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技術侵入的我們的生活 | 追問2020

2020年即將過去。在這一年裡，無數人的生活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改變；也正是這一場肆虐全球的大流行病，讓2020年註定會成為科技史上非比尋常的一年。

回望這一年，在疫情籠罩的悲觀氛圍中，我們意外地發現科技的各項領域都取得了突破性的進展。《自然》雜誌在前幾天發布了2020年科學大事件，其中提及今年是太空探索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一年：SpaceX的成功開啟了商業航天的新模式；3次火星探測任務在今年7月啟動；「嫦娥五號」成功攜月壤返回地球。冷凍電鏡技術與機器學習突破性地揭秘蛋白質的結構；包括中國在內的多方在新冠疫苗研發上的速度與成果，在人類疫苗史上絕無僅有。

新冠疫情帶來的人群隔離效應，放大了技術與生活密切關聯，同時倒逼著各行各業進行數位化轉型。我們見識了大數據的應用如何幫助有關機構控制疫情的傳播，不少人第一次感受了「在家辦公」的難與易，億歐智庫發布的《2020遠程辦公研究報告》顯示，半數中國工作人口都參加了這場全民遠程辦公實驗。除此之外，短視頻、直播帶貨的熱潮也許標誌著一個網際網路新時代的到來。

然而，疫情推動下的技術加速，未必全都是好事。2020年人臉識別技術的大規模應用，讓數字時代的個人信息安全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數位化鴻溝帶來了大批以老年人為代表的「數字棄民」，如何才能保護這些弱勢群體？在推薦算法的誘導下，「科技上癮」或許已成為社交媒體時代的新病症。當個體赤裸裸地面對技術把持的系統，留給我們選擇的空間還有多少？

12月14日晚，在《新京報書評周刊》聯合SKP RENDEZ-VOUS共同舉辦的「追問2020：系統圍城」線下對談活動中，嚴飛、孫萍、張安定三人齊聚北京SKP RENDEZ-VOUS，一起盤點2020年圍困住我們的熱點議題。本篇文章為「系統圍城」系列回顧文章的第三彈，我們為你盤點「年度技術議題」。

撰文｜李永博

01

人臉識別技術爭議：

技術如何入侵我們的生活？

「如果依據手機號和姓名完全可以認定入園者的身份，為什麼進入動物園還需要人臉識別？」相信不少人都遭遇過類似情形的困擾，但願意較真的卻只有郭兵一人。今年11月，他的一紙訴狀打響了「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

根據《中國青年報》的報導，郭兵於今年10月26日來到杭州野生動物世界。卻被要求「刷臉」入園。在和工作人員交涉時，他發現門檢員正用手機為遊客「刷臉」，而非專業人臉識別設備。郭兵認為園方強制消費者使用單一方式入園的「霸王條款」沒有正當性。

儘管一審判決宣布郭兵勝訴，但郭兵提出的「要求判定杭州野生動物世界指紋識別、人臉識別相關格式條款內容無效」的4項訴訟請求，均未得到法院支持。據最新相關報導，由於對一審判決結果不服，郭兵日前已經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

「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宣判。圖源：新京報我們視頻報導截圖。

作為人工智慧的產物，人臉識別技術為個人信息安全帶來的風險與日俱增。在今年疫情的推波助瀾之下，人臉識別技術在大規模地應用之時，往往忽略了程序的謹慎與正當性。如果說一兩年之前，大多數人還在討論人臉識別帶來的便利，及至今年年底，網絡搜尋引擎上圍繞人臉識別的關鍵詞幾乎都呈現了我們對個人隱私洩露的擔憂。與此同時，圍繞人臉識別的爭論自技術應用以來就沒有停止過。

今年上半年展開疫情隔離措施期間，某些小區「刷臉」才能進入的規定就曾遭到當地居民的抵制。有些時候，人臉識別這種看似最便利的手段，反而增添了諸多不便。今年11月下旬，為了辦理社保卡激活，一位94歲老人被抱起做人臉識別，成為了網絡熱議的話題。從現場截圖可見，這位年歲已高的老人被家人抱起來，膝蓋彎曲，勉強進行人臉識別，看起來十分吃力。不少網友評論道，難道激活社保卡就沒有更好的辦法？技術的霸道與統一標準在何時取代了人性化的管理？

無獨有偶，前不久，社交網絡上的一段「男子戴頭盔看房」的短視頻也曾引發爭議。視頻中的字幕顯示：「為保護個人信息，戴著頭盔去看房。」據《南方都市報》報導，房企安裝人臉識別系統，與其「分銷模式」有關。售樓處的人臉識別技術可以讓房企迅速識別某個購房者是中介拉來的，還是看了宣傳的「自然到訪客戶」，這關係到客戶能不能享受中介渠道的優惠。

「男子戴頭盔看房」的短視頻截圖。

人臉識別技術及相關爭議背後，凸顯出暴露在高新技術下個體的脆弱與無助。「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 還未塵埃落定，北京正在興建的環球影城主題樂園就宣布會採用阿里提供的人臉識別技術作為入園方式。可以想見的是，數位技術的進步與個人隱私權的張力，將會一直存在。

面對技術對私人生活的入侵，我們還有哪些抵禦辦法? 中國社科院的青年學者孫萍認為，從表面上看，我們是在「隱私」與「便捷」之間做選擇，但在更多的情況下，技術造成人的「非隱私化」。例如，手機應用軟體的綁架使用與所謂的「用戶協議」，表面上雖做出了告知，但實質上無法給予用戶充足的選擇權。相比如何保護隱私，一個更前置的問題是在當下的環境，我們應當如何定義隱私。這也可能是留給所有人的問題。

另一方面，技術與隱私問題，能在多大程度上找到一種制度性的解決方案？青年文化研究者張安定則指出，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國家，保障個人信息安全的立法程序一直都在推進。據《科技日報》消息，近日，全國人大法工委已正式回應人臉識別的爭議，並將進一步聽取意見，深入研究論證。立法機構的介入，或許會是脫韁的技術回歸正途的良好信號。

02

數位化鴻溝：

如何保護數位化時代的弱勢群體？

受到疫情影響，出行在今年受到許多限制。無論大小公共場所，出示健康碼成為我們每個人需要履行的義務。本來無可厚非的程序，卻因為一些老年人在公共空間中的遭遇，不免讓人揪心。

據網絡上流傳的短視頻顯示，今年7月28日，大連一位老人因無法出示健康碼而在乘坐地鐵時受阻。工作人員多次讓老人出示健康碼，但並未向老人具體解釋健康碼的使用方法，老人不解，當下情緒十分激動，稱「沒有這個事」，雙方就此發生爭執。

「老人乘坐地鐵時因無健康碼受到工作人員阻攔」視頻截圖。

相似的案例不斷重演。8月17日，黑龍江哈爾濱的一位白髮老人乘公交車時因沒有手機，無法掃健康碼，被司機停車拒載。因遲遲不下車，老人遭到車上乘客憤怒譴責「為老不尊」。還有人勸老人下車，稱「這些年輕人上班多不容易」。這讓老人不知所措，直到民警接警後趕來將老人帶離。

沒有健康碼不讓乘車，本是一視同仁的按規則辦事。然而這些老人的遭遇卻獲得了旁人更多的同情。試想誰的身邊又沒有幾位不會使用智慧型手機的老年人呢？

問題的背後，折射出銀髮一代與網際網路之間日益微妙的關係。一方面來說，網際網路人口中的老年人比例已經足夠龐大到不可忽視。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到2019年底，中國60周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例為18.1%。《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20年6月我國9.04億網民中，60歲及以上網民佔比10.3%。

《中國網際網路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圖。

另一方面，老年人在數位化時代遭遇的各種窘境在輿論上不斷發酵，以致他們被視作數位化時代的「結構性棄民」。中國社科院國情調查與大數據研究中心、騰訊社會研究中心等機構聯合發布的《中老年網際網路生活研究報告》顯示，46.3%的中老年人從未用過手機支付，36.4%的中老年人偶爾用，只有17.4%的中老年人經常用。老年人在使用網際網路技術時遇到的數位化鴻溝，可能比年齡差距更為明顯。

「數位化鴻溝」這個概念，最初是由社會思想家阿爾文·託夫勒提出，他更為人所知的身份是《第三次浪潮》的作者。當初阿爾文·託夫勒提出數位化鴻溝，主要是指向由信息和電子技術造成的發達國家與欠發達國家之間的分化。

《第三次浪潮》，[美]阿爾文·託夫勒著，黃明堅譯，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7月。

資訊時代的一個預設在於，我們總是假定每個人對信息的接受和學習能力是比較接近的。實際上，面對技術的革新，知識處理能力的先天差異造就了數字時代最初的不平等。

我們如何才能保護資訊時代的弱勢群體？張安定認為，這種「弱勢群體」的視角更多地訴諸對社會倫理的提倡，如果我們嘗試從商業研究的角度來思考，這些都可以被視作產品與服務的包容性設計。如今，很多科技公司在推出產品和服務時都會強調自己的包容性設計，但是其核心並非是傾向於某一個特殊群體，而是要考慮對一個人在複雜情景下的包容性。關鍵在於，我們的產品設計在多大程度上尊重文化的多樣性和場景的差異化，這才是所謂的科技向善的涵義。

「追問2020：系統圍城」。從左至右分別為張安定、孫萍與嚴飛。

張安定非常認同英國經濟學家保羅·科利爾在《資本主義的未來》中提出的觀點。在技術主導的時代，每個個體赤裸裸面對系統，我們很多時候會忽視個體的能力。在今天，個體在很大意義上被簡單地看成了消費者。但是即使你是消費者，你也是有力量的，何況我們仍能擁有更多的身份。

《資本主義的未來》，[英]保羅·科利爾著，劉波譯，理想國 | 上海三聯書店，2020年7月。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今天一些網絡前沿的極客與年輕藝術家正在做嘗試努力，用個體的力量對技術統治的系統說「不」。張安定補充道，資本在某種意義上來說是非常敏感的，當更多人說「不」的時候，資本的決策肯定會發生變化，只不過我們太多時候只把自己當作普通的消費者，自認為別無選擇，但其實我們還能創造很多可能。

03

科技上癮：

如何逃離算法推薦營造的信息繭房？

無時無刻盯著手機，不停地刷朋友圈，準時準點守在直播間前，一有空閒就忍不住滑動短視頻……這類「上癮」行為幾乎可以一直列舉下去。2020年，更多人遠離了面對面的社交場所，卻沉迷上了直播與短視頻。走進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一種「科技上癮症」已經成為了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為什麼我們總是忍不住要滑手機？不少研究已經指出，科技公司設計出來的網絡產品，總是擁有令人無法自拔的 「上癮機制」，這實際上與賭博、毒品給人帶來的刺激有著相似的原理，根源上利用了多巴胺這種神經遞質的刺激模式。

以社交媒體作為分析案例，社交網絡的創立初衷是讓更多的人們團結起來，但實際上社交網絡分散了我們日常的注意力。Facebook的創立總裁 Sean Parker曾在《衛報》採訪中承認，對於社交網站的運營者來說，他們每時每刻都在思考，如何才能儘可能多地利用用戶的時間和有意識的注意力。

通過推薦算法，社交網站不斷提供內容刺激人身體中的多巴胺，激發我們採取行動，滿足我們的需求和願望，最後建立起我們對需求被滿足後的預期。一些研究者更是把這種科技公司的經營模式稱之為「多巴胺經濟」。

心理學博士亞當·奧爾特曾在《欲罷不能：刷屏時代如何擺脫行為上癮》一書中提到，這些高科技產品的締造者，深諳網絡產品背後的設計原理，一方面激勵推銷給用戶，另一方面在自己的孩子使用時卻表現出非常謹慎。比如，賈伯斯對自己的孩子使用電子設備進行了嚴格限制；而Blogger、Twitter和Medium三大平臺創辦人之一埃文·威廉士只給兩個年幼的兒子買了數百本書，卻不給他們買平板電腦。

《欲罷不能：刷屏時代如何擺脫行為上癮》，[美]亞當·奧爾特著，閭佳譯，機械工業出版社，2018年4月。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嚴飛指出，今天我們面對的算法推薦存在兩個面向。首先，算法的背後是一個商業的資本邏輯，商家利用我們在消費行為中暴露出的消費習慣和傾向，通過算法進一步刺激消費。在傳統的商業模式下，廠商先生產貨品，然後通過倉儲，最後發到消費者的手裡。

「追問2020：系統圍城」，圖為嚴飛在活動現場。

如今，算法系統越來越精明，廠商先獲取消費者的需求，再直接生產消費者想要的東西，以此繞過倉儲帶來的成本。同時，廠商往往還會用預付押金的方式，來解決生產時間帶來的遲滯，比如今年「雙十一」期間就出現了「尾款人」的現象。在這種算法模式下，消費者不斷被激發購買的衝動，消費行為也不自覺地發生改變。

信息繭房則是推薦算法下的另一個緯度。推薦算法看上去讓我們獲得了更多的內容，實際上，我們的選擇反而變少了。通過分析與再處理信息，算法原本應讓我們從繁雜的勞動中解放出來。但在資本的操縱之下，失去中立性的算法從過去單一的分析工具，成為了不斷過濾多樣化信息的誘導劑。在今天，推流平臺根據用戶閱讀的偏向來推送相關信息，與此同時，很多更有價值的信息被排斥在外。

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算法的應用存在緩慢變化的過程。最早一批依靠算法的APP出現之時，用戶可以在註冊和登錄的時候根據自己的愛好來選擇自己想要看的內容，用戶因此獲得比以往更多的選擇權。

但逐漸地，用戶獲得的信息和內容完全由推送方來決定，這樣以來，消費者的選擇權被讓渡出去，算法推薦也就成為了一種沒有選擇的選擇權。在算法的迭代和演化過程中，用戶的自我選擇空間正在被逐漸壓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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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美國計算機科學家尼葛洛龐帝寫了一本書《數位化生存》，描繪了數字科技將為21世紀人類的生活帶來的各種衝擊。人工智慧、物聯網、虛擬實境……近年來炙手可熱的技術在書中都有相當精準的預言。一時之間洛陽紙貴，《數位化生存》被視為邁向新世紀的指南，尼葛洛龐帝也被《時代周刊》評為最具影響力的未來學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在暢想數位技術的發展前景之餘，尼葛洛龐帝早在1996年已經洞見數字時代的另一番景象：所有人終將暴露在網際網路之下，既無任何隱私可言，又深陷算法營造的信息繭房之中。二十多年過去了， 這些技術帶來的困擾也不幸地成為了我們無法逃避的現實。

可能正如尼葛洛龐帝所說，數位化浪潮是無可避免的，技術的困境在2020這個極其特殊的一年裡展開的種種面向，或許能為我們在未來的行動之前，提供更多思考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