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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偉大作家」
亞歷山大·索忍尼辛於2008年8月4日去世了。
在20世紀以來的俄國作家，可能還包括20世紀以來的整個俄國知識界，索忍尼辛都可以列入影響最大的人物之列。他以作家成名，其《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癌病房》、《第一圈》等作品無疑是蘇聯赫魯雪夫時代「解凍文學」的代表作。當年他也因此成為蘇聯作家協會成員。他後來獲得的是諾貝爾文學獎，而非盧圖利、薩哈羅夫、曼德拉、翁山蘇姬這類人權活動家與異見人士獲得的和平獎，也表明了他的這種成名身份。
但是，絕大多數諾貝爾獎（乃至類似崇高榮譽）獲得者的獲獎根據（作品或社會活動）都是他們終身成就的高峰，此後他們作為「名人」並無更大作為。而索翁則屬於剩下的極少數：導致他1970年獲獎的文學作品乃至他因而獲得的頭銜（「著名作家」）相對於他此後的著述（如1973年起問世的《古拉格群島》）和扮演的角色而言簡直算不了什麼。儘管這些著述被一些從「純文學」角度出發的評論家認為「文學性」不強，但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著述的震撼力遠遠超過其獲獎前的作品。你可以不承認這是偉大的「文學作品」，卻不能不承認這是偉大的思想史文獻。
的確，索忍尼辛終生耗力最大、最為震撼人心並奠定了其文化-思想界地位的兩部多卷本的巨著，即流亡前寫的三卷本《古拉格群島》和流亡期間幾十年寫作而直到臨終都並未出齊的10卷（30冊）《紅輪》，都很難說是「文學創作」的作品，至少索忍尼辛自己從不把這兩部大書叫做「長篇小說」，乃至「報告文學」。
他把《古拉格群島》稱為「文學性調查初探」，而《紅輪》則被稱作關於俄國戰爭與革命時代的「全景歷史」。儘管從文學角度講，這兩部書也展示了傑出的語言技巧。他嫻熟地使用大量從古典到民間、或雅至生僻、或俗至「粗野」的豐富表達方式，在嘻笑怒罵間抒發了他鮮明的價值觀、人生態度、政治立場和對眾多重大問題的看法。然而，與借「文學形象」間接表達作者思想的文學作品（包括像《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這樣他本人的作品）不同，索忍尼辛雖在其中「創作」了大量生動形象的詞彙或舊詞新義，諸如「群島」、「土著」、「下水道」、「水流」、「癌擴散」、「犄角」，乃至「古拉格群島」與「紅輪」這兩個書名，如今都已作為新的政治-社會詞彙而流行，但這兩部大書並未塑造什麼「文學形象」，既無「主人公」也無離奇情節，它們都使用真實的人名、地名、時間、空間與事件，直截了當地對實際發生的歷史過程展開講述和評論，並在其中融會貫通了他對俄國與西方、過去與現在種種思想文化傳統的褒貶與取捨。實際上，這是兩部思想內涵豐富、表達方式生動的史論-政論性作品。那種為時代立言的氣慨，令人想到我國宋儒張載的名言：「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志，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