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7月7日，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去世，昨天是其逝世十周年。本文為陳平教授為2013年7月7日中國信息經濟學會紀念楊小凱研討會而作，賜稿觀察者網全文首發。
楊小凱，原名楊曦光，華人經濟學家，最突出的貢獻是提出新興古典經濟學與超邊際分析方法和理論。曾經被兩次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由於其在經濟學上的巨大成就，楊小凱被譽為「離諾貝爾獎最近的華人」。2004年在澳大利亞去世，享年56歲。】
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1948-2004），曾兩次被提名諾貝爾經濟學獎。
楊小凱是中國留美學經濟學的學生中，最有原創力的學者。我在1986年留美經濟學會在哈佛舉行的第2屆年會上認識楊小凱，一同參與中國留美經濟學會的制度建設。1987年在密西根大學舉行的第3屆年會上，楊小凱和於大海來動員我去競選第3任中國留美經濟學會會長。1989年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裡戈金統計力學與複雜系統研究中心舉辦了《非線性動力學和演化經濟學》的國際研討會，來了各學科的大家，楊小凱也來報告了他的成果，就是後來成名的新興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模型：勞動分工的角點優化解。楊小凱關注兩個問題：學術問題是勞動分工的起源，政治問題是中國的憲政。我也關心這兩個問題。每次開會遇見楊小凱，我們都有許多討論。這次，借著紀念楊小凱的學術會議之機，我把我們討論的問題和方法論的爭論，和大家分享，以進一步推進楊小凱關心的問題的研究。
中國文化傳統，對死者的紀念，往往友人們來回憶許多動人的往事。西方學術的傳統，對學者的紀念，是研討他提出和留下的問題。和中國文化的「述而不作」的觀念相反，西方學術爭論越大的問題，學術貢獻越大，因為啟發的後來者越多。著名的例子，就是馬爾薩斯的人口論。至今生物學和經濟學都沒有定論：究竟人口增長是好事還是壞事？人口增長有無極限？馬爾薩斯對社會科學的影響，究竟是客觀還是主觀的理論？但是，誰都不能否認，馬爾薩斯刺激了達爾文的演化論，達爾文又激發了馬克思。當然，希特勒和種族主義也可以利用馬爾薩斯的人口論來為其惡行辯護，但那不是什麼科學研究。作為物理學家出身的經濟學研究者，我對問題的討論，關心的是歷史的事實和方法論的優劣，同時對問題的答案取開放的態度，因為任何科學問題，只有更好的答案，沒有最終的答案。
楊小凱在普林斯頓大學念經濟學博士期間，注意到英國經濟學家阿倫-楊提出的勞動分工問題隱含的規模效應（Young 1928），無法納入新古典經濟學的價格理論。對這一沒有解決的基本問題，他提出用角點解的模型來解釋勞動分工的多樣性，再引入科斯的交易成本，以討論經濟結構的演化（Yang and Borland 1991，Borland and Yang 1992）。他稱之為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neo-classical economics）。他的工作受到芝加哥大學教授Rosen，諾獎經濟學家布坎南和阿羅的欣賞（Arrow，Ng，& Yang 2000）。這是中國新一代經濟學人首次進入主流經濟學的創新論壇。楊小凱的過早去世，是中國經濟學界的重大損失。
從左至右：華人經濟學家楊小凱、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布坎南、著名經濟學家黃有光
下面，我重點從方法論的角度來討論楊小凱提出的問題，以及他的工作對未來經濟學發展的啟示。以下的內容，除了和楊小凱本人的當面對話外，以前從未正式發表過。這次應陳禹老師鄭重邀請，決定把我們的對話與大家分享，並接受大家的批評，以推進中國經濟學家對經濟學基本問題的研究。我想說明的是，個人學術研究的路線和局限，受個人師承和個人經歷的影響。這是我自己經常提醒自己必須注意的問題。不同學派之間的對話，有助於擴展研究的視野。
一. 解釋勞動分工的兩種思路：優化論與演化論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開創的古典經濟學，是從一個制針廠勞動分工提高效率的案例觀察開始的。然後他在第3章提出了一個著名的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馬歇爾以供求曲線為基礎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的是價格形成機制，而非勞動分工的演化。以薩繆爾森和阿羅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綜合，把資源配置而非勞動分工列為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並引入預算約束條件下的優化模型，作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顯然，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與馬歇爾的新古典經濟學和當代西方的新古典綜合，存在經濟學規範的整合問題。問題在於如何整合？
1.1 勞動分工引發的問題
Young首先提出規模遞增和勞動分工之間存在互動關係（1928）。但是新古典經濟學沒有給出具體的解釋。
Stigler注意到亞當-斯密的兩個論題是互相矛盾的（1951）。斯密關於「看不見的手」的理論，描寫的是完全競爭，這意味著大量企業共存。但是斯密定理「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必然導致壟斷競爭。兩者在現實中如何共存？在邏輯上似乎自相矛盾。
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對理解社會形態的演化提出了一系列問題。著名的李約瑟問題是：為何資本主義和科學產生於西歐而非中國（Needham 1954）？我認為這個問題關聯到另一個基本問題：即中西文明的分岔為何表現為中國發展了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抑制國際勞動分工，而西方打破自給自足經濟，鼓勵國際勞動分工（陳平 1979，2001）。
更大的問題是馬克思對資本主義合理性的挑戰。勞動分工的協調如何能通過「看不見的手」進行。如果市場的價格機制能夠完全協調勞動分工，為何存在周期性的經濟波動和經濟危機？亞當-斯密本人認為殖民主義是不必要的浪費，然而大英帝國和美國霸權的出現，清楚顯現了不平等的國際勞動分工秩序。華勒斯坦指出勞動分工的核心區剝削邊緣區是資本主義體系擴張的機制（Wallerstein 1974）。這些問題基本上被排除在新古典經濟學之外。
對這些問題的回答主要有兩條不同的路線: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優化就是演化（Alchian 1950，Coase 1958）。換言之，資本主義和全球化的發展是一個趨於均衡的制度收斂過程，這是西方價值普世觀的理論基礎。但是，以普裡戈金為代表的非平衡態物理學認為生命和社會的演化是一個非平衡的多樣發散過程（Prigogine 1980，1984）。多數生物學家、人類學家而非經濟學家支持普裡戈金的觀點。
由於不同的師承關係，楊小凱的工作，主要受新古典經濟學的訓練，所以他的方法論明確遵循優化路線，即微觀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的框架（Yang2001）。而我的工作走的是非線性動力學的路線，即理論生物學的人口動力學和生態動力學模型（陳平 2004，Chen 2010）。我們力圖解釋的現象也不同。楊小凱試圖解釋國際貿易中出現勞動分工的機制，他的解釋來自於張五常的猜測：降低交易成本。我的工作試圖回答李約瑟問題：為什麼中國和西方文明的演化路徑出現分岔，以及如何理解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產業和大國的興衰（Chen 2010，2013）。
我和楊小凱對話的結果，是回答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優化規範和演化規範各自適用的範圍在哪裡？兩者的交界在哪裡？下面我來分別討論。
1.2 楊小凱的角點解和勞動分工的多樣性
優化解是效用函數或生產函數曲線上的一個極值點，這就無法解釋勞動分工產生的多樣性和歷史發展。楊小凱的思路是：能否在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內，討論本質上是演化論的勞動分工問題呢？楊小凱給出的是一個技術性的解答，即設計一個特殊的生產函數，使他的優化解是兩個角點解，以「二」代表「多」。從而可以演繹勞動分工的演化故事。楊小凱的數學模型在定性上可以描寫不少經濟學的複雜現象，但其本質仍然是新古典的優化模型。
1989年秋楊小凱把他的文章帶到了奧斯汀舉行的《非線性動力學與演化經濟學》國際研討會上報告。會後由南加州大學教授理察-戴依（Richard Day）和我主編的，1993 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會議文集《非線性動力學與演化經濟學》（Day and Chen 1993），沒有收錄楊小凱的文章，原因是技術性的。因為當時物理學、化學與生物學是「混沌熱」。戴依是經濟混沌模型的先驅，我是經濟混沌經驗觀察的先驅。楊小凱的文章沒有涉及非線性動力學。戴依否決他的文章，認為和研討會的主題無關，我也無法辯護。
有趣的是，數學模型的技術性分歧，在經濟學中帶來哲學的含義。當時諾獎經濟學家中，只有西蒙和薩繆爾森對混沌有興趣。薩繆爾森不但喜歡我們的工作，自己也做了一個混沌模型，在非線性動力學的會議上發表（陳平 2010）。但是多數主流經濟學家對經濟混沌非常抵制。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斷言市場是自穩定的系統，無需政府干預，市場波動的根源是外來的噪聲驅動。如果存在混沌，就意味著內生不穩定性。「自由放任」政策就沒有根據了（Chen 2008，陳平 2004，2011）。但是，他們沒有想到，沒有不穩定性就沒有多樣性，也就沒有創新。這是熊彼特的演化與創新經濟學，無法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優化框架描寫的原因。
但是，楊小凱堅持不懈。他找了一個西方的合作者Borland，把文章改寫後投到芝加哥大學著名的《政治經濟學雜誌》，得到編輯Sherwin Rosen的賞識得以發表，從此打開在主流經濟學的發表渠道（Yang and Borland 1991）。此後發表了一系列結果，包括國際貿易，增長，貨幣，和經濟周期理論等等。他把角點解的模型分析方法取了兩個不同的名字：超邊際分析（inframarginal analysis）和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
楊小凱去世前給出了一個文獻綜述（Cheng & Yang 2004）。楊小凱的雄心是調和兩個互相矛盾的經濟學範式：亞當-斯密關於勞動分工是經濟增長之源的思想和新古典經濟學建立在邊際定價和一般均衡假設上的優化框架。兩者的共同之處在相信市場無需政府干預，這就是「古典」一詞在經濟學的含義。
楊小凱的方法論特點是從數學表象上拓展了新古典經濟學現有的優化模型，但沒有從經驗觀察和基礎理論的角度質疑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所以，楊小凱的工作是發展或修正了新古典經濟學，但是沒有發動對新古典經濟學的革命。這和他在普林斯頓大學所受的訓練有關。普林斯頓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大本營，但不是演化經濟學的重鎮。所以，楊小凱沒有注意當代科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挑戰。
科斯本人不相信數學模型。楊小凱把交易成本的概念引進勞動分工模型，得到了批評科斯理論的布坎南的欣賞。楊小凱注意交易成本的概念，是受了張五常和阿爾欽的影響。因為阿爾欽提出產權理論的動機，是要解決監督懶人的問題。監督費用可以看成一種交易費用。張五常解釋中國改革成功的理論猜測是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阿爾欽和張五常都沒有數學模型，因而是一種規範論（normative theory），不是實證論（positive theory）。楊小凱的工作，在技術層面上超過了阿爾欽和張五常的經濟學解釋，把新古典優化模型引入制度經濟學，並模擬了勞動分工得演化可能。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規範來看，楊小凱的工作有突破的進展。
1.3 我們對勞動分工條件的經驗觀察和理論探討
我是物理學出身，沒有受過新古典經濟學的系統訓練。我對勞動分工問題的興趣，來自於文革期間對太原重機廠的實地調查。太原重機廠是第一個五年計劃蘇聯援建的中國第一個現代化的重型機器廠，有蘇聯式的完整的託拉斯結構，包括附屬的技校、大學、和中心實驗室。1968年春，我徒步長徵從北京走到太原，得以有機會調查重機廠的歷史和現狀。令我驚奇的是，如此先進的工廠，建成十幾年，工人數增加了幾倍，但是產量只達到設計能力的三分之一。
什麼原因呢？我翻遍了有關經濟學的資料，也作了基層調查，都沒有明確答案。最後，我問總工程師：什麼是工廠的設計能力？回答是，定型產品的大規模批量生產。我立即發現問題所在：一個大型重機廠的設計能力是年產幾十臺重機，才能使銷售額大於生產成本。但是，中國雖大，重型機械的市場卻很小。研製一種新的重型機械，雖然技術先進，卻只能賣出2-3臺，達不到生產規模的閾值，企業必然虧本。要使新產品贏利，除非面向世界市場，才能達到設計能力的生產規模。但是，中國當時受西方和蘇聯的雙重封鎖，沒有進入世界市場的可能。中國從國防需要出發，必須不斷研究新技術。但是，研究新技術的企業都賠本，不願生產。所以，新技術的研發必須以軍工名義下指標，為國防不惜代價才能推進。
中國指令經濟產生的根源，不是什麼經濟利潤，而是國家安全。我觀察到的毛澤東時代現代化國企效率低下的原因，既非技術落後，也非階級鬥爭或產權不清導致積極性低落，而是中國在西方和蘇聯的雙重封鎖下，沒有加入國際勞動分工體系，導致國內市場狹小，沒有規模效應。中國從唐代開始，歷代政府強調自給自足，而非發展國際勞動分工，主要基於國家安全的考慮。因為開放經濟受外敵制約的風險，遠大於相對封閉的自給自足經濟。
我在1979年寫過一篇文章，被中央有關部門決定同時發表在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上，以推動對毛澤東以糧為綱思想的批評（陳平 1979）。我從生態學的角度指出中國種糧為主的簡單小農經濟在結構上比西方牛吃草、人喝奶或人吃牛的牧業結構更穩定。西歐得以發展外向型的國際勞動分工，是因為牧業無法自給自主。因為肉的保存要用香料，歐洲不產，必須發展到東方的印尼和印度的「香料貿易」。這不但回答了李約瑟問題，而且指出工業革命的挑戰，必須發展開放型的勞動分工，以鼓勵農業的多樣發展。文章首次從國際和歷史的視野，提倡開放經濟和多種經營。並從中國的土地戰爭與西方的商業戰爭模式的比較，指出經濟轉型和戰略轉變的關係，為後來鬆動人民公社的指令性屯田機制，和發展家庭生產責任制鋪平了道路。
當時，國內經過戰爭的老將軍和老幹部對我的文章從戰略轉變來理解鄧小平的開放政策很喜歡，國外喜歡我的學者包括李約瑟、費正清、白魯恂、裴宜理、和黃宗智，他們認為我的歷史觀屬於文化人類學的範疇，即用生態技術的基礎來解釋東西方經濟結構和戰爭政治模式的差異，鼓勵我繼續著書立說。
我1981年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普裡戈金熱力學與統計力學研究中心做研究生時，發現普裡戈金在布魯塞爾的弟子發展了螞蟻的勞動分工模型，其基礎是人口模型的邏輯斯蒂方程，可以描寫馬爾薩斯指出的資源規模對人口規模的約束（Nicolis and Prigogine 1977）。我注意到中國集體主義的文化需要的人均土地資源比西方個人主義文化少的多。我引入資源開發競爭中不同文化的學習競爭，用來回答李約瑟問題，即為何資本主義起源於西歐而非中國。基礎模型1987年在國際會議報告後發表（Chen 1987）。當時美國輿論關心的問題是日本是否會取代美國的地位？我給出大國和產業興衰的規律，引起軍備競賽專家們的興趣。1990 年代休克療法使蘇東轉型經濟造成嚴重損失，使普裡戈金重新評價我的勞動分工研究，認為其重要性超過我後來做的混沌研究。
我2000年讀到Stigler 1951年的文章，才注意到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包含重大的矛盾（Stigler 1951）。我發現類似的矛盾在複雜系統科學也存在。對一個複雜系統而言，結構複雜性增加，究竟是增加還是降低了系統的穩定性呢？生物學家相信複雜性應當增加穩定性，物理學家的數學模擬得到的結果相反。究竟誰對呢？我用我的勞動分工模型回答了這一問題：複雜性和穩定性是魚和熊掌不可兼得的（trade-off）消長關係。我的模型可以用複雜科學的語言重新表述李約瑟問題：為何西方發展勞動分工，而中國難以發展勞動分工。
我的發現是：勞動分工的發展有三個條件：第一，資源種類不斷增加，使勞動分工的範圍經濟（多樣性和複雜性）不斷增加；第二，每種資源的上限沒有飽和，使規模經濟有成長空間（表現為生態學中典型的邏輯斯蒂S形曲線）；第三，環境衝擊的幅度有一定限制（包括生態或戰爭的波動幅度）。
在2012年7月在澳大利亞布裡斯班舉行的國際熊彼特學會的特邀發言中，我還進一步質疑新古典經濟學的內生增長理論，批評阿羅「幹中學」（learning by doing）的知識積累理論，只能導致富者永富，窮者永窮，而非後來居上，大國興衰。我提出「代謝增長理論」（Chen 2013），指出知識的本質不是積累的，而是新陳代謝的。新產業的出現會增加社會資源，同時降低或取代老產業的生存空間，形成邏輯斯蒂小波，以此理解產業興衰和「創造性的毀滅」。邏輯斯蒂小波的不同階段（研發期，起飛期，飽和期，衰落期）可以觀察到產權演變的生命周期，和政府角色的轉變（Chen 2008，陳平 2010）。
可以看出，優化理論主要關注企業的短期行為和穩定結構，而演化理論主要關注文明、國家、和產業的長期行為和歷史範式。
1.4. 從複雜科學和非平衡物理學看經濟學優化理論的局限
我在和楊小凱的對話中，系統解釋了為什麼非平衡物理學和新古典經濟學存在範式衝突（Chen 2005，2008，2010，陳平 2011）。我的分析如下：
新古典經濟學的優化框架是模仿古典力學保守系統的哈密頓體系，這隻對能量守恆的封閉系統成立，例如行星運動。但是，生命和社會系統是開放系統。開放系統的動態結構是耗散結構，靠連續不斷的物質流，信息流，和負熵流維持，屬於遠離平衡的非線性動力學。普裡戈金已經證明（Prigogine 1980，1984），熱力學函數在遠離平衡的條件下不存在，優化就不可能進行。但是流體動力學和熱力學照樣可以描寫系統的動態演化。天氣預報就不是哈密頓力學，而是流體力學加熱力學的狀態方程，會有不穩定性，混沌，和湍流。從宏觀和金融經濟學的真實數據中，我們也觀察到類似的混沌和複雜現象，這都超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規範。
新古典經濟學的凸性假設隱含資源無限、人的享受能力也不受生理學有限生命的限制，這是有問題的。新古典經濟學的生產函數是Cobb-Douglass形式的冪函數，沒有飽和上限，意味著不考慮環境的資源限制，也就否認了馬爾薩斯的資源限制和亞當-斯密定理，即勞動分工受市場規模的限制，這就無法理解當代的生態危機和全球暖化。
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論也是難以解釋社會演化的動力的（Chen 2007）。在物理學的視角看來，所謂交易成本就是物理學的摩擦力。勞動分工的演化和生物學的物種演化一樣，都是從簡單到複雜的演化過程。生命系統越複雜，消耗的能量和信息（負熵）越多。認為交易成本降低或摩擦力降低是勞動分工發展的動力，這一假設違背了熱力學第二定律，科斯理論的零交易成本世界本質上是永動機理論，對理解現實沒有意義，也就難以解釋勞動分工的形成機制。諾斯也觀察到，美國GDP中交易成本的比例從1870年的25%增長到1970年的高於50%（Wallis & North 1986）。
這使他對科斯理論產生困惑，轉而去研究意識形態和風俗的作用。他的觀察卻支持了我們從熱力學出發的觀點。因為歷史發展是時間對稱的破缺過程，是不可逆的。而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模型都是對稱的：生產者同時是消費者，但現實的勞動分工企業的數量遠遠少於消費者的個數，企業和產業的投資和生產周期也遠遠大於個體或家庭的消費周期，實際觀察到的經濟波動，有長期、中期、和短期的非線性波動。用生命有限的小波模型，比古典力學的周期波模型或新古典經濟學的噪聲模型要好得多。
換言之，如果不考慮開放條件下的國際競爭，不考慮產業和技術的新陳代謝，楊小凱的模型在直覺上是清晰的：簡單的交易成本（例如運輸和通訊成本）降低使企業決策願意從市場上購買組件，而非全部自己生產。但是，日益增加的網絡複雜性，將大大增加系統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協調成本（廣義的交易成本）會增加的更快，這會限制勞動分工的規模，產生危機，拆分，或重組。不會單向持續擴展。假如楊小凱能活到金融危機之後，我猜他一定會有新的觀察和想法。
二. 理解憲政的兩種思路：理性設計還是歷史演化？
我和楊小凱都關心中國的前途。我們在憲政問題上的分歧可能來源於不同的經歷和方法論的差異。希望我們的討論對下一代青年的思考有所幫助。
2.1 文革與留學的不同經歷
文革開始時我是中國科技大學四年級的學生，正在參加農村四清。楊小凱是中學生，他的父母都是中共做地下工作出身的幹部，涉及黨內的路線鬥爭。所以，楊小凱1966年的大字報「中國向何處去？」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要實現巴黎公社式的大民主，比毛澤東還要激進。他為此入獄十年之後，對無產階級專政的陰暗面體會很深，寫了很多獄中見聞。他留美的普林斯頓大學，是環境優美的學府。所以，楊小凱見到西方文明的優越面，主張中國的改革向西方模式的憲政靠攏是不奇怪的。他得病之後，信仰轉為基督教，用基督教的自然理性來論證憲政的普世性，可以說是完全接受了西方主流的歷史觀。
我對楊小凱的許多主張，都報同情和理解的態度。例如，憲法和法律的約束，對避免專制君主和多數暴政顯然是歷史的進步，也給多數人帶來利益。我的問題是，主張憲政的人，可能只有善良的願望，但是沒有可操作的辦法。這有點像老鼠要給貓脖子上掛鈴鐺的問題，老鼠如何能說服貓自願掛鈴鐺呢？
我父親在抗戰時先參加衛立煌的國民黨軍隊做軍醫抗日，在中條山戰役失敗後，遊過黃河，回到大後方，加入重慶地下黨盧緒章領導的廣大藥房重慶分行做經理。他親身見證了國民黨軍隊與八路軍的巨大差異。母親是抗戰期間從新加坡歸國的華僑，對英國殖民主義在海外對中國人的歧視和壓迫極為憤慨。雖然他們在文革期間也遭受衝擊，但是始終認為中國革命改變了中國的貧弱地位，期待我們這一代能建設富強的新中國。
我在四清期間，觀察到中國農村的主要矛盾是宗族矛盾，中國農村很難實行西方移民社會的民主制度。文革期間我觀察到群眾自發組織很難達成任何共識，破壞性有餘，建設性不足。
我1980年留美的第一年，因籤證誤期先到德克薩斯州的休士頓大學留學一年，學校就在黑人區的邊緣。我驚異地發現，美國社會貧富差距之大超過中國的邊遠鄉村，犯罪率也遠高於中國。我第二年轉學到德克薩斯大學奧斯汀校區，美國的中等城市和大城市比，幾乎是兩個世界。後來多次到歐洲訪問，併到東歐和俄國直接觀察蘇東經濟的轉型。我發現東歐和前蘇聯的基礎建設、教育和福利實際上遠遠高於中國，平均而言也高於西方。但是休克療法的結果，使跨國公司和金融寡頭分別控制了東歐和俄國的經濟，民眾的生活和國家地位大幅下降。這進一步使我看到西方所謂民主法治和程序正義的局限。中國的改革開放離不開鄧小平那一代人的遠見，單靠民主程序難以避免蘇東轉型的覆轍。再好的法律沒有人執行只是表面文章。中國的志士仁人前僕後繼，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即使走了不少彎路，也比崇尚個人主義的國家走得遠。
我的勞動分工理論，明確考慮技術革命中個人主義和集體主義兩種文化不同的學習競爭策略，我證明在資源飽和和環境不利的條件下，集體主義文化比個人主義文化有更大的生存能力；而個人主義只有在環境漲落小，新資源不斷開發的條件下，才能在創新競爭中領先（陳平 2001，Chen 1987，2005，2008，2010，2013）。我的工作在歐洲的演化經濟學家中引起很大的興趣。原來以熊彼特為首的創新經濟學派和海耶克為首的奧地利學派，都重視歷史和哲學的分析，但是認為社會現象太複雜，難以用數學描寫。現在他們認識到，歷史的多樣性可以用非線性的數學模型描寫。結果發生了方法論的逆轉。新古典經濟學堅持用本質是線性的優化模型和計量經濟學的回歸分析，而演化經濟學家們日益努力地採用複雜系統科學發展的新工具，包括混沌、分岔、小波、網絡等等。
2.2. 憲政談判的二體和三體問題
我和楊小凱在憲政問題上的爭論，在方法論上等價於力學中二體和三體問題的爭論。大家知道，新古典經濟學的所謂微觀基礎論，實質是一個理性人（魯濱孫經濟）的代表者模型，物理學叫一體或單體問題。天文學起源於託勒密的地心系，就是個一體問題。哥白尼和克卜勒的日心系，可以做個質心繫的坐標變換，地球繞太陽的運動這個二體問題，就可以變換為一個一體問題。在天體力學裡，一體和二體問題都有解析解，也就可以預測行星軌道。但是龐加勒早在1900年就發現，月亮、地球、和太陽，或者兩個行星加太陽的運動是三體問題。三體問題不可積，也就沒有解析解。這是最早知道牛頓力學預測能力的局限，也是研究混沌現象的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科斯交易成本理論，把社會衝突的化解等價於二人討價還價的交易，博弈論的囚徒困境的實質也是二體問題。但是社會問題的本質是多體問題，最簡單的多體問題是三體問題。老子說「三生萬物」，數學上周期三是混沌的先兆。如果憲政問題是多人博弈，就取決於歷史的偶然因素，不可能有唯一確定的穩態解。歷史上，希臘城邦和羅馬共和國的穩定性比中國和拜佔庭短得多。戰後亞非拉的民主國家經常被大家族或軍人政變綁架。西方的民主政治被利益集團左右，應付危機和戰爭的能力不如社會主義國家，只是在和平創新時期有一度領先的表現。這些觀察都說明社會歷史現象的多樣性和複雜性。
三. 結論
我們在今天的歷史條件下，紀念楊小凱關於勞動分工和憲政的工作與思考，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我在這裡，詳細介紹複雜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觀點，不是為了自誇，而是為了普及物理學的最新知識及其在社會科學的應用，因為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忽視科學對經濟學的衝擊。勞動分工理論和憲政都是西方思想史上的基本問題，但是最近幾十年來，東亞和中國的崛起，使人們對經濟學和政治學的基本問題有了新的看法，豐富了人類知識的寶庫。中國知識分子從到西方取經的啟蒙運動，到參與當代國際社會的改造，代表了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知識分子的對話和交融，提高了人們對人類社會的認識。這一進程才剛剛開始。
從經濟思想史來看，新古典經濟學把數學方法引入經濟數據的分析和經濟政策的決策，無疑是一個進步。但是，市場經濟周期性的波動和危機，又使大家認識到市場經濟的不穩定性和社會演化的複雜性。這對複雜科學與演化經濟學的結合，起了推動作用。要走出美國起源的金融危機，超越西方勞動分工模式引發的生態危機，我們有必要整合東方整體論的智慧和西方分析科學的工具，來更好地解決我們面對的問題，探討可持續發展的新社會。
要是楊小凱能有幸見到金融危機後各個國家的不同表現，我相信他一定會與時俱進，提出新的觀察和理論。因為他的一生是思考的一生，也是探索的一生。
願歷史見證我們這一代人的探索對下一代的發展是有益的。
讓我們共同努力，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得更好，把經濟學推進到更高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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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學勤：小凱的囑託與我的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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