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舉史研究走入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迎來了新的發展高峰，以一大批青年學者為主導，掀起了科舉研究的熱潮。其特點尤其在於研究力量的年輕化、研究視角的多樣化、研究水平的縱深發展。但總體而言，從歷史地理本位或空間視角出發的科舉研究並未佔領高位，無論地域科舉史、科舉人才地理等都進入了某種瓶頸期，亟需有新的思考和突破。
有鑑於此，2020年11月28日，由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組織召開了「地域與空間： 科舉研究的舊路與新途」主題工作坊。本次工作坊由復旦史地所博士生葉鵬召集，旨在從歷史地理本位或空間視角出發，探討科舉研究新進展，展示青年學子在這一領域的研習、思考所得。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四川大學、華中師範大學、福建師範大學和復旦大學等高校的8位研究生圍繞科舉史的空間視野、科舉地理的新思路展開了熱烈討論。
與會者合影
科舉史的空間視野科舉中的空間色彩值得我們加以關注，不論是客觀的考場形態、相關建築物的時空分布，還是科舉有關人員的地域分配、採擇原則，抑或某一科舉人物在特定空間中的歷時性活動，都值得我們矚目。
工作坊上半場報告聚焦「科舉史的空間視野」，邀請到了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的朱海濱教授和復旦大學歷史學系的劉永華教授擔任評議嘉賓。
第一篇文章來自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的孫巖，他提交的報告題目是《「以昭文明之象」：明代福建官學藏書樓與地方文教的建設》。孫巖關注到了明清地方官學的藏書之所——尊經閣，並以明代福建為例，探討這一文教資源的發展對不同區域的意義，揭示出尊經閣的科舉導向及其被賦予的象徵意象。尊經閣雖然對福建科舉成就的影響間接而有限，但它優化了地方文教資源的配置，其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它界定了「規範」的知識體系，以及被賦予的權威性象徵。此種建構連接了國家正統文化、地方文權及士人的知識傾向，使得尊經閣已非單純的藏書之所，更是一種昭示文化正統與知識權威的象徵性建築。朱海濱老師在評議時提示，本文所用材料主要是地方志，但方志對官學藏書樓的記載可能不足以反映歷史全貌。此外，研究對尊經閣與文教建設之間的邏輯關係可再完善。劉永華老師表示，文章可進一步思考尊經閣藏書的類型、數量和利用問題，並且對尊經閣的象徵意義多加留意，可引入科舉文化等視角，進一步挖掘士人附註在尊經閣的心態、邏輯及其背後蘊藏的歷史問題。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的李思成則關注到了明代會試考官選任規則中的地域因素。他提出，明代科舉普遍存在地域限制現象，如分省解額、南中北卷等，是為了實現大一統國家的地域平衡。而會試考官的地域分布同樣可能影響地域均衡，例如考官與考生之間文風相近，便會導致科舉強省不斷自我強化。但通過考察後發現，相關官員並未受到地域限制。究其原因，是由於會試官員的選任規則本身較嚴密，需限官、限資、限次，上述規則在明代官僚政治中的優先度高於地域因素，導致朝廷無瑕顧及地域限制。這也提示出地域因素不僅因其存在而重要，在其應當存在卻缺位的場合，背後一定有合理的解釋，此時地域因素成為我們深入剖析制度的重要提示信息。評議人朱海濱老師認為本文論證完善，但標題所示「地域考察」一詞有先入為主的嫌疑，可以考慮從會試考官本身選任規則的角度入手，兼顧地域考察，使選題更為合理。
第三篇報告聚焦於明代鄉會試貢院的情況，福建師範大學社會歷史學院的鄭欣對以往研究進行了詳細爬梳，從修建歷程、選址、建築規制、經費、文化等五個方面回顧了明代鄉會試貢院的研究成果，認為學界目前對明代鄉會試貢院的研究雖已有一定的進步，但對該論題的重視程度仍明顯不足，並指出當前成果不夠全面、相關探討多停留在表層、「貢院記」未被充分發掘和利用等問題。朱海濱老師指出，當前研究的不足也有可能是材料所限，建議報告人通過問題意識來切入研究。梁志平老師則提示該綜述中發現了已有研究成果中的一些錯誤，這也是很好的創新點，但遺憾的是文中僅用「某文」「多篇論文」等模糊的表述來談論這些錯誤，建議直接寫清楚錯誤出處。
前三位報告人的話題基本集中於明代，從物質空間與選官原則切入，上半場的最後一位報告人則有不一樣的思路。王磊（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報告了題為《在科舉與學堂之間彷徨：青年柳詒徵的思慮和出路（1901-1910）》的研究論文，試圖利用常見史料，重構柳詒徵早期的思想與活動。他以科舉廢除前後青年柳詒徵的言行為例，探討在中國近代思想的轉型時代中制度性傳播媒介與知識分子如何發生聯繫，舊式讀書人的命運何以因此而轉變軌跡。原本不諳新學的柳詒徵首先進入編譯局工作，後在多個學堂任教。因社會身份的轉變與遊日的經歷，在不同文化場域中不斷遷轉的他，思想上漸漸趨新。研究表明，儘管柳詒徵走上了一條與科舉不同的道路，試圖站在學堂一面思考廢科舉之後國家與自身的出路，但社會上對功名的崇拜心理對他的影響仍揮之不去。柳詒徵困於其中，顯示出「無意於功名者反為功名所困」的弔詭現象。朱海濱老師在評議環節表示，本研究儘管行文引人入勝，但文章中心不夠明晰，類似人物傳記的寫法有時會弱化問題意識，需要明確文章的核心關注點，回答「為什麼選擇柳詒徵而非其他個案」的問題。
朱海濱老師對上半場討論作了精彩總結，他鼓勵大家把眼光放遠，要有勇氣選擇真正重要的學術問題，並長期深耕，強調選題的優劣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章的層次，青年學生應當要有自覺的意識來做出真正的貢獻。當前青年學者在問題意識方面尚可繼續提高，而問題意識通常不能直觀察覺，必須通過邏輯論證才能有所闡發。
朱海濱
科舉地理的新思路工作坊下半場由史地所博士生龔應俊主持，與會人圍繞「科舉地理的新思路」展開討論。評議人由長期關注科舉定額制度的梁志平教授（上海應用技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以及利用量化手段研究清代科舉的蔣勤副教授（上海交通大學歷史系）兩位老師擔任。
復旦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生鄭大超首先匯報了他的論文《嵌入：明代金山衛學的州縣化路徑》，其研究中心落在明代金山衛學的演變上，文章從供給、入學資格、科舉資源、職官幾方面考察金山衛學「嵌入」到州縣行政系統中的歷史過程。結論顯示，與其他衛學相比，金山衛學的州縣化路徑有其特色，不同衛學的州縣化路徑可以進行模式化的概括提煉。梁志平教授對本研究所下的功夫予以肯定，同時指出兩點不足：第一，報告沒有回應最新研究成果——郭紅教授的《明代衛所與「民化」》一書；第二，文章開頭部分應對明代衛所、衛學等制度多加介紹，否則容易令讀者不明就裡；第三，在文章的分析和表達形式上，仍可再精雕細琢、壓縮篇幅。就與會者提問的「學額」等概念問題，梁教授指出，目前發現的明代史料中較為成文的「學額」概念當在崇禎年間出現，在涉及此方面時，應謹慎表達。蔣勤老師則認為，該文已經開始介入比較視野，在涉及明後期不同衛學的內容中加入與其他衛學演變的對比，會使研究更加豐滿。在路徑模型的提煉方面，則需更具體地挖掘和展開，嵌入可以有很多種形式，不同類型的實質區別如何，應有較成熟的表述，同時，在提煉類型的時可以參考社會科學的方法。
何彬彬（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從清代安徽的一個具體家族入手，介紹了該家族的科舉概況。方氏家族原籍徽州休寧縣，遷入安徽定遠後通過與地方積極互動，謀生、立名進而轉變為科舉世家，文章進而探討了其科舉成績的成因，並分析了方氏家族參與科舉過程中家族教育的影響。梁志平教授表示，這篇文章很好地說明了科舉對於階層流動的作用，但由於案例單一，分析框架仍沒有走出以往學者的路徑，所揭示的作用或許有限。他提示報告人可以從更多角度考察這一科舉家族。比如定遠方氏是否在原籍徽州成為科舉家族的難度更高，外遷到文教相對不發達的定遠地區對其家族科舉崛起產生了重要影響；再者，方氏作為外籍士子怎麼參與考試？是否因遷移而遭到當地排斥？蔣勤老師則對報告人提出了更高要求，他認為文章不能滿足於案例的簡單分析，應提煉出其特殊性，尤其要注重對該家族科舉結構的分析，從而探討其科舉參與的能動性和策略選擇，以期走出傳統科舉家族研究的藩籬，更好地展現歷史真相。
蔣勤
最後兩位報告人均來自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文章都有較強的歷史地理色彩。葉鵬的報告《清代學額配給的空間分布特點》主要展開了四項工作：一是通過配準嘉慶十七年這一時間斷面上所有府州縣學之數據，考察了清代中後期全國範圍學額配給的空間分布狀況；二是研究了清代中期全國錢糧、人口、進士數額空間分布與學額分布之間的關係，認為學額分配的核心原則應當是「文風高下」，「錢糧丁口」則是補充條件；三是將學額數字與進士數字進行比較，提出「學額利用率」的概念，指出江蘇、浙江、山東等省每考中一位進士所需學額最少，其文教水平顯然最強；四是選取了江西、陝西兩省區，補充了這兩處區域清末學額數據並加以對比分析。葉鵬認為，學額數據的運用前景十分廣闊，若加以人口、經濟、州縣等第等指標，均可望有新的發現。蔣勤老師立足量化史學的規範，指出這一報告研究範圍比較大，每一論點均可獨立成文，但文中表格的單位、格式存在不夠嚴謹的地方，且相關說明也不完整。並推薦參考梁晨、李中清等學者對近代大學生群體流動性的研究，可以修正「學額利用率」的概念；梁志平老師研究學額問題十餘年，近來也對清代學額做了通盤考訂，他指出文章中對學額數據的統計可能存在疏漏，清代暫廣學額的實際規模可能比《學政全書》開載額度龐大得多。
吳科傑討論了清代杭州府進士的時空分布特點及其成因。杭州府的進士人數在宋元時期處於浙江中下遊，經過明代的發展，至清代躍居為全國府級政區的第一位，杭州府的進士人數為何能不斷上升，是什麼因素推動了清代杭州府進士人數的登頂，成為本文主要探討的問題。報告首先通過圖表展示杭州府科舉在省內的地位及進士數量時空分布的特點，接著揭示了清代杭州府進士數量發展的大勢：順治、康熙兩朝杭州府每榜進士數繼承明代的發展勢頭，呈現出上升趨勢，為雍乾時的突破奠定良好基礎；在雍乾時期杭州府科舉達到鼎盛；而從乾隆朝後期開始，杭州科舉逐漸走向下坡。文章通過對杭州府進士、舉人數量的統計與分析，將杭州出現科舉高峰的背後原因歸納為：杭籍士子在浙江鄉試中取得佳績、會試分省定額錄取制度的形成、府城附郭縣首位度的上升以及商籍進士、順天鄉試杭籍進士的加成等因素。評議人蔣勤老師強調，文章對前人研究的回溯不夠，對杭籍進士的空間分布說明不足，更需要聚焦和細緻的分析。梁志平老師則指出，科舉和進士的分布是一個很成熟的題目，雖然前人可能沒有涉足杭州府，但主要影響因素基本已得到總結，因此文章結論缺乏新意，研究內涵還需深挖，如討論杭州書院對科舉的影響似可稱為著力點。朱海濱老師補充認為，文章中數據已較詳實，但文獻閱讀不足，還需加強史料功夫，找到更深入的史料考證科舉家族間的密切聯繫。
圓桌討論階段，各位發言人就科舉家族之概念、明清學額制度、衛所體系下的科舉等問題展開了深入交流。老師與同學們還就許多科舉史上的具體問題進行了討論，如基層科舉的報考環節，如何識別考生身份，是否能夠還原考生參與考試的全過程；尊經閣一類的官方藏書機構實際上的功能是什麼，究竟應該定位為「公共圖書館」或僅是一種儀式建築，其在地方上對士子們的符號作用應該從哪些角度思考。本次工作坊氛圍熱烈，各位報告人的研究雖然都涉及科舉，但各有其研究底色，從新文化史、政治史、思想史、衛所研究、歷史地理等角度切入科舉研究，亦各有所得，展示了青年學生在這一領域的思考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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