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新古典經濟學在中國轉型實驗中的局限

【近日，匈牙利經濟學家雅諾什·科爾奈發表《警惕近在眼前的危險》一文，科氏繼「挑起」蘇東國家極右翼話題、在給慶祝休克療法勝利的主流派潑了冷水後，迅速轉向渲染中俄威脅，進而鼓吹繼續對中國實行冷戰時代的遏制政策。對此，經濟學家陳平特撰文《資本主義戰勝社會主義了嗎？ 》對該文進行了評價。

陳平教授還特意賜稿本文於觀察者網，進一步回應科爾奈的觀點。本文為陳平教授2006年發表的批評新古典經濟學的文章，其中專門批評了科爾奈的「軟約束」理論，並希冀年輕一代經濟學家學會用歷史實踐和國際比較來檢驗互相衝突的經濟學理論，而非用邏輯或信仰來決定經濟學理論的是非。】

內容提要：「華盛頓共識」和「休克療法」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凱恩斯革命的新浪潮。他們否認大蕭條的基本教訓，無視歷史的多樣性和經濟的複雜性。他們自上而下設計的自由化與私有化政策，導致蘇東（前蘇聯和東歐）經濟在過去十餘年間的大幅下跌。中國和蘇東轉型實驗的比較研究，促使我們重新檢驗經濟學的基本問題，例如均衡學派與非均衡演化學派關於經濟波動本質的爭論。轉型蕭條的慘重代價，使我們加深理解新古典經濟學的誤區，例如價格的線性供求理論、預算軟約束理論、宏觀經濟的微觀基礎理論，以及新制度經濟學的趨同理論。中國基於學習、創新和分散試驗的新經驗，將使經濟學超越均衡優化的古典規範，去探索非均衡演化的複雜經濟學。

關鍵詞：不穩定性，複雜性，非均衡，轉型蕭條

中國理論經濟學界最近有一場爭論：中國的經濟學究竟應當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指導。筆者提醒爭論雙方一個簡單的事實：西方主流經濟學家制定的休克療法（又稱華盛頓共識）在蘇東（以下作為「前蘇聯和東歐」的簡稱）的推行，付出轉型大蕭條的慘重代價；中國經濟改革的指導思想是摸著石頭過河，不拘泥於任何教條的中國改革取得了平穩轉型和飛速增長。當代這一重大的歷史事實不難啟發我們：無論是史達林時代定型的政治經濟學，還是西方的主流經濟學，都不足以指導中國當代的改革與發展。今日中國已經不是五四時代的中國。「全盤西化」（蘇俄化或歐美化）也好，宣傳啟蒙也好，都不能取代中國人獨立的經濟學研究。分析消化前人各個學派的有益成果，創新和發展世界經濟學的主流理論，應當提上當代中國經濟學家的議程。

本文著重討論西方主流經濟學中兩大流派-—均衡學派和非均衡學派—兩種世界觀之間的主要衝突。我們用大蕭條和轉型經濟的社會實驗來檢驗西方兩大學派的理論基礎。我們希望把傳統學派之間的站隊之爭，改為實踐經驗與學術流派之間的開放對話，從而使得中國經濟學界能參與世界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變革。

一、忽視大蕭條的歷史教訓給蘇東轉型帶來的嚴重後果

西方即使主流經濟學中也存在不同的學術流派。中國目前廣泛翻譯、介紹、和使用的美國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反映的是西方20世紀70年代興起的新古典經濟學派一家的觀點，極大地淡化甚至忽視20世紀30年代誕生的，熊彼特為代表的演化經濟學與凱恩斯經濟學的觀點。他們之間的重大爭論之一是關於市場經濟周期的本質，對此他們持有互相衝突的觀點（陳平，2004；Chen，2005）。

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學派認為，由於供求力量的自我修正機制，市場經濟是自身穩定的（馬歇爾，1964），經濟波動主要被外部衝擊所驅動（Frisch，1933）。相反，非均衡學派認為市場經濟的波動像有機體的新陳代謝，生命節律是內生的（Schumpeter，1939）。創新和科技進步本質上是不穩定的，其經濟特徵表現為創造性毀滅和技術更替。在政策上，均衡學派只注意恢復對均衡的短期偏離，而非均衡學派關注的卻是中長期的經濟波動機制和結構性變化。

就方法論而言，經濟科學類似於天體物理，自然實驗才是檢驗理論的主要舞臺。作為現在經濟學史上劃時代的自然實驗，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動搖了古典經濟學的信念，催生了凱恩斯宏觀經濟學。凱恩斯研究了非自願失業、金融市場的內生不穩定和政府在管理經濟的波動與增長上的作用，在經濟學上做出了革命性貢獻（凱恩斯，1997）。

可惜，凱恩斯革命只在宏觀經濟政策的領域裡取得部分突破。凱恩斯的弟子們受時代方法論局限的影響，在經濟理論上並沒有實現凱恩斯的夢想：即發展出非均衡經濟學的一般理論。從方法論上來說，均衡經濟學抽象掉歷史（非線性）和多樣化（多均衡）的發展過程，所以較易於做數學模型。這讓新古典經濟學在戰後很快佔領了西方經濟學的學術陣地。

20世紀50年代發展起來的新古典均衡理論，系統構造了一個自由放任經濟學的烏託邦。建立在完全市場、完全競爭和優化行為基礎上的微觀經濟理論，沒有給技術創新和市場不穩定性留下任何的研究空間。阿羅－德布魯的一般均衡模型只有唯一穩定均衡解。金融理論的有效市場假說聲稱股價總是對的，排除了金融危機發生的可能。20世紀70年代美國經濟面臨的漲滯問題，給盧卡斯領導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提供了回潮的機會。他們在理性預期和微觀基礎理論的旗號下，發起了反凱恩斯革命（盧卡斯，2000）。盧卡斯用簡單到違背概率論大數原理的數學模型，乾脆否定非自願性失業的存在，製造了一個理性預期的自相矛盾的神話（Chen 2002）。他聲稱失業是工人在工作和閒暇之間自願作出的理性選擇，自然無需政府干預。同時，交易成本理論否認制度演化中的路徑依賴和多均衡可能。因為根據科斯定理，最優制度能通過產權的自願交易建立，與初始條件是否合理（例如財富分配是否差距過大）無關（科斯，1994）。華盛頓共識的具體政策是反凱恩斯革命在後冷戰時代的新浪潮。它不僅否認了社會主義實驗的重大成就，也否定了凱恩斯經濟學的基本經驗。

如果我們承認經濟學和自然科學一樣是經驗科學，而不是哲學或神學的分支，那麼我們的問題是：經濟理論的真偽能否通過政策實驗來檢測？我們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們正在經歷的轉型經濟，為檢驗各派經濟理論提供了極好的歷史機遇。

所謂的華盛頓共識或者休克療法，其理論基礎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教科書講授的均衡理論（Williamson，1990；Sachs，2005）。按照新古典的經濟增長理論，蘇東的物質、科技和人力資源比中國豐富得多，不難推測蘇東的經濟增長速度會比中國快得多。中國有著人口眾多、資源貧乏、保守文化、和集權歷史的沉重負擔。到20世紀90年代初，西方投資者仍然對中國望而卻步。然而十餘年的休克療法之後，蘇東經濟出乎意料地大幅下滑。規模空前的轉型實驗在蘇東與中國之間出現的巨大差異令人震驚，再次引發了對西方新古典經濟學的質疑（World Bank，2002）。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紀80－90年代的轉型經濟有幾個特點與大蕭條時期有所不同。首先，轉型之前和轉型之中並沒有發生戰爭、天災、或國際經濟危機。其次，轉型過程中經濟產出的大幅度下降，也並非以股票市場的崩潰或銀行危機為前導。第三，蘇東與中國的不同經濟表現主要源於它們的經濟政策；前者以自由化加私有化政策為主導（Sachs，1994；Williamson，1990），後者以分散試驗、價格雙軌制的漸進發展為特點（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Chen，1993）。相比之下，大蕭條期間各國的政策沒有明確一致的理論指導。這些特點使我們對轉型實驗的分析遠比大蕭條簡單明晰。

下面我們先觀察數據和案例。為了避免不同統計標準造成的爭議，本文討論的數據，採用的是西方主流經濟學家按國際標準校正過的統計資料。與國內的統計數據比較，本文對中國經濟的估計應當是保守而非高估的。世界各地區在不同年代的平均經濟增長率參見表1。

我們看到：第一，在20世紀70－80年代，儘管發達國家，蘇東經濟增長都明顯放緩，但蘇東增長速度仍然高於歐美發達國家，文革時期的中國稍遜東歐，但高於世界平均水平。社會主義國家改革浪潮的動力主要來自政治因素而非經濟危機。第二，80－90年代蘇東和中國越南間的增長態勢互易，蘇東是轉型蕭條，中國和越南則是持續增長。中國在過去20年間的增長率為全球之冠。

二、大蕭條和轉型蕭條的有關數據

大蕭條和轉型蕭條中的主要事實參見表2和表3。我們看到轉型蕭條的破壞程度和持續時間比大蕭條更嚴重。波蘭經濟學家發明了一個提法「大大蕭條（The Greater Depression）」來描寫蘇東的經濟衰退（Kolodko，2000）。蕭條的嚴重性可用主要經濟指標從波峰到波谷的下跌幅度來測量，恢復期界定為恢復到上次波峰水平的年份。不同時期採用的不同指標主要取決於當時能利用的統計資料。

註：這裡，各國真實GDP主要參照聯合國統計，最新數據參照美國中央情報局World Factbook。

轉型國家中，只有中國的貧困人口在轉型過程中不但沒有增加反而迅速下降。按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最新數據，中國2001年的貧困人口為10%，僅高於起點最佳的匈牙利（1993年為8．6%）。

波蘭2003年的貧困人口為17%，俄國2004年為18%，烏克蘭2003年為29%，喬治亞2001年為54%，塔吉克斯坦2004年竟達64%。不同轉型路線對大眾收入分配而言的效果，無法用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託最優來解釋，卻不難用基本的政治經濟學常識來理解。

 

我們對轉型蕭條的嚴重程度深感驚異。美國大蕭條期間工業產出下跌約47%，真實GDP下降了大約25%，恢復到大蕭條之前的水準花了14年。英國相對較輕，工業下降了16%。中國困難時期真實GDP下降了32%，持續時間只有5年（1959－64）。保加利亞、俄羅斯、烏克蘭、喬治亞、塔吉克斯坦等5國的轉型蕭條持續了16年以上，目前GDP仍低於轉型之前的水平。真實GDP的跌幅，從波蘭的18%，俄羅斯的43%，烏克蘭的61%，到喬治亞的73%，差別很大。從整體上說，轉型蕭條的破壞程度要大於大蕭條。

我們不禁要問：蘇東轉型蕭條的主要原因是什麼。最清楚的回答來自於最簡單的案例：統一後的東德。

三、非均衡世界中的貨幣強權和不平衡貿易

一些經濟學者把轉型蕭條歸咎於「壞的政治學」而非「壞的經濟學」（Roland，2000）。例如，薩克斯認為西方援助不足是俄國不能保持幣值穩定的主要原因（Sachs，2005）。我們發現，其實德國統一的經濟政策與效果，已經為尋求蘇東產出下跌的直接原因提供了明確線索：原有勞動分工網絡的瓦解起源於匯率機制的突變。換言之，價格體系的背後不僅僅是簡單的彈性供求關係，還和相應勞動分工體系下較具剛性的政治經濟結構息息相關。

徹底推行休克療法的完美例子不是波蘭，而是東德（Kolodko，2000；Burda，2006）。波蘭經濟學家很快意識到休克帶來的只是痛苦而非治療，在私有化導致大批企業破產與大量工人失業後，立即放慢了大型企業私有化的速度，從而在東歐較早地結束了轉型蕭條的困境。

表面上，東德轉型的條件比任何其他蘇東國家都優越。1989年西德統一東德後，西德向東德全盤輸出了自己的產權和法律體系，同時西德也向東德提供了歷史上最大的財政援助，每年有大約800－900億歐元（相當於東德GDP的20％）的財政資金從西德注入東德並持續至今，這比美國二次大戰後馬歇爾援助下的西歐和歷史上任何發展中國家獲得的外援都要多。為了獲取東德人心，西德政府決定，東德居民持有的東德馬克可以1比1的比率兌換西德馬克，這遠高於黑市上的真實匯率，給東德居民一筆飛來橫財。與其他轉型的蘇東國家相比，東德幾乎不存在通貨膨脹，匯率貶值，以及其他東歐國家面臨的宏觀經濟不穩定的危機。按照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增長理論，後進地區的經濟增長應該只是簡單的向先進地區靠攏的收斂過程。用哈佛經濟學家巴羅主張的宏觀經濟的要素指標測量，東德的工資率，消費比率，生產率等經濟指標，收斂到西德水準的速度實際上遠遠快於新古典增長理論的預測，然而，與新古典的理論預言相反，東德宏觀經濟狀況的實際進展卻舉步為艱（Burda，2006；Barrow，1992）。兩德統一的16年後，不但東德的經濟增長甚慢，失業率仍在繼續上升，西德資本也不願意投資給沒有法制和語言障礙的同胞東德，東德人才與移民大批外流。

在歷史上最好的外援條件下，為什麼沒有出現一個東德奇蹟來驗證均衡經濟學的收斂理論和產權假說呢？2004年筆者在東德耶拿訪問時，當地經濟學家向我們介紹了著名的蔡司（Zeiss）光學儀器公司的歷史，我們得以實地觀察東德轉型的案例。蔡司公司由於保持了科技創業的傳統，沒有多數國有企業普遍存在的技術老化問題。從19世紀下半葉開始到現在，蔡司的光學產品在世界市場上始終是最先進和最具有競爭力的。出乎意料的是，兩德統一後東德蔡司公司突然失去了90％以上蘇東的市場分額。因為兩德統一貨幣後，所有的交易須用西方的硬通貨付款，無形中打斷了蘇東的老顧客以貨易貨或用盧布進行交易的傳統。結果東德的蔡司公司不僅立刻喪失了傳統市場，又因為無法迅速打開西方市場，而被迫重組並大批裁員。更出乎西方經濟學家預料的是，西德注入東德的大量資金，不僅沒有帶動東德經濟，反而拖累了西德經濟。因為東德居民手中飛來的西德馬克，買的是西德的時尚商品而非東德的老式產品。東德企業在喪失傳統蘇東市場的同時，還失去了國內市場，從而加速破產。失業急劇增加使東德居民暫時興奮的購買力持續萎縮，同時來自西德的外援用於社會救助的比例遠大於技術更新的投資，人為政策抬高的東德工資又降低了東德對外資的吸引力，造成一系列惡性循環。西德政治家的良好願望陷入低增長的均衡經濟陷阱，連累了歐盟的經濟發展。

回顧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現代化史，硬通貨（美元，馬克，或英鎊）的積累在發展中國家是一個緩慢的學習和競爭過程。外匯市場上的交易價格並非僅由經濟因素決定，還包括不對稱的金融強權的影響。在本國金融實力還無法與國際金融強權抗衡時，用國家外匯主權管制外匯和外貿，是在不平等的國際競爭條件下，給國內企業創造學習和成長空間的重要手段。休克療法的倡導者鼓吹自由化的好處是減少西方外資進入的阻力，從而加速蘇東向西方收斂的趕超過程。但結果卻首先是經互會貿易體系的垮臺和東歐企業的過度倒閉，引發一連串的宏觀經濟危機。不但外資躑躅不前，而且內資外逃的規模遠大於外援的流入，在短短幾年間就瓦解了幾十年社會主義工業化留下的獨立自主的產業體系。

再看中國走過的路程。中國的外匯雙軌制從1980年4月開始，維持到1995年1月，持續約15年。在中國，開放競爭是一個逐漸適應的演化過程，而非迅速平穩的均衡收斂過程。中國的國際貿易在1980年有18億美元的赤字，到1994年轉為54億美元盈餘，2000年外貿出超上升到241億美元；相應的是，中國的外匯儲備從1979年的8億美元逐步上升，1994年為516億美元，2000年達1656億美元。中國的外匯雙軌制能夠在1994年成功並軌，前提是出口導向型的經濟增長使外貿由赤字轉為順差（圖1）。1979年到1994年的15年間，中國的出口增長率為26％，是同期GDP增長率9.5%的兩倍多。相比之下，波蘭經濟學家觀察到的蘇東是：「貿易自由化進程越快，初次衝擊效果越大，隨之而來的衰退就越深。」（Kolodko，2000）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越來越多的經濟學者認識到國際金融中過度資金流動的危害性，因為金融自由化加劇了金融市場上的國際投機活動。新古典貨幣理論中，貨幣和匯率在一般均衡的烏託邦世界中只被視為交易手段。在遠離均衡、壟斷競爭的國際金融市場上，硬通貨實際上還享有與政治經濟強國相關的市場強權（Goodhart，1998）。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遜早在90年代中就曾和筆者討論說，中國用勞力賺來的外匯去進口先進技術的做法，比俄國用資源換取外匯來穩定金融市場要精明得多。

均衡經濟學片面強調價格的供求關係，忽略經濟結構的重要性。但是人首先是生物而非機器。眾所周知，在演化生物學中，生物結構例如細胞和遺傳基因在生命演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有機體中選擇性開放的細胞膜相當於生物系統中的麥克斯韋妖精，為維持開放系統中的耗散結構，它只允許有益的物質流、能量流和信息流通過，而阻擋有害的物質流和信息流入侵（普裡高津，斯唐熱，1987）。如果缺乏生物膜的保護作用，在遠離均衡的情況下，沒有任何生物能在多變的環境中維持內部穩定的活的機體，這是機器和生命之間的基本差異。在政治經濟學裡存在許多類似的生物邊界或細胞膜的選擇開放機制，例如國界、戶籍、考核、標準、信用、籤證、外貿與外匯管制等制度。

美國的高關稅一直持續到二次大戰之前，西歐和日本到20世紀60和70年代才逐漸放鬆外匯管制。發展中國家要仔細研究西方國家的歷史經驗，不能輕易地相信西方理論的說教。在這裡，政治經濟學的常識又一次比均衡經濟學美麗的模型更接近歷史的真實。世界是非均衡的，絕大多數經濟交易背後的談判地位和權力是非對稱的。博弈論與交易成本論中的平等博弈平等交易是數學的理想而非生活的現實。

 

自由貿易和自由資本市場的提倡者以為自由化政策比外匯管制更能吸引外國直接投資。然而實際上任何長期投資者首先關心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增長。蘇東早熟的匯率與貿易的自由化導致宏觀不穩定性，引發的不是外資流入，而是資本外逃和資產剝離。開放競爭的方向決定之後，時際的把握和戰略的選擇就成為競爭勝敗的決定因素。

四、複雜動力學，路徑依賴，和學習空間

假如均衡理論正確的話，建立產權和價格放開後，經濟體系應當順利轉型和穩定增長。蘇東迅速自由化的結果卻是通貨膨脹螺旋上升，貨幣不斷貶值（見表4、表5）。

 

這裡的匯率以美元為參照衡量。所有的匯率根據基期匯率重新標度，中國、德國以1980年為基期，其它國家以1991年為為基期。

數據來源：Penn World Table 2002.

假如採用聯合國的匯率數據計算，俄國從1990年到1998年按1990年度美元計量的GDP總值下降了43%，但是同期盧布相對於美元的匯率貶值了13860倍！這是匯率均衡理論（例如購買力平價理論）無法解釋的事實，只能由政治經濟學中金融強權的博弈來理解。由於沒有民族企業強有力的競爭制衡，蘇東國家原有的大型國企和國有銀行，幾乎全部被跨國公司廉價收購。只有俄國用立法保護了本國的大型企業，但因沒有事先打破大型國企的壟斷，又讓國家資源落入私人寡頭之手，並未造福社會。

表4和表5顯示中國轉型的特徵是低通膨率和相對穩定的匯率，和蘇東的情況明顯不同。我們的理解是路徑依賴和學習空間的存在使經濟轉型的模式大不相同。

（一）貨幣政策的約束條件和惡性通脹產生的路徑依賴

一個值得深思的觀察是所有低通膨率的轉型國家，像中國、德國、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在20世紀前半段都遭遇過惡性通貨膨脹。中國在內戰以及中歐國家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惡性通脹的集體記憶，構成對這些國家政府貨幣政策的嚴厲約束，即使這些國家面臨領導更替亦不敢忘記惡性通脹的歷史教訓。相比之下，前蘇聯在計劃經濟下有價格長期不變的歷史，惡性通脹在前蘇聯各國並無貼近的先例。這說明歷史因素構成政府行為的「路徑依賴」（David，1985），均衡論忽視歷史，以不變應萬變犯下歷史的錯誤。

（二）價格雙軌制下的複雜模式：生產周期和迂迴生產

中國從1984年起，對企業放權政策下產生的工農業商品的價格雙軌制，曾經在國內外引起過極大的爭議。大家知道，雙軌制的短期代價是套利所導致的投機和腐敗行為，以及政府為穩定支付的價格補貼。弗裡德曼在1988年會見中國領導人時，提出砍蛇尾多次不如一次的說法，建議中國迅速實行價格並軌。結果「價格闖關」的信息剛一披露就引發群眾的搶購風潮。社會動蕩促使中國立即放棄全面迅速的價格並軌，轉而按市場實際分散決定價格並軌的進程，結果避免了東歐式的螺旋通漲和生產下降，應當說得遠大於失。

由於產業結構大不相同，改革過程中實際形成的價格動態大相逕庭。產出增長引發的價格並首先發生在副食品市場，例如蔬菜，肉類，和水產品市場。副食品價格在一開始確實有所上升；但是幾個月後，隨著副食品供給的迅速增加，價格很快穩中有降。基礎原料（如糧食、棉花等）長達十年間價格管制時松時緊，價格沒有完全放開，以防止價格的大幅波動。工業產品的價格放開後，消費品和奢侈品的價格有所下降，但是生活必需品的價格放開要慢得多。能源、公用事業、教育和衛生等部門的產品價格雖然一直在嚴格的價格控制之下，價格變化的趨勢仍然是持續上升，原因是這些部門建設的周期長投資大，供給的增加始終趕不上社會需求的快速增長；同時中國民眾又不能接受價格完全放開後，在獲得公益服務上過大的貧富差距（見圖2）。

要理解價格動力學在不同產品市場上的多樣行為，首先要明白一個重要的市場機制是：不同產品有不同的生產周期。蔬菜和肉類的生產周期只有幾個月，電站的投資周期是幾年。價格行為的複雜性也可以用勞動分工下迂迴生產的程度來理解（Hayek，1935）。儘管糧食棉花與蔬菜肉類的生產周期長度相似，但是糧食和棉花除了居民消費之外，還用於工業原料。庫存周期和期貨市場的存在給糧食—棉花市場帶來複雜的連動關係，包括期貨市場受國際市場價格波動的影響，所以，糧食棉花市場的價格波動比蔬菜肉類市場的更大、更持久。實踐表明，中國在糧食和棉花市場上的價格改革幾經反覆，比其它農產品市場的改革慢得多。

 

中國和蘇東在工業結構之間的差異，也可以部分解釋為承包製對農業和工業的不同效果。家庭承包責任制對中國以家庭為主的小規模農業生產有顯著成效，但對前蘇聯的集體農業效果很差，因為蘇聯集體農莊採用大規模機械化生產，農機零部件的供應維修體制一旦運轉不靈，農民積極性就無法發揮。同理，中國工業企業的承包製改革的效果也不如農村。勞動分工網絡的複雜性，這是產權理論有意忽略，但複雜經濟學要著重研究的領域。

從經濟理論而言，中國價格雙軌制的實驗，否定了新古典的簡單供求均衡理論和有效市場理論，支持奧地利學派尤其哈耶克關於迂迴生產下的價格發現理論（Hayek，1935），以及現代的經濟複雜性理論（陳平，2002）。由於工業為農業提供種子、肥料和水電等要素投入，當代農業經濟也已高度工業化，不同產業網絡密切相關。糧食、棉花和基礎原材料的供應鏈遠比終端消費品長，所以其價格變動的周期和擺幅也大。如果供求曲線的均衡點只有單一交點，而且價格調整的時間滯後趨於零，市場的價格機制在外部衝擊下可以迅速回歸穩定。然而，如果非線性的供求曲線存在多個交點（多均衡態），恢復均衡的時間滯後又不短，市場價格的動力學將不能保證價格波動必然趨於穩定，反有極有可能陷入混沌和複雜周期的持續振蕩（Chen，2005）。正因為存在經濟動力學的複雜性和經濟轉型的不確定性，中國「摸石頭過河「的改革用分散試驗，經濟特區，和價格雙軌制等方法，分散了改革試驗的風險，給企業和政府改革創造了學習空間。

與中國漸進的價格放開政策相反，同樣面臨短缺經濟的蘇東國家，不是用發展生產的辦法來縮小价格波動的差距，而是用一夜間全面放開價格的辦法實行轉型的躍進。結果高通脹使居民幾十年的儲蓄化為烏有，國民真實收入下降導致經濟蕭條。然而，休克療法的擁護者卻辯護說，價格均衡消除了短缺經濟下排隊的時間浪費，他們卻無視經濟蕭條帶來的兩極分化和絕對貧困化。一般均衡理論在制定政策上的嚴重誤導可見一斑。須知價格機制不僅是微觀的供求關係，而且受制於宏觀的周期波動和利益集團的衝突！

產權學派也即制度經濟學的趨同學派認為，演化等價於均衡與優化（Alchian，1950；Sachs and Woo，2000）。他們以為只要保障產權，各國制度的演化必然向英美式的市場經濟制度趨同。然而，轉型實驗的結果清楚地表明，演化的方向有可能是發散而非趨同的，因為它不僅取決於自然歷史條件，而且還和人為的政策選擇相關。與蘇東的轉型蕭條相比，在宏觀穩定發展的前提下，民族企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增。按中國的統計數據，改革26年來，扣除價格因數，中國的真實GDP增長2.7倍，城鄉居民儲蓄增加54倍。演化的不同路徑如何能用趨同的均衡論解釋？

五、簡單片面的均衡思維和互相矛盾的經濟政策

表面看來，華盛頓共識為轉型經濟和發展經濟提供了一張完整的政策清單，實踐中我們卻發現政策目標之間存在著衝突。我們在這裡討論兩個例子：微觀效率與宏觀效果的矛盾，以及產權理論與公司金融理論的衝突。

（一）微觀的預算硬約束和宏觀的信用緊縮

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內把預算軟約束作為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缺乏效率的主要原因（Kornai 1986；科爾內，1988）。於是，蘇東國家紛紛在轉型過程中不加區別地削減政府給虧損企業的援助，原以為可以刺激企業提高效率，結果沒有提高效率，反而加速國企的倒閉。

從模型來看，科爾內的軟約束理論完全符合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框架。但仔細分析，嚴格意義上的預算硬約束只存在於沒有技術進步和信用市場的封閉經濟，這正是完全市場假說的致命弱點。

在工業社會中，鼓勵技術更新和結構調整的預算軟約束以各種形式廣泛存在，如銀行信用、風險資金和銀行破產法（崔之元，1999）。美國破產法的第11章，就由法院下令限制債權人的要求，給陷入財務困境的公司以重組和生存的機會。美國20世紀70年代國會授權貸款挽救美國三大汽車公司之一的克萊斯勒公司（Chrysler），20世紀90年代美聯儲出面組織金融集團挽救著名的長期資本投資基金（Long-Term Capital），這些都是美國對大企業採用預算軟約束的著名例子。在經濟轉型中強制實行預算硬約束所導致的信用緊縮政策，與大蕭條時期實行的貨幣緊縮政策，給可以挽救的企業雪上加霜，帶來宏觀經濟的連鎖反應。西方經濟學家也認識到，信用緊縮是影響產出下跌的重要因素（Calvo and Coricelli，1992）。

中國正是在所謂的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情況下獲得了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的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技術進步，反映在以兩位數字增長的製造業出口。從產權學派的角度來看，國有企業和鄉鎮企業的產權都不清晰，效率應當低於私有企業。但是，即使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信用資格不足的中小企業也難於取得商業貸款，所以政府要出臺補貼中小企業貸款的政策。中國鄉鎮企業的發展初期，地方政府持有的公司股份，有助於公司從銀行獲得貸款，縮短原始資本積累的過程。當然，預算軟約束也可能用於延緩不良企業的破產兼併過程，從微觀企業來看這也許並不優化，但算宏觀大帳，讓虧損企業分批關閉比讓大批企業同時破產造成的社會共振損失小的多。

有人認為，中國和蘇東轉型的巨大差距主要來源於兩者經濟結構的不同。中國人口多數的農民沒有國有企業的鐵飯碗，所以比蘇東享有社會保障的工人和集體農民，更能適應市場化的競爭（Sachs and Woo 1993），這隻有部分的道理，因為比中國農民更窮的發展中國家並沒有取得中國式的國際競爭力。中國農民並非沒有社會保障，進城農民找不到工作可以繼續回鄉耕種集體土地。

中國不少機關幹部在改革開放中勇於下海，因為原單位可以留職停薪。從金融工程的角度觀察，中國在預算軟約束下的漸進市場化，得益於社會主義國家條件下的金融體制創新。如果國有企業或鄉鎮企業在新產品市場上取得成功，就用股份制的辦法承認新興的企業家和經理人的貢獻；如果企業改革失敗，讓國有銀行承擔了主要的改制成本。中國發展投資創新型而非消費補貼型的軟約束，目標不是為了選票維持福利制度的既得利益，而是政府分擔了技術換代過程中的學習風險與創業風險。當然，預算軟約束下必然要付某種社會成本，其形式之一就是中國國有銀行累積的不良貸款。

有的經濟學家認為私有化可以使社會負擔極小化，從而達到最佳的社會效率，其實不見得。蘇東預算硬約束政策下造成的轉型蕭條，日本試圖維持土地泡沫導致的十年停滯，和美國維持私營部門高額利潤形成的巨額財政赤字，其社會成本可能都高於中國的轉型成本。我們認為，中國以增長為導向的發展戰略是凱恩斯政策在發展中國家的新發展，而科爾內主張的預算硬約束是新古典反凱恩斯革命在轉型經濟中的變種。中國和蘇東轉型經濟的不同結果表明：宏觀經濟環境對微觀企業和消費者行為的影響，遠大於微觀基礎論所謂的理性預期和自願選擇。

就宏觀經濟學而言，預算軟約束理論無視世界經濟史的常識。如果多數國有企業的生存全靠預算軟約束下的政府補貼，那麼社會主義國家的通貨膨脹必然比市場經濟國家高很多。然而歷史數據顯示：持續的預算赤字和惡性通貨膨脹的例子發生在實行市場經濟的拉丁美洲，也包括一次大戰後的歐洲，而非計劃經濟國家。科爾內對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得失的分析是以偏概全。

通過對轉型經濟的觀察，我們支持演化經濟學家熊彼特對資本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經濟的比較分析，不支持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論與產權趨同理論的立場。熊彼特認為資本主義的動力來源於技術和組織創新，因而具有內生不穩定性，開放經濟中「創造性毀滅」表現為持續的經濟周期和不斷的金融危機。相比之下，社會主義體系要比資本主義穩定。計劃經濟的主要問題不是缺乏競爭的激勵，而是閉關政策所造成的技術停滯和組織老化。

（二）公司金融理論和產權學派的矛盾見解

產權學派聲稱私有產權是市場有效的基本條件。然而，公司金融理論的MM（Modigliani-Miller）定理表明：在競爭市場上的公司資產價值與債務結構無關，也就意味著與產權結構無關（Modigliani and Miller，1958）。從公司治理研究的角度觀察，缺乏私人大股東的國企和股權分散的私企之間沒有顯著差異。影響上市公司業績的主要因素是科技、管理、公司戰略和規模經濟等，所有制形式的影響並不顯著（陳平，2006）。已有的歷史經驗表明：過度的國家所有制，例如前蘇聯幾乎完全的國有制，會妨礙技術創新；中小型私有企業是多數國家創造就業的主要力量，大型私有企業和國有企業在資本密集和技術密集的產業同樣具有競爭力。涉及公共產品的大型企業，私有化的效果並不確定（魏伯樂，2006）。換言之，我們認為市場化改革的方向是所有制的多元化，而非私有化。

歷史上看，勞動分工發展的過程就是所有權和經營權分離，導致創業者產權的分散化與社會化。一個典型案例是美國大規模生產汽車的龍頭企業――福特汽車與通用汽車――的產權演變史清楚地顯示：技術更新和營銷模式變動的壓力是導致創新決策多元化與產權分散化的原動力（劉昶2006）。美國資本社會化的一大發明是老百姓分散持股的退休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取代私人大股東成為大公司主要的資產所有者。從中國的國情出發，中國大型國企的改革方向應當是社會化而非私有化（史正富，2006）。中國出口產業低勞力成本的秘密在於中國的混合社保體系的低社會成本，大量農業人口的社保依靠集體土地，而非私人基金或國家財政。如果中國在農業人口佔極大比例的情況下實行東歐式的集體土地私有化，其直接後果將是人口流動和城市化的成本急劇升高，基礎建設和出口增長顯著放慢，長期後果可能是城鄉二元結構的惡化而非改善，例如印度式的城市貧民窟和中國歷史上一再出現的流民暴動。保加利亞的土地私有化把產權歸還給二次大戰以前的地主，導致農民殺種牛拆農機，使大量土地拋荒，耕種回到畜力時代。

六、結論：從靜態均衡到複雜演化的經濟觀

對經濟學家來說，大蕭條和轉型蕭條都是20世紀最重要的兩起自然歷史實驗，曾經催生並將繼續啟發新的經濟思維。我們需要一個更一般的理論框架，來研究經濟更新演化的複雜機制。

斯蒂格利茨尖銳地批評華盛頓共識不了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Stiglitz，2004）。羅蘭指出用演化觀點研究制度的重要性（Roland，2000）。薩克斯也認識到：經濟像人體一樣是複雜系統，「經濟學者需要像醫生診斷那樣」研究病史的資料（Sachs，2005）。這些觀察都在不同程度上指出均衡思維的簡單性和局限性，啟發我們重視經濟複雜和歷史演化的重要性。

第一，新古典經濟學的一般均衡理論，其本質是缺乏技術革新的靜態原子模型。完全競爭的完美市場是遠離工業社會的小農經濟模型。要理解複雜勞動分工和技術進步條件下市場競爭的動態機制，可以借鑑理論生物學的非線性競爭模型，去研究非均衡的系統變遷（陳平，2002）。

第二，經濟周期的歷史經驗和轉型經濟的嚴重教訓表明，不是宏觀漲落的微觀基礎，而是微觀行為的宏觀環境，對經濟增長和波動有重大影響。由此我們可以進一步證明技術革新的創造性毀滅是產生經濟周期的根源。宏觀經濟的微觀－中觀（金融中介和產業結構）－宏觀的三層次模型，比目前流行的微觀－宏觀的兩層次模型，可以更好地理解結構調整在宏觀經濟政策中的地位（Chen，2002）。

第三，開放經濟中的社會演化和制度變遷是像生物演化一樣的分岔過程，不是交易成本和產權學派所描述的封閉系統中的收斂過程。在複雜勞動分工的條件下，不能只靠看不見的手，必須培育對市場和政府的「紀律之手」（disciplined hand）。現代科學和世界市場產生和發展的歷史，揭示出混合經濟中市場部門、公共部門及非營利非政府的民間部門之間，合作制衡的重要性。不能忽視片面發展私有經濟或國有經濟歷史教訓。混合經濟的發展規律應當成為新政治經濟學和演化制度經濟學的中心課題（崔之元，1999；史正富，2006）。

 

第四，均衡趨同的世界觀難以理解轉型經濟的分岔和大國的興衰。從複雜科學的角度觀察歷史，社會演化的動力學存在複雜性和穩定性之間的消長權衡（trade-off）關係（Chen，2005）。中國已經是世界大國，研究勞動分工的歷史經驗和未來發展，有助於我們看清中國在21世紀國際新秩序中的可能地位（陳平，2004）。

總之，均衡經濟學忽視了市場不穩性和經濟複雜性的兩大根源：非線性相互作用的多樣性（即數理經濟學的多均衡態）和社會風潮影響下的集體行為。馬克思對歷史唯物主義的發展和達爾文對演化生物學的貢獻標誌著演化論在人類思想史上帶來的革命（恩格斯，1972）。用複雜科學的方法和演化經濟學的觀念研究經濟發展和制度變遷，有助於我們超越均衡經濟學的局限，打開更廣闊的歷史眼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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