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爭的事實是，西方主流文學圈當中鮮有非無神論者。相反，大部分作家是反宗教的筆桿子，也因此最容易成為宗教團體的仇恨對象。
薩爾曼·拉什迪：西方只是伊斯蘭政府的餘興節目我們自然不能忘記可憐的老薩爾曼·拉什迪——從1980年代寫出被伊斯蘭國家認為玷汙穆哈默德的《撒旦詩篇》開始，他本人一度每年2月14日都會收到伊朗政府發來的追殺令，很長時間過著半地下生活。他那些沒有很多錢請保鏢的各國譯者在1990年代屢屢遭難。命運最為悽慘的是日文譯者五十嵐一，1991年7月他在筑波大學的辦公室裡被至今未抓獲的伊斯蘭教徒割喉殺死。
你能想像薩爾曼·拉什迪在《查理周刊》事件發生之後的憤怒。在他針對《查理周刊》事件的聲明當中，拉什迪發表了最嚴厲的指責：「宗教，一種來自中世紀非理性的形式，與現代武器相結合，可以成為對我們自由真正的威脅。好像我們今天在巴黎看到的那樣，這種宗教集權主義已經從伊斯蘭教的中心開始造成致死的突變。我與《查理周刊》站在一起，像我們所有人應該的那樣，捍衛諷刺的藝術，因為這種藝術向來是驅動自由與反對暴政、欺騙與愚蠢的藝術。『尊重宗教』已經成為了『恐懼宗教』的代名詞。宗教，好像一切其它思想一樣，理應受到批評、諷刺，以及是的，我們毫無畏懼的不敬。」
1月9日，拉什迪出現在美國脫口秀主持人比爾·馬赫的電視節目上，提出了一個更為重要的觀點：「多年來伊斯蘭政府提供了巨額的資金允許極端分子在全世界各地的清真寺進行極端教義布道，他們不允許人民接受正統的教育，其目的是在伊斯蘭世界內部取得完全的控制權，我們（指西方）對他們來說只是餘興節目。我們以為這一切有關我們——我知道我們總以為一切有關我們，但事實並非如此，我們只是餘興節目。」
拉什迪（左）出現在HBO的脫口秀節目《馬赫脫口秀》中。齊澤克：向激進左翼取經倒回來看，齊澤克在他的《論暴力》一書當中有關2005年巴黎郊區多位阿拉伯與北非裔青年動亂最有趣的觀點是，當時所有習慣於遊行必為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都想從動亂背後找到「實質」的原因或者目的，但他們找不到——這些青年就是不爽，僅此而已——齊澤克認為大家都沒看到最明顯的事實，在這裡好像麥克盧漢說的，「媒介即訊息」——集體暴亂作為媒介的信息就是不爽。我們可以想像，謀殺作為媒介的訊息，簡單地說，就是仇恨。
1月10日，齊澤克在《新政治家》上發表的文章裡進一步認為西方左翼想盡一切辦法避免衝突的意識形態做的無非是說服自己能夠包容仇恨——哪怕「包容仇恨」這個詞語組合本身好像紙包不住火，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上的可行性。齊澤克說：「對有些假左翼來說，任何針對伊斯蘭教的批評都被認為是伊斯蘭恐懼症……這樣的立場最終的結果是你能想像得到的：西方左翼自由派越是深入探究自己的負罪感，他們就越會被伊斯蘭原教旨主義者指責為掩蓋自身伊斯蘭仇恨的偽君子。」
思想家齊澤克。
蘇珊·桑塔格在《關於他人的痛苦》裡說：「只要我們感到自己有同情心，我們就會感到自己不是痛苦施加者的共謀。我們的同情宣布我們的清白，同時也宣布我們的無能。」齊澤克的這篇文章大致可以被總結為「太有同情心，就要被欺負」——死守不攻，咎由自取，好像他在《論暴力》裡寫的，「有時候什麼也不做，是最暴力的事情」。這一條線的批評體現了含蓄反應型的文明理智面對不含蓄進攻型的不文明、不理智時常見的委屈與無奈，其本質很感傷主義。他認為膽小怕事的西方左翼現在唯一的方法是向激進左翼取經——可以想像周一的西方媒體會質問他這與溫和穆斯林向ISIS取經有什麼區別嗎？更何況，這世界上還有激進的左翼嗎？西方左翼毫無疑問已被逼進了牆腳，此刻包容和仇恨都是反動的。於是他們只能也手拉著手上街遊行——與十年前巴黎郊區的普通阿拉伯青年一樣，發洩一種沒有任何明確意識形態的不爽。
伊恩·麥克尤恩：更堅定的伊斯蘭恐懼症小說家伊安·麥克尤恩，一個文明的英國無神論者曾被指責過伊斯蘭恐懼症。文明的西方無神論者面對一個真正的難題，你反對男女不平等，你反對伊斯蘭法律規定的刑罰，你反對任何形式的宗教迫害，你甚至反對一切東西宗教，但在麥克尤恩面對伊斯蘭仇恨指責的時候，也只能很文明、很委婉地說：「我是在穆斯林利比亞長大的，我對那裡有溫暖的記憶，我反對的是伊斯蘭教裡的極端主義。」
麥克尤恩是最早對《查理周刊》事件發表意見的作家之一。這次他的立場要堅定得多，認為埃及總統塞西（Sisi）與伊斯蘭國（ISIS）的回文完全對應，伊斯蘭國家的政治與宗教都需要為極端分子負責。而伊斯蘭世界唯一的進展是類似「阿拉伯無神論者」之類民眾自發網站，而顯然，這些以脫教為目的的網絡運動面對極大的風險。確實，對整個伊斯蘭世界的政治暴力來說，在西方發生的暴力事件只是餘興節目，而這餘興節目已經讓西方聞風喪膽，更為慘烈的正劇如今誰也沒有胃口面對。
英國著名作家、《贖罪》的作者伊恩·麥克尤恩。米歇爾·韋勒貝克：最不膽小的作家還沒有發聲當然這一切很可能與一個作家——最不膽小、最不怕事的搗亂分子米歇爾·維勒貝克有切身的關係。他的新書《服從》有關虛構的2022年法國大選，此時極右翼「民族陣線」黨與在位的「穆斯林黨」競爭席位，維勒貝克的小說當然證明了齊澤克的觀點——奧朗德的左翼社會黨那個時候已經完蛋了。《服從》這本書不僅發行在《查理周刊》事件的同一天，且當天出街的《查理周刊》封面上正是對維勒貝克的嘲諷——畫面裡鼻子超大的維勒貝克（諷刺他的高盧人種族主義）一邊說「到了2022年，我牙都掉光了」，另一邊說「到了2022年，我要齋月了」。這一切都有點末世意味。維勒貝克屢屢被指為歧視伊斯蘭人的極端分子，他本人也並不否認這點，雖然他是作家當中比較少見的右派，卻也把自己描述成「宗教和政治上的雙重無神論者」。2002年，他曾因為在採訪當中把伊斯蘭教稱為「最愚蠢的宗教」被起訴，法院最後以言論自由為名駁回了上訴。
《查理周刊》事發之後，維勒貝克至今尚未發表公開聲明，估計自己都感到有口難辨。《服從》這本小說是極右翼的立場。理論上說，馬琳·勒龐的「民族陣線」才是穆斯林移民及後代在法國國內真正的敵人——左翼《查理周刊》1月7日的封面上對維勒貝克的嘲諷顯然是站在伊斯蘭法國民眾這一邊的——無疑這是整個事件當中最為反諷的事實了。但這一個層面的關係，不是Kouachi（喀拉蚩，巴黎恐怖襲擊事件的襲擊者）兄弟能夠或願意理解的。用最愚蠢的屬於這個時代的解釋，是《查理周刊》而不是維勒貝克成為了攻擊的目標，很可能只是因為前者更容易讀懂。
在這個後意識形態世界裡，我們面對的永遠是雜亂無章的因果關係，行動與目標毫不相干的自焚行為，除了媒介以外沒有任何訊息的殺戮與反抗，以及對他人的動機無法捉摸造成的不信任。恐怖分子和把他們叫做恐怖分子的五角大樓對彼此的恐懼與仇恨是一模一樣的。對話已經變得越來越不可能，更妄談文明的對話——哪怕雙方，好不容易，說的是同一種語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