的嚴峻局面。全面實現小康，超越全國平均水平，任務相當艱巨。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緊緊咬住全國平均水平這一既定目標，步步緊逼，在新型工業化的道路上以跨躍式思路發展。按照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和省委八屆七次全會提出的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十一五」期間山西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10%，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年均增長9%以上，要實現這樣的目標，應當採取以下對策：
一、大力實施人才戰略
各國經濟的發展實踐已經證明，人力資本投資報酬的快速增加，遠勝於實際資本投資的報酬。發展教育、培養人才與科技投入是發展新經濟的關鍵。在新經濟指標比較中，山西專業技術工作者人數處於較低位次，較高水平教育人口在全國處於相對落後位置。為此，要大力實施人才戰略，充分發揮山西的資源優勢，在人才培養、人才引進和使用等各個方面採取有效措施，加快建立有利於留住人才和人盡其才的收入分配製度和保障制度，保證各類人才得到與他們的勞動和貢獻相適應的報酬，以及良好的工作環境和條件。
二、加大科技投入規模，促進科技進步和科技成果的轉化
山西的科技創新能力比較薄弱，科技人員數量、科技投入強度、科研物質條件等都相對落後，制約著山西經濟社會的發展。科技進步在山西經濟增長中尚未佔據主導地位，這一現象在國民經濟各行業表現得都比較明顯。以工業為例，一是科技投入強度偏低，企業自主開發能力不高；二是科技力量較弱；三是新產品開發投入不足。要改變這一狀況，省政府應根據經濟發展狀況，適時加大經費投入力度。在增加R&D經費投入總量的同時，合理調節R&D經費在基礎研究、應用研究和試驗發展中的分配。近期應加大試驗發展經費的投入，促使科技成果迅速轉化為生產力，提高近期經濟發展水平，必要時可優先對經濟、科技有重大影響的行業、部門、單位和項目傾斜，以解除財力瓶頸對其科研能力的制約。當經濟達到一定水平後，再適當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的經費投入，以增強經濟發展後勁。要進一步加大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力度，發揮科學技術作為第一生產力的重要作用，注重依靠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改善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加強基礎研究和高技術研究，推進關鍵技術創新和系統集成，實現技術跨越式發展。鼓勵科技創新，在關鍵領域和若干科技發展前沿掌握核心技術和擁有一批自主智慧財產權的高新技術。
三、積極發展信息產業，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
雖然山西省信息化建設近年不斷發展，但是與發達地區相比還存在很大差距。一是總體水平不高，基礎設施建設、市場體系和機制建設、產業結構和規模等不具備優勢。二是信息產業總量少，規模小，專業化程度低，經營機制不完善，上規模、上檔次、高質量的「拳頭」產品不多。三是人才不足，特別是專業人才和懂技術又懂經營管理的高層次複合型人才和領頭人員嚴重短缺。四是資金緊張，信息化發展缺乏必要的資金支持。據調查，全省信息化指數隻相當於全國水平的74%，僅有34%的大中型企業建有自己的網站，開展電子商務的企業不到200戶，大大低於發達省份。要改變這種狀況，一是要進一步改善網絡基礎設施，建設較為先進的主幹通信網和新一代網絡數字處理中心，以及與城市化相配套的城域網和區域網。二是要加強信息資源開發，以資料庫建設為「龍頭」，建立滿足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諸如法人單位資料庫、人口資料庫、宏觀經濟資料庫和空間地理資料庫等，以及社會保障、醫療、就業等信息資源資料庫，努力推進金關、金卡、金稅、金財等工程的試點和應用。三是要加強信息運用，大力推進電子政務，發展電子商務，建設企業和消費者的信用資料庫及其服務系統。四是要大力推進位造業信息化，充分運用信息技術改造生產工藝，實現產品設計數據化、生產過程自動化、營銷商務電子化。
四、提升對外開放度
世界經濟發展的歷程表明，以發展出口貿易為特徵的外向型經濟，在促進國家或地區的經濟發展中具有內向型經濟所不可比擬的優越性。山西和其他中部省份一樣，對外開放度低，三駕馬車不能均衡使力，外需對經濟的拉動力一直很弱。因此，樹立開放意識，加快對外開放步伐，儘快使本地區融入全球生產體系，成為全球價值鏈中的一個環節，是中部崛起中必須著力解決的問題之一。
以外貿、利用外資為突破口，大力推進對外開放。世界範圍的貿易保護主義愈演愈烈，國外對我國產品採取的技術性壁壘也愈來愈嚴重，山西省外貿工作也將因之受到影響，為此要以外貿、利用外資為突破口，促進對外貿易和外資利用的穩定發展。
對外貿易力求實現新的突破。一是要進一步完善鼓勵出口的各項政策，保持對外貿易基本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努力擴大外貿出口。二是要以加工貿易為突破口，推動對外貿易上規模、上水平。與此同時，堅持以質取勝戰略，進一步提升出口商品的競爭力。三是要繼續推進貿易多元化進程，搶佔和擴大新興貿易市場。在鞏固傳統產品市場的同時，重點選擇一些產品強化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多頭並進，均衡發展。
要進一步完善投資環境，提高引進外資質量。認真執行有關招商引資方面的法律、法規，完善相關管理制度，改善市場開發、基礎設施等方面的投資環境，積極承接國際產業轉移，不斷擴大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規模和水平，同時注意提高引進外資質量，圍繞已經形成的產業優勢，有針對性地吸引外資。進一步加強招商引資工作，牢牢把握國內外產業和資本梯度轉移的機遇期，面對國際國內經濟競爭日趨加劇的新形勢，面臨加速工業化進程的新任務，山西要實現工業的超常規發展，僅僅依靠省內財政的扶持和本地存量的挖潛改造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把自身的優勢和外部的力量結合起來，實施大開放戰略，加快形成外向型經濟發展的新格局。要始終堅持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並舉，以招商引資為重點，全方位、多層次、寬領域擴大開放，積極吸引省外、境外、國外的投資，進一步增強山西工業發展的動力。充分利用山西區位、資源和勞動力優勢，抓住沿海地區產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有利時機，積極接受沿海地區的輻射，全面推動經濟與沿海地區經濟的對接，進而提升全省的經濟發展水平。積極實施「走出去」戰略，引導省內企業開闊思路，廣泛與國內外同行聯繫、合作，儘量使本企業納入大集團、知名品牌的生產分工協作中去。招商引資要有大的突破，各級政府應切實轉變職能，擺脫對微觀的幹預，強化宏觀調控，做好服務工作，為企業營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創造留住外資大環境，做好幾項大手筆，將眼光放到大集團、大公司身上，擴大宣傳力度，吸引跨國公司和國內知名企業集團前來投資辦廠。
五、增強城市經濟圈的輻射力
中心城市強大的輻射作用已經成為一個地區經濟快速發展的高速引擎。從目前來看，山西省不僅城鎮化水平低，而且缺乏強大的城市經濟圈的帶動。雖然近幾年來，山西省加快實施城鄉一體化進程，作為全省經濟增長極的雛形已經形成，但從國內外區域經濟發展的中心城市作用的比較分析看，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
六、提高市場化程度
區域經濟發展速度快慢的首要因素是要素的投入增長狀況，其次是市場發育完善程度。市場化進程已經成為經濟發展的一個關鍵因素之一，在那些市場發育比較完善的地區， 經濟發展就比較快；市場化進程比較落後的地方，經濟發展就比較慢。目前山西和中部地區面臨制約因素之一，就是體制創新和市場化程度落後，特別是要素市場發育遲緩，市場信用體系建設滯後等等。這些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山西在中部崛起中的發展速度。
七、進一步加大結構調整力度，及早步入傳統產業的拓展期
傳統產業在山西經濟中佔有很大的比重，是全省經濟的重要支柱，不僅在滿足投資、消費需求和創造就業崗位方面舉足輕重，而且在發揮山西比較優勢，擴大商品和服務出口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要實現工業化，推進信息化和現代化，必須依託於傳統產業的改造和優化升級。山西拓展傳統產業，應以市場為導向，充分發揮勞動力和資源優勢，改造提升勞動密集型產業，大力發展加工製造業。加大對紡織、食品、飲料等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投入力度，可鼓勵一些重工企業轉產或部分轉產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利用重工企業的資金優勢提高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裝備水平和技術含量，增強競爭能力。努力提高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加工深度，改變目前向發達地區輸出原材料和粗加工產品的現象，實現最終消費品和高檔次消費品的生產。可依託現有的產業基礎和優勢骨幹企業，突出發展汽車、機械裝備及配件、新型家電、新型建材、優質金屬材料等製造業，通過高起點改造、多元化重組、低成本擴張、國際化經營，實現超常規發展。要加快推進位造業物流現代化。製造企業要抓緊搭建企業物流信息平臺，使企業生產與部件製造商、供應商、用戶及相關單位聯結起來，實現資源共享，信息共用。傳統製造業要進行產業轉型和業態升級。一些企業可適當選擇將部分物流業務「外包」，享受第三方物流企業提供的集成化、專業化、個性化、全方位的服務，以集中力量增強主業競爭力。
八、進一步加速農業人口轉移，儘快走出城鎮化發展的滯後期
農村剩餘勞動力轉移緩慢，城鎮化發展滯後，已成為嚴重阻礙山西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推進山西新型工業化進程必須實行戰略性轉變，實現農村工業化向城市工業化的轉變，即在農村工業化發達的地區，加快城鎮和城市的發展，將非農產業就業比重很高的農村區域升格為城鎮或城市區域，將己經長期從事非農產業的人口轉變為城市人口，同時，溝通和加強鄉鎮小企業與城市大產業的聯繫，以帶動非農產業的就業增長和農村剩餘勞動力的轉移。為此，一是實施「三集中」戰略。即按照市場經濟的要求，實施「人口向城鎮集中、鄉鎮企業向小區集中、土地向種田能手集中」的發展戰略，把鄉鎮企業發展與小城鎮建設有機結合起來，逐步引導鄉鎮企業走向集中化。農民進城後原有的承包土地，其經營權應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轉移。二是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積極引導農民到小城鎮地區建房買房、務工經商，逐步放寬小城鎮務工經商人員的戶口控制。三是改革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逐步實行居住地登記制，實現城鄉一體化，逐步取消與戶籍聯繫在一起的各種城鎮福利。四是突出中心城市在培育發展極中的特殊地位。在交通、通訊、能源等方面進行超前建設，形成布局合理、特色鮮明、功能互補的多極化城市網絡體系，使之成為區域發展的發動機和增長極。
九、繼續譜寫晉商文化，用先進的文化理念來支持山西經濟的發展
浙江近10年來之所以發展迅速的深層次原因在於浙江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文化傳統與當今時代發展的有機結合。源遠流長的商業精神和商業文化積澱在浙江老百姓的血液中，像基因一樣代代相傳。「自強不息，堅忍不拔，勇於創新，講求實效」的浙江精神是支持浙江經濟發展的精神支柱。因此山西人要擯棄一些傳統文化中官本位、輕實重名的落後意識，樹立重商務實的新觀念，將聰明才智用到發展經濟、興辦實業上來。特別要樹立科學的商業理念，學習浙江溫州人的創業精神，同時要在對外開放和對外交往中樹立雙贏意識，破除經濟活動中你死我活的「冷戰思維」，破除傳統理論中簡單把市場經濟視為弱肉強食、爾虞我詐的陳舊觀念，善於尋找合作雙方的利益結合點，在理性整合中實現合作效益的最佳化。當前，要特別注意樹立聯大靠強的思想，克服「不敢碰硬」的小打小鬧觀念，寧當雞頭不做鳳尾的「雞頭」已經沒有立足之地了，只有敢於與強者對話，善於合縱連橫，才能成為一個產業的領軍人物，才能增強自己的競爭能力和抵禦風險的能力。
（來源：山西省統計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