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來的黃大年選擇了母校吉林大學，在朝陽校區一幢名為「地質宮」的辦公樓裡安下了書桌，從那一刻起，「惜時不惜命」的7年拉開帷幕。
國家使命，讓回國後的黃大年徹底變了一個人。在英國，下班之後的黃大年從不談工作，登山、遊泳、健身、自駕遊是他的愛好，而回到中國之後，他再沒有「下班」一說，時間成了奢侈品。
從他進入「地質宮」開始，只要他沒有出差，507辦公室的燈光就會一直亮到凌晨，以至於連大樓的看門大爺都為此調整了作息時間，「無論多晚，我都給他開門」。大爺知道，照顧好這個大科學家，與有榮焉。
他一年有三分之一的時間在出差，長春的計程車司機劉國秋是他的「御用接送司機」，送他去機場前，常常還要心急火燎地催促他合上電腦，或者結束與學生的交流，因為再晚一點就會趕不上飛機。
來回地旅途，黃大年都選擇最晚的航班，為的是不浪費一分一秒的白天。如果黃大年從北京回來，劉國秋不用問接機時間，因為毫無意外，都是最晚的那班CZ6180。
這架航班上的空乘人員對黃大年都已很熟悉，他總在飛機平穩之後打開電腦埋頭工作，外表上「一點也不像個大科學家」，他還叮囑空乘人員，經常飛夜班，工作上要注意勞逸結合。
從劍橋回國之前，黃大年的夫人張豔賣掉了兩家診所，捨棄了自己的事業，丟下了在英國上學的女兒，跟著回來照顧丈夫，因為「國家為大」。
但回來之後，她發現這個男人幾乎無法「照顧」：做了飯的時候不回來，突然回來又沒做飯；晚上沒有見到人，第二天一早才知道另一個房間裡的被窩動過又冷了；放心不下的時候去辦公室看看，發現他就搭著件夾克在椅子上睡著了。
黃大年在為吉林大學的學生們授課（2011年4月10日攝）。
他的科研助手於平教授常常會因為休息問題和他發生爭執，但在這一問題上幾乎沒有商量餘地。
實驗室、飛機上、會議前，他都曾因為過度勞累而暈倒。有一次在實驗室，因為幾天沒睡，起身時動作太快，一陣眩暈，「乓」就倒地上，把同事都嚇哭了，但黃大年卻一直要求身邊的人對自己的健康狀況保密。
黃大年曾經對記者簡單描述過自己的生活：「每天晚上都是兩三點睡，沒有周末。一天休息五個小時，有時只休息3個小時。中午打個盹兒，十幾分鐘吧，不到半小時，有時周末能補半天覺。」
黃大年深知這樣工作的後果，他對同事們說過，很多科學家就是這樣默默無聞地勞碌而終，「我也說走就走」。
因為玩命工作，黃大年被稱為「拼命黃郎」，每當身體無法支持時，他就會摸出一瓶速效救心丸。這種近乎「自虐」的工作狀態背後，是一種時不我待的急迫感。
黃大年說：「我已經50多歲了，生命也就這麼幾年了，希望能做出點兒事情，讓後來人有一條更好走的路。」
他一直用於自我鞭策的前輩名言，是鄧稼先先生質樸的臨終遺言：「不要讓別人落下我們太遠了。」
對於黃大年的「玩命」，作為同道中人的科學家施一公有過中肯的分析：「在前沿科學研究的競跑中，任何取得的成績都將馬上成為過去，一個真正優秀的科學家總會有極其強烈的不安全感，生怕自己稍微慢一步就落下了。」
事實似乎證明了急切的必要，黃大年在人生的最後7年裡全力報國，讓中國的航空移動平臺探測技術裝備項目「用5年時間走完了西方發達國家20多年的路程」。
如果速度慢一點，黃大年或許就無法在有生之年完成科技攻關，但邏輯又是辯證的，如果他不對自己那麼殘忍，他的生命也可能更長。
無論如何，黃大年完成了自己的心願。結題後的慶功宴上，他喝下去半瓶白酒，淚如決堤：「追上了，終於追上了。」
2014年8月8日，黃大年在松遼盆地大陸科學鑽探2號井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