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存中國撰述中最早提到《問論》一書的，是宋初天台宗中興祖師知禮的文集《四明尊者教行錄》。
圖一：《論史學之邏輯》上的楊丙辰籤名
圖二：俞頌華籤贈張東蓀的《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
《法華五百問論》是否不為宋人所知
「日藏佛教典籍叢刊」去年推出了最新一種《〈法華五百問論〉校釋》（上、下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8月第一版），作者是臺灣圓光佛學研究所的教授釋真定法師。法師在俗時名吳鴻燕，曾留學日本駒澤大學，專攻佛教學，2003年獲得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湛然〈法華五百問論〉之研究》於2007年由山喜房佛書林出版，而《校釋》一書就是根據該論文中的資料篇增訂完成的。《法華五百問論》（簡稱《問論》）是一部關於《妙法蓮華經》的注釋書，傳為天台宗湛然（711-782）所著，內容是專門駁破唯識宗窺基（632-682）的《妙法蓮華經玄贊》。《問論》久佚於中國本土，但在日本卻一直有寫本和刻本流傳。真定法師以日本僧人本純（1702-1769）所撰《〈五百問論〉箋注》的刻本為底本，以日本華嚴宗古德宗性的抄本等為校本，用現代學術方法對《問論》做了系統而精細的整理校注，使這段天台、唯識教學之爭的歷史完整地呈現出來，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現存中國撰述中最早提到《問論》一書的，是宋初天台宗中興祖師知禮（960-1028）的文集《四明尊者教行錄》（有王堅點校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11月第一版）。北宋鹹平六年（1003），日本天台宗高僧源信（942-1017）因弟子寂昭入宋求法，藉機就天台宗教理中的疑義撰成二十餘問，託寂昭請知禮答釋。源信和知禮的問答，後人輯為《答日本國師二十七問》，收入《四明尊者教行錄》卷四，其中第二十七問就同《問論》有關：「二十七問：《五百問論》題下，雲妙樂大師（引者按：湛然曾住妙樂寺，故後人以「妙樂大師」稱之）造。疑者云：此論似多訛謬。……若是大師所制，不可不通。答：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真定法師在《校釋》一書的「解題」裡評論說：「……知禮回答源信第二十七問時，很有可能是（引者補：宋代天台僧）首次知道《問論》的存在。」但仔細體會知禮的答語「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其中並未透露「首次知道《問論》的存在」的意思。從邏輯上說，「宋地闕本」並不妨礙宋地學僧已知此論的存在。知禮完全可以從其他渠道事先知道《問論》的存在，但因向來只聞其名而無法知曉其內容，所以才會說「此論宋地闕本，茲不得而評論矣」。這樣也是講得通的。
真定法師在「解題」中還說：「……在後世遵式、宗鑑、志磐，對窺基《玄贊》毫不留情地批判下，對於湛然曾經對《玄贊》抱持種種疑問而撰作的《問論》，未曾提及隻字片語。很顯然地，宋天台僧對《問論》可能是毫不知情。」我們先不管遵式和宗鑑如何，單來考察一下志磐（生卒年不詳，活躍於南宋鹹淳年間的天台宗學僧）是否對《問論》「未曾提及隻字片語」，「可能毫不知情」。近讀上海古籍出版社新刊道法法師校注的志磐《佛祖統紀》（上、中、下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1月第一版），發現卷八有小字夾注云：「案《二師口義》云：吳越王遣使，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教文，其國令諦觀來奉諸部，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不復至。」類似文字又見於《佛祖統紀》卷十：「於是吳越王遣使致書，以五十種寶往高麗求之。其國令諦觀來奉教乘，而《智論疏》《仁王疏》《華嚴骨目》《五百門》等，禁不令傳。」
《智論疏》和《仁王疏》是天台宗創立者智顗（538-597）的著作，《華嚴骨目》則是湛然的作品。緊接在《華嚴骨目》之後的《五百門》，我認為就是《法華五百問論》。真定法師在《校釋》「解題」中提到：「湛然撰《法華五百問論》三卷，又稱《五百問論》《五百門論》《釋疑》，此等名稱見載於東大寺古寫本……」原來《五百問論》別稱《五百門論》（古寫本中「問」「門」兩字容易抄混），而《五百門》顯然就是《五百門論》的略稱。《二師口義》為繼忠（1012-1082）所集，題中的「二師」指知禮及其弟子尚賢，而繼忠則是尚賢的弟子、知禮的法孫。《二師口義》中的這段話，講的是吳越王時遣使高麗尋求中國久佚的天台宗章疏，高麗學僧諦觀來中國獻書一事。其中有關《五百門》「不復至」和「禁不令傳」的記載，似是知禮、尚賢師徒得自天台宗內部關於高麗諦觀獻書一事的某種舊傳。若真如此，則吳越國時中國人已知有《問論》（但因某種原因未能重新輸入），本無待於鹹平年間日僧源信的跨海提問了。
總而言之，至少繼忠、志磐這些宋代天台宗僧人對《問論》並非「毫不知情」，在他們的著作中關於《問論》也不是「未曾提及隻字片語」。只是他們同知禮一樣，僅知《問論》之名而未曉其內容罷了。這一點是真定法師未能徹底釐清的。
Kon-Tiki和維根斯坦
去年有部挪威電影可以看看，叫Kon-Tiki，中文翻成《孤筏重洋》。電影講的是挪威探險家海爾達爾（Thor Heyerdahl，1914-2002）為證明玻里尼西亞人最早的祖先是從南美洲西岸坐木筏順洋流向西飄到玻里尼西亞的，在1947年4月28日到8月7日，同五個夥伴一起乘木筏「Kon-Tiki號」（Kon-Tiki是南美和玻里尼西亞神話中太陽神和祖先的名字）從秘魯出發橫渡南太平洋，最終成功抵達玻里尼西亞臘羅亞島的故事。海爾達爾關於這次探險寫的旅行記在1950年由F. H. Lyon從挪威語譯成英語（Kon-Tiki: Across the Pacific by Raft, Chicago: Rand McNally & Co., 1950），成為當時乃至現在的一大暢銷書。
我檢索了一下，Kon-Tiki一書有兩個漢譯本，分別是《太陽神號海上歷險記》（麻喬志譯，地質出版社，1981年10月第一版）和《孤筏重洋》（朱啟平譯，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重慶出版社，2005年10月再版）。還有一本《南十字星下的神跡》（林克編譯，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9年10月第一版），怎麼看都像是改寫自《太陽神號海上歷險記》的偽譯本。
去年校讀《回憶維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A Memoir）增訂版的漢譯本（李步樓、賀紹甲譯，商務印書館，2012年8月第一版），發現在維根斯坦寫給作者馬爾康姆（Norman Malcolm, 1911-1990）的最後一封信裡也提到過海爾達爾的這本Kon-Tiki。漢譯本是這麼說的：
謝謝你寄給我的書《康·蒂基號》。我常常聽人說起這本書，它一定是很有趣的。
（Thanks for sending me the book Kon-Tiki. I've often heard of it & it's bound to be interesting.） 這封信在1951年4月16日從劍橋發出，十三天後（1951年4月29日）維根斯坦就去世了。他生前來得及讀完這本書嗎，我沒查，不知道。
這封最後來信本來沒什麼難懂的地方，但漢譯者翻得實在糟透了。我舉一個例子。維根斯坦在信裡提到最近碰見過摩爾（G. E. Moore）兩回，並和他有所討論（I saw Moore twice recently & had discussions with him）。緊接著的一句漢譯者翻作：
一個人很是糟糕，另一個人則相當地不錯，我應為這個糟糕的人變得糟糕而承擔責任。
（One very bad one, the other fairly good. I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bad one's being bad.）
但是從前後文的意思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來，one、the other和the bad one說的不是「一個人」（維根斯坦）、「另一個人」（摩爾）和「這個糟糕的人」（維根斯坦），而是指維根斯坦和摩爾兩次碰面時所做的兩次討論。所以正確的譯法應該是：
一次（討論）很差，另一次則很好。很差的那次搞得那麼差全是我自個兒鬧的。
《回憶維根斯坦》增訂版的漢譯文質量較差，我另有長文評述，此處不贅。
德國哲學家施特恩貝格的兩個中國讀者
最近在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書庫查書，翻出一本德國新康德派哲學家施特恩貝格（Kurt Sternberg，1885-1942）寫的小冊子《論史學之邏輯》（Zur Logik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Berlin: Verlag von Reuther & Reichard, 1914）。這本書本身倒沒有什麼，引起我注意的是某人在書名頁右上方用德文題寫的三行字（圖一）。請教了熟悉德文手寫體的朋友，得以確定這三行字寫的是：
Yang Dschen-wen
Berlin, Charlottenburg,
den 9. Juni 1915.
這位Yang Dschen-wen不是別人，正是民國著名德語翻譯家楊丙辰。楊丙辰本名震文（即Dschen-wen），是河南南陽人，有說他生於1892年，也有說生於1896年，不是很確定。但可以確定的是，楊丙辰曾於1913年夏到柏林留學，一戰期間一直住在德國，回國後歷任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德語教授、河南大學校長等職，參與創立中德學會，上世紀六十年代中期去世。這本《論史學之邏輯》正是楊丙辰的舊藏，是他於1915年6月9日在柏林夏洛滕堡得到的，當時他在德國已經住了大約兩年的時間。
楊丙辰不一定是施特恩貝格的第一個中國讀者，但他肯定不是施特恩貝格的最後一個中國讀者。在他之後，俞頌華（江蘇太倉人，1893-1947）也注意到施特恩貝格，而且還翻譯了他寫的一本《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商務印書館，民國十三年11月第一版）。從1921年到1924年，俞頌華一直在柏林擔任上海《時事新報》和北京《晨報》的駐德特派員，同時在柏林大學旁聽各種課程。1924年春，他在回國途中將《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譯出，由張東蓀和張君勱作序，交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社科院哲學所書庫藏有一冊《柏拉圖政治教育學說今解》，封面右上題「東蓀先生惠存 譯者贈」，竟然是俞頌華籤贈張東蓀的本子（圖二）。這真是極好的現代哲學史史料。
施特恩貝格是猶太人，後來死於奧斯維辛集中營。除了楊丙辰和俞頌華之外，我想一定還有其他中國人接觸過他的著作吧。■
錄入編輯：李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