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基因:我們的目的不是贏得一場辯論

我們的目的不是贏得一場辯論——Dr. Michael Schechtman

美國農業進步展展出的大型農業機械。

前陣子，受美國農業部海外農業服務局、植保國際、植保中國的邀請，在美國走訪了從政策制訂、作物育種，到田間種植、海外貿易的完整鏈條，近距離觀察了一下美國的農業生物技術發展狀況。先說一句，美國人真的吃轉基因食品。根據美國農業部國家農業統計局的數據，2013年美國大田作物種植面積中超過53.2%種植的是轉基因作物。根據美國食品飲料和消費品製造商協會（GMA）提供的數據，全美的（加工）食品中70%-80%都含有轉基因成分。不過，接下來我不準備重複談這些已經被說了許多許多遍的基本事實。

說點兒其他的吧，比如轉基因技術相關信息的大眾傳播問題。或許，這同樣是生物技術領域的科學傳播，乃至整個科學傳播工作面臨的問題。

1、科學問題還是政治問題？

1.1 反轉是從哪兒開始的？

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我，「反對轉基因運動」的利益訴求究竟是什麼。一直都覺得，如果不弄清楚這一點，就無法真正理解這個運動所提出的主張，也很難超越這個運動提供的話語線索，進行真正意義上的議題設置。

和美國的新聞同行交流的時候，有人提到，在美國有超過300個團體持有「反轉基因」的主張。有意思的是，這些團體大多數都不是專門反轉的，只是反轉的訴求與他們的主要訴求有相關性，能融合到一起去，所以「順道」反一反。這些訴求中，最主要的一個是「反大公司」。美國的一位媒體同行甚至依據自己對這個領域的觀察與體會總結說：「或許反對大公司團體才是最大的反轉群體。」這讓我感到很詫異，因為此前一直朦朦朧朧地覺得宗教應該會在反轉運動的開端中佔有一個比較特殊的位置，甚至應該來充當反轉的第一波衝鋒者。

隨後的一個晚上，正在康奈爾大學攻讀科學傳播博士學位的賈鶴鵬趕來與我們碰面。我們又聊起了「反轉運動的開端」這個問題。他提到，即使在歐洲，宗教可能也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反轉基因運動實際上是上世紀中期以來一系列科學公共事件及其所引發反抗情緒累積的必然結果。其實，有一些研究認為，（歐洲的）反轉運動最初得到了政治哲學思潮的強力援助。一方面要反現代性，另一方面要反大公司和國家權力合作構築的專家體制霸權，反轉基因運動在這樣的向度上與「西馬」的某些主張達成了一致。有一些反對者甚至在這個理論方向進行了進一步的闡釋，比如援引福柯理論，在知識與權力的關係的框架下，對食物支配、身體管理之類的命題展開討論，將對抗壟斷食品管理權力的行為視為對國家秩序，乃至對美國霸權主義的反抗運動的一部分。這樣的批判很快就溢出了思想運動的邊界，變成一種實打實的社會運動。

更重要的是，英國政府在1996年狂牛症事件爆發初期一些信息控制和隱瞞的行為，造成了嚴重的信任危機。這一事件在歐洲反轉運動的發展過程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公眾對政府機構的信任——而這種信任，在美國發育得相對充分一些。

這也就讓人不難理解了，為什麼這樣的運動進入中國以後，會快速地和（中式的）極左、極右情緒結合在一起，形成一種「左右兩極通力合圍」的態勢。通過上溯到反現代性思潮，我們也可以觀察到諸如「權力邊界」問題在這場「轉基因大辯論」中究竟佔有什麼樣的地位。

1.2 法律手續日趨複雜

中國的轉基因審批流程各種崎嶇，美國的情況也正在發生一些變化。根據生物技術工業組織（BIO）執行副總裁凱斯林·恩萊特（Cathleen Enright）的介紹，1996年的時候，每個項目的審批時間只需要6個月，而十年以後的2006年，時間就延長到了2-5年。不過，按照美國農業部部長辦公室生物科技協調員沙克曼（Michael Schechtman）的說法，他們並未增加任何審批環節，這裡面增加的時間，很大一部分來自訴訟環節。反對者不斷地通過訴訟的形式，要求申請者進行應答說明。這極大地提高了轉基因產品的審核成本。凱斯林說，在美國，一個轉基因作物從進入試驗田到最終把種子賣到農民手裡，平均下來需要13年的審核時間，總共花費1.36億美元。

這個數據很有意思。前面已經說過，在歐美國家，「反大公司」是「反轉基因運動」非常重要的一個出發點，甚至是首要的出發點。基於此，反轉者動用各種手段阻撓轉基因項目的研發和審批。這種阻撓行為反過來又極大地提高了轉基因的研發和審批成本。由此導致的一個後果是，在這個領域當中，小公司越來越難以生存，技術和資金漸漸向大公司，——也就是「反轉基因運動」真正要反對的那個部分集中。聽起來挺弔詭的。

實際上，在美國走訪期間，我們就聽到了很多類似的案例，很多服務於高校和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做出了成果，但是無法投入商用環節。比如劍橋大學開發的抗禽流感雞，便是如此。

作為一名生物技術行業組織的負責人，凱斯林對此似乎怨言很深，她甚至認為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出現了「歐洲化」的情況。不過，她也強調，由於生物技術界和食品界的努力，這個情況正在得到扭轉。

類似的聲音，我們從沙克曼博士那裡也聽到了。他承認，美國的轉基因項目審核時間確實加長了，但這一狀況並非政治因素影響導致的。他強調說：「立法必須保證每個群體的發言權。」

1.3 神仙要打架，哪裡都一樣

經常會從新聞中聽到與轉基因作物有關的勁爆經濟新聞，比如中國在輸入自美國的玉米中檢出（未獲批進入中國的）MIR162轉基因成分，進口轉基因菜籽油流入儲備油庫……而且，相關的報導總會有意無意地暗示這些轉基因成分「有毒有害」，網議更是亂鬨鬨一片。

其實都是點買賣事兒。比如菜籽油的問題。進口（轉基因）菜籽油主要是來自加拿大的所謂「芥花油」也就是所謂的canola，2013年的時候到岸價格在七八千一噸的樣子，而國內收購的菜籽油價格在一萬出頭。兩相比較，誰划算誰不划算非常明顯。自然就會有企業利用這個差價來做文章。而儲備油因為補貼的問題，明確只收國產菜籽油。了解這些前因後果就不難明白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了：有些菜籽油收購企業涉嫌用進口菜籽油冒充國產菜籽油套取補貼。而查「轉基因」的目的，只是為了讓貼補能真正落到農民的手中。

MIR162的問題也挺有意思的。沙克曼介紹說，其實，這個品種的轉基因玉米在中國已經走完了所有的安全審核流程，就差最後農業部長籤字發證了。可這個字，卻遲遲沒有籤下來。美國政府似乎對此也挺著急的，搞得沙克曼對著我們這幫中國記者隔空喊話，「我們也想知道其中的原因」。呵呵，大家都是揣著明白裝糊塗啊。（麻煩之處在於，就有人利用這個「裝糊塗」，把謠言給風生水起地搞起來了）

MIR162這個品系的玉米在美國種植範圍很廣，無論是在種植、儲藏還是運輸環節中，它們目前都並未與其他玉米分開來處理。這個情況導致它們可能以很低的水平混雜在其他玉米當中，這就是所謂的「低水平混雜」（LLP，low level presence）。LLP是個世界性的難題，因為它製造了一個可以鑽的空子。在WTO的框架下，要給進口產品使個絆兒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所以，打擦邊球的情況就多了起來：先設置一個苛刻的條件，平時不動手，在必要的時候，才突然查那麼一下，準知道你過不去，自然就能名正言順地該拒收拒收，該退貨退貨了。LLP就是這樣的一個空子。

順便提一句，可以與美國玉米相參照的是烏克蘭玉米的情況，不過這個事兒有點兒複雜，改天有空可以仔細說說。

說起來呢，中國也是類似行為的受害者。此前，曾經發生過中國出口歐洲的茶葉，被檢出（對歐盟來說）非法的農殘，而遭到退貨的新聞。這樣的新聞，還總是能造成國內食品安全輿論的波動。其實，作為茶葉的淨進口地區，歐盟設立苛刻的條款，本就是在必要的時候拿來當大棒用的。

中美之間也是如此。前段時間美國收緊了蘋果汁砷限量的標準，考慮到美國市場上的濃縮蘋果汁有一半以上進口自中國，這個限定條件的設立目標可真是不言而喻啊。

說到底，這就是個「神仙打架」的事兒，「規則」本質上只是國際貿易中的大棒——別太當真了。

2、科學傳播，或許需要些共情

2.1 「我反對！」

按照生物技術工業組織（BIO）執行副總裁凱斯林的說法，「反轉基因運動」的歷史，在美國至少已經有25年了，但她認為真正造成影響，是在2007年以來的事情，這可能與社會化媒體的信息大爆發有關。在社會化媒體上，反轉宣傳變得更為有效了。與贊同相比，反對行為更容易引起關注。對媒介傳播而言，贏得關注本身常常就是目的，議題設置就可以由此展開。

然而，這個時候科學界、產業界卻沒有及時反應過來。他們錯失了至少5年的時間。5年時間能讓一個人從中學生變成一個（教育程度意義上的）知識分子，能完成一次風尚的逆轉，5年意味著全球4億人口的增長，至少100億噸糧食被消耗掉，許多決定性的瞬間，許多過眼雲煙。5年，或許在這段時間裡，未來已經被寫了下來。

當然，沒人會對此坐視不管。凱斯林說，2012年前後，「我們」也開始積極回應反轉的聲音了。他們建立了GMOAnswers這個網站，邀請科學家和專業人士來答覆公眾的疑問。值得一提的是，她說目前這個網站上的提問，已經開始逐漸從「轉基因安全」撤出，轉向了對具體的人的進攻。在她看來，這似乎是一個可喜的現象，因為進攻者發現自己「在科學上站不住腳」。

試圖總結自己在媒介層面犯下的錯誤的人，並不止凱斯林一個。「我們做得不夠好，尤其是長期缺席於社交媒體。」我們一行在與一家大型農業企業的公關負責人座談時，對方也提到了這一點。其實，這家企業面臨的狀況更為嚴峻一些。雖然它只是整個轉基因產業界的一部分，卻承受了遠比其他企業猛烈得多的進攻炮火，並且被很多反對者描述成「邪惡的操縱者」。觀察這家企業的歷史不難發現，在大眾文化中，它一直承載著某種符號意義。這個符號可以上溯至越戰期間橙劑的使用。作為橙劑的主要生產商， 該企業被認為需要為數以萬計的橙劑受害者負責。而1960年代包含反戰運動在內的整個左翼運動，是「反大公司」思潮的重要節點，完全可以被追認為「反轉基因運動」的開端。

越戰是美國霸權主義的象徵符號，橙劑是越戰的象徵符號，歸根結底搖身一變又成了轉基因的象徵符號。現時的反對，承載的是50年前的野蠻與殺戮——至於反對的是什麼，反對又是為了什麼，可能反而不重要起來了吧。

2.2 讓溝通進入到情感層面

和我們座談的時候，美國的媒體同行提到一件小事，在一項第三方調查當中，一個關於「是否應該標註GMO」的問題，獲得了97%的支持，而當問題變得開放，成為「什麼樣的信息需要標註」時，GMO就下降到了3%。在國際食品信息理事會（IFIC，International Food Infomation Council）的調查報告中，也出現了類似的情況：在消費者關注的食品安全信息中，生物技術的排名並不高，而在不選擇某種食品的理由中，更是遠低於其他。就像我們之前提到過的那樣，或許公眾真的並不關心轉基因是什麼。只是在反對聲興起之後，他們選擇了更容易理解和更符合自己預期的那一方，而這種關注在進行具體的食品選擇時，又打了折扣。大多數人是基於情緒和情感做出選擇的，而非理性。

最受消費者關注的食品安全信息。從表中我們知道，2014年消費者最為關心的是「疾病/汙染」和「處理/準備」（均為18%）；生物技術僅排名第七。數據來源：IFIC
消費者最不願意食用的食品。大多數人最不喜歡的是糖類和脂類食品，而生物技術類排在了最後。數據來源：IFIC​

在此基礎上，我們再來看一些數據，就更有意思了：

1、第一個數據來自IFIC的報告。橙汁對美國人來說，是一種非常重要的食品。調查顯示，美國消費者對橙汁供應的安全性非常關注。然而，一種由細菌引起的疾病，柑橘黃龍病正在威脅全世界範圍內柑橘類水果的存在。預計在未來10年裡，佛羅裡達的柑橘產量將急劇下滑，而這裡是美國橙汁的主要產地。「要么喝轉基因橙汁，要麼改喝蘋果汁。」《紐約時報》在報導此事時提到佛羅裡達大學一位科學家的意見——對熱愛橙汁的美國人來說，這看起來還是比較容易選擇的。

如果橘子樹被一種病毒入侵，而你將再也喝不到佛羅裡達產橘子汁？百分之六十六的美國人將會因此而傷心失落。數據來源：IFIC​

2、IFIC的報告還提到一個有意思的問題。與稍年長者相比，年輕人對轉基因的接受度明顯更高一些。IFIC的國際關係副總裁安迪·本森（Andy Benson）進一步解釋說，這可能與年輕一代更關注環境友好問題的緣故。因為轉基因作物大量推行之後，殺蟲劑的使用確實明顯下降了。

與年長者相比，年輕人對轉基因的接受程度更高。數據來源：IFIC​

1999年-2001年間棉花農藥使用量的上漲是因為象鼻蟲爆發帶來的，BT主要防禦對象是棉鈴蟲而非象鼻蟲。Bt抗蟲轉基因作物推廣以後，玉米殺蟲劑（紅線）和棉花殺蟲劑（藍線）的用量下降了。數據來源：美國農業部

3、很多人會寄希望於通過加深公眾對轉基因技術乃至整個生物技術領域的認知，來提高他們對這項技術的接受程度。不過，對歐洲一些國家民眾的研究顯示，相關知識水平與接受度之間的關聯並不強。其中一項研究的作者甚至指出，知識水平帶來的較弱的影響可能也並非知識本身帶來的，而是因為這讓人更傾向於綜合評價轉基因技術，而不會僅僅因為感情上不能接受就排斥它。

4、雖然來自中國的訪問者總是會將關注點放在「安全性」的問題上，但從美國專家那邊，我們卻更多地聽到其他信息，比如不可逆轉的植物病害需要轉基因的拯救方式，比如前述殺蟲劑用量減少對環境友好，再比如2050年的人口問題。根據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等機構在去年年底聯合發布的一項研究報告，屆時世界人口將達到96億，而由此帶來的糧食需求將比現在增加70%。很顯然，我們得為此做好準備。這需要技術上的突破。不過，一些新的預計顯示，到2050年之後，地球人口增長很可能還會持續。到2100年的時候，地球人口總數達到96億-123億的概率是95%。看到這個報導時，我的第一反應是，美國的同行們可能這就要更新自己的數據了。我們面臨的問題，遠比想像的要嚴重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美國農業部新產品及農業技術部門代表愛德·波特爾（Ed Porter）在和我們談話的過程中，特地拿捏了一下自己的表述：「我們的工作不是『推廣』轉基因，而是使公眾『知曉』。」這個措辭上的考究挺有意思的。我的理解，它們差別在於，「推廣」是一種「使接受」的行為，但「接受」或許並不能通過自上而下的方法實現，而完全取決於個人意願。因此，「使了解」並不等於「使接受」。所以，接下來這就成了一個問題：了解什麼，可以促進接受？

喚起共情，或許美國同行們已經在這樣做了。

2.3 不過，美國也有美國的亂處

很多人會用「走馬觀花」來形容匆忙的旅行和訪問。這一次美國之行，倒不是走馬觀花，而是一路狂奔著觀花。儘管如此，還是收穫了幾個出乎意料的小細節：

第一個是聽美國食品飲料和消費品製造商協會（GMA）負責人說的，原來美國也存在「不必要的陰性標註」，比如有些超市就能買到「非轉基因蘆筍」。所謂陰性標註，也就是「非轉基因」標註。如果某一個品類的食品，既有轉基因的產品，又有非轉基因的產品，那麼其中非轉基因的產品作陰性標註，看起來似乎還可以接受，但如果這個品類的食品本身就沒有轉基因產品，那麼這個時候作陰性標註，就成了「不必要的陰性標註」，比如國內的花生油產品，很多都有這樣的標註。這種「不必要的陰性標註」爭議很大，因為它實際上損害了未標註的同品類產品的利益。

第二個是美國也存在有誤導嫌疑的標註行為。在我們參觀美國的食品超市，了解各類食品在市場上的具體表現時，主辦方特地向我們介紹了一種非轉基因標註。這種標註的圖案主體是一隻蝴蝶。有些產品包裝上的這個LOGO是彩色的，蝴蝶的翅膀是橙色的，有黑色的勾邊。對轉基因問題稍有了解的人一眼就能看出來，這是在打帝王斑蝶（Danaus plexippus）的擦邊球。

一些食品包裝上的蝴蝶LOGO，標註著「非轉基因」（Non GMO）。

帝王斑蝶是北美最為人熟知的蝴蝶品種。1999年，康奈爾大學科學家約翰·魯瑟裡（John Losey）發表論文指出，吃了Bt轉基因玉米的花粉，這種蝴蝶的幼蟲會死亡或者生長緩慢。一些環保組織抓住了這一點，給予歪曲誇大，造成了轉基因玉米會滅絕帝王斑蝶的風浪，甚至讓一些人相信，同樣的原理也會滅絕人類。不過，後續的研究發現，實際上轉基因玉米的花粉中幾乎不含有Bt蛋白，而與傳統的殺蟲劑相比，轉基因玉米對帝王斑蝶也要友好得多。最後，科學家重新得出結論，Bt轉基因玉米對帝王斑蝶的影響可以忽略不計。事實也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隨著轉基因玉米種植面積的擴大，美國的帝王斑蝶並沒有滅絕，其數量非但沒有下降，還增加了。

不過，對於一般公眾來說，接觸科學家的可靠研究結果要比接觸NGO組織的宣傳困難得多。所以，儘管在科學上，這個事件已經徹底平息，但最初被歪曲的信息卻依然四處流傳。類似的情況，在轉基因研究領域數不勝數，普茲泰實驗、葉爾馬科娃實驗再到最近被廣泛引用的塞拉利尼實驗……儘管不斷的驗證已經排除了這些實驗的科學性，但它們依然在反轉基因運動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

最後，這個話意義不大，但是還是要說，在我們參觀的HyVee是愛荷華當地比較大型的一個連鎖食品超市。在這裡，非轉基因食品主要是和保健品、具有特殊屬性的食品（比如為麩質過敏者準備的無麩質食品）之類放在一起銷售。所佔的面積估計不到全店經營面積的十分之一。

3、米國的農民，看起來還是不錯的

3.1 先說說牛

參觀杜邦先鋒總部的時候，看到一組很有意思的數字：美國的奶牛，生奶平均產量是每牛每年21642磅，相當於9800千克；中國的產量，按磅算還不如美國按千克算，只有8956磅，4000千克略出頭。（當然還有比中國差的，印度只有2637磅）

為什麼差這麼多？道理當然可說出一大堆，管理層面的很多問題都會指向散戶養殖。還有一種說法是，這個問題甚至可能與奶牛的品種也有一點關係。中國奶農飼養的牛隻，大部分是荷斯坦牛。這個品種的牛耐熱能力比較差，氣溫高的時候會嚴重不適，進而影響奶產量。

在愛荷華與內布拉斯加交界的明登地區，我們走訪了一戶肉牛養殖農戶。在他的飼養場裡，牛吃的飼料是用DDGS（玉米幹酒糟）、玉米粉、玉米秸稈、複合維生素等等按比例配出來的，儘可能保證肉牛攝入成分的均衡。這個養牛場有2800頭牛，但飼養場的工作人員通常卻只有兩人，在最忙碌的時候，他們會加僱兩個人，這樣也不過是四個人而已。

露天的牛圈建在斜坡上，這樣，下雨的時候，牛圈就會得到衝刷。不過，衝刷的水不會直接排放到自然水體當中。這個做法是被禁止的。在牛圈的底部，他們鋪裝了設備，將混合有牛隻排洩物的水收集起來，經過處理之後再排放進自然水體——避免牛糞的直接排放對自然水體造成汙染。實際上，建立一個養牛場所要進行的審批手續，最重要的就是對環境友好。在審批手續方面，1000頭牛的飼養規模是一個「坎兒」，1000頭牛以下的飼養場，手續比較簡便，審核速度也比較快；而1000頭牛以上規模的飼養場，手續就要複雜得多了。此外，一旦審批確定養殖場的規模，那麼如果要超規模養殖，還需要進一步的審批——可不是你想養多少就能養多少的。

3.2 搬起石頭卻不是為了砸誰的腳

想像一下這個場景，一望無際的玉米地，玉米們身披金甲排成整齊的軍陣，葉子伸展成長矛。它們步伐有力，在無聲的號角的伴奏中一點點逼近。突然，不和諧的隆隆聲響起，鋼鐵巨獸突襲了玉米軍陣的後方。金甲戰士們應聲倒下，毫無還手之力。可你抬頭看時，聯合收割機中卻空無一人。這是突然覺醒了的汽車人嗎，你正疑惑間卻突然發現駕駛室裡端端正正地安放著一塊很大的石頭。

對，就是石頭。石頭正坐在這架巨大的聯合收割機的駕駛室裡。這不是矽基文明入侵地球的前奏，它不過是美國中部農場的小插曲。開動機器的當然不是石頭，實際上，這些大型農機載有GPS，由程序控制，自動運作。唯一的小問題是，原則上必須有人坐在駕駛室裡，機器才會開動。據說，有些偷懶的農民就這樣乾脆搬一塊石頭壓在座位上。

裝備了這些大型農機的美國農民，能以更少的人力耕種更多的土地。在明登地區接待我們的凱文·羅斯（Kevin Ross）一家，耕種的土地多達600英畝（近2.5平方千米），所費人力不過是夫婦二人。而這個規模的家庭農場，在當地不過是中等水平——羅斯夫婦還有餘力從事保險推銷員的工作。來自伊利諾利州的農民克萊因施密特（Kleinschmidt），雖然自己擁有的土地不多，但租下了大量的土地，用以種植玉米和大豆。他們夫婦倆管理的土地在1100英畝到1600英畝之間，對，就是夫婦兩人管理而已。在最忙的時候，他們需要僱傭一兩個臨時工。這位已經當上祖父的農民僱傭的臨時工也是與自己年歲相仿的老人，以高度機械化的工作方式為前提，這裡的農民根本不需要強壯的青年，能熟練操作農業機械的「老傢伙」足矣。

農業進步展展出的大型收割機。

凱文和他種植的大豆。

當然，這並不是說美國農民都是類似的垂垂老者。前述凱文·羅斯夫婦就正當盛年。與此同時，很多農民具有較高的學歷水平。在美國全國農業進步展上偶遇的另一位愛荷華農民告訴我們，他的兒子此前就讀於愛荷華州立大學，本科學的是土壤，然後讀了一個MBA，畢業的時候，他接到了4個offer，儘管薪水都不錯，但最終還是選擇帶著妻子回家和父親一起經營農場。「他覺得這樣對家庭更有利。」

4、我們還在爭論，他們已繼續前行

4.1 農業進步展

這是我們此行的重要目的之一，參觀「農業進步展」（Farm Progress Show）。這不是我第一次參加類似的展覽會。去年的這個時候，我曾經到訪愛爾蘭的萊伊什郡，觀禮該國一年一度的「全國農耕大會」。兩下相比較，還是有不少區別。

愛爾蘭的大會，有農機、農技展示的部分，但似乎更面向消費者，強調農產品的展示，作為一個肉產品產地，各種肉製品的推廣活動在展會上比比皆是，但是從展位布置來看，參展的農會、企業資源比較平均，似乎並沒有特別大規模的大公司；美國的大會雖然也有農產品的展示，但看起來更像是面向農民的展會，因此農機、農技的展示是重點，尤其是那些讓人嘆為觀止的大型農機，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像是即將發動進攻的機械巨獸，直徑接近2米的輪胎比比皆是。

從展位的布置來看，大公司和小機構的差別簡直可以用「判若雲泥」來形容。愛荷華州立大學的展位，雖然支起了很大的帳篷，但其中只設置了一個展臺，而且很長時間都沒有問津者，唯一的展品是種在帳篷前的一小叢玉米。而諸如杜邦先鋒、先正達、拜耳、孟山都這樣的大公司，不僅展示位體量巨大，而且提供了大量的展品、演示、講解、贈品甚至一些互動遊戲。讓人驚訝的是杜邦先鋒，甚至在自己的展位裡設置了一個紀念品商店，出售一些由大豆纖維製造的T恤等產品——最讓人驚訝的是，真的有選購者，還挺多……

愛爾蘭的「全國農耕大會」。

雖然兩國的農業展會特點不同，但都有一個共通之處：青少年參觀者人數眾多。有些看起來是有組織而來，更多的則是三五成群，結伴而來。或許對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農業地區來說，這確實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吧。

4.2 別停，繼續往前走

轉基因技術是農業生物技術的一部分，很顯然，它不是全部。科學家們並未停止在其他生物技術上的努力推進。

孟山都公司設立在「農業進步展」上的展位體量巨大。在這裡，最讓我感興趣的是RNA幹擾技術（RNAi），這是一種在生物界普遍存在的現象。簡單來說，就是生物要表達DNA記載的遺傳信息，要經過一系列轉錄、翻譯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RNA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通過某種方式，對RNA進行「幹擾」，就會阻斷這個過程，從而導致相應基因的沉默。也就是說，原有的性狀將無法得到體現，或者原先被抑制的性狀由此表現出來。這個方法為農業技術的發展提供了許多種可能。它沒有從外部引入新的基因，因此看起來，圍繞這種技術的爭議可能會更小一些。但RNAi技術同樣依賴大公司的科研、推廣、經費資源，假如「反大公司」是反轉基因運動的支配性力量，那麼很顯然，這種技術很可能也會面臨類似的反對。在中國，RNAi技術的研發也在進行中，但似乎依然不脫科研院所的範疇。無論如何，未雨綢繆是必須的。

RNA幹擾技術的展板說明。

除了孟山都本身之外，該公司在去年10月份宣布收購的天氣數據公司Climate同樣擁有巨大的展位。很顯然，如何利用天氣大數據為農業服務，已經成了大型農業公司關注的重點——這也與他們另一個方向的努力有關。

孟山都、杜邦先鋒這樣的大型農業公司都在全力推進耕作方式的升級。這些公司開發了移動端的耕作規劃程序。通過這樣的程序，結合對自有土地的準確測量，農民可以弄清楚在一片大型農場的某個具體的地塊上，土壤、水、光照、常年氣象等情況究竟如何（或許這就是Climate公司的意義之所在）。結合這些數據，可以推算出某個具體的地塊更適合種植怎樣的品種，種植密度該是多大，以及最重要的是如何進行田間管理。所有的信息全都呈現在一個客戶端當中，再結合高度自動化的大型農機，美國的農民未來可以在不增加自己勞動強度的前提下，實現大田作物的精細化生產。或許，這算得上是某種程度的「美式精耕農業」了吧。

5、當年的布勞格和現在的問題

在愛荷華州首府得梅因訪問的時候，我們被安排參觀了世界糧食獎大廳。在樓前的花園裡，安放有諾曼•布勞格的高大銅像，他正仔細端詳手中的麥穗。這位諾貝爾和平獎獲得者、「綠色革命之父」當年曾經受到「坐在華盛頓或布魯塞爾舒適辦公室裡的環保精英」的猛烈攻擊——不過，理想主義化的精英無法餵飽非洲的窮人，做到這一點的，依然是布勞格推行的良種，以及化肥、農藥和農業機械……

然而，到了2050年，或者如某些新的研究所述，到了2100年，我們該如何餵飽全人類，如何儘可能避免由於大規模饑荒而導致的野蠻行為？要解答這個問題，或許需要更多人的努力。在杜邦先鋒的展位裡，有一個巨大的背景板，大標題寫著「How are you making a difference to feed the world」，標題下面貼滿了參觀者留下的卡片。有些挺胡鬧的，比如「跟大家說說關於基督的事兒」「多養豬」；有些則明顯體現了農民的經驗，比如「幫助農民管理玉米根螢葉甲」。

我寫的是「提高第三世界單產，改進糧食貿易」……其實，想說的話還有很多。（編輯：Jerrusalem）

（本文攝影：moog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