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個時候，只有死人
笑得出來，因為他們從掙扎中解脫，
列寧格勒的神跡、魂靈，
圍繞著它的監獄遊蕩；
獲罪的人群，
被集中關押在鐵路調車場
害怕聽到機車汽笛的長鳴
滿載的火車呼嘯而去，「滾吧，賤人！」
死亡之星在我們頭頂高懸。
在血跡斑斑的大皮靴的踐踏下，
在黑色瑪魯斯車輪的碾壓下，
無辜可愛的俄羅斯痛苦不堪。
——安娜·阿赫瑪託娃，《安魂曲，1935-1940》[1]
客觀地說，一九三七和一九三八這兩年——作為大清洗的年份為人們所銘記——並不是勞改營歷史上戕害囚犯最嚴重的時期，也不是勞改營擴張到極限的標誌：在下一個十年，囚犯的人數要多得多，接著，在一九五二年，比人們通常認為的晚許多年，囚犯的人數達到頂點。儘管可以利用的統計資料並不完整，但是顯而易見，在一九三二至三三年農村那場饑荒的高峰期和一九四二至四三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戰事進行得最激烈時——當時，關押在苦役營、監獄和戰俘營的總人數有四百萬人左右——勞改營的死亡率居高不下。[2]
作為引起歷史學家關注的一個焦點，值得商榷的是，一九三七和三八年的重要性是否被人為地誇大了。索忍尼辛甚至抱怨那些譴責史達林主義迫害活動的人「總是對讓我們如鯁在喉的那兩年——『一九三七和三八年』——釘住不放」。在某種意義上，他說得不錯。[3]畢竟，大清洗是在二十年的鎮壓之後出現的。從一九一八年起，一直定期進行大規模的逮捕和流放，首先是二十年代初期的政治反對派，接著是二十年代後期的「陰謀破壞分子」，然後是三十年代早期的富農。所有這些大逮捕事件全都伴隨著對那些造成「社會動亂」的人們的常規性搜捕。
同樣，甚至更多的逮捕和流放緊跟著大清洗而出現：對來自一九三九年佔領地區的波蘭人、烏克蘭人和波羅的人；對被敵軍俘虜的紅軍「叛徒」；對一九四一年納粹入侵以後發現自己處在前線另一邊的平民百姓。後來，在一九四八年，將會重新逮捕以前的勞改營囚犯，再往後，就在史達林死前不久，還將大規模逮捕猶太人。儘管一九三七和三八年的受害者可能較為知名，儘管像那兩年那樣的作秀式「公開審判」的戲劇性場面沒有再次上演，大清洗時期的逮捕並未因此毫無爭議地成為蘇聯鎮壓史上的巔峰之作，人們寧願將其看作史達林統治時期席捲全國的比較特殊的鎮壓浪潮：它主要影響到掌權者——老布爾什維克、軍隊和黨的領導成員，總的來看，它波及到更為廣泛的人群，結果導致被處決的人數非常多。
無論如何，在古拉格的歷史上，一九三七年的確標誌著一個真正的分水嶺。因為，就是在這一年，蘇聯的勞改營暫時將自身從因疏於管理致人意外死亡的監獄轉變成為蓄意使囚犯勞累致死的名副其實的死亡營，也可以說其實是在進行謀殺，死亡的人數比過去多得多。儘管這種轉變並未持續多久，儘管到一九三九年時勞改營故意致死的情況確實再次有所緩解——其後，死亡率將隨著戰爭和意識形態的發展趨勢時起時落——然而，在勞改營看守和囚犯的心理上，大清洗同樣留下了印記。[4]
像這個國家其餘的人一樣，古拉格的居民可以看到清洗即將來臨的早期徵兆。一九三四年十二月發生了至今仍然是個謎的對列寧格勒受歡迎的黨的領導人謝爾蓋·基洛夫的暗殺之後，史達林推動通過了一系列法令，授予內務人民委員部更大的權力逮捕、審訊、處決「人民的敵人」。沒過幾個星期，兩名地位顯赫的布爾什維克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兩人過去都曾反對過史達林——已經淪為這些法令的犧牲品，他們與成千上萬名支持者和被控支持他們的人一起遭到逮捕，這些支持者大多來自列寧格勒。緊接著，大批共產黨員被開除出黨，儘管最初並不比三十年代早些時候進行的清黨活動的範圍更大。
漸漸地，清洗變得血腥起來。一九三六年的整個春天和夏天，史達林的手下不停地審訊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同時審訊了一批列昂·託洛茨基的前追隨者，為使他們在八月份正式進行的一場大規模公開審判中「供認罪行」做準備。這些人後來全部被處決，一起處決的還有許多他們的親屬。接著，對包括極具個人魅力的尼古拉·布哈林在內的其他地位顯赫的布爾什維克的審判按部就班地繼續進行。他們的家人也被處決。
逮捕和處決的狂熱在黨的統治集團內部向下擴散並且蔓延到整個社會，它由史達林從上層推動。史達林利用這種狂熱消滅反對他的人，形成一個效忠他的領導階層，同時恐嚇蘇聯人民——並且充實他的集中營。一九三七年初，他籤署向內務人民委員部地方負責人下達的命令，列出各個地區逮捕人數（沒有說明逮捕的理由）的定額。一些被捕的人必須處以「第一類」懲罰——死刑，其他人則被處以「第二類」懲罰——在集中營裡監禁八年至十年。第二類中的大部分「敵對分子」將被關進特設的政治犯監獄，大概為的是不讓他們帶壞勞改營的其他囚犯。一些學者推測，內務人民委員部對蘇聯各個地區關押「敵對分子」的最大容量作出判斷，然後據此給它們分配定額。另一方面，也許與此根本無關。[5]
顯然，清洗決不是迫不得已進行的：甚至預先準備好了關押新的囚犯的新的集中營。清洗也沒有遇到什麼反抗。莫斯科的內務人民委員部當局希望各地的下屬表現出熱情來，後者也積極地照辦了。"我們請求批准另外槍斃七百名達什納克黨[*]人和其他反蘇分子，"一九三七年九月亞美尼亞內務人民委員部向莫斯科請示。就像他或莫洛託夫所籤署許多別的報告一樣，史達林親筆籤字批准了一份類似的請示報告："我把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的第一類懲罰囚犯數量提高到六千六百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舉行的一次政治局會議上，烏克蘭內務人民委員部得到批准另外逮捕三萬名"富農和其他反蘇分子"。[7]
一些蘇聯民眾擁護新的逮捕行動：突然揭露出大量"敵對分子"——許多位居蘇共最高層——的存在無疑解釋了，儘管史達林完成了偉大的轉折，儘管實現了集體化，儘管實施了五年計劃，蘇聯為什麼仍然如此貧窮落後。但是，大多數蘇聯民眾因為著名革命家供認罪行的情景、因為鄰居只是對正在發生的事情發表了點意見便在夜間神秘失蹤而極為恐慌。
在古拉格，清洗首先通過消滅大批勞改營的負責人而給其留下了印記。如果說，在全國的其他領域，一九三七年是以革命消滅革命之子的年份而為人們所銘記的話，那麼，在勞改營系統，它則是以古拉格消滅其創建者的年份留在人們的記憶中。消滅從最高層開始：亨裡希·雅戈達，對擴大勞改營系統主要負責的秘密警察頭子，在給最高蘇維埃寫信為其一生進行辯護之後，他於一九三八年受到審判並被槍斃。"死亡太殘酷了，"這個把那麼多人送上死路的人寫道。"我跪在黨和人民面前，請求他們寬恕我，饒了我的性命。"[8]
接替雅戈達的小矮人尼古拉·葉若夫（他只有五英尺高）立即開始動手清除雅戈達在內務人民委員部裡的朋友和下屬。如同將要對其他人的家人下手一樣，葉若夫也對雅戈達的家人下了手，他逮捕了雅戈達的妻子、父母、姐妹、外甥和外甥女。雅戈達的一位外甥女回憶了外祖母——雅戈達的母親——在她與全家人被流放的那一天的反應。
"但願格納[雅戈達]能夠看見他們正在對我們幹什麼，"有人悄悄地說了聲。
突然，從不高聲說話的外祖母轉向空蕩蕩的公寓大聲喊道："他應該受到詛咒！"她跨過門檻，門在身後砰地一聲關上。關門聲好像母親這句詛咒的回音一樣在樓道裡迴蕩。[9]
許多受到雅戈達舉薦提拔的勞改營負責人和管理者遭遇了與他同樣的命運。與另外數十萬蘇聯公民一起，他們被控策劃重大陰謀而遭到逮捕，然後歸入可能牽連成百上千人的複雜案件接受審判。其中最著名的案件之一以一九三二至一九三七年間的古拉格負責人馬特維·貝爾曼為核心。為黨工作多年——他於一九一七年入黨——對貝爾曼沒有什麼幫助。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內務人民委員部指控他領導了一個旨在為勞改營囚犯創造"特殊環境"的"右翼託派恐怖破壞組織"，蓄意削弱勞改營看守"在軍事和政治方面的備戰狀態"（因此造成大量囚犯逃跑）並且破壞古拉格的建設工程（致使工程進展緩慢）。
貝爾曼不是獨自一人倒下的。在蘇聯各地，當局發現古拉格勞改營的負責人和高級管理人員屬於同一個"右翼託派組織"，於是將他們一網打盡。他們的案件的審判記錄具有一個離奇的特點：前幾年的所有失敗挫折——生產計劃沒有完成，道路修建質量低劣，囚犯建設的工廠幾乎無法投產——似乎到了某種登峰造極的荒唐程度。
例如，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的副指揮官亞歷山大·伊茲賴列夫因"阻撓增加煤炭開採"而被判刑。亞歷山大·波利索諾夫是任職於古拉格武裝看守部門的一名中校，他被指控給看守造成"難以對付的局面"。古拉格鐵路建設處處長米哈伊爾·戈斯金被指控為沃洛恰耶夫卡至共青城的鐵路線"制訂了不切實際的建設計劃"。古拉格醫藥部門的負責人伊薩克·金斯堡被認為對囚犯的高死亡率負有責任，他還被指控為其他反革命囚犯創造特殊條件，使他們以生病為由提前獲釋。這些人大部分被判處死刑，不過，個別人獲得了減刑，然後被關進監獄或勞改營，極少數人甚至倖存下來直到一九五五年恢復名譽。[10]
數量驚人的一批古拉格早期管理者也遭遇了同樣的命運。後來曾經領導過國家政治保衛總局特別警衛處的前北方專設集中營負責人費奧多爾·艾希曼斯於一九三八年被槍斃。古拉格的第二把手拉扎爾·科甘於一九三九年被槍斃。接替貝爾曼擔任古拉格負責人的伊茲賴爾·普利納只幹了一年，隨後也在一九三九年被槍斃。[11]這個系統似乎需要對其工作如此不利的原因作出解釋——看來需要有人為此承擔責任。或者說，"這個系統"是一種可能引起誤解的表述：需要對其精心制訂的強制勞動計劃進展得如此緩慢並且產生了如此混亂的後果的原因作出解釋的也許應該是史達林本人。
就消滅的普遍性來說，存在著一些不可思議的例外。因為史達林不僅全盤掌控逮捕什麼人，有時他還決定不要逮捕什麼人。一個讓人產生興趣的事實是，儘管納夫塔利·弗倫克爾以前的同事幾乎全部都死了，而他竟然躲過了行刑隊的子彈。一九三七年，弗倫克爾擔任建設貝加爾-阿穆爾鐵路線的貝加爾-阿穆爾勞改營——遠東地區最混亂最危險的勞改營之一——的負責人。然而，當四十八名"託洛茨基分子"於一九三八年在貝加爾-阿穆爾勞改營被捕時，不知何故他並卻沒有名列其中。
鑑於勞改營的報紙曾經對他激烈抨擊、公開指責他蓄意進行破壞這一事實，弗倫克爾沒有出現在逮捕名單上更加令人不可思議。不過，他的案件在莫斯科被神秘地擱置了。正在對弗倫克爾進行調查的貝加爾-阿穆爾勞改營地方檢察官感到這種擱置不可理解。"我不明白這一調查為什麼要受『特別法令』的制約，或者說是誰頒布了這個『特別法令』，"他寫信向蘇聯總檢察長安德烈·維辛斯基發問，"如果我們不去逮捕託洛茨基分子-破壞分子-間諜，我們應該逮捕什麼人?"看來，史達林仍然可以把他的朋友完全保護起來。[12]
一九三七年關於勞改營負責人的最富有戲劇性的故事也許是將近年底時發生在馬加丹的事情，這要從逮捕遠北建設負責人愛德華·別爾津說起。作為雅戈達的嫡系，別爾津應該預感到他的職業生涯很快就要被終結。十二月份接待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來的整整一班新"助手"——其中包括一名級別高於別爾津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帕夫洛夫少校——時，他也應該產生疑心。雖然史達林經常以這種方式把即將失寵的官員介紹給其繼任者，別爾津卻沒有顯出任何懷疑。當載著新來的這班人的輪船——它不祥地被命名為"尼古拉·葉若夫"號——駛進納加耶夫灣時，別爾津安排軍樂隊歡迎他們。接著，在登上"尼古拉·葉若夫"號輪船之前，他用了幾天時間向新的"班子"介紹處理問題的訣竅——儘管他們其實並不把他放在眼裡。
到達符拉迪沃斯託克之後，他完全正常地乘坐西伯利亞特快列車前往莫斯科。不過，作為頭等車廂乘客離開符拉迪沃斯託克的別爾津，抵達時卻成了階下囚。在距離莫斯科只有七十公裡的亞歷山德羅夫，他乘坐的火車停在一個小站上。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九日午夜，別爾津在這個小站的站臺上——首都以外，以免在莫斯科城裡引起大驚小怪——遭到逮捕並被送往莫斯科的中央監獄盧比揚卡接受審訊。他很快便因從事"反革命破壞活動"受到起訴。內務人民委員部指控他組建了一個"科雷馬間諜-破壞託派組織"，根據指控，該組織一直通過海上給日本政府運送黃金，並且正在策劃一個陰謀以使日本接管蘇聯的遠東地區。他們還指控他是英國和德國的間諜。顯然，遠北建設的這位負責人曾經是個非常忙碌的人。一九三八年八月，別爾津在盧比揚卡監獄的地下室裡被槍斃。
罪名的荒唐並不影響結案的最後期限。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迅速行動的帕夫洛夫逮捕了別爾津的大部分下屬。在嚴刑拷打之下，東北勞改營負責人И.Г.菲利波夫全盤招供，幾乎牽連到所有人。菲利波夫供認，他於一九三四年"招募了"別爾津，他交代說，他們的"反蘇組織"計劃通過"準備發動一場反對科雷馬蘇維埃政權的武裝暴動……準備並且實施針對共產黨和蘇維埃政府領導人的恐怖行動……煽動土著居民……煽動進行廣泛的破壞"以及其他種種推翻蘇聯政府的活動。別爾津的主要助手列夫·葉普施泰因隨後供認，"在進行破壞的同時還為法國和日本搜集秘密情報"。馬加丹綜合醫院的主治醫生被指控"與外國勢力和陰謀分子有聯繫"。到這一切結束時，曾與別爾津有過交往的數百人，從地質學家到各類官員到工程師，不是被處死，就是成為階下囚。[13]
應該從恰當的角度看待他們的遭遇，科雷馬的領導班子不是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間被摧毀的唯一一個權力網絡。到一九三七年底，史達林已經清洗了一大批著名的紅軍將領，其中包括副國防人民委員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兵團司令約恩·亞基爾和烏博列維奇等人，連同他們的妻子兒女，大部分人被槍斃，其餘的人則被關進集中營。[14]蘇聯共產黨遭遇了同樣的命運。清洗不僅涉及史達林在黨的領導階層中的潛在敵人，而且擴散到全國各地黨的領導班子、黨委第一書記、地方黨委書記以及重要工廠和機構的負責人。
在某些地方，在某個社會階層，逮捕的浪潮鋪天蓋地席捲而來。葉蓮娜·西多爾金娜於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被捕，她後來寫道，"誰也不知道明天將會發生什麼。人們不願交談或見面，特別是與父親或者母親已被『隔離』的那些家庭。冒失地站出來支持被捕者的極個別人相當於主動申請『隔離』自己"。[15]
然而，並不是所有人都被消滅了，勞改營的管理部門也沒有全部被摧毀。實際上，更多不太出名的勞改營負責人甚至比一般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過得還要好一些，就像曾經受到雅戈達提攜的В.А.巴拉巴諾夫的情況所表明的那樣。一九三五年，時任德米特勞改營副指揮官的巴拉巴諾夫因"在醉酒狀態下"進入勞改營而與一名同事一起被捕。結果，他丟掉了官職並被判處短期徒刑。一九三八年大批逮捕雅戈達的親信時，巴拉巴諾夫正在北方邊遠地區的一個勞改營裡勞動，他的存在被人遺忘。成功戒酒的巴拉巴諾夫重振旗鼓，經過一步步升遷之後，到一九五四年時，他已成為古拉格系統總負責人的副手。[16]
但是，在關於勞改營的民間記憶中，一九三七年不只是作為大清洗的年份而被人們所銘記；它也是對那些教育改造罪犯的事跡所進行的宣傳終於逐漸消停下來的一年，同時消停下來的還有致力於這一理想的虛張聲勢。在某種程度上，這可能應當歸因於與這場宣傳關係最為密切的那些人的被捕和死亡。在公眾心目中仍然與白海運河聯繫在一起的雅戈達被槍斃了。馬克西姆·高爾基於一九三六年六月突然死亡。與高爾基合作編輯了《以史達林命名的運河》的И.Л.阿韋爾巴赫——他後來又寫了獻給莫斯科-伏爾加運河的《從罪犯到勞動者》——被指責為託洛茨基分子並於一九三七年四月被捕。另外還有許多參與了高爾基的白海運河集體創作活動的作家也是同樣下場。[17]
不過，這種變化還有更深刻的原因。當政治辭令變得越來越激進時，當對政治犯的抓捕力度大大加強時，關押這些危險政治犯的勞改營的地位同樣發生了變化。在一個由偏執狂和監視癖所控制的國家裡，即使為"敵對分子"和"破壞分子"所設立的勞改營不完全是個秘密（四十年代的許多主要城市，囚犯在修建道路和公寓住宅樓的工地上勞動應該是一種司空見慣的景象），它們的存在至少在當時也不是一個可以公開談論的話題。尼古拉·波戈金的劇作《貴族》於一九三七年暫時遭到禁演，儘管它在史達林死後的一九五六年重新上演。[18]高爾基的《以史達林命名的運河》也被列入禁書名單，至今原因不明。可能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新任負責人再也無法忍受對失寵的雅戈達的淺薄頌揚了。不然可能是，在一個新的敵人不斷出現的時期，在一個數十萬敵人陸續被處決而非被改造的時期，該書對成功教育改造"敵人"的樂觀描寫不再合乎情理。可以肯定的是，很難在書中那些討人喜歡、無所不能的契卡人員的故事與內務人民委員部所進行的大規模清洗之間找到和諧統一之處。
為了不使人們認為他們對隔離蘇維埃政權敵人的工作馬馬虎虎，莫斯科的古拉格系統負責人還下發了新的內部保密制度，這需要額外承擔大筆費用。所有信件必須以後由專人投遞。僅在一九四○年一年的時間裡，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投遞員就遞送了兩千五百萬份機密郵件。那些寫給勞改營的信件現在寄往專用的郵政信箱，因為勞改營的地址成了秘密。勞改營從地圖上消失了。為了掩飾勞改營的真實活動，就連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內部公函也把它們委婉地稱為"特定對象"（спецобъекты）或"分部"（подразделения）。[19]
由於提到勞改營及其居民的活動時所使用的特定術語越來越多，內務人民委員部制訂了一套可以用於明碼電報的複雜代碼。一九四○年的一份文件列出了這些代碼的含義，其中有些發明得古怪離奇。孕婦被稱為"書本"，有孩子的婦女叫"收據"。反過來，男人叫"帳單"。流放者叫"廢物"，接受調查的囚犯叫"信封"。一個勞改營是一個"託拉斯"，一個分營是一個"工廠"。有個勞改營的代碼是"自由"。[20]
勞改營內部使用的語言同樣發生了變化。直到一九三七年秋天，官方文件和公函還經常以職業稱呼勞改營的囚犯，例如，簡單地稱他們為"伐木工"。到了一九四○年，一名囚犯不再是一名伐木工而只是一名囚犯：一名囚犯在大部分文件中縮寫為зек或з/к。[21]一批囚犯變成了一個контингент（"分隊"或"定額"），這是一個不帶感情色彩的官僚術語。囚犯也不再可能贏得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稱號：某個勞改營的管理者憤憤不平地給其部下寫了一封信，命令他們把努力幹活兒的囚犯稱為"像突擊手一樣勞動的囚犯"或是"以斯達漢諾夫工作法從事勞動的囚犯"。
當然，"政治犯"這個詞早已不再明確使用了。對社會主義者政治犯的特殊待遇在他們於一九二五年從索洛韋茨基轉走之後便終止了。但是現在，"政治犯"這個詞的含義發生了徹底的變化。它涵蓋了根據臭名昭著的刑法典第五十八條被判刑的任何人，其中包括所有"反革命"犯——只是這個罪名具有完全相反的含義。政治犯——有時叫做反革命（КР）、反動分子或反革命分子——越來越經常地被稱為"人民的敵人"（врагинарода）。[22]
這個術語是一個雅各賓黨人[†]用語，列寧當初在一九一七年使用過，一九二七年，它曾被史達林重新拿來形容託洛茨基及其追隨者。一九三六年，在蘇共中央委員會向各個地區及共和國的黨組織發出一封密信——史達林的俄國傳記作者德米特裡·沃爾科戈諾夫認為這封信是"史達林寫的"——之後，它開始具有某種更加廣泛的含義。這封密信闡述說，當人民的敵人"似乎變得馴順和無害"時，他們正在從事一切可能"暗中侵蝕社會主義"的活動，儘管他們"私下都不承認"。換句話說，敵人已經不再可能通過他們公開表明的觀點來辨認。後來擔任內務人民委員部負責人的拉夫連季·貝利亞也將頻繁引用史達林的話，他特別提到，"人民的敵人不僅是那些從事破壞活動的人，而且還有那些懷疑黨的路線的正確性的人。"因此，"敵人"可以是由於某種原因反對史達林統治的任何人，即使他沒有公開表示要這樣做。[23]
在勞改營裡，"人民的敵人"如今成為官方文件中的正式用語。婦女作為"人民的敵人的妻子"被逮捕，在內務人民委員部於一九三七年頒布了一項法令之後，這種逮捕成為可能，同樣的逮捕也適用於子女。法庭冠冕堂皇地以"革命敵人的家庭成員"（ЧСВР）為罪名將他們判刑。[24]許多"妻子"被集中監禁在俄羅斯中部莫爾多瓦共和國的捷姆尼科夫斯基勞改營，那裡也以捷姆勞改營而著稱。被罷免的蘇聯領導人布哈林的妻子安娜·拉林娜回憶說，在那裡，"我們——圖哈切夫斯基和亞基爾的妻子，布哈林和拉狄克[‡]的妻子，烏博列維奇和加馬爾尼克[§]的妻子——成為同病相憐的難友：『有人分擔不幸，不幸就減輕了一半！』"[25]
另一位捷姆勞改營的倖存者加琳娜·萊溫松回憶說，這個勞改營的管理制度相對寬鬆，也許因為"我們沒有被判刑，我們只是『妻子』"。她特別提到，直到那時勞改營裡的婦女大多數都是"地道的蘇聯人"，因此仍然相信她們被捕是由黨內某個秘密法西斯組織的陰謀造成的。一些人天天忙於給史達林和蘇共中央委員會寫信，生氣地抱怨針對她們實施的陰謀。[26]
除了其官方用途之外，到一九三七年時，"人民的敵人"逐漸成為一句罵人的話。從索洛韋茨基時期開始，集中營的創辦者和設計者就是根據囚犯不是人而是"勞動力"的概念建立起了這一體系：即使是在白海運河建設期間，馬克西姆·高爾基也把富農描寫成"幾乎像牲畜一樣"。[27]不過現在，宣傳機器甚至把"敵人"說成是連兩條腿的牲口都不如的東西。從三十年代後期起，史達林同樣開始公開地把"人民的敵人"稱為"害蟲"、"汙穢"和"垃圾"，有時或者簡單地稱之為必須連根除掉的"雜草"。[28]
這樣做的寓意顯而易見：即使仍把他們當人看待，囚犯也不再被認為是正當的蘇聯公民。一名囚犯注意到，他們是經常被"逐出政治生活的一類人，而且不許參加禮拜儀式和宗教盛典"。[29]一九三七年以後，沒有看守再用"同志"（товарищ）這個詞稱呼囚犯，囚犯則可能因為用其稱呼看守而遭到毒打，他們必須稱看守為"公民"（гражданин）。史達林和其他領導人的照片決不會出現在勞改營或監獄裡的牆壁上。三十年代中期相當普遍的一種景象——一列滿載著囚犯的火車，車廂裝飾著史達林的肖像，飄揚的旗幟表明車廂裡的人是斯達漢諾夫工作者——在一九三七年以後不復再現。對五一勞動節的慶祝也是如此，曾在索洛韋茨基城堡舉行的那些活動變得簡直難以想像。[30]
這樣被"逐出"蘇聯社會生活對蘇聯囚犯所產生的巨大影響讓許多外國人感到震驚。一位名叫雅克·羅西法國囚犯——他是一本關於勞改營生活的百科全書式指南《古拉格手冊》的作者——寫道，"同志"這個詞可以使長期沒有聽到它的囚犯心情激動："剛剛勞動了十一個半小時的一隊囚犯願意留下來再幹一班，只是因為總工程師……對他們說：『同志們，我要求你們這樣做。』"[31]
由於對"政治犯"的非人化處理，他們的生存條件隨之發生了十分明顯的變化，而且在一些地方變化的幅度非常大。三十年代古拉格的普遍管理混亂，經常虐待囚犯，有時導致死亡。不過，在三十年代的某些地方和某些時間，甚至政治犯也有機會得到真正的救贖。白海運河的建設者可以看到《改造》報，報紙的名稱意味著"重新做人"。波戈金的《貴族》的結尾突出了一名前破壞分子的"轉變"。弗洛拉·利普曼的母親是一個與俄國人結婚的蘇格蘭女人，遷居聖彼得堡之後不久即被當做間諜逮捕。一九三四年，利普曼去北方的一個採伐勞改營探望關押在那裡的母親，她發現，"在秘密警察還沒有變得像幾年之後那樣詭譎從而造成心理導向時，看守與囚犯之間的關係仍然具有某種人性的成分。"[32]利普曼知道自己在說什麼，因為"幾年之後"她本人也成了一名囚犯。一九三七年以後，對囚犯的態度的確發生了變化，特別是對根據刑法典第五十八條以"反革命"罪逮捕的那些人。
在勞改營裡，政治犯被從他們曾經擔任的設計或管理崗位上撤了下來，強迫他們回去參加"普通勞動"，這意味著在礦山或森林從事無需特殊技能的體力勞動：再也不能允許"敵人"佔據任何重要崗位，因為害怕他們將會進行破壞。遠北建設的新任負責人帕夫洛夫親自籤發命令，強行要求把地質學家囚犯И.С.達維堅科"作為一個普通勞動力使用，而且在任何情況下不許從事獨立的工作。達維堅科的任務應當受到嚴密控制，因此需要進行日常監視"。[33]在一九三九年二月歸檔的一份報告中，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勞改營的負責人同樣聲稱，他已經"清理了一切政治方面不可靠的工人"，尤其是"所有那些曾經因反革命罪被判過刑的前囚犯"。他保證，從此以後，管理和技術工作將會留給"共產黨員、共青團員[комсомолец]和可以信賴的專家"。[34]顯然，經濟效率不再是勞改營優先考慮的重點。
整個勞改營系統的管理制度對於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變得更加嚴厲起來。三十年代初期，從事"普通勞動"的囚犯的麵包定量每天高達一公斤，即使對於那些沒有百分之百完成勞動定額的囚犯也是如此，而斯達漢諾夫工作者的麵包定量則提高到兩公斤。在白海運河的主要營站，一個月有十二天給囚犯吃肉。[35]到了三十年代末，有保證的定量至少減半，麵包降到四百至四百五十克，那些百分之百完成勞動定額的人還能額外得到二百克。懲罰性定量減少到三百克。[36]關於那個時期的科雷馬，瓦爾拉姆·沙拉莫夫寫道，
毀掉一個健康的年輕人只需要二十到三十天的時間，他氣色紅潤地在清新、寒冷的空氣中開始了其勞改營生涯，每天勞動十六個小時，根本沒有休息日，加上持續飢餓，衣不蔽體，還要在布滿破洞的帆布帳篷裡熬過零下五十多度的寒夜……在採金季節幹活兒的整隊整隊的囚犯中，除了隊長本人、隊裡的通訊員和隊長的幾個私人朋友之外，沒有一個人能夠活下來。[37]
生存條件還因囚犯數量的增加而惡化，在一些地方惡化的速度令人驚訝。政治局的確曾經試圖為囚犯的大批流入預先做好準備，它於一九三七年指示古拉格，除了"在哈薩克的邊遠地區"修建更多的勞改營之外，還要在科米地區開工修建五個新的林業勞改營。為了加快施工進度，古拉格甚至得到一筆"一千萬盧布的預付款"用於這些新勞改營的建設。另外，國防、衛生、林業等人民委員部受命派遣二百四十名管理人員和政治工作者、一百五十名醫生、四百名護士、十名傑出的林業專家和"五十名列寧格勒林業技術學院畢業生"去古拉格工作——立即派遣。[38]
儘管如此，現有的勞改營再次塞滿了新來的囚犯，三十年代初期人滿為患的狀況重新出現。在西伯利亞勞改營修建的一個可以容納二百五十至三百人的營站——西伯利亞林業勞改營——裡，一名倖存者估計，一九三七年的囚犯數量實際上超過了一萬七千人。即使真實的囚犯數量只有這個數字的四分之一，過高的估計表明，囚犯在那裡必定感到了無比的擁擠。營房不足，囚犯們還挖了地窖（землянка）；就連地窖裡面也是擁擠不堪，以致人們"動彈不得，除非踩在某個人的手上"。囚犯都不願意出去，因為害怕失去棲身之地。沒有碗，沒有勺子，打飯還要排長隊。一場瘧疾開始流行，很快就有一些囚犯死去。
在後來舉行的一次黨的會議上，西伯利亞勞改營當局甚至鄭重總結了"一九三八年的慘痛教訓"，特別是因為那場危機"損失了大量勞動日"。[39]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在整個勞改營系統，官方承認的死亡人數翻了一番。雖然無法找到每個地方的統計數字，不過據推測，在送去了大量政治犯的那幾個北方邊遠地區——科雷馬、沃爾庫塔、諾裡爾斯克——的勞改營，死亡率要高得多。[40]
但是，囚犯不只是因為忍飢挨餓和過度勞累而死的。在新的形勢下，當局很快感覺到，不光是把敵人關押起來就行了：最好把他們全消滅。於是，一九三七年七月三十日，內務人民委員部下達了一道鎮壓"前富農分子、盜竊犯和其他反蘇維埃分子"的命令——這道命令規定了處決古拉格囚犯和其他犯人的數量。[41]接著，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五日，葉若夫籤署一道命令，要求處決關押在戒備森嚴的政治犯監獄裡的囚犯。他寫道，內務人民委員部必須"在兩個月內完成對最活躍的反革命分子——……除了那些作為反蘇組織成員被判刑的人之外，還有那些因從事間諜、破壞、恐怖、叛亂和搶劫活動被判刑的人——的鎮壓行動"。[42]
在索洛韋茨基——當時那裡也已變成一座戒備森嚴的政治犯監獄——他把"盜匪和刑事犯罪分子"與政治犯加在一起同時處決。當局規定了索洛韋茨基處決囚犯的數量：在仍被囚禁於索洛韋茨基的犯人中槍斃一千二百人。一名目擊者回憶了一些囚犯被叫走那天的情況：
突然，他們強迫所有人從城堡打開的牢房裡出來進行一次全體點名。點名時，他們念了一個長長的上路者名單——有幾百人。給這些人兩個小時做準備，然後在同一個中心廣場集合。接著出現了嚴重的混亂。一些人跑去收拾東西，另一些人去與朋友告別。在兩個小時的時間裡，上路的人大都待在自己的地方……囚犯們帶著提箱和背包列隊走了出去……[43]
有些囚犯顯然還帶著刀，隨後在卡累利阿北部的桑多爾莫赫村附近，他們用刀攻擊了對他們執行槍決的人，使其中一些人受了重傷。這一事件之後，內務人民委員部在執行槍決以前把所有囚犯的衣服扒得只剩下內衣。後來，負責這次行動的那個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所得到的獎賞只是在檔案中把他執行這次任務的勇猛形容為一次"出色的表現"。幾個月之後，他也被槍斃了。[44]
在索洛韋茨基，被處決的囚犯似乎是隨機挑選的。不過，在一些勞改營，管理人員利用這個機會除掉他們覺得特別難以管理的囚犯。沃爾庫塔的情況可能就是這樣，在那裡，挑選出來的許多囚犯實際上是前託洛茨基分子——託洛茨基真正的追隨者，也就是說，他們中的一些人曾經參加過勞改營的罷工以及其他抗議活動。一位見證人估計，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的初冬，沃爾庫塔勞改營當局把大約一千二百名囚犯關押在一個廢棄的磚廠和一些塞滿了人（"人多得塞不進去"）的大帳篷裡，他們主要是託洛茨基分子，還有其他政治犯和少數幾個刑事犯。一點加熱的食物也不給這些囚犯："每天的定量只有四百克幾乎幹蹦蹦的麵包。"[45]把他們在那裡一直關到五月底，在一班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從莫斯科來到之後。這班官員組成了一個"特別委員會"並把囚犯分成四十個小組。囚犯被告知他們即將上路。每人發給一塊麵包。帳篷裡的囚犯聽見命令他們列隊離開——"接著響起了槍聲"。
帳篷裡面變成了地獄。一名因"投機倒把"罪——把自己養的豬拿到市場上去賣——被捕的農民躺在他的鋪位上，睜著兩眼，不知所措。"我做過什麼與你們政治犯一樣的事情嗎?"他不停地悲嘆，"你們在為權力、地位而爭鬥，可我只是需要活著。"據目擊者說，還有一個人自殺了。有兩個人發瘋了。終於，射擊停止了，像它開始時一樣突然和莫名其妙，這時大約還有一百個人活著。負責行動的那一班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返回莫斯科。倖存的囚犯回到礦山。在整個沃爾庫塔勞改營，約有兩千名囚犯被殺害。
史達林和葉若夫並不總是從莫斯科派遣局外人前去執行這一類任務。為了加快全國各地的處決進程，內務人民委員部還組織了三人小組，在勞改營內外負責行動。一個三人小組就像聽起來那樣是三個人，通常包括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地區負責人、黨的省委書記和一名檢察院或地方政府的代表。他們三位一體，有權在法官、陪審員、律師不參加的情況下，甚至不必經過審理，缺席對某個犯人作出判決。[46]
三人小組一步到位，他們的動作的確神速。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是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一天，在這一天，卡累利阿共和國的三人小組總共判決了二百三十一名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勞改營的囚犯。假定這是一個十個小時的工作日，中間他們也不休息，那麼，用於決定每一名囚犯的命運的時間應該不到三分鐘。被判刑的那些囚犯大部分在很早以前——三十年代初期——已經被判過刑。現在，他們因新的罪名受到指控，通常與在勞改營裡表現不好或者生活態度消極有關。他們當中包括以前的一些政治犯——孟什維克、無政府主義者、社會民主黨人——和一名"拒絕為蘇聯當局工作"的前修女，還有一名在勞改營裡當炊事員的富農分子。後者被指控在斯達漢諾夫工作者中煽動不滿。當局聲稱，他故意"讓他們排長隊，優先給普通囚犯打飯"。[47]
歇斯底裡沒有持續太長時間。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大規模處決突然停止，在勞改營和全國的其餘部分都是如此。也許只是它已達到預定目標。或者可能是它對仍然脆弱的經濟正在造成嚴重的破壞。無論是什麼原因，史達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召開的蘇共全國代表大會上說，大清洗中所出現的"失誤比可以預料到的更多"。[48]
沒有人道歉或懺悔，而且幾乎沒有人受到過懲罰。就在幾個月之前，史達林還給內務人民委員部全體負責人發了一個通知，稱讚他們"給予外國情報機構的間諜-顛覆人員以毀滅性的打擊"並且"清除了國內破壞分子、叛亂分子和間諜分子的骨幹人員"。然後他只是指出了行動中的一些"不足之處"，例如，"簡化了調查程序"，證人和確鑿證據不足。[49]
內務人民委員部本身的清洗行動並沒有完全停止。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史達林將尼古拉·葉若夫——他被懷疑是所有這些"失誤"的製造者——撤職，隨後將他判處死刑。與其前任雅戈達一樣，在葉若夫為自己的一生進行了辯護之後，死刑於一九四○年執行。葉若夫說："告訴史達林，我將念著他的名字死去。"[50]
像幾年前雅戈達的心腹一樣，葉若夫的門生與他一起失勢。一天，葉夫根妮婭·金斯堡在她的牢房裡注意到，牆上貼著的監獄規章制度被揭走了。當它們再次貼上時，其左上角註明"經負責國家安全的首席人民委員葉若夫批准"的地方被用白紙蓋住了。但是，變化並不僅僅限於此處："先是[監獄負責人]魏因施託克的名字被塗掉，安東諾夫取而代之；接著安東諾夫被塗掉，在原先寫著他的名字的地方寫著：監獄總負責人。『那是以免再次更改，』我們覺得挺可笑。"[51]
勞改營系統的生產效率繼續急劇下滑。在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大規模槍決、病弱囚犯數量增加以及失去專家囚犯使勞改營的產量迅速下降。一九三八年七月，當局要求古拉格的一個特別委員會對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的大幅度減產進行研討。[52]科雷馬金礦的生產效率也在下降。即使大量補充新的囚犯仍然無法使黃金的總開採量上升到與過去相當的水平。在被撤職以前，葉若夫親自要求投入更多的資金用於更新遠北建設過時的採礦技術——似乎那是真正的問題之所在。[53]
與此同時，白海-波羅的海運河勞改營的負責人——他曾非常自豪地吹噓自己成功地清除了勞改營管理人員中的政治犯——抱怨說，當前"迫切需要的是管理和技術人員"。清洗肯定"強化了"勞改營技術人員的政治素質，他小心翼翼地寫道，但是，它也"使技術人員的短缺更加嚴重"。例如，在他的第十四分營，一萬兩千五百名囚犯中只有六百五十七名非政治犯。可是，大部分非政治犯都被判了重刑，這使他們喪失了擔任專家和管理人員的資格，而且還有一百八十四人是文盲——只剩下七十人可以作為文員或技師使用。[54]
總的來說，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內務人民委員部勞改營的總產值從一九三六年的三十五億盧布下降到一九三七年的二十億盧布。勞改營的工業總產值也從十一億盧布下降到九億四千五百萬盧布。[55]
大多數勞改營無法贏利的生產狀況及其嚴重的混亂狀態，還有生病和瀕死囚犯數量的不斷增加，不可能不引起莫斯科的注意，古拉格總局管理部門黨組織的會議對勞改營經濟進行了多次非常坦率的討論。在一九三八年四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一名官員對科米勞改營的"混亂無序狀態"表示不滿。他還指責諾裡爾斯克勞改營的負責人建成一個"設計不當"的鎳工廠，結果浪費了大量資金。鑑於所撥付的用於建立新的林業勞改營的資金數額，另一名官員抱怨說，"我們期待的應該更多。我們的勞改營規劃設計毫無章法，主要房屋建在爛泥塘裡，現在不得不搬家。"
到一九三九年四月，不滿越來越嚴重。在北方地區的勞改營，出現了"食品供應特別緊張的局面"，這導致"身體虛弱的工人和完全不能勞動的囚犯比例大幅度上升，死亡率和患病率居高不下"。[56]同一年，人民委員會議承認，患有糙皮病或其他因營養不良而引起的疾病的勞改營囚犯比例上升到了百分之六十。[57]
當然，大清洗並不應該對這些問題全部負責。如同前面所提到的那樣，即使是備受史達林青睞的弗倫克爾林業勞改營實際上從來也沒有贏利過。[58]囚犯勞動力的生產效率一直——並將永遠——大大低於自由勞動力。但是，這個教訓仍然沒有被汲取。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將葉若夫撤職之後，接替他擔任內務人民委員的拉夫連季·貝利亞幾乎立即開始著手修改勞改營的規章制度，簡化辦事程序，一切均以使勞改營回歸史達林想要其處在的位置——蘇聯經濟的中心——為目的。
貝利亞仍不認為勞改營系統本身天生就是非生產性和消耗性的。相反，他似乎認為勞改營系統的管理人員不稱職。現在，他決心使勞改營成為蘇聯經濟真正贏利的組成部分。這一次是要動真的。
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貝利亞並沒有從勞改營大量釋放蒙受不白之冤的囚犯（雖然內務人民委員部從監獄釋放了一些）。無論是當時還是以後，勞改營也沒有變得更加人道。直到史達林死亡為止，對待"敵人"的非人化態度長期充斥於看守和勞改營管理者的言談話語中。對政治犯——實際是對所有囚犯——的虐待一如既往：一九三九年，在貝利亞的監督下，第一批幾乎沒有任何防輻射保護的囚犯開始在科雷馬的鈾礦勞動。[59]貝利亞僅僅改變了這個系統的一個方面：他指示勞改營的負責人，要讓更多的囚犯活著，從而更有效地利用他們。
儘管從來沒有明確規定，貝利亞實際上還解除了對"聘請"政治犯在勞改營的技術性崗位上擔任工程、科研或專業技術職務的禁令。在具體實踐中，勞改營負責人把政治犯當做"專家"使用時仍然小心翼翼，而且這種狀況一直持續到五十年代中期古拉格發生蛻變為止。直到一九四八年，國家安全部門的不同分支還在為是否應該禁止政治犯擔任專業職務爭論不休，一些人堅持認為，這樣做在政治上太危險；另一些人則聲稱，沒有他們勞改營將難以運轉。[60]儘管貝利亞從來沒有徹底擺脫這種進退兩難的困境，但是，他太想使內務人民委員部成為蘇聯經濟的一個富有效率的組成部分，以致不能允許古拉格系統中任何重要的科學家和工程師丟掉他們的專長在北方邊遠地區挨餓受凍。一九三八年九月，他開始為科學家囚犯安排工作間和實驗室，囚犯將它們稱為黑店。索忍尼辛在一個黑店裡面幹過活兒，他在小說《第一圈》中對其中之一——一個"絕密的研究機構，正式提到時只是一個代碼"——作了描述：
十幾名囚犯從勞改營被帶到莫斯科郊外這個古老的鄉間住宅，它的四周圍著帶刺鐵絲網……當時，囚犯們並不十分清楚帶他們到馬夫裡諾來是要進行哪一種類型的研究的。他們忙著卸下兩輛貨物專列運來的一堆堆板條箱，為自己弄到舒適的椅子和書桌，並把設備整理分類……[61]
最初，黑店被命名為"特別工程局"。後來，它們被總體稱為內務人民委員部"第四特別局"，最終將有大約一千名科學家在黑店裡幹活兒。在某些情況下，貝利亞親自將有才能的科學家查找出來，下令把他們帶回莫斯科。內務人民委員部派人給他們洗澡、理髮、刮臉，並且先讓他們好好休息一下——然後便把他們派往監獄的實驗室去幹活兒。貝利亞最重要的"發現"之一是航空工程師圖波列夫[**]，後者來到黑店時隨身帶著一個包，裡面裝有一大塊麵包和幾塊糖果（甚至在被告知夥食將會得到改善之後，他仍然拒絕交出這些食物）。
反過來，圖波列夫交給貝利亞一份另一些需要召回的人員名單，其中包括蘇聯火箭發動機的首席設計師瓦連京·格盧什科以及後來成為蘇聯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之父——實際上是整個蘇聯太空計劃之父——的謝爾蓋·科羅廖夫。在科雷馬服刑十七個月之後，科羅廖夫回到盧比揚卡監獄，他因壞血病掉了好幾顆牙齒，用其難友的話說，他看上去"面有飢色，形容枯槁"。[62]不過，在一九四四年八月起草的一份報告中，貝利亞將會列出他的黑店所發明的二十項重要的新型軍工技術，並且詳細說明這些技術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多種方式應用於國防工業。[63]
在某些方面，貝利亞的統治對於普通囚犯來說似乎也是一種改善。總體上，夥食狀況的確暫時好轉。如同貝利亞在一九三八年四月所指出的那樣，每天兩千卡路裡的勞改營夥食標準適合坐在監獄裡的人，不適合從事體力勞動的人。由於盜竊、舞弊以及對勞動表現不佳的懲罰，這個低標準的夥食定量實際上又減少了百分之三十，大批囚犯正在挨餓。貝利亞對此感到遺憾，不是因為他同情囚犯，而是因為居高不下的囚犯死亡率和患病率妨礙內務人民委員部完成一九三九年的生產計劃。貝利亞要求制訂新的夥食標準，以使"囚犯勞動力的體力能夠在所有產業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64]
儘管夥食標準有所提高，但這幾乎一點也不說明，貝利亞的統治預示著重新把囚犯當人對待。相反，囚犯從人變成勞動力的過程繼續向前邁進了幾步。在勞改營裡，囚犯仍然可以被處死——但不僅僅因為反革命傾向。有所不同的是，那些拒絕勞動或者試圖給生產搗亂的囚犯將會受到"更加嚴厲的管制，關禁閉、惡化夥食和居住條件，以及其他懲罰措施"。"逃避勞動者"還將被增加刑期，直至判處死刑。[65]
地方檢察機關立即開始對逃避勞動的行為立案調查。例如，一九三九年八月，一名囚犯被槍斃，不僅因為他本人拒絕勞動，而且因為他還煽動別人不去勞動。十月，三名顯然是正統派修女的女囚犯被指控拒絕勞動並在勞改營裡吟唱反革命的讚美詩：結果，兩個人被槍斃，第三個人延長了刑期。[66]
大清洗那幾年還在另一個方面留下了它們的痕跡。古拉格再也不把囚犯統統看成值得救贖的人了。對表現好的囚犯實行的"提前釋放"制度被取消。由於提前釋放制度對勞改營的經濟活動產生了危害，通過一次眾所周知的對勞改營日常事務的直接幹預，史達林親自將其廢除。一九三八年，在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會議上發表講話時，史達林問道，
我們不能想一些別的方式獎勵他們的勞動嗎？——獎章，或是這樣一類東西。我們正在按照錯誤的方式辦事，我們正在妨礙勞改營的工作。釋放這些人也許是必要的，但是出於國家經濟的考慮，這樣做是個錯誤……我們總是釋放最好的囚犯，留下的卻是最差的。[67]
一九三九年六月，一項內容大致如此的法令頒布了。幾個月後，另一項法令還廢除了"有條件提前釋放"老弱病殘者的制度。患病囚犯的數量將會因此而相應增加。這時，對勤勞囚犯的主要獎勵只能是改善"生活用品供應和夥食"——史達林所想到的獎章於是也漸漸有了吸引力。一九四○年，遠北建設甚至已經開始頒發獎章。[68]
這些倡議中有幾個違反了當時的法律，因此實際上受到了抵制。總檢察長維辛斯基和司法人民委員裡奇科夫均反對廢除提前釋放制度，也反對將那些受到"擾亂勞改營生活"指控的囚犯強行判處死刑。但是，像以前的雅戈達一樣，貝利亞顯然得到了史達林的支持，因此，他在所有較量中獲勝。從一九四○年一月一日起，內務人民委員部甚至得到授權，可以召回被"暫借"到其他政府部門的大約十三萬名囚犯。貝利亞決心使古拉格實際上做到真正贏利。[69]
貝利亞所進行的改變的確以驚人的速度產生了作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的最後一個月，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經濟活動指標再次開始增長。一九三九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總產值為四十二億盧布；一九四○年為四十五億盧布。戰爭期間，當囚犯開始大批進入勞改營時，產值增長得甚至更快。[70]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一九三八至一九三九年間，勞改營的死亡人數幾乎減少了一半，死亡率從百分之五下降到百分之三，即使是在囚犯的數量不斷增加時。[71]
這時勞改營的數量也比過去多了很多，而且它們的規模比三十年代初期要大得多。從一九三五年一月一日至一九三八年一月一日，囚犯的數量翻了將近一番，從九十五萬人增加到一百八十萬人，同時還有另外大約一百萬人被流放。[72]除了一些臨時營房和帶刺鐵絲網之外什麼也沒有的勞改營已經變成真正的工業巨人。東北勞改營是遠北建設的主要勞改營，一九四○年它容納了近二十萬囚犯。[73]由烏赫塔-伯朝拉勞改營的魯德尼克一號營站發展而成的沃爾庫塔勞改營一九三八年有一萬五千名囚犯；到一九五一年，它將擁有七萬多名囚犯。
不過，也有新建的勞改營。諾裡爾勞改營可能是新一代勞改營中條件最為惡劣的，它通常以諾裡爾斯克著稱。像沃爾庫塔和科雷馬一樣地處北極圈以北的諾裡爾斯克坐落在一個巨大鎳礦——也許是世界上最大的鎳礦——的正上方。諾裡爾斯克的囚犯不僅開採了鎳礦，而且還在礦山旁邊建成了鎳加工廠和發電站。接著，他們又建設了供管理礦山和工廠的內務人民委員部官員居住的城市——諾裡爾斯克市。像它的前輩一樣，諾裡爾斯克發展迅速。一九三五年，勞改營有一千二百名囚犯；一九四○年，囚犯達到一萬九千五百人。在其規模最大的一九五二年，六萬八千八百四十九名囚犯將被監禁在那裡。[74]
一九三七年，內務人民委員部還在阿爾漢格爾斯克地區建立了卡爾戈波爾勞改營；隨後，一九三八年，在俄羅斯中部建立了維亞特卡勞改營，在西伯利亞北部的克拉斯諾亞爾斯克地區建立了克拉斯勞改營。這些勞改營基本上都是林業勞改營，後來又經營了一些副業——制磚廠、木材加工廠、家具製造廠。四十年代，它們的規模都將擴大一到兩倍，在那個時候，每個勞改營的囚犯數量均在三萬人左右。[75]
還有另外一些勞改營，如此頻繁地開設、關閉和重組使得難以給出某一特定年份勞改營數量的準確數字。有些勞改營的規模很小，為滿足某個特定工廠、行業或建設項目的需要而設立。還有一些是臨時性的，為修建公路或鐵路而設立，完工之後就廢棄了。為了處理勞改營數量巨大而且錯綜複雜的各種問題，古拉格當局最終設立了若干分局：工業勞改營分局、公路建設分局、林業分局等等。
然而，發生變化的不只是勞改營的規模。從三十年代末開始，所有新設立的勞改營全都具有一種純粹的產業性質，它們沒有維舍斯基勞改營的噴泉和"花園"，沒有伴隨著科雷馬建設所進行的理想主義宣傳，在勞改營生活的各個層面也沒有什麼專家囚犯。奧爾嘉·瓦西裡耶娃是一名管理人員，三十年代後期和四十年代後期曾在古拉格以及其他工程的工地上擔任過工程師和檢查員。她回憶說，較早的時候，"看守非常少，管理人員非常少，僱用人員非常少……三十年代，各種工作都用囚犯來做，例如辦事員、理髮員、看守"。可是，到四十年代，情況都不是那樣了，她回憶說："所有事情開始呈現一種強化的特徵……就像勞改營變得更大、管理變得更嚴厲那樣……情況變得更殘酷了。"[76]
實際上可以說，到三十年代末，蘇聯的集中營已經形成了固定模式。這時，它們擴展到了蘇聯幾乎所有地區，橫跨它的十二個時區，遍布大部分共和國。從阿克糾賓斯克到雅庫茨克，沒有哪個主要的人口聚居中心此時沒有自己本地的勞改營或移民定居點。囚犯勞動力被用來生產各種東西，從兒童玩具到軍用飛機。四十年代在蘇聯的許多地方，平常做事很難不與囚犯打交道。
更為重要的是，勞改營進化了。如今，它們不再是一個個管理方式獨特的勞動場所，而是一個羽翼豐滿的"勞改營工業聯合體"，具有內部管理規則和習慣性行為方式，還有專用的配送體系和特殊的等級制度。[77]一個同樣具有自身獨特文化的龐大官僚機構從莫斯科統治著幅員廣闊的古拉格帝國。這個中樞定期向各地的勞改營發出命令，控制著從總體政策到細枝末節的所有事情。儘管各地的勞改營並不（或者不能）總是按照法律條文辦事，古拉格卻再也沒有恢復其早期的特殊性質。
囚犯的命運仍然隨著蘇聯的政策、經濟，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進程而動蕩。但是，試驗期結束了。如今，古拉格系統已經走上正軌。囚犯稱之為"絞肉機"的那一套程序——逮捕、審訊、押解、夥食供應、強制勞動等等一系列方法——在四十年代初期固定下來。直到史達林去世為止，這些方法幾乎沒有發生任何實質性變化。
[*]達什納克黨（Дашнакцутюн），亞美尼亞一個主要的民族主義政黨，成立於一八九○年。
[†]雅各賓黨人指的是法國大革命時期最著名的政治團體雅各賓俱樂部的成員，後多用來指政治上的激進派。
[‡]卡爾·伯恩哈多維奇·拉狄克（KarlBernhardovich Radek，1885-1939），出生於西班牙的共產國際活動家，一九一七年加入布爾什維克，曾任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書記。一九二七年作為託洛茨基分子被俄共（布）開除出黨，一九二九年恢復黨籍，此後表示擁護史達林。一九三六年被控參與託洛茨基的陰謀活動而被捕並被判處十年徒刑，一九三九年死於獄中。
[§]揚·鮑裡索維奇·加馬爾尼克（ЯнБорисович Гамарник，1894-1937），蘇軍黨務活動家，曾任蘇軍總政治部主任，在大清洗中被指定為審判圖哈切夫斯基的法庭成員，因拒絕參加審判被開除軍籍，一九三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在家中開槍自殺。
[**]安德烈·尼古拉耶維奇·圖波列夫（Андр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полев，1888-1972），蘇聯飛機設計師，設計過以其名字命名的多種機型的飛機，其中包括世界第一架超音速客機圖-144。
[1]安娜·阿赫瑪託娃：《阿赫瑪託娃詩集》（斯坦利·庫尼茨和馬克斯·海沃德編輯並英譯），第103頁。
[2]埃德溫·培根：《戰爭時期的古拉格》，第30和122頁。培根根據各種各樣的資料來源收集編輯了他的統計數字，對不同類型的所有強制勞動力進行了匯總。參見深入討論統計數字的附記。
[3]索忍尼辛：《古拉格群島》，第一卷，第24頁。
[4]除非另有說明，對大清洗的這種解釋出自康奎斯特所著《大清洗》、奧列格·赫列夫紐克所著《1937：史達林、內務人民委員部和蘇聯社會》、格蒂和瑙莫夫所編《通往恐怖時期之路》以及特裡·馬丁的文章《大清洗：根據最新研究成果的相關解釋》（載二○○○年第十八期《歷史》雜誌，第22-37頁）。
[5]格蒂和瑙莫夫編：《通往恐怖時期之路》，第472頁。
[6]見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勞動》雜誌；重新發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編《通往恐怖時期之路》，見第472-477頁；在希爾達·薩博所編《不能沉默》一書中可以看到許多類似的文件，見第297-304頁。
[7]薩博編：《不能沉默》，第297-304頁。
[8]亞歷山大·科庫林和尼基塔·彼得羅夫：《盧比揚卡手冊》，第15頁。
[9]韋羅妮卡·茲納緬斯卡雅：《那一天》，見維連斯基所編《直到說出我的故事》，第141-149頁。
[10]Д.尤拉索娃：《為古拉格工作人員案平反的決定》，載《鈴聲》，第一卷，第389-399頁。
[11]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人事檔案。另見亞歷山大·科庫林和尼基塔·彼得羅夫：《古拉格，1917-1960：文獻》，第797-857頁。
[12]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8131/37/99。
[13]關於逮捕別爾津的這一記述根據諾蘭德的文章《古拉格的重鎮》和《馬加丹和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北方建設負責人的變化》，後者發表於二○○一年四至十二月第四十二卷第二至四期《俄國社會手冊》，見第649-665頁。
[14]康奎斯特：《大清洗》，第182-213頁。
[15]葉蓮娜·西多爾金娜：《看押下的年代》，見維連斯基所編《直到說出我的故事》，第194頁。
[16]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9401/12/94。
[17]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98頁。
[18]黑勒：《集中營和蘇聯文學》，第151-157頁。
[19]伊萬諾娃：《勞改營社會主義》，第96頁。
[20]科庫林和彼得羅夫：《古拉格，1917-1960：文獻》，第863-869頁。
[21]伊萬諾娃：《勞改營社會主義》，第95-96頁；馬庫羅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83-184頁。
[22]雅克·羅西，《古拉格手冊》（威廉·伯漢斯英譯），第180頁。
[23]同上，第60頁；沃爾科戈諾夫，《史達林》，第279頁。
[24]羅西，《古拉格手冊》，第36和497頁；《關於對政治迫害受害者鎮壓和平反的法律法規文件彙編》，第86-93頁。
[25]安娜·拉林娜：《我無法忘記這一切：尼古拉·布哈林遺孀回憶錄》（加裡·克恩英譯），第182頁。
[26]加琳娜·萊溫松編：《我們大家的生活》，第39-42頁。
[27]高爾基編：《白海運河》，第341頁。
[28]韋納：《一個社會主義烏託邦中的自然、環境與記憶》。
[29]古斯塔夫·赫林：《一個與世隔絕的社會》（安傑伊·西奧爾科茨英譯），第10頁。
[30]伊萬諾娃：《勞改營社會主義》，第95頁。
[31]羅西，《古拉格手冊》，第449頁。
[32]弗洛拉·利普曼：《漫漫回家路》，第38頁。
[33]諾蘭德，《古拉格的重鎮》。
[34]馬庫羅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0頁。
[35]丘欣：《運河大軍》，第120頁。
[36]什米羅夫，《勞改營的現實》。
[37]引自沙拉莫夫的《科雷馬故事集》。
[38]見一九九二年六月四日第八十八期《勞動》雜誌；重新發表于格蒂和瑙莫夫所編《通往恐怖時期之路》，見第479-480頁；Н.А.莫羅佐夫與本書作者的談話，二○○一年七月。
[39]С.А.帕普科夫：《一九二九至一九四一年西伯利亞和遠東地區的勞改營系統和強制勞動》，見《回歸的記憶》，第三卷，第40-57頁。
[40]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9414/1/ОУРЗ，見亞歷山大·科庫林所著《古拉格：機構和人員》。
[41]這是00447號命令，尼基塔·彼得羅夫和А.羅金斯基在《一九三七至一九三八年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波蘭行動》一文中作了分析，見亞歷山大·古裡亞諾夫所編《對波蘭人和波蘭公民的鎮壓》，第22-43頁。
[42]《桑多爾莫赫的墓碑：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四日（索洛韋茨基營站）》（一本關於桑多爾莫赫處決的文件集），第3和160-167頁，另一個資料來源所引述的內務人民委員部下達鎮壓囚犯命令的日期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六日（羅爾夫·賓納、馬克·瓊格和特裡·馬丁：《蘇聯各省的大清洗：聯合參考書目》，載二○○一年四至十二月第四十二卷第二至四期《俄國社會手冊》）。
[43]Св.帕維爾·弗洛連斯基：《文集》，第四卷，第777-780頁，根據尤裡·奇爾科夫所著《但是原本一切如此》。
[44]《桑多爾莫赫的墓碑》，第167-169頁。
[45]胡佛研究所檔案，尼古拉耶夫斯基檔案集，第二百三十三檔案櫃，第二十三文件夾；另見Н.А.莫羅佐夫：《科米地區的古拉格》，第28頁。
[46]康奎斯特：《大清洗》，第286-287頁。
[47]彼得羅扎沃茨克的FSB檔案，背景資料42，第55-140頁：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三人領導小組會議第十三號會議記錄，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日，見彼得羅扎沃茨克紀念協會尤裡·德米特裡耶夫資料集。
[48]康奎斯特：《大清洗》，第438頁。
[49]格蒂和奧列格編：《通往恐怖時期之路》，第532-537頁。
[50]同上，第562頁。
[51]葉夫根妮婭·金斯堡：《突變的歷程》（保羅·史蒂文森和馬克斯·海沃德英譯），第256頁。
[52] Н.А.莫羅佐夫：《科米地區的古拉格》，第28-29頁。
[53]諾蘭德，《古拉格的重鎮》，第253-257頁。
[54]馬庫羅夫：《卡累利阿的古拉格》，第163頁。
[55]赫列夫紐克：《蘇聯經濟中的強制勞動》，第79頁。
[56]伊萬諾娃：《勞改營社會主義》，第105-107頁。
[57]諾蘭德，《古拉格的重鎮》。
[58]赫列夫紐克：《蘇聯經濟中的強制勞動》，第73頁。
[59]諾蘭德，《古拉格的重鎮》。
[60]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案，9401/1/4240。
[61]亞歷山大·索忍尼辛，《第一圈》，第25和29頁。
[62]雅羅斯拉夫·戈洛瓦諾夫：《飛來橫禍》，載一九九○年一月號《旗幟》，第107-150頁，另見一九九○年二月號《旗幟》，第104-149頁；Д.賴茲曼：《過著女王一般生活的Мальдяк》，第21-23頁。
[63]亞歷山大·科庫林：《蘇聯內務人民委員部特別技術局》，載一九九九年第一期《歷史檔案》，第85-99頁。
[64]赫列夫紐克：《蘇聯經濟中的強制勞動》，第79頁。
[65]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案，7523/67/1。
[66]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案，9414/1/24和25。
[67]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案，7523/67/1。
[68]俄羅斯聯邦國家檔案館檔案，8131/37/356；7523/67/2和9401/1a/71。
[69]艾米·奈特：《貝利亞：史達林的首席副官》，第105-106頁。
[70]赫列夫紐克：《蘇聯經濟中的強制勞動》，第80頁。
[71]В.Н.澤姆斯科夫：《三十年代的囚犯：社會人口學問題》，載一九九七年七至八月第四期《國家歷史》雜誌，第63頁；培根，《戰爭時期的古拉格》，第30頁。
[72]В.Н.澤姆斯科夫：《古拉格群島：以作家和統計學家的目光觀察》，載一九八九年第四十五期《論據和事實》雜誌，第6-7頁；培根，《戰爭時期的古拉格》，第30頁。
[73]奧霍京和羅金斯基編，《蘇聯勞改營系統手冊》，第308頁。
[74]同上，第338-339頁。
[75]同上，第200-201、191-192和303頁。
[76]本書作者對奧爾嘉·瓦西裡耶娃的採訪，莫斯科，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77]為奧霍京和羅金斯基所編《蘇聯勞改營系統手冊》共同撰寫了具有歷史意義的序言的М.Б.斯米爾諾夫、С.П.西加切夫和Д.В.什卡波夫使用了"勞改營工業聯合體"一詞。
來源：《古拉格：一部歷史》，新星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