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上古時期的周朝就已經有假冒偽劣商品了，並且政府專門通過立法打擊。
《禮記·王制》載，「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布帛精粗不中數、幅度狹不中量，不粥於市；奸色亂正色，不粥於市」。
意思是說，如果商品的尺寸、數量、顏色等達不到標準，就不允許在市場上銷售。
可以說，幾千年下來，對於假貨，政府從來未曾停止打擊，但遺憾的是，假貨從未禁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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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再到如今的網際網路工商業社會，時空在變，但假貨的壞處是共通的：它讓政府無奈，消費者「受傷」；認真經商的人被「逆淘汰」，渾水摸魚的人大發其財。
不得不說，在技術手段如此豐富的網際網路時代，這情景有些尷尬。
實質上，制假售假，都是涉嫌違法犯罪的行為，在網際網路新經濟的語境下，不管是實體店，還是線上商鋪，都沒有豁免權。
不少心存僥倖者認為，線上商鋪因為沒有執法人員的直接監管，就可以暗度陳倉。但事實是，電商所不同於傳統商鋪的只是商業模式，在制假售假的治理上，它不會有任何放鬆，毋寧說更為嚴格。
從既有法律設計上，針對制假售假，我國分別有《刑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產品質量法》等嚴苛的法律規定，足夠細密與嚴厲的法律規範，足以應對制假售假行為；而從執法端來看，我國已形成工商、質監、城管、衛生、農業等職能部門的聯動，只要發現制假售假行為，它們就會形成圍獵之勢，打擊制假售假。
假貨面前，相關部門守土有責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過，現如今社會，也是一個全面協作的社會。處理社會事務，除了公共部門積極履行責任外，一些有擔當、有責任心的企業主動挑起了社會治理的擔子，與政府部門合力治理社會亂象。
就比如在電商打假領域，如果說政府是衝鋒陷陣的主角，一些電商平臺也積極履行平臺責任，為打假出工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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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阿里巴巴為例，今年1月10日，阿里巴巴對外發布《2018阿里巴巴智慧財產權保護年度報告》。數據披露，2018年全年，阿里共向執法機關推送超5萬元起刑點的涉假線索1634條，協助抓捕犯罪嫌疑人1953名，溯源打擊涉案金額79億元。「這一年，在全社會和阿里共同努力下，制假售假者生存空間遭到空前擠壓。」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平臺治理官鄭俊芳介紹，也正是在假貨生產源頭遭到圍剿的2018年，各項假貨治理的數據指標首次呈現斷崖式下降。
電商平臺與政府通力合作打假，這是社會治理的典範。一方面，電商平臺本身有著強大的技術能力，可以甄別、規避假貨，堵塞假貨進入平臺的源頭；另一方面，網際網路公司巨頭也有著龐大的數據儲備，平臺將沉澱的數據分享給政府，政府根據數據鎖定假貨行蹤，打擊假貨也將事半功倍。
阿里打假相關負責人就提到，2018年，由執法機關、品牌權利人、消費者、平臺等各方共同組成的「打假共治系統」實現歷史性閉環，技術驅動、能力共享、模式創新的數字經濟時代假貨治理體系正式形成。
這意味著，網際網路新經濟時代的打假，已經完全告別了單兵作戰的模式，而是走向了共治共享共贏。正如在這個社會中，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在打擊假貨上，同樣需要全社會的通力協作。
「像打擊酒駕一樣打擊假貨」已成為全社會共識。只要一家企業制假售假，它就不可能享有打假豁免權。在消費品質被愈發重視的時代，對假貨露頭就打，也是一個正派社會的基本態度。(海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