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國家最高學術機構中國科學院開始揮舞剪刀，將纏繞在身邊的一些不甚美觀的枝蔓紛紛剪落，引得叫好聲一片。
這些枝蔓紮根於學術之外的其他土壤，卻試圖假學術之名汲取養分。從今年的科學院院士選舉開始，院士遴選渠道由以前的三種變為兩種，僅留下院士推薦和有關學術團體推薦——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黨政機關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原則上不作為院士候選人」。
截至8月1日，2015年中國科學院院士增選通信評審工作已經結束，選出初步候選人157位，比上次增選的入圍名單縮減一半。在這一屆初步候選人名單中，看不到官員的名字。
這是中科院院士制度改革後首次增選。該院學部科學道德建設委員會，此前專門發出關於重申院士增選工作紀律的通知，「要求廣大院士自覺抵制社會上的不正之風以及行政幹預增選工作」。
為如此改革叫好。讓學術的歸學術，官場的歸官場。這樣的改革思路簡單清晰，又極其鋒利。
不得不承認，改革，是因為院士制度病了。這個代表最高學術成就的榮譽團體，本應站在學術的最高峰，可愈發臃腫的身軀讓它變得步履緩慢。院士增選曾被學術界認為是嚴苛的選舉。按照國際慣例，候選人通常由院士提名。但是在當下的學術界，「由省市自治區、部委、央企等組織的單位遴選」也是院士增選的途徑之一。
原本是學術圈內的事務，因此開始與行政力量糾纏不清。有媒體報導，為了遴選中國工程院院士，重慶市曾在2011年成立了由時任副市長吳剛掛帥的遴選委員會，成員包括13名在重慶工作的院士和5名政府官員。
還有好事者曾檢索2011年中科院院士增選工作的145名初步候選人，發現「廳局級和部省級的高官達35%」。在2013年兩院院士增選中，長江三峽集團公司董事長曹廣晶、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耿汝光等人，出現在工程院院士的候選人名單中。另還有一名副部級幹部的名字。
行政職務和學術能力並不衝突。可是，當這兩個來源於不同話語體系的力量被攪拌在一起，原本清澈的環境變得渾濁，一些陽光下難以生存的東西找到了存在空間。
比如，曾於2007年和2009年兩度參評中科院技術科學部院士的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其專著涉嫌造假。他在庭審中供述，曾向企業索賄2300萬元，因為參評院士「需要花很多錢」。
這樣的例子或許極端卻未必特殊。一種可以想見的情況是，高官或高管履行職務，常常會剝奪其研究時間。當學術研究有所欠缺時，自然有人尋求行政或其他外力為其烘託。
在學術面前，這種外力強勢而霸道。對院士制度有所研究的中國人民大學教授顧海兵曾說：「一個省的副省長，一個部的部長，或者大企業的老總，在系統內肯定很有地位，這種行政色彩濃厚的初選對他們很有利。」
從這個角度講，這項改革來得太晚而不是太早。
有官員謀求院士的稱號為自己鍍金，這樣的衝動不難理解。在張曙光落馬前後，多名鐵路系統人士向媒體表示，「一旦官位加上學術地位，在鐵路領域項目規劃和建設中的發言權就更大」。
在當下的學術環境中，院士對資源的掌控不言而喻。院士申請的課題經費可達上億元人民幣。
那些掌握著行政權力的院士，熟悉官場邏輯甚於了解學術前沿，在掌控資源上往往更具優勢。他們如何能夠保證不壓制真正的學術創新，不成為年輕學人前進的絆腳石？
行政權力要求攀附，來自學術的力量若只是俯身依從，就會讓局面變得不可收拾。這一次，中科院在本次院士增選中大力剪下這些紛紛擾擾的枝蔓，陽光才找到了照射進來的縫隙。
當然，讚賞的同時我們也並不諱言擔心。剪枝行動並不意味著治本，在增選過程中對行政權力說「不」的院士制度，並沒有徹底清淨下來。高校聘請院士給予的高額福利待遇、各地給予院士的副省級待遇，無一不提示著院士身邊並非只有學術的枝葉，權力的大手其實一直縈繞左右。若不從根部剝離權力的纏繞，誰能保證那些高官或高管不會嗅到熟悉的味道，千方百計尋找規則的漏洞再次試圖攀附？
一個被經常提及的樣本是，在一些發達國家，「院士」是「會員」制，會員沒有工資只有補貼，而且要繳納會費。有媒體記者曾經採訪美國科學院院士朱健康。當大家紛紛以「朱院士」相稱時，他很認真地說：「請不要叫我院士，直接叫名字好了。」
或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摸到那些學術周圍伺機而動的枝蔓的根部。斬斷它們，才能真正讓學術的歸學術，官場的歸官場。(陳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