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20世紀的經濟發展史是迄今為止人類歷史上最輝煌的百年一樣，西方經濟學在經過了幾百年的演變之後，20世紀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呈現出一種此前任何一個世紀都未曾達到的高度。
西方經濟學百年學說史向人們昭示，既要承認西方經濟學的解釋功能，即西方經濟學對一般市場經濟狀態的運行規律和特點等共性問題的解釋與描述；又要看到其揭示功能，即須將西方經濟學置於其社會制度的大背景之下，洞察其與社會實踐的關係；對於前者的某些有用性，採取借鑑、參考和利用的態度是馬克思主義一分為二的科學分析方法，而對於後者即西方經濟學為資產階級國家服務的庸俗性，任何盲目崇拜和生搬硬套的做法都是非馬克思主義、非實事求是的態度。
一、國家與市場：一條永恆的主線
可以說，早在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誕生之初，就已經出現主張國家幹預與主張自由放任兩大思潮之間的分歧與論戰。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依然是緊緊圍繞著這個主線展開的，所不同的僅僅是雙方各自的學派更為繁雜，爭論的範圍與內容更加泛化，兩種思潮此消彼長，興衰交替的周期或被政府御用的周期更縮短了。
（一）戰前關於國家與市場的論爭及凱恩斯主義的誕生
19世紀末，佔支配地位的仍然是「看不見的手」的自由放任理念，認為在競爭環境中，通過市場的力量，個人的最大化行為會轉化為一種最優化的社會狀態。這個傳統後來構成經濟學家偏愛「自由放任」的一種比喻，並最終演變成在19世紀佔據統治地位的「生產自動創造需求」的薩伊定律。
當歷史剛剛踏入20世紀門檻的時候，經濟學家們逐漸看到，在現實世界中，市場機制並非萬無一失，經濟的周期性波動伴隨著失業等不良經濟現象時有發生。以凡勃倫、康芒斯等為代表的舊制度學派主張國家調節和仲裁勞資矛盾、反對自由放任政策；馬歇爾的門徒庇古創立了福利經濟學，雖然總體上講他仍然排斥政府干涉經濟生活，但對自由放任的理想主義也進行了激烈的批評，認為國家應出面校正生產外部性以防止出現邊際私人淨產值與邊際社會淨產值相背離的現象發生。以繆爾達爾、林達爾、倫德堡、俄林和林德貝克等為主要代表人物的瑞典學派在1929-1933年大危機中逐漸成熟起來。他們秉承該學派的理論先驅威克塞爾國家幹預經濟的理論傳統，以瑞典社會民主黨執政半個世紀的實踐經驗為其佐證與支持，運用宏觀動態的分析方法，形成了比較系統的「混合經濟理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獨樹一幟。
如果說上述對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學說提出質疑、抨擊的眾多西方經濟學家只是對其進行的「局部革命」的話，那麼，凱恩斯1936年發表的《通論》則是對其進行的一次全面的反動和徹底的批判。凱恩斯主義認為，通過利率把儲蓄轉化為投資和藉助於工資的變化來調節勞動供求的自發市場機制，並不能自動地創造出充分就業所需要的那種有效需求水平；在競爭性私人體制中，「三大心理規律」使有效需求往往低於社會的總供給水平，從而導致就業水平總是處於非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因此，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拋棄自由放任的傳統政策。政府必須運用積極的財政與貨幣政策，以確保足夠的有效需求。凱恩斯最根本的理論創新就在於為國家幹預經濟的合理性提供了一整套經濟學的證明，這是凱恩斯主義出現以前任何經濟學流派都做不到的。
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建議後來被西方國家政府作為其經濟政策的行動指南，總需求水平這一概念的重要性被廣泛接受。以維持充分就業水平為目標的宏觀管理開始成為西方國家的常規政策。凱恩斯主義影響了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走勢，使西方正統經濟學說的理論核心以此作為一個嶄新的轉折點，「凱恩斯時代」也由此正式開始，凱恩斯本人成為「戰後繁榮之父」。與此同時，古典經濟學自由市場體制論退出了正統經濟學的統治地位。
（二）戰後凱恩斯主義與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的論爭
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經濟學最繁榮的時期，「在野」的自由主義思潮在新保守主義的旗幟下休養生息，重整旗鼓，在70年代凱恩斯主義陷入危機時東山再起；貨幣主義、供給學派、新制度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學派林立，各領風騷。它們或是自詡為「嫡傳」的凱恩斯主義者，或公開聲明是凱恩斯主義的叛逆者。比如芝加哥學派（註：由於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絕大部分都曾在芝加哥大學任職，所以有人稱之為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就是全面維護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歷史傳統和全面恢復「自由放任」的理論綱領，倡導對新古典的回歸和與凱恩斯經濟幹預主義相抗衡，堅持以哈耶克為代表的經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經濟學體系和市場自由競爭的根本原則。20世紀下半葉，諸多自由主義學派來勢兇猛，「是市場還是國家」的爭論再次白熱化，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說史上留下了濃濃的一筆。在我們回眸其百年發展史的時候，不得不對足以構成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勁敵甚至動搖其「正統」地位的現代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等予以專門論述。
現代貨幣主義即貨幣學派的創始人和領袖是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芝加哥大學教授米·弗裡德曼。弗裡德曼從「個人主義」的微觀經濟結構入手，在「永久收入」的理論基礎之上恢復了貨幣在宏觀經濟結構中的關鍵地位，以此提出了與凱恩斯幹預主義相抗衡的自由主義論點（註：參見〔美〕米爾頓·弗裡德曼《弗裡德曼的貨幣理論結構——與批評者商榷》，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9年版；《貨幣穩定方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認為在國家不進行任何幹預的情況下，市場經濟的行情動蕩遠遠低於幹預時的程度。國家的真正作用不在於短期內影響市場，而首先應保證貨幣總量能定期和有規律地增加。這是因為：第一，凱恩斯的有效需求管理和財政政策是無效的。在凱恩斯那裡，由於人們的欲望已經得到滿足，所以用於消費方面的支出呈遞減趨勢，而儲蓄則呈遞增趨勢，這樣，政府應通過增加公共支出來抵消個人消費的減少以保證經濟持續增長。弗裡德曼駁斥了凱恩斯的邊際消費遞減規律，認為人們的欲望是永無止境的，擴張性政策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實行「單一規則」的貨幣政策有效地控制貨幣供給數量則應是貨幣政策的最佳選擇，即根據國民收入的平均增長率制定一個長期不變的貨幣增長率。弗氏認為，1929-1933年大危機中約有1萬家美國銀行倒閉破產，造成美國國內貨幣供給量下降1/3。如果美聯儲能在這次大危機中發揮作用，那麼那場大危機原本是可以避免的，最多也不過是一次小規模的經濟衰退（註：《弗裡德曼：歷史終於向他低頭》，見www.macrochina.com.cn/eco/xjrw/20010111024225.shtml。）。第二，關於「自然失業率」。凱恩斯主義認為，高就業水平是有效利用社會資源的保證。弗裡德曼認為這是一種模糊甚至錯誤的想法，高就業水平恰恰可以被認為是沒有最好地利用社會資源的一個標誌：為了社會生產而犧牲了對閒暇的享受，而前者的價值要遠遠小於後者的價值；通貨膨脹政策會使人民產生錯覺，「強迫」人民認為他們的實際工資高於這些工資的實際價值。第三，關於失業與通貨膨脹。既然自然失業率是一個常數，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發生變化，那麼，自然失業率就是一種經濟條件，貨幣就具有「中立」的性質，人們很難通過改變通脹率來改變自然失業率即改變經濟條件。在短期內也許失業率和通脹率之間存在某種比例關係，但長期內這種關係會消失，即就業水平與通脹率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如果要把失業率減少到「自然率」以下，那麼通脹率就會非常之高，代價也會非常之大。弗氏指出，在60-70年代，美國政府因為要達到全民就業的目標，結果使國內通脹率從1960年的1%上升到1979年的13%（註：《弗裡德曼：歷史終於向他低頭》，見www.macrochina.com.cn/eco/xjrw/20010111024225.shtml。）。
現代貨幣主義在整個80年代幾乎被英國柴契爾政府全盤接受，成為柴契爾主義的理論基礎。柴契爾主義認為，以往的「教訓是，政府不應試圖『人為地』保持充分就業，而應允許市場力量來決定『自然』的就業水平。而且，對付通貨膨脹的貨幣主義方法意味著以失業率必然上升為條件而對經濟進行擠壓（通貨緊縮）。這樣，至少在短期內，失業基本上變成了『解決問題』，而不是『製造問題』的方法之一。」柴契爾的通貨緊縮政策導致失業率一路攀升：50-60年代，失業率只有1%-2%左右，1979年柴契爾上臺時為4.5%，1981年猛增至9.1%，1985年高達13%（註：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貨幣主義與柴契爾主義使英國告別充分就業，社會福利政策開始大規模收縮，並實行了大規模的私有化。
弗裡德曼的貨幣主義與其說反對幹預主義不如說他希望政府只對貨幣供給進行幹預，但本質上講，對貨幣供應量的幹預是最大的幹預。
在美國，凱恩斯主義受到了來自供給學派的嚴峻挑戰。60年代末以拉弗爾、費爾德斯坦和蒙德爾為代表的供給學派全盤否定凱恩斯「需求決定供給」這個需求管理的核心命題，認為它是導致產生「滯脹」的根本原因。因為增長與刺激需求將導致貨幣供給數量的增長，由此必然導致通貨膨脹；刺激需求無疑等於抑制儲蓄，從而導致了投資率和勞動率的下降，進而降低了積累在促進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供給學派主張全面恢復新古典經濟學的自由主義精神，尤其是恢復薩伊定律，反對凱恩斯「需求管理」的國家幹預主義，針鋒相對地提出了「供給管理」，強調財政政策的作用應該影響供給而不是影響需求，以促進私人儲蓄和投資。這樣降低稅率便成了開給白宮的「藥方」。這個藥方基於三個理論假設（註：William Niskanen, Reaganom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第一，稅收量不一定與邊際稅率呈同方向變化，在達到某一點時會朝相反方向變化；第二，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人們用勞動代替休閒；第三，高稅收還將造成低投資率，使投資減少、資本存量降低，因此降低邊際稅率將鼓勵投資和生產。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所以，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雖然一貫自詡反對凱恩斯的幹預主義，標榜自己為自由放任主義，但是，國家幹預供給與幹預需求豈不是「半斤八兩」？供給學派之所以一度得勢，是因為在資本主義經濟進入「滯脹」怪圈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被裡根政府所採納。「裡根經濟學」的政策主張就是大幅減稅：1981年第一次總統預算將非勞動所得收入的最高稅率從70%降到50%，把資本收益的最高稅率由28%減到20%。其結果是，「1983-1984年，美國成功地實現了經濟復甦，使失業率降了下來，到1986年，失業率回到70年代末期水平」（註：Ramesh Mishra,The Welfaare State in Capitalist Society,Harvester Wheatsheaf,1990.pp.20-21.）。開出的「藥方」都是減稅，但支撐柴契爾主義的貨幣學派哲學與支持裡根經濟學的供給學派理念卻大相逕庭，前者是不增加財政赤字、實行緊縮，而後者是假定減稅可以增加生產供給活動進而提高產出和減少赤字。
二、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
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三次革命性理論突破為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鋪平了道路，從而形成了今天任何一個西方經濟學院學生或經濟學教授既人人皆知又無法跨越的基本理論框架。
（一）「張伯倫革命」
亞當·斯密以後的一百多年裡是自由資本主義發展的鼎盛時期，那時壟斷還是個別現象。正如1982年諾貝爾獎得主斯蒂格勒所言，「亞當·斯密作為建立傳統的偉大人物，在壟斷領域也沒有給我們留下空白，他創造或者說提出了三個權威性的傳統」（註：G.J.斯蒂格勒：《經濟學家和說教者》，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第55頁。）。這三個傳統分別是：對正規的壟斷理論置之不理、將他那個時代的壟斷現象看做是國家賦予的專營特權、對壟斷和勾結行為無需採取什麼行動。當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之後，經濟學理論已無法對其進行解釋，現實世界中的普遍壟斷現象開始引起經濟學家的關注。從19世紀初的西斯蒙第、穆勒、麥克庫洛赫，到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的馬歇爾、古諾、埃奇沃思、西奇威克，尤其是庇古和斯拉法，他們早已對壟斷理論和市場的不完全性作了大量的研究。但問題在於，他們始終沿襲著「斯密傳統」，即將自由競爭作為普遍現象而把壟斷作為例外來構造他們的理論框架，甚至奈特和史密斯1929年出版的《經濟學》中仍然認為「在今天，把競爭當作普遍現象和把壟斷當作例外是比較合理的」（註：轉引自高鴻業等編著《壟斷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4-15頁。）。
一直到20世紀30年代中期美國哈佛大學的張伯倫和英國劍橋大學的羅賓遜夫人分別出版了《壟斷競爭理論》和《不完全競爭經濟學》，才正式宣告了「斯密傳統」的徹底結束。始於張、羅二人的「張伯倫革命」的主要貢獻在於：他們擯棄了長期以來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關於把「完全競爭」作為普遍的而把壟斷看做個別例外情況的傳統假定，認為完全競爭與完全壟斷是兩種極端情況，提出了一套在經濟學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的用以說明處在兩種極端之間的「壟斷競爭」的市場模式，並在其成因比較、均衡條件、福利效應等方面運用邊際分析的方法完成了微觀經濟學的革命，將市場結構分成了更加符合資本主義進入壟斷階段實際情況的四種類型，即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壟斷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註：羅賓遜：《不完全競爭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76-77頁；高鴻業、範家驤、羅志如編著《當代資產階級經濟學說》第二冊，《壟斷經濟學》，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15頁。）。「張伯倫革命」的經濟學意義在於，20世紀中期宏觀經濟學之所以能夠得到長足的發展，其邏輯起點就是對壟斷的分析，從這個起點出發，恰恰使得西方經濟學比較正確地描述和表達了百年經濟歷史的本質和現狀。
（二）「凱恩斯革命」
如果說1929-1933年大危機是對當時微觀經濟學的反動的話，那麼，凱恩斯主義就是對新古典經濟學的一次革命。而《貨幣通論》則使得西方經濟學在分析方法上實現了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的分野，從而使凱恩斯成為現代宏觀經濟學甚至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開山鼻祖，在整個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進與發展中成為一個永恆的主角。
如同凱恩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書的名稱那樣，凱恩斯主義的推演邏輯是從充分就業開始的：(1)以往假設的充分就業均衡是建立在薩伊定律基礎之上，其前提是錯誤的，因為總供給與總需求函數的分析結果顯示，通常情況下的均衡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2)之所以存在非自願失業和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其根源在於有效需求不足；因為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化，所以就業量就取決於總需求。(3)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於「三個基本心理因素，即心理上的消費傾向，心理上的靈活偏好以及心理上的對資本未來收益之預期」。(4)政府不加幹預就等於聽任有效需求不足繼續存在，聽任失業與危機繼續存在；政府須採取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刺激經濟，增加投資，彌補私人市場之有效需求不足，「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註：以上引言參見凱恩斯《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商務印書館1981年版，第207、323頁。）。(5)進而提出了一國政府應當實現的六大經濟目標：充分就業、價格穩定、長期經濟增長、國際收支平衡、收入均等化和資源最優配置。
凱恩斯對大量的宏觀概念進行了歸納與整合，使經濟學的發展開始跳出價格分析的限制，從而這正適應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壟斷階段的迫切需要，即以一種全新的角度和全新的理論對自由資本主義的缺陷給予解釋和彌補。
凱恩斯主義的誕生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得以向前大大推進的一個重要標誌。說到底，凱恩斯革命是一場方法的革命。凱恩斯之後，無數凱恩斯的追隨者們對凱恩斯體系本身存在的種種「空隙」和「硬傷」給予修正、彌補、完善，使之在碰撞中交融，在裂變中整合，是凱恩斯主義得以發展、充實的重要前提和體現。例如20世紀50年代後期爆發了持續幾十年的「兩個劍橋之爭」——這場影響很大的學術爭論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對20世紀主流經濟學的發展與貢獻是深遠的、巨大的。
以羅賓遜和斯拉法為代表的英國劍橋學派從資本的測量問題著眼，認為生產過程投入的資本是異質的，因此不存在共同的測量單位，進而對作為新古典主義微觀經濟學支柱之一的邊際生產力分配理論進行了批判。以薩繆爾森、索洛和託賓為首的新古典綜合派即美國劍橋學派終以認輸而結束了這場學術論戰。「兩個劍橋之爭」的歷史性學術意義不在於誰勝誰負，而在於：其一，導致後凱恩斯學派作為一個比較系統的學術群體而最終成熟起來。其中一些理論建設和政策主張成為20世紀的精神遺產，具有進步的科學意義，例如福利改革和稅制改革等，其政策主張直指資本主義分配不公等社會現象。其二，促使新古典綜合派演變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從而架起了溝通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之間的橋梁。凱恩斯主義導致了宏觀經濟學的誕生，但如何將宏觀經濟學與微觀經濟學有機地融合在一起，使後者的基本概念與理論成為前者的框架，將個量問題與總量研究結合起來，使消費者行為理論、一般廠商理論等引申至宏觀經濟學，這就成了一代經濟學家的歷史任務。希克斯、薩繆爾森較好地完成了一次綜合，為尋求宏觀與微觀經濟學的溝通而做出了貢獻（註：〔英〕卡什博特：《新劍橋學派、凱恩斯學派、貨幣學派關於宏觀經濟對策的爭論》，中國經濟出版社1988年版。）。
（三）「預期革命」
70年代發展起來以美國的羅·盧卡斯、託·薩金特、羅·巴羅、尼·華萊士等學者為代表的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因使用「理性預期」這一重要經濟學概念並以此建立起其理論體系而被普遍稱之為「理性預期學派」（註：參見吳易風《從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的論戰看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載於高鴻業主編《西方經濟學與我國經濟體制改革》第二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所謂「預期」是指對同當前決策有關的經濟變量進行的預測，如為決定產量而是否進行投資時企業對其產品的未來價格進行的預測，勞資關於工資水平的談判中工會對未來物價水平走向做出的預測，等等。理性預期學派認為，雖然凱恩斯也曾反覆講到預期，但他的預期只是適應性預期，具有隨機性，沒有理性的解釋，即屬「後向預期」，這是因為凱恩斯主義是一個充滿矛盾的體系，其假設前提是錯誤的：第一，凱恩斯主義中的當事人不以追求最大化為目標；第二，同一經濟人在不同函數和方程中具有不同的行為。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提出的假定條件正好與上述兩個假定相反。「理性預期」假定市場是連續出清的，即通過工資和價格的不斷調整，供給總是等於需求，處於均衡狀態。從這樣的假定出發，盧卡斯的邏輯是：貨幣對產量等其他經濟變量具有重要影響；貨幣供給的衝擊導致貨幣存量的隨機變動，由此引起經濟波動。由於貨幣供給的衝擊引起經濟波動是通過總需求曲線完成的，所以，貨幣供給的衝擊將導致需求的衝擊；這樣，需求的幹擾將導致經濟波動。既然從貨幣政策的角度來看政府賴以幹預經濟的宏觀經濟政策無效，那麼，「政策無效性」被一般化，即「政府失靈」。
「理性預期」被稱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預期革命」，對當時的經濟學界產生了重大影響。「理性預期」作為一種宏觀分析工具在西方經濟學中被廣泛採用，在股票、債券、外匯市場的運行分析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雖然總體上講「理性預期」已進入西方主流經濟學工具箱之中，但也有許多經濟學家指出用任何「預期失誤」或信息不完善性來解釋經濟周期都是缺乏說服力的，認為「理性預期」有許多局限性和本身不可克服的缺陷。例如，80年代開始斯蒂格利茨等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對合理預期提出了批判，對政府干預的思想重新作了表述。市場出清還是非市場出清，政府失靈還是市場失靈，政策無效還是政策有效，這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理論觀點和政策主張分歧的關鍵所在。在這個問題上，新古典學派的理想主義超越了現實，新凱恩斯學派則較少沉湎於理想主義而較多地面對資本主義現實（註：參見吳易風《從新古典學派和新凱恩斯學派的論戰看市場經濟與政府干預》。）。再例如，人們在談論股票市場時比論及宏觀經濟時更為贊同理性預期理論，這是因為和大多數其他市場相比，股票市場具有較強的流動性——人們買進賣出都很容易，幾乎不存在交易費用。而其他提供商品或服務的有形市場較為複雜，且具有剛性：辭退、僱傭、轉產、關閉工廠都存在成本，降低了其流動性和靈活性。
此外，「理性預期學派」作為新自由主義思潮的一個重要流派，其「政府失靈論」的邏輯演繹結果與公共選擇等學派共同向凱恩斯主義提出了嚴重挑戰。1956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巴託教授首次創造並使用了「市場失靈」這一概念（註：Bator,F M,The Anatomy of Market Failure,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Aug.1958,pp.351-379.），將市場壟斷視為「市場失靈」現象之一，「市場失靈」一詞隨即風靡半個世紀。到70年代「滯脹」時期，以布坎南為首的公共選擇學派針鋒相對地提出了「政府失靈」。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人們可以發現，「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的概念充斥於經濟學文獻，它們針鋒相對，沒有贏家，形成了獨特的20世紀末沒有經濟學「主流」的理論「真空」狀態。
三、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後期面對「滯漲」所表現得束手無策和「柴契爾主義」與「裡根經濟學」的先後誕生，標誌著經濟學凱恩斯時代的終結。隨後，貨幣主義和供給學派相繼丟掉了經濟學的「正統」寶座，使西方經濟學的「主流」理論在20世紀的最後十幾年裡成為「真空」。正如一位美國經濟學家所描述的：「由於凱恩斯的緣故，於是我們都是凱恩斯主義者；由於弗裡德曼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都是貨幣主義者；而由於動亂世界的緣故，於是我們現在又都成了折衷主義者了」（註：Todd G.Buchholz,New Ideas From Dead Economists-An Introduction To Modern Economic Thought,A Plume/Penguin Books USA Inc.1989,p.240.）。就在這人人都是折衷主義者的時候，斯蒂格利茨1993年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被認為引發了新凱恩斯主義的第四次「整合」浪潮。
在此之前，西方經濟學界曾出現過3本廣為流行並被認為具有裡程碑意義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一本是150年前即1848年穆勒出版的《政治經濟學原理》，該書一反傳統，在基本上維持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原理的同時，還對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制度大膽地提出了「改善」的政策主張。第二本是約50年後馬歇爾於1890年出版的《經濟學原理》。作為劍橋學派的創始人，馬歇爾兼收並蓄，折衷調和，吸收了名派庸俗理論，從生產成本說供給決定，從邊際效用價值說需求決定，進而建立了均衡價值論，其「折衷的理論體系」在理論上和方法上對20世紀上半葉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各個流派均產生了廣泛的影響。《經濟學原理》在馬歇爾有生之年出了8版，跨度30年。進入20世紀以來，在斯蒂格利茨之前，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曾經歷了三次重大修改：第一次是修正傳統的壟斷例外論的「張伯倫革命」，第二次是為資產階級國家幹預經濟政策奠定理論基礎的「凱恩斯革命」，第三次是20世紀中葉的「薩繆爾森綜合」。薩氏試圖將馬歇爾新古典經濟學與凱恩斯主義，即將微觀分析與宏觀分析糅合在一起，創立了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體系，該體系成為後凱恩斯主流經濟學，在戰後的40年裡始終居於正統地位。於是，作為新古典綜合派或稱後凱恩斯主義的標誌，薩氏撰寫的教科書《經濟學》就成為代替馬歇爾《經濟學原理》的第三個裡程碑。半個世紀以來，該書廣為流行，空前暢銷，被譯為數十個國家的文字，已出了第15版（註：這一段參見高鴻業為斯蒂格利茨《經濟學》所寫的「譯者序」，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7頁。）。
20世紀80年代以來，由於新古典綜合派既不能解釋「滯脹」的現實，又提不出合適的政策主張，其正統地位開始動搖，來自包括貨幣主義等新自由主義種種流派的抨擊、責難和進攻大有在整體或部分上取而代之之勢。論戰之中，1993年被譽為「經濟學革命領袖」的斯蒂格利茨出版了被認為是第四個裡程碑的教科書《經濟學》。在20世紀的最後幾年裡，該書迅速在世界300多所學院和大學被採用，其中文譯本在1997年出版後的3年裡就銷售了12萬冊，被我國出版界和學術界視為一大奇蹟。斯蒂格利茨為20世紀末西方經濟學的發展做出了如下的努力與開拓：
正如斯氏的自白，「經濟學界已經逐漸認識到宏觀經濟行為必須與其背後的微觀經濟學原理聯繫在一起；只有一套經濟學原理，而不是兩套。但是，在現有的教科書中，這種觀點根本就沒有得到體現」（註：斯蒂格利茨：《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7頁。）。斯氏在承認薩繆爾森成功地將二者融合起來的前提下，試圖越超薩氏，將宏觀經濟學的表述置於紮實的微觀經濟學之上。例如，充分就業模型、存在失業模型和綜合模型三個模型，便是在外部約束條件改變下，從微觀經濟學的基本模型直接推導得出並進而展開的，從而實現了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有機聯接。此為其一。
斯氏一改後凱恩斯主義固守新古典的「完美」的程式，將許多諸如信息問題、激勵問題、道德問題、逆向選擇問題等等許多不在新古典經濟學視野之內的近二三十年來經濟學的新成果納入其研究領域，使之更加具有實際應用價值。尤其是對新古典綜合派走下坡路之後崛起的新自由主義各學派加以整合和綜合之後，使之不但大大推進和包容了凱恩斯經濟學和新古典綜合的理論體系，同時，還烙有深刻的理性預期學派甚至新制度經濟學等20世紀後半葉發展起來的幾乎各種學派的明顯痕跡。此為其二。
其三，斯氏始終十分注重政府干預經濟的積極作用。他認為，市場的「常態」是信息的不完善性和市場的不完全性，公共產品、外部性、壟斷等「市場失靈」現象界定了政府活動的範圍。市場失靈現象的根源在於沒有人對市場負責，沒有人幹預市場。與其他社會組織相比，政府的普遍性、合法性、強制性等特點提供了政府應該出面幹預的理由。至於如何幹預，斯氏針對「科斯定理」提出了「非分散化基本定理」，並將「科斯定理」稱之為「科斯謬見」。認為在解決外部性和產權明晰等難題時，「科斯定理」及其「自願解決」或稱「協商解決」將克服不了「搭便車」問題，高昂的交易費用將導致無效率。必需依靠政府的依法調控，否則就不能實現市場有效配置資源的作用（註：關於斯蒂格利茨「非分散化基本定理」的詳細論述及其對「科斯定理」的抨擊，詳見斯蒂格利茨《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角色》，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年版。）。
最後，還需指出的是，斯氏對中國改革道路的取向和改革成就始終給予很高的讚譽、評價和支持。他認為中國不搞國營企業私有化和貿易自由化是一個正確的選擇。他不但了解中國，而且還在其《經濟學》第二版中專設一章談中國改革，為中國的「第二步改革」提出了許多建設性看法。他還對IMF和美國財政部「唆使和誘導」俄羅斯採用「休克療法」從而導致「俄羅斯經濟持續坍塌」的後果表示出了對前者的極大憤慨和對後者的無比惋惜，認為「休克療法」事實上是「太多的休克和太少的療法」，其結果是，「迅猛的私有化只是讓一小部分寡頭集團獲得了對國家資產的控制，……產出下降了一半……貧困率激增到50%（註：引自斯蒂格利茨《我從世界經濟危機中學到了什麼》，www.csdn.net.cn/century/wencui/010108200/0101082019.htm。）。
四、研究方法的六個傾向
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長足發展，還集中體現在其研究方法和研究角度的巨大變化方面。分析方法的變化帶來的是西方經濟學研究深度的推進和廣度的拓展。可以說，20世紀西方經濟學之所以產生諸多「革命」和理論創新，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其研究方法和角度的巨大變化。方法論的變化對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推動作用，從而使其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研究方法的演變甚至在某種意義上講體現了西方經濟學的發展脈絡。舉其要者，研究方法的變化可歸納為以下六個趨勢。
（一）證偽主義的普遍化趨勢
布勞格在其《經濟學方法論》中將20世紀經濟學方法的演變歷史歸納為一句話：「證偽主義者，整個20世紀的故事」（註：〔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發生於19世紀的證偽主義與實證主義的較量，同樣貫穿於20世紀經濟學發展的始終。據統計，20世紀70-80年代的20年間，西方經濟學界出版了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的著作，其中幾乎都和證偽主義有一定的聯第，在1991年總結的當代西方經濟學家達成的13點共識中，有7個和證偽主義有直接聯繫。實證主義在被現實世界「證實」之後，證偽主義出來用事實和理論推導提出質疑，以此推動了經濟學的發展（註：引自張旭《20世紀經濟學解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63頁。）。
（二）假定條件的多樣化趨勢
或「市場神話」與「國家神話」，或各種理想國與烏託邦，來自經濟學內部和外部（其他學科）大量形形色色的或極端或模糊難懂的理念、概念等，對西方經濟學的主流與支流都產生了強有力的衝擊。為了重建和發展他們自己的理論以反對和解釋來自對方的理論，經濟學家們不得不或放寬假設，或修改前提，或一反傳統逆向假定，以構建和拓寬其研究領域（註：在這方面，張建偉博士做了深入的研究，參見張建偉《現實主義、制度主義與中國經濟學發展》，《中國社會科學》2000年第4期。）。例如，「經濟人」的假定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基礎，是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核心，也是新古典宏觀經濟學的基石之一，在數百年的發展過程中得到了不斷的完善和充實，在西方經濟學中佔據了主流位置。可是，在20世紀百年中，「經濟人」的假定條件也被不斷地修改和拓展，甚至批評和攻擊。例如：西蒙認為經濟人的計算能力是「有限理性」的，行為者無法在多種可能的選擇中做出最終選擇。貝克爾拓展了「經濟人」的假設，認為個人效用函數中具有利他主義的因素，這才是人類行為的一般性。鮑莫爾主張用「最大銷售收益來代替最大利潤的目標函數」，因為實證經驗表明經理層的薪金與銷售收益的關係大於它與利潤的相關程度。萊本斯坦1966年至1981年發表的4篇論文中一反「利潤極大化、效用極大化、成本極小化」的經濟人傳統假定，認為上述假定在完全競爭下是適用的，而在壟斷型企業裡利益最大化原則是個「例外」。人的本性是「惰性」，受到庇護的壟斷者和兼併者的經濟行為已經喪失了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潤最大化的能力，從而導致了「X非效率」。為此，萊本斯坦提出了「微觀的微觀理論(micro-micro theory)」，即「意味著對標準理論簡單地假設的東西進行詳細的研究」（註：Leibenstein,H(1),X-inefficiency exists-reply to an econmis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78,68:pp.203-211.(2),A branch of economics in mining:micro-micro theory,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79,17:pp.477-502.也可詳見鄭秉文《市場缺陷分析》，遼寧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0-88頁。）。公共選擇學派提出的挑戰是，「經濟人」在追求個人利益最大化時，並不能得出集體利益最大化的結論，「阿羅定理」即可說明個人福利的簡單加總不一定與社會福利一致。新制度主義對「經濟人」假定的修改則更為寬泛，認為這個假定過於「簡單化」，因為除了物質經濟利益以外，人還有追求安全、自尊、情感、地位等社會性的需要。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的誕生被一些學者認為是對「經濟人」個體研究方法的最大「克服」，因為凱恩斯主義的基礎和歸宿都是圍繞總供給與總需求等一系列「總量」關係而展開的。
（三）分析工具的數理化趨勢
經濟學與數學的結合本來不是始於20世紀，但是戰後以來，數學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是如此的專門化、技術化、職業化甚至到了登峰造極的程度，卻實實在在發生在20世紀，從而使經濟學這個大廈更嚴密，表達更準確，思維更成熟。數學化成為經濟學發展的主流趨勢，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註：關於西方經濟學研究方法中數學化、公理化和數量化的應用與評價，詳見楊春學《20世紀經濟學的重大發展》，《經濟學動態》1999年第10期。）：
第一，計量經濟學的崛起。「計量經濟學」一詞是挪威經濟學家拉格·弗裡希於20世紀20年代創造的（註：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後來，庫普曼、克萊因、迪魯布等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尤其是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從50年代開始提出最早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為宏觀經濟研究開闢了新的視野。此後隨著大型計算機的誕生和使用，經濟結構的各種參數得以推算出來，為制定政策提供了依據。需要指出的是，克萊因教授自80年代以來多次來到中國，在國家有關部門的支持下，為我國培養了第一批計量經濟研究人才。第一代計量經濟學家的數理貢獻在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整體性、嚴密性和形式化等方面發揮的巨大作用主要體現在「宏觀」經濟研究方面，而在「微觀」經濟研究方面進行的開創性探索是從貝克爾開始的，他將經濟計量原則首次引入原來無法以數學來計量的領域，如愛情、利他主義、慈善和宗教虔誠等，並獲得了巨大成功。但這隻具有局部的意義，可以這樣說，對於此前的計量經濟學，我們稱之為「宏觀計量經濟學」似乎更為恰如其分——宏觀計量的分析方法是對20世紀經濟學的最大貢獻之一。幸運的是，在20世紀的最後一年即2000年的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宣布：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正式授予美國的詹姆斯·海克曼和丹尼爾·麥克法登教授，以表彰他們在微觀計量經濟領域的貢獻（註：參見《2000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揭曉》，http://pds.henanews.org.cn/news/2000.htm。）。可以說這是「微觀計量經濟學」正式誕生的標誌。微觀計量經濟學的研究領域主要是橫截面數據的微觀數據即指同一時點的條件、或是縱向數據在連續年份中的同一觀察單位。微觀計量經濟學可以在個人層面上對許多新的問題進行經驗性研究，例如是什麼因素決定人們去工作，什麼因素決定工作時間的長短，經濟激勵效應如何影響人們對教育、職業和居住地進行選擇，不同的勞動力市場和教育計劃對個人收入和就業會產生什麼樣的效應，等等。
第二，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大規模運用。計量經濟學之所以在20世紀得到了長足的發展並成為經濟學中一個極富魅力的分支，首先得益於統計學在經濟學中的廣泛使用，並最終成為構建計量經濟學體系的一個重要基礎。例如，弗裡德曼的《1867-1960年美國貨幣史》就是成功運用統計分析的一部經典性著作（註：Mary S.Morgan,The History of Econometric Idea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他通過一系列的數據統計分析，得出了貨幣實際數量的長期變化和實際收入的長期變化之間具有一種密切的相關性的結論，從而構建了弗氏的貨幣數量說。統計分析的運用不但支持了計量經濟學的發展，還促進了經濟學其他相關分支的誕生和發展，例如，庫茲涅茨對季節性的波動、國民收入的長期變化和經濟增長的經典性研究既建立在統計分析的基礎之上，又為統計分析建立了一個牢固的陣地，與此同時還大大推動了諸如發展經濟學、國際經濟學、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等新的理論分野和發展。
第三是博弈論的引進。作為一個嶄新的研究方法，博弈論的應用範圍已延伸至政治、軍事、外交、國際關係和犯罪學等學科，但其在經濟學中的應用最為成功。進入80年代以來，博弈論逐漸成為主流經濟學的一部分，甚或可以說已成為微觀經濟學的基礎，還有人試圖以博弈論語言重建整個微觀經濟學。博弈論研究的內容主要是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相互作用時的決策以及該決策的均衡問題。藉助於博弈論這一強有力的分析工具，「機制設計」、「委託—代理」、「契約理論」等已被推向當代經濟學的前沿（註：張維迎：《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西方許多經濟學家對濫用數學的現象也進行了激烈的抨擊。60年代被稱之為「奇怪的60年代」，因為數學模型的「圖騰」崇拜現象廣為流行，甚至出現了「沒有理論的經濟計量」和「與理論相矛盾的經濟計量」趨勢，「其中竟有按照特定的意識和願望來編造經濟理論和經濟計量」；對此，裡昂惕夫很不以為然，在分析了1972-1981年間發表在《美國經濟評論》上各種文章的類型之後，給美國《科學》雜誌寫了一封信，指出「專業經濟學雜誌中數學公式連篇累牘，引導讀者從一系列多少有點道理但卻完全武斷的假設走向陳述精確而卻又不切實際的結論」（註：朱紹文：《經典經濟學與現代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361、376-377頁。）。
（四）研究領域的非經濟化趨勢
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與肯定並非完全建立在對前一種方法或另一種方法的否定之上，而更多的是隨著時代主題和研究角度的變化、隨著個人興趣和專業特長的不同而愈加顯示出重要性和獨特性。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演變中出現的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是，其研究領域與範圍開始逐漸超出了傳統經濟學的分析範疇，經濟分析的對象擴張到幾乎所有人類行為，小至生育、婚姻、離婚、家庭、犯罪等，大至國家政治、投票選舉、制度分析等。對於經濟學研究領域的這種帝國式的「侵略」與擴張，有人稱之為「經濟學帝國主義」（註：George J.Stigler,Economics-Imperial Science?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86,No.3 [1984],pp.301-314.）。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
第一，家庭作為一個「生產」的基本單位被納入微觀經濟分析之中。在人力資本理論中，舒爾茨和貝克爾認為，家庭就像一個企業，既生產用於增加未來收益的「產品」——繁衍後代、教育子女等，也生產「消費」——衣食住行、休閒保健等，因此，家庭須根據其貨幣收入與時間這兩種資源進行有效配置和做出合理決策。在邊際收入等於投資的邊際成本的均衡點上，所有投資活動的收益率都相等。從上述命題出發，人力資本理論對許多以往被認為諸如年齡與收益關係曲線、男女教育不平等等非經濟學研究領域的活動進行了經濟學分析，甚至提出了孩子需求的價格和收入彈性的概念，對諸如收入分配模型、失業的持續時間等很多經濟活動現象給出了嶄新的解釋（註：〔美〕加裡·S.貝克爾：《人類行為的經濟分析》，上海三聯書店1995年版。）。
第二，國家和政府被視為一種「政治市場」納入經濟分析之中。1988年被授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布坎南和塔洛克創建的公共選擇理論是抨擊國家幹預政策最為激烈的一種理論，其研究領域和方法橫跨了經濟學（經濟計量學）、政治學（表決制度的比較研究）、社會學（行為邏輯研究）、哲學（自由概念的邏輯分析），他們的研究對象主要有如下4個方面：(1)政治制度和最佳經濟狀態之間的關係。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公共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決策過程、運轉機制，即為什麼一部分人通過其政治制度（直接的或代議的）的途徑可以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預算結構、選擇這種而不是那種稅率，即對民主社會中決定公益事業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進行微觀經濟分析。(2)研究官僚主義經濟理論。在這裡，國家被視為一部公共生產機器作為研究對象，從而探討公共經濟部門這部機器諸如獎罰制度和個人行為等等各種機械結構，分析官僚機器對社會財富分配結構及對社會財富的使用效率。(3)深入研究代議制政治制度的運轉邏輯。即對民主制度下的投票、集體偏好等進一步展開討論。(4)對國家與市場的本質、國家與市場的關係進行重新定義。通過對上述領域的研究，公共選擇理論得出的結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面臨著嚴峻的制度和政治挑戰，原因是現行的代議制民主政體即公共選擇機制沒有新意，阿羅定理顯示沒有一種投票制度能以令人滿意的方式溝通個人和集體，應設計一種新的政治技術和表現民主的新方式，以阻止行政官僚主義繼續發展；國家機器與政府支出不斷膨脹、效率低下是官僚主義的惡果，究其原因，一是公共部門缺乏競爭，二是公共部門不關心費用成本，從而導致官吏越多官僚主義越嚴重。由於存在上述「政府失靈」，因此，市場是解決問題的惟一選擇（註：參見〔法〕亨利·勒帕日《美國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118-150頁。）。
第三，法律制度與經濟制度被納入微觀經濟分析之中。20世紀下半葉；新制度經濟學使經濟學的自由主義傳統又一次得到復興，從而使一個陳舊的命題被賦予了嶄新的生命力，成為西方經濟學中逐漸居於一定主導地位的獨特的思考方法和研究工具，以致於其主要理論巨匠科斯和諾思先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制度革命」被西方經濟學界看做是20世紀經濟學最偉大的成就之一。布勞格對新制度主義的方法論讚賞有加，說「美國制度主義者的作品是解釋的模式……它尋求通過區分事件或活動在一個關係模型中的地位來對它們進行解釋，而這個關係模型據說是把經濟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來描述它的特徵」（註：〔英〕馬克·布勞格：《經濟學方法論》第四章，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
科斯提出的「交易費用」是新制度學派的一個重要概念，它被認為是可以對所有社會活動和組織機構進行分析的一種理論工具。所謂「交易費用」是指所有的組織成本，即組織成本也都是交易費用。組織的實質是不同的契約安排，而組織形式的選擇本質上就是交易費用的比較。由此可以說，交易費用是制度的源泉。於是，交易費用的高和低是評價制度的一個重要標準，社會一切組織形態所遵循的假定前提是低成本組織趨向替代高成本組織。產權理論是新制度經濟學最關注和最引起其他流派感興趣的一個領域。「科斯定理」認為，產權完整與否主要可以從其所有者對它具有的排他使用權、收入獨享權、自由轉讓權這「三權」來衡量；當產權明確界定之後，經濟活動中的當事人就會自發地進行談判，將外部性內在化，從而改善資源的配置效率。換言之，只要產權關係明晰，不管它屬於誰，私人成本和社會成本就不能產生背離。雖然權利屬於誰的問題會影響財富的分配結果，但是，如果交易費用為零，無論權利如何界定，都可以通過市場的交易活動和權利買賣者互定合約或「自願協商」而達到資源的最佳配置（註：參見〔美〕羅·哈裡·科斯《企業、市場與法律》，上海三聯書店1990年版。）。
制度變遷理論被西方一些學者認為越超了意識形態的束縛。諾思認為（註：〔美〕道格拉斯·C.諾思：《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書店1994年版。），制度是社會的一組博弈規則，制度的框架決定了組織生存和發展的機會，反過來，組織的演化又會影響制度變遷的路徑和過程。諾思將前人關於技術的變遷、演進和創新過程中所具有的報酬遞增性質、自我強化機制和路徑依賴性質等研究思路幾乎完全推廣到對制度變遷的解釋：在制度變遷中，同樣存在著報酬遞增和自我強化的機制，不同的路徑最後會導致完全不同的結果，一旦走上某一路徑，它的既定方向在以後的發展和演變中會得到自我強化，即人們過去做出的選擇決定了他們現在可能的選擇。所以，在諾思看來，制度的演化不外乎有兩種不同的結局，要麼進入良性循環的軌道、加速優化，要麼在惡性循環的路徑上滑下去、不斷惡化，甚至被「鎖定」在一種無效率的狀態中忍受長期的經濟停滯而不能自拔。
無庸諱言，新制度經濟學的誕生使西方經濟學實現了對諸如尋租理論、委託—代理理論、契約理論、經濟史的研究的深入，在這個意義上講，沒有「制度革命」，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許多理論是無法形成的。但是，許多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制度分析還沒有成為一個獨立而被公認的成熟體系，一些基本概念經不起仔細推敲，例如，許多經濟學家對「科斯定理」零交易費用的假設提出了質疑；再如，巴澤爾批評諾思說，由於民族和國家間的生存競爭，一個民族或國家不可能長期停留在低效率的制度狀態（註：餘永定、張宇燕、鄭秉文主編《西方經濟學》，經濟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626頁。）。
（五）案例使用的經典化趨勢
在西方經濟學中，用案例闡明一個定理、寓意一個規律已經司空見慣，人人皆知的「看不見的手」就是明證。但是，20世紀西方經濟學中的「舉例」，不僅已經發展到了「經典化」的地步，而且在有些定理中不舉例已不足以說明問題，甚至所舉的案例已具有不可替代性。這種案例的惟一性，既簡單明了，通俗易懂，又幾十年上百年一貫制，代代相傳，成為一種象徵（註：這裡列舉的關於「蜜蜂與果園」、「火車與飛鳥」、「燈塔」等幽默案例，其具體細節展開和資料出處可以詳見鄭秉文《市場缺陷分析》，第139、179-181、357-359頁。）。被一些學者認為「博大精深」「深奧無比」的科斯定理，是通過一個簡單的「牛群到毗鄰的谷地裡吃谷」的故事來完成的；1977年諾貝爾獎獲得者米德在論述外部性的發生與補償時，給讀者講述的是「蜜蜂與果園」的例子；同樣論述外部性，庇古的舉例更為浪漫與優美，是「火車與飛鳥」的故事……百年來，經濟學家的筆下已為後人留下了許許多多的經典性「案例幽默」。
再如一提起「燈塔」，人們就會知道是指公共物品消費中收費難的「搭便車」難題。最初舉例燈塔的是1848年的穆勒，於是在此後的一個半世紀裡，燈塔便「常明不熄」一直傳到今天，幾十名著名的經濟學家圍繞著燈塔寫出了許許多多的著名論文，甚至引出了科斯「偷看燈塔」令人捧腹的幽默詞句。燈塔，既成為經濟學中一個經典性的象徵，又給經濟學留下了一個贏得永恆的傳統，使20世紀的經濟學如詩如畫，美不勝收。
（六）學科交叉的邊緣化趨勢
在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工具箱裡，不僅保留了上個世紀留下來的一些非經濟要素、時間、社會心理等，而且，還引入了技術、信息等諸多新要素，使「技術」成了新寵，「信息」成為熱點，從而使經濟學越來越從科學技術與社會進步相互關係的角度得到全面的發展。還須指出的是，隨著經濟學認識領域的拓寬和方法論的多元化，經濟學與其他學科的交流和相互滲透得以大大加深，大量非經濟學概念的引入使得當今的經濟學與百年前相比已面目全非。面對物理學、生物學等自然科學的挑戰和哲學、精神分析學等人文社會科學諸多學派的「侵入」，西方經濟學的大家族中又派生出許多交叉學科和邊緣學派，例如，混沌經濟學、不確定經濟學、行為經濟學、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它們百花爭鳴，相得益彰，成為20世紀西方經濟學的一大景觀。（鄭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