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稿來源：翟菜花
今年是在線教育最為豐收的一年，根據艾瑞發布的《2020Q1&2020Q2e中國在線教育市場數據發布報告》數據顯示，2020年中國在線教育市場規模約為4003.8億元，同比增長24.1%。
連字節跳動這種一直在教育領域未露崢嶸企業也不甘人後，將旗下所有與教育相關的產品業務逐一整合，以全新品牌入局，要分一杯羹。
很多人認為這得益於疫情的影響，疫情使得在線上課幾乎成了每個學生或直接、或間接的方式，這也是第一次普遍範圍內打破了在線直播方式與知識之間的壁壘，從供需關係上促成了今年在線教育的騰飛。
誠然，疫情是在線教育爆火的催化劑，但疫情的影響只是引線，是時代的機遇。有機遇也要有把握住機遇的硬實力，而真正能讓在線教育把握住這個機遇的，就是其紮根在教育「第四矛盾」之上的社會需求力。
當代教育的四種矛盾
在之前的教育活動中有三個主要矛盾，即：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矛盾、學生與老師（校方）之間的矛盾、學生與家長之間的矛盾。
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矛盾也就是學校裡的社交網絡，一個人的教育生涯總是會與其受教育的環境有關，有志同道合的莘莘學子、有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也有屬於青春澀澀的情感與曖昧，嚴肅一點的甚至包括了校園霸凌等問題。
而環境對於一個人成長舉足輕重，我們見過太多的因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發奮與墮落，有與青澀戀情共同攜手邁進高等學府的美好，也有受情感打擊一蹶不振的殘酷，更有數不勝數因校園霸凌毀掉一個孩子的案例。
作為佔據了學生絕大部分日活躍時間的校園環境，學生與學生之間的矛盾是教育活動必須去用心經營的，是很多教育活動中放在首位的矛盾。
學生與老師（校方）之間的矛盾更好理解，常言道一流的老師做朋友、二流的老師做嚴父/母、三流的老師做企業管理，作為學生成長路上的知識的輸出主力與價值觀的引導者，老師在教育活動中立於中堅。
在受教育者的視角下，教師往往除了「好壞」之分還有「嚴厲、幽默、平易近人」等主觀意義上的交往評價，不同於古時教書夫子們嚴格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關係，當代的教師傳授知識的方式更帶有個人風格，這種風格的差異也就可能會因其更多與學生之間的矛盾。
喜歡某個老師就會更認真地聽其講課，不喜歡則相對弱化，這是教育活動很常見的一種主觀因素，也因此教師除了在自身教育知識儲備一環的技能外，如何調動起每個學生，找到更好的處理與學生之間矛盾的方式，也是一種必備技巧。
學生與家長之間的矛盾在這個時代下格外特殊，以往來說更多地是屬於青春的叛逆，加之學生獲取外界信息途徑有限，更容易接受家長的價值觀念輸送。而如今的學生身處於網際網路時代的信息洪流中，自我意識較之前更為強烈，也更加的敏感。
而一部分家長沒法適應新時代學生的思維，仍以己之間、踱彼之腹，只是一味地將學業壓力輸送到孩子身上，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維與當代年輕人自我價值的實現相互碰撞，更容易滋生負面牴觸情緒。
在2019年4月份，中國青少年研究中心協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對青年、青少年進行了心理健康專題調查研究。調研發現，近三成人有抑鬱風險，過半有不同程度焦慮問題，其中88.7%的中學生對於學業問題產生了極大地壓力。
這三種矛盾是一直以來教育活動中存在的，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側重，也有不少教育活動是以此為核心展開活動，比如促進家長與孩子之間和諧關係的夏令營活動、教師與學生之間的合作娛樂、保護孩子不受侵害的公益監管等，孕育出不少的商業性產品與服務。
而在線教育紮根的土壤，並非是上述三種傳統的教育矛盾，而是屬於當代教育活動的第四矛盾——學校與家長之間的矛盾。
立足第四矛盾之上的在線教育
以往來說，除了少數部分意外或者管理不均、家長素質等個別問題外，學校與家長都是站在同一邊的，因為雙方的利益關係是一致的，畢竟最終的目標都是在教育活動中培養更為出色地學生。
但是這一立場在當代教育得到了「任務分配」，上一代學生的概念中，家長輔導這一詞彙往往只見於家庭中有高學歷成員的個別範圍中，大部分家長在教育活動中往往都是充當著出資人以及成績驗收的「籤字」角色，對於直接的教育活動難有涉獵。
這也是源於上一代家長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的原因，而如今年輕的父母大部分都是有一定文化基礎的，也是在這個大環境的文化普及度基礎上，當代的教育把家庭與學校結合在了一起，把一部分的學習過程分配到了家庭一方，家庭在孩子教育活動中的重要程度日益攀升。
各種各樣的家長群、輔導作業、親子手工製作等等活動成了如今家長們的「必修課」，雖然這些活動的本意是出於孩子全面的發展的考量，但實際行動起來除了正面收益外，也引發了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矛盾。
我們置身於快節奏的網際網路時代，很多家長雖然具備輔導孩子的能力，但未必有輔導孩子的時間與精力，忙碌了一天回家不僅要洗衣做飯打點家務，更要時刻盯著家長群任務，輔導孩子功課。
這就很容易導致家長的反感，自己小時候這些內容都是學校負責，現在卻推給家長，久而久之矛盾就愈發明顯，不久前人民日報就有一篇名為《我就退出家長群怎麼了！》的文章引起轟動，表現出的就是這種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第四教育矛盾。
但這些知書達理的家長們內心也明白，這樣做確實有利於孩子的學業與成長，這才使得這份矛盾沒有上升到社會激化矛盾的程度，而如何緩解這份矛盾，就成了在線教育生根發芽的肥沃土壤。
除了新東方、好未來等傳統教育機構品牌外，如今在線教育市場最火的莫過於猿輔導、作業幫這些，回顧他們的起家史，猿輔導的切入點是猿題庫、小猿搜題，作業幫就更加直接，顧名思義垂直於作業輔導。
這本質上就是通過全新的在線教育服務，為家長在教育活動中的那部分「任務」進行外包，既能緩解家長除了工作生活外的負擔，也能保證孩子能夠有全面的發展與成長，跟上學校的工作進度。
所以說明面上來看，在線教育的爆火是有疫情的原因，但實際上究其根源，其能夠迅速壯大的內核正是把握住了交易市場的新興需求，與第四教育矛盾同興同起，成為緩解學校與家長矛盾之間的那條鯰魚。
而需求是一切商業活動的基礎，即使沒有這次疫情的推動，在線教育的崛起之勢也只是時間問題。而這次疫情除了加速在線教育行業的發展之外，也暴露出了在線教育的一些弊端，比如教育硬體的不平等。
在線教育新的硬體「不平等」
其實在線教育本身是打破了傳統線下教育資源的不平等，線上內容的傳輸方式，使得即使是在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地區，也能獲得如一線城市一般的內容資源，但是在取得了這一突破之後，在線教育仿佛是勇者變惡龍的戲碼一般，造成了如今的硬體不平等。
早在1988年哈佛大學的威爾史密斯教授提出線上教育的理念，但這一活動在中國的落地則是在移動網際網路全面普及之後，這也就意味著無論是之前的課程式在線教育還是如今的輔助式在線教育，硬體基礎就是其生存的前提。
而硬體是有購買力門檻的，牽扯到屏幕帶來的視力影響，在非垂直類產品中，PC到平板，再到手機是一個比較大眾的選擇順序。
而以疫情期間的平板數據為例，根據《IDC中國季度平板市場跟蹤報告》數據顯示，國內疫情最嚴重的2020年第一季度時期，儘管在學生在線教育剛性需求的影響下，一季度消費市場出貨量還是明顯減少，出貨量約310萬臺，同比降24.6%。
這是受制於產能的影響，疫情期間難以復工，僅依靠庫存難以支撐迅速爆發的市場需求，而需求大、產能少又是典型的賣方市場，因此價格上漲，這也就導致了很多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無力支付。不少家裡沒有平板、PC儲備家長在當時反映稱都是讓孩子用自己手機看網課，生怕看壞了視力。
而且除了在線教育內容上的發展之外，在線教育硬體的賽道也日益擁擠，點讀筆、學習平板、錯題印表機等產品層出不窮，除了步步高、網易等老牌企業外，小米、字節跳動等企業也紛紛入局。
這也意味著在線教育門檻的不斷增多，於企業自然是好事，能有新的盈利變現點，但於社會則進一步加劇了教育資源的不平等，讓在線教育所打破的時間、地點的教育不平等時代，演變為硬體工具上的新「不平等」。
其實從經濟角度來說，在線教育已然取得了不俗的成績，根據天眼查APP數據顯示，無論是今年6月末完成了E輪融資，年增速超400%的作業幫，還是剛剛過去的10月份實現G+輪融資，估值達155億美元的猿輔導，都代表了資本市場對於在線教育行業的青睞。
但教育這個行業本身就不是一個純盈利的行業，天然的帶有社會意義的價值，這種社會意義不是在於幫助提升了多少的GDP，更在於能夠真正的幫助到學生，緩和家長與學校之間的矛盾，是一種處於一種近乎公益的社會意義屬性。
而自帶這種社會意義屬性的行業自有優劣，劣勢在於其發展過程中不能一味地只追求利益，優勢的地方在於這種行業往往具有跟堅實的需求基礎，並且有著口碑上的「自來水」屬性，更容易獲得營銷推廣上的正能量傳播。
要知道如今的在線教育行業是極度依靠營銷競爭的，有媒體報導猿輔導、學而思網校、作業幫和跟誰學四家在線教育企業，在今年暑假的營銷推廣預算分別是15億元、12億元、10億元和8億元，獲客成本很高。
那麼如果把這這份開銷嫁接到硬體成本上，進行垂直在線教育產品的開發，以垂直功能降低硬體門檻，甚至可以連結一些二手電商平臺進行更大範圍的產品賦能再利用，都可能是未來在線教育的一個契機。
也因此對於在線教育行業來說，想要邁向下一階段，靠的將不再是風口、機遇，而是教育的屬性，教育的平等性，以及教育硬體的平民化，這才是未來能讓在線教育成為與線下教育同等社會意義的最大方向，也是在線教育可供挖掘的新戰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