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辛旭：從歷史的瘟疫到新型冠狀病毒，我們究竟能學到些什麼？
採 | 不覺 芝士buling炸雞 臨江 張凡平編者按
辛旭，天健文史社創始人。四川大學博士、英國劍橋大學訪問學者、英國愛丁堡大學博士後。專業研究方向為西方文化史。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至今，愈演愈烈。而就算千百萬張嘴齊鳴，收效亦頗微小。回到過去的經驗中，我們究竟能學到什麼？
談新型冠狀病毒：這事關公共衛生教育與公共觀念常識報刊亭（以下簡稱常）：我們在邀請您採訪的時候，您談到最近也在思考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過程中暴露的問題。是什麼啟發了您最近的思考？
辛旭（以下簡稱辛）：我們學歷史的人熟知一句話，就是克羅齊講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我們的同胞和我們自身的生活受到傷害，我們所處的境遇，使我不能置身事外。另一方面，研習西方文化史讓我們明白，人文主義者「發現」了盧克萊修這樣的古代哲學家，認識到他們的思考和推理不是建立在宗教典籍基礎上，而是建立在對自然世界和人類事務的觀察基礎之上的。所以被稱為當代最具洞察力的歐洲史家克里斯多福·克拉克說「文藝復興」是「用新的眼光看到過去，就會看到新的未來」。另外，近代的「衛生運動」和建立公共衛生體系從英格蘭開始，這跟當時的社會改革者關注食品健康，以及為了阻止工廠僱傭童工促進兒童義務教育密切相關。這是我所關切的研究領域。所以，無論是對現實生活的直觀體會還是研究關注，都促使我去思考。最先發生聯繫的就是歷史上的瘟疫是怎樣的，人們是怎樣應對的之類的問題。
常：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些奇怪的現象，比如現在有部分網民會進行「無差別攻擊」，您怎樣看待這種無差別攻擊的行為？
辛：這種行為的動機該怎樣解釋，一時還很難有圓滿的答案。但肯定和恐懼相關——任何時候處在危險之中的人們都會對不確定的未來擔驚受怕，驚慌不安。這種情緒可以理解。當人們對未來無知、對自身擺脫危機無能為力的時候，一是希望迅速尋找到製造危機的罪魁禍首，再就是會找一個替代物來緩解心理壓力，就是我們常說的「替罪羊」，在行動上就表現為攻擊某一類人或事物並給他們貼上標籤。在歷史上，每當大瘟疫來襲，女性往往會承擔被攻擊的角色，尤其是老弱病殘醜的女性，她們會被當做帶來不潔氣息的女巫遭到圍剿乃至獵殺，當然還有基督教世界的outsider」猶太人」。有一位1960年代非常優秀的女學者，伊莉莎白·卡朋特研究疾病與社會。她在《年鑑》上發表了一篇長文，講述19世紀的饑荒和瘟疫，其中特別提到瘟疫造成14世紀的人口和經濟的後果，以及迫害猶太人的心理後果和種族仇恨。當時的歐洲人認為，正是因為身上攜帶病菌的猶太人到處流動，所以才會有大規模的瘟疫爆發，因此他們會無差別攻擊猶太人。對我們當代世界更有影響的案例是「傷寒瑪麗」的故事。她因為被疑帶有傷寒病菌而被隔離將近三十年，由此引發公共防疫和公民權利問題的爭論。
1984年聯合國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通過了一項限制、防止傳染病傳播指導意見《錫拉庫薩原則》Siracusa Principles,這個原則雖然沒有強制約束力，但我們可以看出它所倡導的精神，其中有這樣幾條：依法提供和實施為限制目的所需的限制最少的手段；不武斷、不歧視；國家在道德上有義務提供某些保障，確保感染者不會受到威脅或虐待。
常：有些人會將之前經歷疫情看作是抵抗疫病的資本，當他們面對新的疫病時會有一種不太在意的態度，您如何看待？
辛：其實這也可以理解。因為人們會認為自己的經驗就是資本，其中有一些人大家會看到可能經歷過三年災害或者戰爭，經歷過十幾年前的疫病，所謂見過大風大浪，這些疫病對他們來說不在話下。但我想強調的是，我們的個人經驗其實非常有限，在危急時刻無法有效地指導我們的具體行動。想改善他們（這個他們不光是經歷過風浪的，也包括很年輕的一些人）的認知，就必須把經驗和歷史與我們的公共衛生教育聯繫在一起。西方歷史上公共衛生改革和公共衛生機構建立是從1830年代的英國開始的，而英國是從歷史、從身邊的經驗開始思考並著手行動的。英國在17世紀初開始實施《濟貧法》，這是一項綜合性的政府救助政策，不光包含救濟也包括了懲治失序等社會功能。濟貧法委員會最重要的證詞來自與底層民眾打交道最多的醫生們。到十九世紀三十年代，倫敦發熱病醫院醫生託馬斯·史密斯基於生活經驗開始撰寫論文，呼籲重視公共健康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從長遠來看，為公眾健康採取措施，維持、預防所需的開支遠低於疾病發生的成本。而且當時兒童在工廠裡的死亡率非常高，人們就去思考如何改變勞動人口的衛生狀況，如何有效地進行健康教育，最後發展出一套完整的公共衛生體系。到今天，這個體系不光包括了疾病治療，健康保健，還包括了疾病監測、人口觀測以及醫療教育很多內容。所以，公共衛生不僅關乎我們每個人，也關乎整體人口健康。目前我們還需要加強公共衛生歷史和概念的教育。
常：您的意思是，我國公共衛生教育目前還沒有一個明確的體系嗎？還是說有體系但是不夠完善？
辛：我們國家有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比如大家最近常聽到幾個關鍵詞「衛健委」、「病毒所」、「流行病監測」等都是這個體系之內的。但我覺得我們個人有關公共衛生的知識還不夠。我們如何理解文化和健康之間的關係、公共衛生實踐等等，這些也是公共衛生教育的一部分，但我以及上述那些「無畏」者對此還處在孤陋寡聞階段。正因為我們缺乏公共健康教育，所以才會無知無畏，也更沒有意識到：在疫病面前做好防護不僅攸關自身，也攸關他人。
我們會看到在瘟疫面前暴露出來的很多問題。比如人性的問題。有一個永恆的哲學命題叫「人性是善還是惡？」我們看到很多人偉大、無私讓人感動，但同時也會看到自私、惡意中傷，製造歧視，不顧他人安危帶菌傳播，以及各級機構公職人員讓人憤怒、悲傷的表現。這會讓我們思考人性也可能是流動的，是依據文化或者其他社會因素的不同而流動。知識的缺口可以彌補，道德的缺口如何填充，是擺在我們面前的難題。
從鼠疫到SARS：推動社會結構調整與公共倫理觀念變革的瘟疫常：距離SARS已經過去了17年，現在又發生新型冠狀病毒事件，您覺得我們現在已經可以從這兩個事件中汲取歷史教訓了嗎？
辛：不能說是從這兩件事情就能完全吸取歷史教訓，避免重蹈覆轍，但我們能從瘟疫的歷史研究裡汲取很多對我們今天有所借鑑的歷史教訓。也正是因為學者們對過去疾病和瘟疫的研究、知識的累積，才建立今天世界對疾病認識、公共衛生、公共治理等方面跟過去完全不同的現代體系。比如說，學者已經意識到在做公共衛生史研究的時候要加入文化的維度。為什麼要加入文化的概念？不同的文化對健康行為的解釋和健康行動上，是不一樣的；意識形態也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不同的意識形態對公共衛生實踐的指導、期望和行動，也是不同的。我們要了解人類的健康、疾病，還有醫學觀念、醫療實踐，以及我們個體和群體尋求健康的行動和知識的時候，都要在一個文化語境之內去尋求。所以我們在追尋「疫病」發生的經驗教訓的過程中，應該加上文化的概念、社會的概念乃至政治的概念，而不僅僅是把它放在一個醫學自身實踐領域裡邊來看。
常：什麼是歷史和文化視野中的瘟疫？西方歷史上怎麼樣看待瘟疫？
辛：瘟疫有一個很長的歷史。我們常說學習西方文化要從兩希傳統開始。從希伯來傳統看，《舊約》中就記載了疫病和防治措施；古希臘神話中也有阿波羅神將瘟疫散播到希臘軍隊中的故事。Epidemic（流行病、傳染病）這個詞來自荷馬的《奧德賽》，後來希波克拉底的專著《流行病》使得這一詞彙具有了醫學含義。修昔底德對雅典瘟疫的描述被認為是西方歷史上最早的記載。第二個問題，統一在「瘟疫」這一詞彙之下的各歷史時期的疫病是有區別的。從歷史上來看，不同時期的瘟疫，有時候症狀相似，但病理有區別，比如14世紀最嚴重的大瘟疫，統稱為鼠疫，但是又分為肺鼠疫和腺鼠疫。還有一種情況，名稱不同但依據今天的病理分析可能是同一種疾病，比如15世紀初，巴黎有一場大流行病，很多人被感染死亡，這場瘟疫有很多不同的名稱，「塔克」、「賀開特」、「登多」、「拉登多」，它們可能都屬於百日咳。另外還有一些來勢兇猛但直到今天也還無從辨別的疫病，比如「聖約伯症」。
常：HIV這樣的傳染病與瘟疫有什麼區別呢？
辛：我們先來看一下流行病的定義，然後再來談瘟疫和HIV的區別。流行病或叫傳染病，英語是Epidemic。它是從古希臘語裡邊來的，指的是「在多人之上、在人群之上，或者高於人群」，短時期內迅速傳播到給定的大量人口之中的意思。愛滋病是有傳染性的，但是因為它的傳播有接觸限制條件，在這些限制條件之外不會迅速爆發性地傳播到大量人口之中。我記得有一個關愛愛滋兒童的宣傳片，影片中宣傳大使和攜帶愛滋病毒的兒童一起玩耍、擁抱，親密接觸。愛心大使在宣傳片中的這種舉動要傳遞出的重要信息就是表明，愛滋病毒傳播有條件有限制，要人們正視此類疾病，打破歧視。
但是無論是哪一種，人類對疾病無法控制的時候，一定會產生恐懼心理。所以剛才我也提到，有關黑死病史的研究是跨學科研究，由死亡、未知、對疾病的不可控帶來的種種心理恐懼，也會引發社會失序。在14世紀大瘟疫中，恐慌跟謠言聯繫在一起，也與猶太人有關，認為猶太人傳播疾病，所以引起了大規模的反猶情緒。這是在瘟疫時期的社會失序。
常：能否和我們詳細談談黑死病呢?
辛：詳細談黑死病的話，涉及的問題其實是非常多的。首先有一個黑死病史，就是我們怎麼樣去研究黑死病。通常我們講的黑死病指14世紀在歐洲最具破壞性的大瘟疫，1347到1351年達到頂峰。黑死病研究已經是有關文藝復興、宗教改革歷史階段裡最重要的一個跨學科歷史領域，結合了文學、藝術、人類學、人口學、考古學非常廣泛的人文和社會科學領域的研究，也有很多科學學科，比如說生物學、動物學、遺傳學，甚至是牙科都有研究涉及。我們已經累積了非常豐富的有關黑死病的知識。根據這些研究，如今人們已經可以描繪出一個非常完整的黑死病傳播路徑圖。
不過要說明的是，「黑死病」這個名稱是1350年比利時天文學家固定下來的，直譯為「黑色死亡」，是一個天文星象的指涉，將當時的瘟疫發作歸咎於「木星與土星相遇」。歷史學家弗朗西斯·加斯奎特(Francis A. Gasquet)的研究認為，作為14世紀大瘟疫專有名稱的「黑死病」，首次出現在1631年的丹麥史書中，隨後才廣泛傳播並被接受下來。加斯奎特1893年寫了一篇文章《大瘟疫》，提出14世紀的瘟疫應該是東方的鼠疫的某種形式，並把老鼠和跳蚤納入到了疾病的傳播過程當中。加斯奎特的這種解釋，今天已經被普遍接受，並且也得到了考古學上的證據的驗證。2010年考古學家們對東歐和南歐的中世紀人類骨骼遺存進行了DNA鑑定，在牙槽骨中獲取了鼠疫桿菌，確認了黑死病的成因：「耶爾森氏菌（鼠疫桿菌）是造成中世紀歐洲大瘟疫的病原體。」這項研究同時還表明鼠疫是輸入性疾病，在14世紀之前可能已經兩次進入歐洲。也再一次印證了加斯奎特的論證。
常：除了您談到的社會失序，在大瘟疫時期或這樣一個衰落的世紀，瘟疫還有哪些影響？
辛：在眾多的黑死病研究中，大約可分兩類，一類集中於黑死病本身。另一類則考慮到黑死病和18、19世紀接二連三的瘟疫的關係。這些研究有的追蹤黑死病的傳播、評估死亡率，有的重點在分析瘟疫發生的人口、經濟、宗教和心理後果，都超出了對疾病本身的考慮。
瘟疫發生的顯性影響首先就是人口銳減，14世紀大瘟疫後，大約有1/3—1/2的人口消失。還有一些顯性但相對來講是隱性的影響，比如說經濟困難、通貨膨脹、戰爭等等。還有一些新觀念興起帶來的結構變化。比如清潔觀念與疾病認識、瘟疫控制的觀念。英國1467年還制定了空氣汙染章程，不僅是追求生活品質，更重要的是從醫療和人口健康的目的出發，防止瘟疫再出現。此外為了繁榮經濟，英國還採取了一些其他的勞動方式，比如僱傭勞動者；之後意識到養羊業不如羊毛製品更有利潤，出口製成品而非出口原料可以帶來更多的利潤，而興起製衣工階層，不但帶來新的生活方式，也帶來新的社會階層。
人口銳減後，因為勞動力短缺，女性地位有了一個短暫上升。雖然從長時段歷史來看，女性仍然是「第二性」，但相比瘟疫之前，女性參與社會建設的比例明顯上升。不過，回顧歷史我們還是會發現，女性的工作和作用被遺忘了。事實上，瘟疫時期參與醫療照顧的人員中也有很大比例是女性。來看一組數字：在統計出來的黑死病時期的死亡人數比例中，神職人員佔有25%左右，絕對比例很大。這是因為教士階層承擔著中世紀醫療照顧的重任，可是我們所能想像到的應該都是男性教士，修女們到哪裡去了？英國學者瑪麗·比爾德是很著名的一位古典學家，也是一位很著名的女權主義者。她在《women and power》中寫到，為什麼我們閉上眼睛之後想到有話語權的頭銜，比如教授、政治家、經濟學家、軍隊統帥，很難想到一個女性，我們想到的都是男性。在醫療史上也是一樣的。在這一次瘟疫中，最先投入醫療救助和其他工作的女性佔了很大比例，但在之前的媒體視覺形象中沒有女性。視覺表達造成了女性被隱沒，我們對此需要集體性的深刻反省。
最後，就是瘟疫的發生和研究，讓我們意識到人類與疾病，特別是流行病之間的歷史關係是長久的。流行病以無數的方式影響著人類的歷史：人口、文化、政治、經濟和生物。
常：我們現在的病理學發展比之前要先進許多，對於病源的了解也清晰了很多，當代人的恐懼與古人的恐懼有什麼區別呢，譬如信息不透明所造成的恐慌？
辛：你提到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信息透明是不是會帶來心理上的撫慰？我們相信人有能動作用，在面對危險時刻可以做出選擇，信息透明會讓人沒那麼驚慌失措，能判斷後果並作出選擇。就像最近流傳的一個感人的故事，中世紀一整個村莊的人們得知瘟疫來襲，選擇留在此地坦然面對死亡阻止瘟疫蔓延。這裡顯露出來的不只是村民們的良知和高尚的人格，更有啟發的是讓我們看見歷史長河中那些籍籍無名者是一個個怎樣的「我」。歷史的主體是這些有自我意識、有認知能力和行動力的鮮活的人。
另外，信息透明跟公共衛生的治理、執政、公共政策相關。我們首先要區別：醫學倫理針對的是個人的健康，而公共衛生的倫理關注的是整個人口的健康，與對個別病人的受託責任相比，公共衛生主要是建立在保護和促進全體人民健康的社會責任之上。公共衛生領域的專業學者在討論、思考公共衛生領域的主要倫理原則到底有哪些？1976年，有一位專家丹·比徹姆認為，指導公共衛生的核心倫理原則是社會正義，因此社會正義事業就需要超越功利主義。比如說我們是不是要犧牲一些潛在的個人權利？怎樣去制定標準？是不是要有這種家長式的政策，就是國家權力的使用限制了個人的選擇，政府假設它比我們個人更了解什麼對個人有利，以此來執行公共政策？所以信息透明不僅僅是對個人來講能不能達到心理撫慰的效果，它更重要的其實是跟整個公共倫理聯繫在一起。前面我們提到的《撒拉庫薩原則》也有一條指導原則就是信息公開。
常：您認為歷史上對於瘟疫的處理方式上有沒有什麼可借鑑之處？瘟疫是否是能夠被避免的？
辛：我覺得瘟疫是不是能被避免是一個巨大的問題，無法預測。從歷史上來看，人類其實非常脆弱，從來沒有避免過瘟疫的衝擊。從史前到有歷史記載以來，基本上人類從來沒有離開過與疾病相處的環境，處在沒有逃離過流行病的危險之中。但是人類在應對流行病或者傳染病這件事上，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誕生了很多應對機制。比如說在14世紀的大瘟疫時期有很多的應對方法，從精神上到實際的病症處理都有。精神上比如說，教士，會進行有組織性的祈禱，鞭笞去「罪」。因為當時對疾病的認識認為這是上帝降罪。在疾病的處理上，我們經常可以看到一個穿戴鳥喙服飾的瘟疫醫生的形象，這也表現了非常專門的應對瘟疫的方式。
在中國古代，我們看到有非常多的醫生會參與疾病救治。如果我們看麥克尼爾的《瘟疫與人》這本書，在目錄後邊的索引裡，有一個非常詳細的中國疫情年表。你會發現1911年之前的中國疫情，從最早的記載——公元前243年——幾乎幾年、幾十年或者是很短的時間，都會有非常大的爆發。從史家的研究裡，我們都會看到當疫病發作，人們是有各種各樣的應對方式的。從公共的到個人的。比如1374年，威尼斯組成「三人衛生委員會」，把公共靠港的船舶與生病的人口隔離，後來威尼斯的做法傳到其他國家，我們今天防疫隔離的措施也是從這時候開始的，這是我們知道的很有效的公共幹預方式。
文化視野中的瘟疫：感知恐懼與面對全球化常：我們發現，瘟疫在文化象徵中也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是否存在一個瘟疫的文化符號系統，給我們帶來比較深刻的印象？
辛：文化符號，包括很多藝術家對瘟疫的慘狀和瘟疫之後的狀況的描繪，比如丟勒的《死亡之吻》等等，對我們產生了強烈的視覺衝擊，讓我們對歷史上的大瘟疫有了非常強烈的視覺印象。
前邊講到的瘟疫醫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視覺形象。這個形象不是自古以來就有的，而是1630年代的發明。這種形象的瘟疫醫生主要是治療鼠疫患者的醫生，其實在醫學專業能力和當時的社會地位上，並不算是一流的醫生，一般由二流的醫生去從事這個行業。據記載，甚至有一位水果商也在瘟疫時期跟市政籤約，從事這一職業。
發明防護服的是一位一流醫生查理·斯德拉莫。他是美第奇家族的醫生，也是路易十三、路易十四的御醫。防護服的外層上了一層蠟，使其變得光滑，可以防水、防氣。面罩是帶有玻璃眼孔的，鼻子是鳥喙狀，在鳥喙裡塞了香草、稻草和香料。他們手裡還會拿著一根拐杖—有人說這個是拐杖，也有人說這其實是一個有象徵意義的魔杖。這其實主要是代替手來檢查和指導，不需要直接接觸病人。防護服使醫生和有害氣體隔絕開，（接觸時）被充分保護起來。這是與當時的人們對疾病的認識聯繫在一起的。人們逐漸認識到瘟疫可能是由壞空氣（Bad air）帶來，認為當瘟疫發生，空氣會被汙染、毒害，所以就要把有毒、被汙染的空氣隔離開。
常：現在有很多以瘟疫為題材的文藝作品，包括遊戲等等，請問這些作品是否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瘟疫的真實特質，影響我們對瘟疫的理解？
辛：我沒打過瘟疫遊戲，不知道是不是模糊了瘟疫的真實性。有一點可以肯定，我們需要以瘟疫、疾病為題材的文藝作品。當我們沒有親身經歷瘟疫的時候，我們能從哪些渠道來獲取相關知識？一方面是通過教育，從醫療知識或者歷史學方面獲取；另一方面就是文藝作品——它會給我們一個最直接的感受。有人批評文藝作品誇張事實，是因為我們模糊了它的功能。文藝作品不是嚴謹的科學，並非要給我們提供非常明確的數據，而是提供給我們文化感知的途徑和系統。
因為我們要了解人如何與自然、與世界相處，首先來自於感知。盧克萊修就說：我們要「用精神和感官來探索宇宙無盡的領域」。文藝作品能夠給我們提供一個途徑，讓我們突破有限的個人經驗，認識在瘟疫面前他人的經驗。
常：美國也在報導流感，所以有部分民眾將其宣傳與我國的疫情宣傳進行對比，這個現象是不是也可以從文化的角度來理解？
辛：在美國的社會文化裡，社會所要求的信息透明與對公共和群體健康的關注，都使得美國的決策和執行有他自己的思維依據。今天我們已經很清楚，伊波拉大規模爆發，就跟一些國家因為知識上的不足和對公眾健康理念的認識不足，導致信息滯後相關。
今天的瘟疫史研究，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很重要的啟示——疾病或瘟疫會使人類顯得既偉大又脆弱，我們在小小病毒面前有時是無能為力的。我們曾驕傲的認為人是萬物之靈、人定勝天。但是歷史告訴我們，在病菌面前，在自然造物面前，人是非常脆弱的。而且自然造物有的時候會用一種難以形容的「語言」來抵抗人類不合理的行為。這種小小的病毒跨越了空間與邊界，民族國家可以把我們局限在一個地域界限之內，但病毒卻不會。
所以今天的全球治理也與全球的公共衛生健康問題相關，這已經不僅僅是單一民族、單一國家的問題了。這次新冠肺炎爆發後，全球其他國家也有應急反應，他們不僅給予我們人道主義支援和同情，也啟動了自己國家的應急措施。再則，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全球人口流動的加速，使得疾病的傳播也加速了。在這十幾年中，我們的交通迅猛發展，人口流動的路線與深度都跟十幾年前不一樣了，所以今年的新冠肺炎和2003年的SARS比起來，它的爆發也許會比當年更加嚴重——不一定是病毒本身更嚴重，但是加上其他因素，就可能會更嚴重。
另：辛旭老師特為常識讀者諸君開列了書單，附之如下：
1、Beauchamp, Dan E.,1976. Public health as social justice. Inquiry 13.1:-14
2、Mullan, Fitzhugh. 1989. Plagues and politics: the 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ublic Health Service. New York: Basic Books.
3、Poter, Dorothy. 1999. Health, civilization and the state: a history of public health from ancient to modern times. New York: Routledge.
4、Benedictow, Ole Jorgen. 2004. The Black Death, 1346-1353:The Complete History. Woodbridge, UK: Boydell.
5、威廉.H.麥克尼爾著，餘新忠、畢會成譯：《瘟疫與人》，中國環境科學出版社，2010年。
6、賈雷德·戴蒙德著，謝延光譯：《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共同命運》，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
原標題：《專訪辛旭：從歷史的瘟疫到新型冠狀病毒，我們究竟能學到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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