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韓曉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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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常春藤盟校耶魯大學正在遭遇一樁涉嫌種族歧視的官司。
根據美國司法部10月8日向康乃狄克州聯邦地區法院提交的起訴書，耶魯大學在招生的各個環節都把申請人的種族列為決定性因素。這樣做的結果是，2017年和2018年，非裔申請者的錄取率最高，其次是西班牙裔申請者，而亞裔和白人申請者的錄取率最低。
事實上，包括耶魯大學在內的許多常春藤盟校都有在招生時兼顧多種族的考量。他們儘可能將包括非裔、西班牙裔等其他種族申請者吸收進來，而這些種族的申請者平均成績不如亞裔，於是大學在招生時對這些種族有了一些政策傾斜，這在校方看來是一種確保大學多元化的有效手段。
但是，一些亞裔發起成立的組織，如「公平入學組織」（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簡稱SFFA）和亞裔美國人教育聯盟(Asian American Coalition for Education)認為，常春藤高校在招收亞裔學生時故意抬高入學門檻，事實上造成了對亞裔學生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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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哈佛拒絕的亞裔年輕人
2012年的一天，16歲的麥可·王(Michael Wang)在加州灣區的家中開始了申請大學的工作。
王是一名華裔，當時還是詹姆斯·洛根高中(James Logan High School)的四年級學生。王的父親是一位在中國受過高等教育的教師，父親的夢想就是把兒子培養成一名優秀的學生。
王也不負眾望，他在高中時成績一貫優良，平均績點為 4.67，這是絕大多數人無法企及的高分。王在美國大學入學考試(SAT)中獲得的成績是2230分，從排名看超過了99%的其他考生。
但王也不是一個書呆子，他在校演講和辯論隊中的表現極為出色，他還參與創立了學校的數學俱樂部。王的鋼琴演奏水平也很高，作為舊金山歌劇院唱詩班中的一員，他在歐巴馬的首次就職典禮上彈奏了鋼琴。
對於王來說，他自認為已經做了足夠充分的準備，能夠進入自己夢寐以求的學校——哈佛、耶魯、斯坦福和普林斯頓中的一個。
然而第二年春天，王所申請的常春藤盟校，除了賓夕法尼亞大學都拒絕了他。
這位高材生感受到了極大的失落。他開始思索究竟是什麼力量阻擋了自己的常春藤之夢。漸漸地，他發現一些成功進入上述名校的學生履歷並不如他，而這些人很多都是西班牙裔和非裔美國人。
他開始疑惑，自己之所以被這些名校拒絕，僅僅是因為他是亞裔嗎？
王想起自己從小到大一直被父母耳提面命地反覆強調：美國對亞裔學生的要求總是比其他人都要高。上高中時，亞裔學生在入學時可能會遇到更大的阻力已成為一個不言自明的共識。
王認識的一些亞裔和白人混血家庭的學生，他們會在申請中稱自己是白人，以免被歸入優等生的行列。一些錄取諮詢公司，比如紐約的「常春藤教練」（Ivy Coach）也承諾，會讓自己的客戶在申請材料中「顯得不那麼亞裔」。
王覺得這種情況必須得到改變。2013年 6月，王向美國教育部民權辦公室提起了對耶魯大學、史丹福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的歧視投訴。在王看來，也許他的這個選擇能在未來幫到更多亞裔學生。
在此之後，他持續保持著對高校招生問題的關切，並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
發現了保守派活動人士愛德華·布魯姆(Edward Blum)的著作。布魯姆是一名金融顧問，畢生致力於推翻有種族意識的法律。王和布魯姆通了電話，沒過多久，布魯姆就採取了行動。
2014年11月，布魯姆和60多個組織對哈佛大學提起了聯邦訴訟。該訴訟表明，平權行動（Affirmative Actions）——一種旨在幫助亞裔美國人等少數族裔的機制，實際上正被用來傷害他們。布魯姆希望在大學錄取過程中，不需要在種族或民族方面進行篩選。
為了提起訴訟，布魯姆創建了「公平招生學生組織」(SFFA，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這個組織大致模仿了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美國有色人種協議會(N.A.A.C.P.)。SFFA代表其成員起訴了哈佛大學，聲稱其中一些成員也有過和王類似的經歷。
SFFA認為，哈佛在給新生分班時，會有意識地引入種族因素考量，每個種族的學生在班級中都有相對固定的比例。一般情況下，一個班裡會有大約一半白人，20%的亞裔，15%的非裔，以及20%的西班牙裔。為了達成這樣的比例，哈佛有意識地對亞裔學生的入學提出更高的要求。
不過，法院卻不這麼認為。去年10月，波士頓的一位法官做出裁定，認為「沒有任何證據表明哈佛大學存在任何種族敵意」。SFFA旋即提起上訴。目前這場訴訟戰仍在進行，審判結果預計近期內將出爐。
2019年哈佛大學畢業典禮上，哈佛校長勞倫斯·巴克（Lawrence S. Bacow）與德國總理默克爾
圖片：AFP
由麥可·王引出的「哈佛種族歧視案」，以及耶魯大學面臨的種族歧視官司，只是兩個代表案例。
據普立茲獎得主、《華爾街日報》知名記者丹尼爾·戈登（Daniel Golden）的調查，在佛羅裡達州戴威市西部高中2015屆700多名畢業生中，排名前四的學生都是亞裔美國人，他們的學業和課外成績都很突出，但無一例外地，他們都沒有被常春藤大學錄取。
相反，排名相對較低的非亞裔學生卻成功被包括耶魯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布朗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在內的常青藤大學錄取。
這些大學真的在歧視亞裔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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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被保護到被歧視
美國高校在錄取大學生時對多種族的考量，跟上世紀60年代的民權運動有關。
在1964年《民權法案》通過後，美國各地逐漸發布了很多照顧少數族裔優先入學或者保障就業的政策，這些政策都被包含在以「強制優待政策」（Affirmative Action）為框架的平權運動下。其中，有的學校就規定，要把一定比例的入學名額或者工作機會留給少數族裔。
但這種給少數族裔「配額」的制度逐漸遭到了法律挑戰。其中，最具標誌性的事件就是「巴基訴戴維斯醫學院案」。
艾倫·P·巴基（Allan P. Bakke）是一位工程師及前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他在申請進入醫學院讀書時屢屢碰壁。雖然他被拒絕的直接原因可能和年齡較大有關，但無法否認的現實是，很多條件遠不如巴基的少數族裔都被這些醫學院錄取，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甚至把每年的100名錄取名額中的15個特別留給少數族裔。
巴基據此認為，自己遭到了高校的種族歧視，於是他將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告上了州法庭，學校一審敗訴，但他們不服，又把官司打到了聯邦最高法院。
對高校招生影響深遠的「巴基訴戴維斯醫學院案」主角艾倫·P·巴基 圖片：視頻截圖自C-SPAN
1978年，聯邦最高法院做出裁決，認定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把100個招生名額中的15個劃分給少數族裔的做法違憲；但同時也確認，大學可以在錄取時考慮種族因素。這就意味著只要學校不明確說明把錄取名額中多大比例留給某一族裔，就沒有違憲。
正因為這項判決，此後常春藤高校可以理直氣壯地根據學生的種族來進行招生。
不過在當時，並沒有對亞裔學生造成明顯影響。那時候美國亞裔人口還相對較少，1980年，整個美國的亞裔人口不過350萬人，其中大多數人還是第一代移民，他們的子女普遍未到進入大學的年齡。
但沒過多久，亞裔第一代移民的孩子到了升學年齡，這些學生的競爭優勢就顯露出來。第一代移民大都是經過高度甄選的，與原籍國的其他人相比，他們受教育程度相對較高。由於亞裔家庭注重子女教育，這些學歷較高的亞洲第一代移民的孩子普遍取得了非凡的學習成績。
相比其他種族，亞裔美國人的成績和SAT分數更高，他們更有可能從高中畢業並上大學，並且也更有可能上大多數精英大學。這種優勢被包括《華盛頓郵報》在內的美國多家主流媒體稱之為「移民方面的超選擇性」。
而當越來越多的亞裔學生進入常春藤名校，這些名校也開始產生了警覺，他們以保護少數族裔的教育資源為由，開始對亞裔學生的錄取率進行限制。
1988年，裡根政府時期的司法部助理部長、民權部門負責人威廉·布拉德福德·雷諾茲(William Bradford Reynolds)在一場美國大學招生研討會上指出，「大量統計表明，亞裔美國學生總是被學業上沒那麼合格的其他族裔學生擋住了去往名校的道路。」
他還補充說，「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申請人被拒的原因似乎是大學的『平權行動』政策，而該政策旨在偏袒其他更受青睞的少數族裔。」
雖然雷諾茲的演講並沒有改變美國名校在招生時對亞裔較為苛刻的態勢，但它的意義在於，美國社會第一次明確把對亞裔申請者的歧視問題納入到了平權運動的範疇。
事實上，直到上世紀末，由於亞裔人群在政治領域的聲量不大，對美國高校最不滿的人群並不是他們，而是白人。
不過，從1990年代開始，隨著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越來越多，亞裔人口在美國也迅速增長。截至2016年，美國約有2140萬亞洲人，其中約490萬為華裔，這一數字甚至比1980年所有美國亞裔人口還要多。
隨著亞裔人口在美國的存在感越來越強，加之中美兩國地緣政治博弈等外部因素，美國國內對於亞裔尤其是華裔人群的敵意開始出現。
2013年10月的一場「吉米·基梅爾直播!」成為了一個重要轉折點。這是一檔在美國廣播公司（ABC）播出的脫口秀節目。那期節目中，在詢問孩子們對美國一些問題的看法時，主持人基梅爾問，「我們欠了中國很多錢，那麼該做些什麼呢?」
一個六歲的孩子說，「我們應該殺了所有的中國人。」對於這樣的回答，基梅爾沒有表示任何責罵，他只是露出了一個尷尬的微笑。
這段視頻很快在網上激起了一些華裔組織的憤怒。基梅爾隨後做出道歉，白宮也不得不介入，稱這些言論「沒有反映美國對中國的主流看法」。
第二年，一項試圖推翻209號提案（209號提案由選民於1996年通過，它修改了加利福尼亞州的憲法，禁止該州實施基於種族或性別的優待）並恢復在學校招生中考慮種族的法案——SCA-5在加州參議院獲得通過。
消息甫一發布，很少參與草根政治的亞裔美國人開始發起一場反對SCA-5的運動，南亞專業人士網站上的一篇帖子稱，這是「加州歷史上最具種族主義色彩的法案」。反對最激烈的群體是華裔美國人，《紐約客》稱，他們組織的抗議活動已經「超出了媒體的報導範圍」。
於是在大規模示威活動發生後，2014年3月，SCA-5被撤回。但這並不是209號提案爭論的終結。
今年11月，加州選民不僅要為誰將擔任下一任總統而做出投票，他們還會對16號提案進行表決，而後者正是要廢除209號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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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為我們的孩子而戰」
在為亞裔學生爭取權益的過程中，許多NGO組織發揮了重要作用，「亞裔美國人教育聯盟」(簡稱AACE)就是其中一個。
「亞裔美國人教育聯盟」是華裔趙宇空（Yukong Zhao）創立的。1992年，趙宇空從雲南移民到美國。剛到美國時，他在維吉尼亞理工大學讀研究生，後來又在南卡羅來納大學商學院就讀。在成為AACE的總裁之前，他長期在美國佛羅裡達州的西門子公司擔任全球規劃總監。
2013年，「基梅爾事件」改變了趙宇空的人生軌跡。「那是我參加的第一次民權運動，」 趙宇空在接受BuzzFeed採訪時表示，「在那之前，我們很少公開講話，我們很少為自己的權利而戰。」
2014年，趙宇空創立了AACE，專注於爭取亞裔美國人的公平受教育權。同年，他和SFFA創始人愛德華·布魯姆展開了非正式合作，此後，他的AACE也成為了起訴哈佛大學的60多個組織中的一員。
2018年9月，趙宇空就AACE起訴哈佛大學一事接受中國國際電視臺（CGTN）的訪談 圖片：視頻截圖自CGTN採訪片段
之後，他自己兒子休伯特的遭遇，使趙宇空在這條路上走得更加堅決。
2016年，休伯特被哥倫比亞大學、康奈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拒絕，最後進了佛羅裡達的一所大型州立大學學習工程學。趙宇空將其稱之為「悲劇」。休伯特曾獲得過美國國家優秀獎學金，是學校辯論隊隊長，還是學校機器人隊的一員。他還曾在當地一家癌症醫院做過志願者。
「擁有這樣的資歷，他們卻仍然拒絕我的兒子，這是毫無道理的，」趙宇空說，他的兒子有一個西班牙裔女同學，成績不如他，但卻被約翰霍普金斯大學錄取了。
對於一直從事的爭取亞裔平等教育權運動，趙宇空說，「這與保守派或共和黨無關，我們不是他們的工具。我們是在為我們的孩子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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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與「多元化」的博弈
這一次耶魯大學被司法部起訴，也是趙宇空的「亞裔美國人教育聯盟」參與促成的。
但對於該訴訟，美國國內的不同聲音也有不少。
美國教育委員會主席泰德·米切爾（Ted Mitchell）評論稱，「一些被誤導的宣傳團體一再試圖阻止高校在全面招生審查中把種族作為一個因素，但這些努力都以失敗告終。而司法部今天竟然毫不猶豫地與他們站在一起，這令人深感不安。」
法律民權律師委員會主席兼執行董事克裡斯汀·克拉克（Kristen Clarke）在一封電子郵件中寫道：「有種族意識的招生是合法的，也是必不可少的，它可以確保大學對各行各業的學生開放，包括有色人種的學生。」
美國法律學者、律師張軍告訴全現在，美國高校對非裔和拉美裔等少數族裔出臺入學優惠政策也不無道理：
「美國是由多民族多種族多膚色人群組成的社會。國家在制訂政策時不可能不考慮多元化。同時，大學也應該是多元化的。對於學生而言，在校期間也並不僅僅是進行學術修習，學會接納、與不同族群的同學相互交流，本身也是大學生必備的素質。」
在張軍看來，「由於歷史和現實等諸多因素，美國各族群學生的受教育程度和能享受的教育資源也天差地別。華裔學生家長會覺得，為了自己的孩子能考上好大學，家裡傾盡資源，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幫助學生掌握各個技能，終於獲得高分，這本身是應當獲得等價的認可與回報的。
然而站在非裔和拉美裔學生的立場來看，他們的家境相對貧寒，有的學生甚至還要去打工補貼家用，這種情況下取得的成績已然不易，如果不能得到優惠政策的扶持，那麼整個族群獲得頂級教育資源的機會就越來越少，隨之而來的就是上升空間的縮減，而這會加劇種族矛盾。」
耶魯大學校長皮特·薩洛維（右）與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威廉·諾德豪斯 圖片：AFP
哈佛大學在2013年進行的一項分析也佐證了張軍的說看法。如果單純按照學生成績和綜合素質來作為入學門檻，亞裔美國人將佔被錄取人群的43.4％。正是為了避免發生這種狀況，哈佛大學將亞裔學生的佔比壓縮到了18.7%。與之相比，哈佛的非裔和拉美裔學生的佔比則分別為15%和12%。
現在，美國的高校面臨一個兩難的選擇：如果採取公平原則，通過學生的自由競爭選出最優秀的學生進入大學，那麼非裔和拉美裔等少數族裔的教育資源將被壓縮；反過來，如果站在多元化立場，通過強制優待政策支持非裔和少數族裔學生，那麼大學的公平公正原則又會受到損害。
在「多元化」與「公平」這兩大原則博弈下，哈佛和耶魯案最終會向何方發展？
《華爾街日報》等多家美國媒體認為，這兩場訴訟戰最終都將交由聯邦最高法院來裁決。從目前形勢看，由川普提名的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巴雷特很有可能在10月26日獲得參議院通過，聯邦最高法院幾乎必定將迎來第六位保守派大法官，而自由派大法官目前只剩下三人。
張軍律師對全現在表示，從大法官的派別來看，如果由保守派居主導權的最高法院來判，有可能會要求大學減少對種族因素的考量，更多關注學生的成績、包括領導能力在內的綜合素質；因為在保守派看來，當年的強制優待政策本來也是「權宜之計」，大學在招生時還是應該以公平為第一原則，而現在，「招生中的平權運動已經完成了它的歷史使命，那些矯枉過正的措施也該畫上句號了。」
不過張軍也指出，在宣判之前，任何情況都有可能發生，畢竟1978年那場「巴基訴戴維斯醫學院案」也是在保守派法官居多數的情況下得出的判例。
原標題：《高分卻進不了哈佛耶魯，美國亞裔起訴常春藤大學「種族歧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