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眾人皆知，其以絲綢作為緣起，但絲綢本身，卻一直未受到足夠關注。絲綢究竟是在哪裡起源？是從何年何月踏上絲綢之路？在絲綢之路的貿易商品中又佔多大比例？
絲綢之路以絲綢為名，以絲綢作為緣起，但絲綢本身，卻一直未受到足夠的關注。古老的絲綢，究竟是在哪裡起源？是從何年何月踏上絲綢之路？在絲綢之路的貿易商品中，又佔有多大比例？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在接受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專訪時談及，絲綢起源於中國，並經由中國向西進行傳播，儘管這在國際上或許還存在少許爭議，但在他看來已是無可爭辯的事實。他曾探究過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認為絲綢最初不是作為普通的服飾材料，在古人觀念中它是在人的靈魂升天過程中一定要用到的載體。這種「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只有中國才有，所以也就只有在中國的文化中出現「作繭自縛」，出現扶桑樹，出現這種原始崇拜，只有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絲綢才可能從野蠶被馴化到家蠶，絲綢也才能夠真正的起源。
中國絲綢博物館館長趙豐。
今年10月，中國絲綢博物館在杭州西湖博物館舉辦的《絲路之綢：起源、傳播與交流》和國際研討會，試圖以多個維度來解答這些困惑。展覽展出的近140件（組）文物均為考古出土品，絕大部分借展自絲綢之路沿途文博機構，以展示絲綢實物為主，兼具鎏金銅蠶、玉蠶、簡牘、乾屍等與養蠶、繅絲、織綢、運輸、絲綢貿易相關的文物。
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
澎湃新聞：包括你在內的國內學界都認為絲綢起源於中國，即中國是絲綢之源，有什麼依據？
趙豐：關於絲綢起源的實證，國內外學者都做過大量的研究。近代以來考古發掘的文物充分證明，所有家蠶絲綢的發現都在中國。其中最為明確的有三個實例，一是1926年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半個蠶繭，起碼是人類利用蠶繭的實證。西陰村遺址由我國第一代考古學家李濟主持發掘，因出土的半個蠶繭而馳譽世界。蠶殼長約1.36釐米，繭幅約1.04釐米。儘管這半個在華夏文明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蠶繭有許多難解之謎，但作為中國遠古絲綢的見證，對研究絲綢起源意義重大，在某種程度上證明了遠在6000年前的黃河流域就出現了養蠶業。 二是1958年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發現的家蠶絲線、絲帶和絹片，是長江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說明距今4400-4200年的長江流域已有養蠶、繅絲、織綢技術。三是1983年河南青臺遺址出土甕棺葬中的絲綢殘痕，距今6000餘年，是黃河流域出現絲綢的實證。青臺遺址還發掘出土了大量紡織工具，包括紡輪、針、錐、匕等，據此推測當時原始紡織已經出現。所有這些實證說明，絲綢早在五千多年前在中國已經被發明，中國是世界絲綢之源。
甘肅敦煌莫高窟出土北魏刺繡佛像供養人。（下圖為局部）敦煌研究院 藏
澎湃新聞：那是因為其他地方沒有發現更早的考古證據麼？
趙豐：目前來說這三例是最主要的考古依據，但我相信隨著我們關注度的增加，隨著考古發現科學性日益提高、隨著我們一些分析檢測方法的豐富，水平的提高，肯定會發現更多例子的。因為我認為它不是一個孤例。而像以前墓葬的考古發掘是偶然的，碰運氣成分比較多。
澎湃新聞：你在論述絲綢起源於中國時，特地把野蠶絲的利用排除在外，僅以家蠶絲綢作為論述對象。為什麼要把野蠶絲排除在外，是因為野蠶絲不能被利用來做絲綢嗎？
趙豐：我認為絲綢起源有很多不同的節點：一是利用野生桑蠶繭的繭絲織成絲綢；二是馴化野桑蠶成為家蠶；三是為了養蠶而進行桑的人工栽培。這三個節點應該是有先後的，其理論上的層次是先有人類對野生桑蠶繭的利用，再有馴化野蠶，再到人工栽培桑樹。但其中也有主次，最為關鍵的是從野桑蠶到家蠶的馴化過程。因為印度歷史上很早就有利用野蠶絲生產織物的記載，但幾千年後，它們還是野蠶，沒有被馴化。所以我一直沒有把野蠶絲算作絲綢起源，因為利用野蠶絲只是屬於偶然性的，或者說是很小的生產量，跟我們所說的絲綢起源概念不一樣。因為只有成功馴化為家蠶之後，蠶才能夠成為穩定的、真正的生產材料。
以向仲懷院士為首的家蠶基因研究表明，在野桑蠶馴化為家蠶的過程中，基因變異導致蠶的生物學性狀發生顯著變化，使得家蠶呈現出對高密度飼養的耐受性、蠶繭產量大幅提升、生長變快、蠶蛾基本喪失飛行能力等變化。這應該是一個極其漫長和特別的馴化過程。只有這個工作完成了之後，我們才認為是絲綢真正的起源。
新疆尼雅1號墓地1號墓出土東漢平紋經錦。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 藏
澎湃新聞：從野蠶到家蠶這個漫長的馴化過程是由中國完成的嗎？
趙豐：我認為一定是由中國人完成的。我曾寫過一篇論文叫《絲綢起源的文化契機》談的就是這個問題，其中主要的觀點就是人們怎麼會想到用絲綢來做衣服。我認為人們最初想到要馴化利用蠶不是單純為了多一種衣服的材料。我認為跟蠶的崇拜、跟人們由死向生的喪葬觀念有關。自然界蠶的一生，從蠶卵到幼蟲到蛹，這個過程就像人的一生。我們現在有比較多的證據證明，當時古人已經從這裡得到啟發，蠶的一生就像人的一生，人從出生到死亡就像蠶的一生，人死後靈魂升天就像蠶蛹化蛾一樣，因此，蠶給人的聯想跟升天聯繫在一起。於是人死的時候是應該用絲綢給他裹起來，裹起來之後就可以升天，絲綢作為一種媒介，溝通天地，引導墓主升天；第二就是蠶吃的桑葉，吃了桑葉最後可以升天，所以桑樹林就變成了非常重要的地方。所以你看古人祭祀、求雨、求子基本上都到桑林裡面去。並且還從桑樹中想像出一種扶桑樹，扶桑樹就是通天樹，是太陽棲息的地方。所以扶桑樹經常跟太陽聯繫在一起，當時人們是因為把蠶的一生跟人的一生相連，當時的人們又有通天或者天人合一、天地溝通這樣一些概念，他們覺得一定要把蠶保護好，因為蠶是很嬌貴的，有時候雨下大點風颳大點都會受影響，或者鳥飛來把它吃掉，所以他們要把蠶在家裡面養起來，要保護起來。這樣就開始了蠶的家養。然後在家養過程中，最後蠶絲的產品就會成為人死後裹屍之用，甚至出現很多人死後埋蠶蛹殉葬的。
在此次的《絲路之綢起源、傳播與交流》展覽中，會看到很多蠶蛹的玉雕，出現在當時規格比較高的墓葬裡。這些都是給一些比較重要的人、通天的人，因為當時能通天的人要麼就是部落首領，要麼就是像巫師一樣專門通天的人，所以他們會有這種需求，所以絲綢不是普通的衣服，它是在升天過程中一定要用到的載體。這種「天人合一」的文化背景只有中國才有，在印度就沒有這樣一種文化背景，所以也只有在中國的文化中出現「作繭自縛」，出現扶桑樹，出現這種原始崇拜，只有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絲綢才可能從野蠶被馴化到家蠶，絲綢也才能真正的起源。
（上）河南浙川下王崗遺址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蠶蛹。河南博物院 藏 （下）河南三門峽虢國墓地虢仲墓出土，西周龍蠶形玉。虢國博物館 藏。
澎湃新聞：你提到的絲綢起源的這些文化契機也都是基於考古證據得出的結論麼？
趙豐：對，這個考古證據還不光是從絲織品中，因為可以查到無數關於「天人合一」、「天地感應」的文獻記載。比如張光直講天地溝通的時候就講到天地溝通有多少種方式，比如到高山像泰山之類的地方祭祀、封禪；有用藥物，像喝酒也可以。還有的就是一棵大樹，我們講的扶桑樹。這些考古發現實際上不局限於絲綢，因為絲綢發現得太少了，太珍貴了，所以不太可能有這麼多的考古證據來支撐它，所談的這個文化大背景還是從別的一些考古發現或文獻記載中來，在這樣的背景下再來解釋絲綢，天地溝通的那種作用，就很順理成章了。包括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劉斌所講的玉器，他說玉、帛之前是一個概念，都是通天、敬神的，不是普通的物品，這我覺得都是對的。包括我們這次展覽的其中一個展品「龍蠶形玉」，軀身為蠶，首尾共8個腹節，蠶背上有一立鳥，或為象徵太陽的金烏鳥。玉、蠶、龍在中國墓葬文化中發揮的作用有溝通天地、引導墓主或墓主靈魂升天等。這件龍蠶形玉非常罕見，是目前已知的最早代表蠶、龍關係的實物，也是說明中華民族的玉文化、龍文化、蠶桑文化的傳播與交融的最佳考古實例。類似的以蠶形隨葬的考古出土品還有很多，我們認為都算一種證據吧。
澎湃新聞：那麼你認為絲綢去宗教和神格化，作為人們服飾面料普及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趙豐：我覺得是在戰國時期，戰國時候絲綢慢慢成為一種商品，成為日常生活用品。一個像春秋戰國時期的思想解放，這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是那個時候絲綢生產開始越來越多了，因為剛開始跟這個數量不夠也有關係，到了後來，其實它應該說是變多了，絲綢生產量大大增加。從戰國時候的書裡面你就可以看到，絲綢開始作為高端禮品饋送了，我們也能看到絲綢大量的出土。但是我相信在當時其實絲綢沒那麼多，當時其實基本上人一生的積蓄在死的時候都葬下去了。所以你像那個楚國的墓葬，墓主不是什麼特別富貴人家，就一口小棺材沒有其他東西隨葬，但是他穿的恰恰全是絲綢。這說明穿著絲綢其實不是當時生前的普遍情況，絲綢在著裝中的比例其實不可能有那麼高，之所以那個時候一下子多了起來，其中有一個可能是跟宗教有關。當然主要是經濟、技術發展到這個程度，所以它就可以作為一般的東西來流通，首先作為禮品，慢慢作為一種裝飾材料，作為一種象徵性的裝飾材料（因為穿上絲綢衣服有顏色，一般看了就知道你是哪個階層的，分得很清楚）。較之以前，絲綢是越來越普及了，但是到底普及到什麼程度沒有做過真正的研究，應該說是普通老百姓穿絲綢還是少數，像這次展覽看到很多絲綢，中看到的很多絲綢，基本都是殘品，沒有意見完整的，那麼我們就應該可以推測當時絲綢的量是越來越大的，但可能還是沒有足夠大，雖然一般人也已開始用，但是用得還是不多的。
澎湃新聞：絲綢起源於中國也是國際上的共識嗎？
趙豐：對於絲綢是否起源於中國，國外還是有人提出不同看法的，像Irene Good提出的絲綢起源我覺得就有一個定義問題，也就是說絲綢起源應該包括哪些，如蠶絲的利用我認為就不能叫起源。我們要把一些概念給理清楚。還有些國家呢希望什麼東西都是自己起源，反對任何東西的外來說，這個就沒有必要去跟他們說。但是比較重要的是，在絲綢之路申遺時，土耳其提出來說他們的絲綢比我們早2000年，但他們也沒說依據，因為這只是官員的發言，我要等他們把依據公布出來之後再研究。本來我們以為這個都是共識，現在看來好像並不完全是共識，觀點還是繼續在變化的。
絲路之綢的傳播圖景
澎湃新聞：絲綢產生之後，其後的傳播路徑是怎麼樣的？
趙豐：絲綢起源於中國，具體說來是以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為主的中國內地。絲綢作為產品傳播開始得很早。東面早在商代就有文獻記載向韓國和日本的傳播；但在西面，則首先是通過河西走廊到達西北地區，然後在各處與草原絲綢之路聯通，再繼續往西。在中國的西北地區，最新發現的實物出自甘肅張家川馬家塬戰國墓地、新疆哈巴河喀拉蘇墓地、新疆塔什庫爾幹曲曼墓地等，據考察，這幾處發現了絲綢織錦、絹、絲線等。加上以前烏魯木齊魚兒溝戰國刺繡，以及俄羅斯巴澤雷克出土戰國織錦和刺繡，已有十分強大的證據證明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國絲綢已開始向西傳播。到漢晉時期，中國典型的織錦已經出現在絲綢之路沿途更為遙遠的地區，如我國新疆境內的樓蘭、尼雅、營盤、扎滾魯克、山普拉，俄羅斯境內的Ilmovaya Padi墓地就出土了公元前後的漢式捲雲紋的三色錦，在米努辛斯克盆地的 Golahtisky墓地，也出土了3、4世紀以漢式錦實物鑲邊的箭囊。漢錦的最遠發現地是在敘利亞帕爾米拉遺址，這一圖案是典型的帕爾米拉風格，說明很有可能當時已有專為西亞地區定製的平紋經錦。由此來看，中國絲綢的產品在漢代已傳播到地中海沿岸是毋庸置疑的。
澎湃新聞：你講到有十分強大的證據證明張騫通西域之前中國絲綢已開始向西傳播，那就是說絲綢傳播其實是早於絲綢之路的？
趙豐：就是說絲綢之路這個概念跟東西方交通的這個通道，這個時間肯定是不一致的，不管怎麼樣有一個時間，應該就是在中原。絲綢一開始主要是在中國內地產生，因為我們有這樣的文化，有這樣的需求，促使我們要去生產絲綢、使用絲綢，但是在西方就沒有這樣的文化，所以他們把絲綢只看成一種服裝材料，一種紡織面料。所以絲綢在起源之初肯定不會傳播，因為絲綢在當時的文化背景下，最初動因是為了溝通天地，引導墓主靈魂升天，如果是派這樣的用場，它就不是普通商品，不會被售賣，所以這個時候絲綢傳播是不大可能的，別人為什麼要買你這死了之後裹屍的東西呢？買去也沒用，因為他們不信這個，所以一開始絲綢即使有也不會傳播。那麼它一定有一個開始傳播的時候，具體是什麼時候開始這個大家就不是很清楚了。但是這個絲綢開始向西傳播的年代，我們所看到的最早是在公元前5世紀。主要的實物像俄羅斯的巴澤雷克墓地出土的絲綢，中國比如新疆的哈巴河喀拉蘇墓地、塔什庫爾幹曲曼墓地等，都是在公元前3-5世紀的這樣一些墓地。特別有在我們展覽裡面展出的一件戰國的，就是在新疆阿拉溝出土的，它很明顯是內地出土的，與湖北荊州馬山墓裡出土的這個鳳鳥十分相象，所以可以說就肯定是從內地過來的。它的年代就遠遠早於張騫通西域。所以絲綢之路就是絲綢走的路，人走的路，一段一段，走到遠方。所以這裡就會看到張騫出使西域之前絲綢已經往西傳播，而且最起碼傳播到當時中國的西域地方，我們目前所知最西是在敘利亞帕爾米拉遺址出土了絲綢織錦。這些織錦絲綢的年代、圖案是很清楚的，所以這個年代可以斷在公元2-4世紀。
澎湃新聞：你對漢代以及漢以前絲綢之路上絲綢傳播的路徑和圖景做了比較詳細的勾勒，漢之後絲綢傳播路徑是怎樣的？絲綢之路上絲綢的傳播持續了多長時間？
趙豐：這個路線是這樣的。你可以從我們的唐三彩中看到，真正往來於絲綢之路上的是以胡人為主。而中國開始開闢經營西邊的絲綢之路，漢代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時期。當時為了防禦匈奴入侵，就把長城一直往西拓展，在甘肅沿途都建了驛站，所以它官營色彩比較濃厚。到了漢以後，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那些地方就很亂，小國林立，政權更迭也很頻繁。而且跟少數民族、各種民族之間的徵戰也很多，局面非常複雜。但是這段路呢倒反而說是非常暢通的，因為正有征戰，這條路還是存在的。後來到了唐代，唐朝政府又加強了對這邊的控制，因為唐朝的勢力非常的大，它不單單是在河西走廊，整個來說像吐魯番那些地方，基本上漢人的量就很大了。再往西邊走，他要建立那些叫羈縻州的，好像有點民族自治的意味，那麼這個也是勢力範圍。邊上還有一些小國家他們也依附於唐朝，這樣就把絲綢之路開闢得很大，這條路也是非常興盛。但是事實上絲綢之路在這之前已經有一條比較重要的草原絲綢之路，它更多依賴於遊牧民族的遷徙，它不是商人的行為而是一個部落，它本身就需要遷徙，有的時候為了追逐好的水草他們可以跑得很遠。所以早期的草原絲綢之路交通很便利，因為屬於比較寬闊的草原帶，從交通上來說就沒特別困難的路障，所以整個部落的遷徙打通了東西方的交通。往來於草原絲綢之路上最重要的物品是青銅跟羊毛，也有少量的絲綢，這些絲綢就比較晚一點。所以這個大的路線脈絡，先有草原絲綢之路，然後才有我們現在所說的沙漠綠洲絲綢之路。這條沙漠絲綢之路往來的主要是商人，或者是那些我覺得說是毅力、信仰特別堅韌不拔的人，一個是像僧侶，那時候宗教的傳播在這條路線有一些，你可以看到像拜火教、瑣羅亞斯德教、摩尼教、佛教等這些，另一些就是商人，因為有利益的驅動所以他也是能堅韌不拔的。就這麼些不怕死的人在這裡。這條路線非常的艱難險阻，因為他們要走過茫茫戈壁，翻越帕米爾高原，存在很大風險。那麼後來，這條沙漠絲綢之路越來越不好走，唐朝也因為一些具體的情況失去了對西北地區的控制，在西北地區各種勢力都很大，這個情況一直到宋朝其實也是很明顯，所以說宋朝比如像西夏、回鶻這些民族在那邊，交通就阻隔得比較厲害。所以後來又比較多地採用海上絲綢之路。海絲的開通一方面得益於航海技術的發展，一方面海上本身交通的打通，比如印度等方面本身他們就已經鋪好了路，做好了很多準備，你只要上去就能夠通過去。還有一個就是中國自身經濟增值中心的南移，使得海路也成為一種可行的方案。
此次展覽主要焦點是在早期，因為我們實際是圍繞絲綢之路申遺的那一部分來做，就是從長安到羅馬之間的道路，當然是非常複雜的network，這次申遺又說成長安天山廊道，這是從長安到天山這段，我們這次主要做的是這一段。因為在這條路上出土的絲綢最多，出土紡織品保存最多。也因為材料的關係，因為絲路申遺的關係，所以就主要做這一段，到這裡也是差不多，唐朝這條路基本上就不通了。
中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
在絲綢上得到直觀體現
青海都蘭熱水墓地出土北朝黃地捲雲太陽神錦紋樣復原圖。
澎湃新聞：絲綢之路沿線出土的絲綢文物包含什麼類別和功能，分別有哪些？
趙豐：最重要的是錦和繡，錦和繡的材料可以一樣也可以不一樣，一般當我們說絲綢的時候它們的材料應該都是絲。我們基本上有三個大類，就是織造、染色、刺繡。我們現在說silk的時候就是指絲綢以及絲綢的產品。說絲的時候更多的是線，是材料。光講綢講的就是面料。這個比較複雜。但是在織造裡面有很多種品種，綾羅綢緞，織錦，都是不同的品種。早期的緞我們沒有，因為緞出現的年份比較晚，其他品種我們都可以在展覽中看到。考古出土絲綢文物的功能類別一類我們叫服飾用品，出土出來大量的都是做衣服。第二類我們叫家裝，因為出土出來會有枕頭、被子等。還有就是裝飾用品，比如絲綢畫之類，這種出土品比較少，傳世品比較多。總體而言出土的服飾用品最多，最早期的時候還用絲綢書寫、畫畫，充當紙的功用。
絲綢在古代經歷幾個大的階段，第一個其實是與宗教有關，第二個階段我覺得它是跟禮儀制度有關，相對應物品比如禮服，包括車馬上面披掛，後來就是財富方面的象徵，這個主要就是買賣，財富方面倒是一般的絲綢就行，因為一般絲綢就是一個貨幣，絲綢越多說明你越富。後來就是裝飾性的，當然這個裝飾性指的是一般衣服的裝飾性，更多是漂亮、時尚。其中宗教如果專門分一類的話量應該也還蠻大的，特別是保存下來的比較多。比如敦煌出土了很多絲綢，這裡面有很多幡，應該是宗廟裡懸掛的，有的本身就是菩薩像，比如此次展覽展出的「刺繡佛像供養人」，是甘肅敦煌莫高窟出土的，下面有供養人像。這個破得比較厲害，但是我們把它重新復原的話。你看這是他腿的部分，這是他蓮花座的部分，這裡還有一個雲，這個菩薩，然後下面是應該是供養人。他上面還有個幡，這個幡肯定是掛在那裡，這批因為剛好是敦煌出來的，它很明顯跟佛教題材相關。
澎湃新聞：絲綢之路是一條融合東西方文化的交通要道。通過這條道路，絲綢產品、織造技術、蠶種、繅絲技術都得到了傳播和交流，其中體現絲綢藝術交流的文物能試舉幾例麼？
趙豐：本次展覽中的青海都蘭出土的黃地捲雲太陽神錦是一件體現東西方交融的典型代表。這件織錦的設計主題是源自希臘神話的太陽神赫利俄斯，這一太陽神應該是隨亞歷山大東徵而來到東方，在印度稱為蘇利耶，到阿富汗則出現在巴米揚大佛窟頂天象圖中。這件織錦圖案融合了絲綢之路沿途的各種因素，駕車出行的太陽神題材是歐洲的產物，駕車所用的有翼神馬乃是出自希臘神話，聯珠紋則是波斯的特徵，太陽神的手印和坐姿則是彌勒菩薩的形象，華蓋和蓮花座等也是佛教藝術中的道具，而織入的漢字「吉」和織造技術則明顯來自中原。因此，這件織錦算得上是一件融合了地中海、南亞、東亞三大紡織文化圈藝術風格的代表作。
澎湃新聞：其他國家絲織品出土情況怎麼樣，中國在其中處於什麼位置？
趙豐：其實中國是一個很幸運的地方，因為新疆有這個塔克拉瑪幹大沙漠，它那個盆地是所謂的亞洲腹地，距所有的四大洋都是最遠的一個核心地帶，只有這個地方是最乾燥的，所以它這個地方出土的絲織品是保存最好的。應該說新疆地下文物的保存條件是世界上最好的。你到絲綢之路沿線的很多地方，他們真的是很可憐，他們出土的東西品相、質量都很不好。（錄音整理 實習生 朱恬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