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稿丨孫佳雯
11月30日至12月1日，由華中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主辦的「譯者之道：海外中國研究學術翻譯工作坊」在華中師範大學圖書館舉行。
在為期兩天的時間裡，南京大學文學院教授程章燦、上海外國語文學研究院教授張熠、南京中國科舉博物館副館長尹磊、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照傑、南京大學歷史學院教授楊振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教授李力、臺灣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傅揚、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研究員李丹婕等19位教授、學者齊聚一堂，圍繞著英語和日語的學術翻譯這一議題，先後就學術翻譯的選材及其相關的學術對話問題、海外漢學翻譯中的文獻還原、絲綢之路古語言研究論文的翻譯等一系列問題進行了分享和探討。
「譯者之道：海外中國研究學術翻譯工作坊」現場。
學術翻譯向來是個小眾圈子，尤其是海外漢學這類對譯者專業知識和語言能力都有極高要求的領域，更是曲高和寡。由於內容的專業性，出版社極少主動出版漢學翻譯書籍，這也使很多譯者都面臨著這一尷尬窘境。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白照傑以自身為例，他曾在攻讀博士期間與同學一起合作翻譯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的《文選賦部譯註》，但事實上，當這部一百多萬字的著作翻譯完成後，出版社只希望用三千元買斷版權，譯者投入與回報的嚴重不對等由此可見一斑。
康達維（David R. Knechtges），著名漢學家，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榮休教授、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曾任美國東方學會會長。
浙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林曉光也有類似的困境。他在與出版社的交流過程中發現，與精深的學術專著相比，出版社更加親睞淺顯的科普讀物。這類讀物往往是外國學者為毫無中國古代史背景的外國讀者所寫，內容過於淺顯，沒有翻譯的必要。而這直接導致的後果是，因為市場期望和學術理念的錯位，使得向讀者科普最前沿的學術研究變得更加困難。東吳大學歷史學系助理教授傅揚以臺灣為例，出於對利益的考量，之前臺灣出版社也極少出版學術性著作。但近年來，隨著相關部門提供了用於支持人文社科經典書籍翻譯的社科基金，對學術翻譯的發展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作者與譯者的關係，也是一個被反覆提及的問題。外界在討論譯者和作者的關係時，往往存在一種刻板印象，認為譯者更多的是一個傳聲筒的角色，仿佛任何一個會外語的人都能做這件事。而事實上，漢學著作的譯者所扮演的角色遠重於此。在翻譯過程中，譯者除了需要考慮翻譯本身——即如何將英文原句用更符合中文表達習慣的方式改寫，還扮演著審校的角色。比如一些漢學家所犯的史實錯誤，增大了搜尋原文的難度。白照傑說，他曾經在翻譯過程中，對一個直譯為「綠色的小孩子」的名稱感到困惑，聯繫上下文反覆琢磨以後，才意識到原作者想說的是「青銅帝君」。
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丁俊，以《〈唐代財政〉與〈安祿山叛亂的背景〉譯介始末及相關問題的討論》為題進行了報告。她以自己的經驗出發，闡明了作為譯者核實史料的重要性。在翻譯《唐代財政》時，她發現其中出現了這樣一段話：「758—760年，朝廷又派遣御史去推行新的青苗稅。」 經過她的核實，《舊唐書》和《冊府元龜》中有三處關於青苗稅的記載，時間都在永泰二年，即766年。而在翻譯《安祿山叛亂的背景》附文《內蒙古的粟特聚落》時，她在查閱資料後發現其中關於都藍可汗的敘述存在問題：
其一，都藍的妻子是北周的公主，而非陳朝的；其二，都藍並非6世紀末與北突厥相爭的突厥酋長之一，而就是北突厥的可汗。對於這兩個問題，她最終都以譯者注的形式展示了出來。這也是譯者在發現所引史料有誤時的常用方式，既保留了著作原貌，又避免了對讀者進行誤導。這樣對史料的反覆核實也使得丁俊對唐代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精進了自身的翻譯水平。她曾將 「parasitic horde」翻譯為寄生群體，直到二次修改時，才意識到這個短語指的是食租稅群體。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張建志同樣肯定了史料核實的重要性。他指出，因為古漢語和英語表達方式的差異，前者在被翻譯成英語時經常會被簡化。《唐代中國的國家與學者》中就出現過這樣的情況，對於「時海內和平」、「開元以後，四海晏清」等四五種不同的表達，原著統一翻譯為「the world was at peace」。這就要求譯者在將其翻譯回中文時不能簡單地直譯，而應找到原文進行對照。
傅揚認為，最好的譯著，應該由作者與譯者齊力改寫。上世紀90年代，著名學者餘英時受某活動邀約，寫過一篇名為「Human and Heaven」的長文，探討中國古代的天人思想，這篇文章一直沒有被翻譯成中文。直到前幾年，才有編輯向餘英時建議將其翻譯成中文，而此時餘英時已近80歲高齡，不適宜長期伏案工作。因此，最終大家採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即由傅揚等人合作將其先翻譯成中文，再交由余英時提出修改意見。
當傅揚重新拿到稿子時，只見上面密密麻麻全是餘英時的手寫批註，幾乎是重寫了一遍全書。這次奇妙的體驗讓傅揚得以一窺作者的內心活動，也讓他更加確定，優秀的譯著需要作者與譯者在討論的基礎上進行改寫。因此，與其將譯著單一地視為原著的另一種存在形式，不如說這是一場作者與譯者間留在紙面上的遙遠對話。
程章燦提到，他翻譯了幾本美國漢學家薛愛華的書後，對於他的一本名為《步虛：唐代奔赴星辰之路》的書仍遲遲不敢動筆。這本講述唐代人對星空、天文認識的書籍和他本人的學術背景可謂南轅北轍，因此即便有出版社邀約，他也一直拒絕。直到去年，他偶然招了一個天文系本科畢業的碩士生後，才開始考慮以合作的形式將此書的翻譯提上日程。
《步虛：唐代奔赴星辰之路》（Pacing the Void：T'ang Approaches to the Stars），薛愛華(Edward H.Schafer)著。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副研究員李丹婕在與著名唐史研究專家、英國劍橋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研究所所長麥大維的交流過程中受益良多。迄今為止，唐代出土了一萬多方墓志銘，但從方法論上對其進行學術研究的更新卻微乎其微，仍以和傳世文獻相對照的方式為主，而麥大維在1989年寫的學術論文「周利貞之死」，對現在墓志銘的創新性研究仍起到重大作用。
麥大維（David McMullen），著名唐史研究專家，英國劍橋大學亞非學院東亞研究所所長，英國學術院院士，劍橋大學聖約翰學院終身院士。
2015年，麥大維在北大講學時，曾進行過一次名為「李舟與代宗、德宗時期的排佛論」的演講。李舟其人在唐代史料裡幾乎沒有記載，只有朱熹在《家禮》中引用了他的一句短話。麥大維正是從此入手，勾勒出了這樣一個對韓愈排佛論影響巨大的人物。李丹婕提到，她曾經詢問過麥大維，作為一名外國人，是否會覺得和中國人相比在研究中國文化上處於弱勢，但麥大維的回答是：「不，歷史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外國。」
作者丨孫佳雯
編輯丨安也
校對丨翟永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