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1月14日，《南方周末》第七版介紹了智利騷亂的情況，這次騷亂的起因，是由於地鐵票價增加30比索（約合人民幣三角）的事，引發了智利首都的抗議行動，10月14日智利首都聖地牙哥爆發了大規模的示威活動，到了10月25日參預示威的人數已超過100萬，危機迅速蔓延至全國各地，並演變成一場暴動，整個局勢處於失控狀態。10月18日，智利總統宣布國家進入緊急狀態，超過5000人被逮捕，使原定於11月舉辦的亞太經合組織峰會以及12月的聯合國氣候大會被迫放棄。要知道，智利原來在人們的心目中，是一個經濟發展令人羨慕的國家，2018年智利人均GDP數字在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世界銀行看來，是名副其實的高收入國家，怎麼會因為地鐵票價上漲30比索便引起如此大規模的騷亂呢？
智利的示威者提出的口號「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這個口號的潛臺詞是，30比索地鐵票價上漲引發了智利積累30年的社會矛盾的總爆發。從2018年倒退三十年，那就是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在這之前智利發生了什麼變化呢？從政治上講，智利發生過一次軍事政變，智利之前是左翼的阿連德執政，他推行名為智利「社會主義之路」的政策，然而經濟政策上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全國人心惶惶，1973年9月11日，在美國的支持下，皮諾切特指揮軍隊圍攻總統府，阿連德自殺身亡。皮諾切特一反阿連德的政策，從此走上了新自由主義的私有化改革道路。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強調市場的完全自由競爭，認同個人權利先於集體，強調政府對市場幹預的最小化，取消一切國有制，主張私有化，所以智利被認為是「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國家，在美國公布的「經濟自由度指數」中排名第十，遠超其他拉丁美洲國家。
在高度經濟自由化的智利，其財富分配的情況又如何呢？智利前1%的家庭擁有國家26.5%的財富，前10%的家庭擁有66%的財富，而佔50%的低收入家庭只擁有國家2.1%的財富。從財富的佔有狀況看，智利是一個貧富兩極分化非常嚴重的國家，智利的國家足球隊門將布拉沃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他們賣了我們的水資源，電力、油氣、教育、健康、養老、醫療，我們的道路、森林、阿塔卡馬鹽沼、冰川、交通，還剩什麼？」換一句話說，所有自然資源、公共服務部門全都私有化了，都賣給國內外的大資本了。
智利的經濟學家米格爾說：
【「新自由主義導致了低工資、低養老金、劣質的公立學校和公立醫療，這些問題共同構建了一個高度不穩定的社會。」】
這次騷亂中，不僅是年輕人，也有許多老人參加，因為養老金養不活老人，如果沒有積蓄，老人根本無法靠養老金生活，許多老人不想連累孩子，只能自殺。智利自殺的人當中，有四分之一以上是超過55歲的老人。這些情況才是30比索地鐵票價上漲引發騷亂的根本原因。
智利的小學和中學同樣分私立和公立兩種，私立學校的教育質量好，但非常昂貴，一個月要交40萬比索（約3700元人民幣）左右，公立學校雖然免費，但質量遠遠不如私立學校。私立學校教師月薪有100萬到150萬比索，而公立學校老師月薪只有60萬比索。在設備方面公立學校經常缺少教學所需的用具，如電腦、書桌，甚至課本。可見教育是為了什麼人服務的，貧窮家庭的子弟很難收到良好教育。這方面的問題，在我們國內也開始有萌芽了。在我居住的上海市楊浦區，也有一些民辦的小學，收費每學期有的高達數萬元，想要進去還很不容易。現在搞了許多重點中學，重點中學原初的意義是以重點帶動一般，如果重點中學轉變為貴族化的學校，那起到的作用就違背其原本目的了。教育不能成為貴族化的工具，否則就會導致階層結構固化，教育應當公平和平等。
智利在醫療方面的問題也值得注意，《南方周末》的報導智利的情況，就學難，看病也難，大約只有15%的人，能承擔得起私立醫院昂貴的費用，其餘大部分人只能去公立醫院，然而公立醫院早已不堪重負。公立醫院要不沒醫生在，要不沒床位。「有醫生在的，你也要先去掛個號，說不定運氣好的，三個月以後就到你了。」在智利，一個正常的身體檢查，有的要排隊二年，動一次手術，可能要等上十年，甚至不乏有患者在等待手術期間死去。即使小病患，往往也要早上6點前到醫院排隊等候。
在智利這樣的國家，貧窮家庭子女受教育的權利被剝奪，患病後醫療條件也很惡劣，所有公共服務變成富人享受的特權。這次智利的騷亂提出「不是30比索，而是30年」這個口號，背後便是智利從八十年代起，貫徹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放任市場支配一切的後果是讓資本掌握一切社會資源，造成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群眾無法得到生活的基本保障，所以會在地鐵票價提高30比索這件事上引爆整個社會矛盾，引起群眾性廣泛的抗議活動，這個教訓值得我們高度警惕。
回過頭來看，我國2018年12月5日，國務院第33次常務會議通過的《政府投資條例》就非常重要了，這個條例經過廣泛徵求意見，到2019年4月14日才正式由李克強總理籤署公布，自7月1日起實施。5月6日《人民日報》正式公布了相關條令。《政府投資條例》總則的第三條，規定政府投資資金投向的範圍：
【政府投資資金應當投向市場不能有效配置資源的社會公益服務、公共基礎設施、農業農村、生態環境保護、重大科技進步、社會管理、國家安全等公共領域的項目，以非經營性項目為主。】
這一段話很重要，實際上是這幾十年來在中國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歷史性總結。如這些年來，發展地鐵和高速公路的建設，這些基礎設施的重大項目，只能由國家來經營發展，不能成為私人資本謀利的手段，實際上他們也搞不起來。社會管理是政府的職能，國家安全包括國防建設，當然不允許私人資本來插手。社會公益服務，那首先是教育、醫療衛生這些方面，當然不能放任私有資本來沾染。智利在教育、醫療方面的教訓值得我們吸取。生態保護也是國家的職能，容不得私人企業人以犧牲環境來牟取暴利。農業、農村是國家的命根子，當然也容不得資本謀取私利。市場的運行都是「利」字當頭，孔子說：「放利而行，則多怨。」市場的競爭說到底是利益的競爭，不能犧牲公共利益來養肥資本，讓資本無限制地牟利。智利的騷亂，對我們而言，是一個很好的反面教訓。
那麼接下來應該回答一個問題，什麼是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呢？這是我們應該弄清楚的一個問題。西方經濟學主要有兩個派別，一個是亞當·斯密的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另一個是凱恩斯主義為代表的國家幹預主義經濟學。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中，原來古典自由主義在嚴重經濟危機下破產了，不得不依靠國家幹預來克服危機，許多破產的項目不得不由國家經營，所以掀起了國有化的浪潮。凱恩斯的代表作《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國家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來恢復經濟秩序，大蕭條得以慢慢復甦。凱恩斯主義的經濟政策主要有兩手，即擴張性政策和緊縮性政策，它基本的做法是：經濟危機時，實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以期增加就業和經濟增長。通貨膨脹時，實行緊縮性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從而緩和通貨膨脹。這些政策能發揮一定的作用，但只能治標，不能治本。20世紀70年代，美國等許多國家面臨滯脹危機，凱恩斯主義便處於束手無策的狀態，無論採取哪一種政策措施，結果是既治不好滯，也治不好脹，凱恩斯主義理論和政策措施陷入嚴重困境，難以找到新的出路。正是在這個歷史背景下，新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得以重新抬頭，放任市場的自由競爭，以求得經濟的平衡和發展。
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政策的推行者是英國柴契爾夫人，她在1979年任英國首相，實行的政策是對國有企業進行私有化，削減社會福利，對大公司和富人減稅，取消匯率管制，實行匯率自由浮動。這是她開出的藥方，中心點是優待大資本在市場上進行自由競爭，從而獲取超額利潤。
接下來是美國的裡根總統，也採取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他有一句名言：「政府不能解決問題，政府本身才是問題。」他實行大市場和小政府，大力減少政府對市場的幹預，解除政府對市場的監管和調控，降低稅率，大幅降低對富人的所得稅，把稅率從70%減少到1982年的28%，削減社會的福利支出，鎮壓工會領導的罷工運動，大幅增加軍費支出，藉以推動經濟的發展，他的一個中心主旨就是為大資本服務。
接下來是華盛頓共識，是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以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為依據，針對拉美和蘇聯及東歐國家經濟轉軌改革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這些政策受到美國政府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支持與認可，所以稱作「華盛頓共識」，它包括三個要點，一是政府角色最小化，二是快速私有化，三是快速自由化，包括貿易自由化、利率自由化和匯率自由化。這三點自由化的推行，也就是徹底瓦解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體系，在蘇聯就是休克療法。
蘇聯政府在葉爾欽執政時，完全接受了這一套理論和政策，南京大學教授何幹強那個時候正在蘇聯，親自經歷和見聞了蘇聯如何接受華盛頓共識基礎上推出的經濟綱領導致蘇聯經濟瓦解的過程，他在2011年7月，在《山東社會科學》雜誌刊登了《經濟學西化：蘇聯亡黨亡國的一個重要原因——由500天綱領引發的思考》。1990年8月，由戈巴契夫與葉爾欽組織十三個經濟學家撰寫的一本《向市場過渡與綱領》這本著作，共計240頁，導言的關鍵詞是「人、自由、市場」，關於這個綱領的說明，一開始就寫道：「這個綱領是在改革的條件下和充分處於1985年開始政策軌道上才能產生。戈巴契夫和葉爾欽是制定綱領的發起人，只有在他們的共同支持下，才能實現綱領。」大體上規定了500天實現這份綱領的目標，所以也稱為「500天綱領」。《民主俄羅斯》小報摘錄了該書主要內容，表示要在1990年10月1日起始的500天，完成市場化的改革，認為「迄今人類尚未找到任何比市場經濟更有效的經濟」，這就否定了整個社會主義制度。這500天的宗旨是「經濟非國有化」、「私有化」，把國家財富轉交給公民。在500天綱領公布前，這個寫作班子專門去美國徵求哈佛大學教授的意見，這個綱領的問世加速了蘇聯政治經濟的全面危機，出臺400天不到，蘇聯便解體了。這個綱領的實現便是「經濟的非國有化」到「公民所有制」，要「保證自然人和法人在任何財產形式上的所有權」，這就為大資本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吞併國有資產開了綠燈，蘇聯成了國內外大資本集團角逐的戰場。政府最小化，也就瓦解了蘇聯的國家機構，它最終導致了蘇聯的解體。蘇聯和東歐引進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結局便是如此。
智利的騷亂，蘇聯的解體，這二個教訓擺在我們面前，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對社會主義國家及發展中國家都是一劑劇毒的毒藥，這二個案例都是我們前車之鑑。
那麼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對中國有沒有影響呢？有的，只是它沒有取得支配的地位，那麼它的影響表現在哪裡？我最近讀了2013年出版的《吳敬璉文集》，就深切感到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在我國的影響。《吳敬璉文集》第三冊之第六篇有一個標題，「維護社會公正，抗擊權貴資本主義」，他要抗擊的權貴資本主義究竟指的什麼呢？是指政府對市場的監督和管控，是指國營經濟。他認為市場經濟本身不一定帶來腐敗，但是在向市場經濟過渡中，當行政幹預廣泛存在，市場平等競爭秩序還沒有建立起來以前，很容易產生腐敗。他認為解決的辦法是「應當盡力推進改革，促進市場發育和建立市場秩序」，這些年來產生腐敗和貪汙的原因，僅僅是「市場體制不完善」的結果。他還說：
中國政府職能存在的問題是錯位，就是說既有越位的問題，又有不到位的問題。在任何一個市場經濟社會，都不可能完全否定政府的作用，但如果過分強調依靠政府力量，則又可能埋下尋租活動乃至權貴資本主義的隱患。
這裡吳敬璉的「權貴資本主義」是指向政府直接管理經濟生活的職能，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也只是小政府，否定公有制，實行私有化，放任資本在市場上的角逐，得益的是大資本，其結果只能貧富兩極分化。
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潮中，對中國影響最大的是美國的科爾奈教授的產權派理論和政策主張，他給私有化換了包裝，稱「產權明晰」，他自費將中國幾十位知名經濟學家請出去，到美國參加他組織的學術討論會。吳敬璉在《中國轉型》（2005年8月）一文中，就讚揚科爾奈在這次國際經濟學會世界大會中推崇東歐八個國家的經濟轉型，認為他們的轉型是巨大成功，不僅經濟和政治轉向西方文明，而且轉型快速、和平地完成。當把目光從東歐轉向中國時，中國與東歐轉型顯著不同，在經濟領域，中國與東歐國家一樣，轉型也朝著西方主流文明的方向，即市場經濟的方向。但在政治領域，中國還沒有走上主流的民主方向。這樣的觀點，不是要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顛覆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嗎？在文中稱中共只是一個威權主義政黨，一個一黨制國家。科爾奈在他的《社會主義體制》（1992年）中，概括了所有社會主義國家三個關鍵性共同特徵：共產黨掌握政權，公有制佔絕對優勢地位，資源配置通過官僚協調機制。在此文結束語中的結論，與中歐、東歐相比，中國的轉型既有共同的也有特殊的因素，中國的轉型在經濟層面跟隨市場化和全球化的世界潮流，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但在政治層面上沒有走向中東歐國家相通的方向，正是在共產黨的威權規制下展開了轉型，中國的轉型依然不確定。
吳敬璉只是介紹了科爾奈的一些觀念，從他對權貴資本主義的判斷看，矛頭是指向所有國營經濟和政府的幹預，這些觀念與前不久召開的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的決議完全背道而馳，與決議中所講的中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是背道而馳的。至於他提出的官僚主義和貪汙腐敗問題，黨中央在十八大之後已經做了很多工作來進行治理，也取得了很多成績，當然，我們還會一直努力下去，儘可能解決這方面的問題，那只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基礎上不斷改進提高，而不是幻想通過歪路邪路解決問題。我們要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還有就是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在民生問題方面兜底，走的是與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理論相反的道路，唯其如此，才能避免出現智利騷亂和蘇聯解體那樣的悲劇在中國大地上再現，這就是我全文的結論。
【本文原載「朱永嘉讀史閱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