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裴鈺/文 近日，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先生病逝，他的去世標誌著一個時代的終結，那就是《紅樓夢》英語全本翻譯的時代，在這個寒冷的冬天，落下了厚厚的帷幕。因此，楊憲益是《紅樓夢》最後的英文翻譯大師。巨星隕落，從個人角度來講，我非常悲痛；但是，從改革中國和全球化的角度，新的中國文化，新的翻譯大師，我們應該有理由繼續耐心地守候下去。
楊戴譯本鮮為人知的價值
先簡要地回顧一下《紅樓夢》英文翻譯的歷史：
由上表可以看出，《紅樓夢》英譯的歷史已經170多年了。可只有兩個120回的全譯本，一個是1973年，霍克斯的《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頭記)，美國企鵝出版社出版；另一個是1978年，楊憲益和夫人戴乃迭合譯的《A Dream of Red Mansions》（紅樓夢），中國外文出版社出版。這兩大英文全譯本《紅樓夢》，風靡英語世界近半個世紀，各有特色，不僅在圖書主流市場，還是在國際漢學界和紅學界，都擁有權威的地位。
霍氏譯本的文學性和生動性最好，譯本達到英文母語小說的境界，所以，在英美世界擁有廣泛的影響力，這是霍氏之長處，但由於過分屈從英美讀者的閱讀習慣，對中國民間信仰不夠尊重，將儒釋道三教改為基督教，這是霍氏本的最大硬傷。
楊戴譯本產生於國內，它的優勢長處在於，第一，所依據的中文《紅樓夢》版本，得到了紅學界的大力支持，所以，楊戴譯本的中文本子最為嚴謹，最為接近原貌；第二，由於楊憲益先生本身就是中國人，傳統文化修養極高，所以，楊戴本的錯誤率大大低於霍氏本，是最為保真的英文譯本。
舉兩個例子，來分析楊戴本《紅樓夢》鮮為人知的價值。
比如，國人很少關心《紅樓夢》中的「樓」是什麼意思，但是在對外傳播中，則需要弄清楚其含義。《紅樓夢》這個書名早在1846年，被Robert Tom翻譯為「Dream of Red Chamber」 （第六回譯文），用chamber 來翻譯「樓」，此後，1868年E.C.Bowra的前八回譯本、1892年Bencraft Joly前56回譯本、1927年王良志95回選譯本、1929年王際真39回選譯本，這些《紅樓夢》的英文選譯本都沿用了「chamber」一詞。可是，1978年，楊憲益和戴乃迭選用了「Mansions」來翻譯「樓」，涵義重點在大觀園之「樓」，是宏觀視野中的亭臺樓榭、府邸大院，我想這和「紅樓夢」的本質涵義是吻合的，所以，真正把《紅樓夢》這個書名翻譯得正確和完美的人，是楊戴二位先生。
第二個例子，在國際紅學界，楊戴譯本最大的功績，就是為《紅樓夢》恢復了「紅」色。霍克斯去除了《紅樓夢》中的「紅色」，比如，「怡紅公子」譯為Green Boy，為了避免出現「紅色」，霍克斯甚至把書名定為《The story of the Stone》（石頭記）。但是，無論基於怎樣的原因，令《紅樓夢》在海外傳播中失去了「紅色」，這是無論如何也無法接受的！楊戴二人的全譯本則完整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紅色」涵義，一部文學著作的全文翻譯是非常重要的，我們要感謝楊戴二人的英文全譯，這讓近四十年，《紅樓夢》全本在英語世界，保持著基本的中國文明的面貌而流傳著。
當然，楊戴本也是有弱點的，這個本子過於嚴謹，過於縝密，小說翻譯的文藝性弱，影響了這個譯著在海外的流行，特別是面向英語世界普通讀者時，缺乏足夠的吸引力，其面世以來影響力主要局限在中國內地。
《《紅樓夢》翻譯的三道門檻：漢學+紅學+英語母語
我認為《紅樓夢》翻譯有三道門檻。
第一， 譯者要有深厚的漢學功底。現有的三位英文全譯本譯者，霍克斯是英國牛津大學中文系教授，早年曾經在北京大學中文系就讀，取得中文碩士學位；戴乃迭是牛津大學第一個中文系學士，楊憲益的古文功底也極其深厚，三個人都堪稱漢學大師。
第二， 要有深厚的紅學功力。
第三， 譯本質量要達到英語母語小說的水準。霍克斯和戴乃迭的母語都是英語。楊憲益和戴乃迭的合譯工作是這麼分工的，首先由楊憲益將古漢語轉為白話漢語，並且初步譯成英文，然後，由戴乃迭進行文學加工，譯本呈現的是英語的文學語言。楊戴的這個翻譯組合，彼此配合，楊憲益的漢學功力極強，而戴乃迭的母語又是英語，所以，雙方珠聯璧合，各取所長，終成翻譯大家。
霍克斯、楊戴組合，他們都完全達到了上面三個標準，所以，他們完成了《紅樓夢》英文全譯的壯舉。翻譯作品的價值不是「能不能翻譯」，而是「翻譯得良莠」，霍、戴、楊三人的譯本問世將近半個世紀了，全球再無第三個全譯本出現，真正達到了杜甫詩的境界——：「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在漢學和紅學領域，霍、戴、楊都是「先大師，後翻譯」，先達到了大師級的研究水準，然後動筆翻譯《紅樓夢》，因此，《紅樓夢》翻譯是他們學術頂峰的標誌，是他們人生歷練的積澱，更是他們生命終極的某種歸宿。因此，三位大師駕鶴西歸，基於今天的學術現實，不僅是中國內地，也涵蓋港澳臺，乃至歐美漢學界，已經沒有完全符合三道翻譯門檻的人物。極目未來100年，我可以講，再無第三個舉世公認的權威譯本出現。
近幾年來，不斷有人聲稱要重新全譯《紅樓夢》，可是雷聲大雨點小。其中夭折的原因大抵沒有完全符合上述三項要求的人選。
此外，近幾年來，隨著中國崛起，有人建議中國的傳統文化作品，由中國人自己翻譯並向世界推廣，我以為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上述三個翻譯門檻，特別是第三條「英語是譯者母語」，直接關係到譯本的質量，這跟傅雷翻譯法國小說，是法譯漢，傅雷的漢語是母語，這是傅雷譯本的質量高的基礎。
全民英語熱，造就不了漢譯英的大師
現在是全民英語熱的時代，英語在國人生活裡幾乎無處不在，英語教學被提高到史無前例的重要地位，大中小學教育在某種程度上，是圍繞著英語教學進行。在這樣的時代，為什麼沒有楊憲益這樣的翻譯大家呢？
首先，今天的英語教學已經高度專業化，應試教育推動著英語學習走向孤立化，英語和其他學科大大割裂，我們一直說，要把英語當做一種語言工具，可是，應試教育只是讓學生的英語成為應試工具，而並非真正的語言的應用工具。這樣做的惡果是，專業人員的英語能力差，英語人員的專業能力差，例如，如今一個搞紅學的人不懂英語，一個英語翻譯又不懂紅學，那《紅樓夢》的英文翻譯從何談起呢！
第二，英語口譯和筆譯的比例失常，很多學生集中於口譯方向的學習，而一個出色的翻譯，未必就是一個漢譯英的翻譯家，最典型的例子是冀朝鑄，他是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英語翻譯，可是，他在漢譯英領域並沒有特別突出的業績。
第三，中國古典作品的翻譯，需要具備極高的傳統文化能力，特別是相對應的專業能力。比如翻譯《史記》，歷史學和古文字學的功力就要非常過硬，而這一點，現今絕大多數的翻譯人員很難達到。現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翻譯是一個熱門，因為這個方向的文史門檻不高，所以，大量的翻譯人員集中於此。可是，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和古典文學無法相比，雖然，現當代文學翻譯能夠出手快，難度小，可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是中華文明的代表，這一點是無法迴避的。
改革中國，讓我們有理由繼續守候
以上三點，有一個最根本的原因，即我們長期以來的孤立狀態和封閉的文化形態，英語教學長期被排斥和壓制，只是改革開放之後，英語教學才被給予應有的關注，但由於高考體制所限，英語教育在復甦之後，一直處於不健康的成長狀態。
值得一提的是，《紅樓夢》第一個英文全譯本誕生於1973年，這一年，中國和美國第一次在對方首都設立大使級的聯絡處，中國終於向世界敞開了大門；第二個英文全譯本，也就是楊憲益和戴乃迭譯本，誕生於1978年，這一年，中國和美國正式建交，中國開始了自己的改革開放。因此，《紅樓夢》的英文全譯，是中國和世界和解的標誌，是改革中國走向全球化和多樣化的文化見證。
我們千萬不要忘記一點， 「三十年」在歷史長河裡微不足道，我們的開放和多樣化才剛剛起步，楊憲益式的翻譯大師，新的中國文化，新的大師級人物——我們有理由耐心地守候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