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記憶的研究是近十餘年來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熱點。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持續不斷地受到全球學術界關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應與公共記憶在社會整合和國家認同建設乃至國際關係及區域安全發展中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有關——我們是誰取決於我們記住了什麼。
近十餘年來，公共記憶（Public Memory）的研究不僅是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熱點，而且也正在成為多元社會語境中民族國家交互認同過程中重要的話語實踐。當代中國的公共記憶是各民族、各區域多元一體的系統，多元文化語境下的公共記憶，無疑是中國記憶研究學界得天獨厚的學術資源軟實力。
為倡導當代中國公共記憶的多民族、跨文化、跨區域的比較研究範式，2017年11月18日，復旦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貴州民族學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和華東師範大學民俗學研究所在復旦大學文科樓聯袂主辦了「中國記憶人類學」首屆學術工作坊暨「中國邊疆民族記憶的跨學科研究」、「文化創傷、公共記憶與中國人的精神生活」與「城市非遺保護的倫理記憶研究」聯席工作坊。
會議分為四個專題，即：都市社區記憶、邊疆民族公共記憶、記憶人類學的比較研究、記憶人類學的跨學科研究。來自復旦大學、貴州民族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華東師範大學、中央民族大學、雲南大學、西南民族大學、上海社科院和喜瑪拉雅美術館等12個學術機構的師生五十餘人參與了討論與分享。
中國記憶人類學工作坊學者合影（2017）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程遠副院長在開幕詞中寄望「人類學者在應對『一帶一路』所面臨的挑戰方面，扮演重要角色」。華東師範大學統戰部安儉副部長也在致辭中希望本次工作坊能成為「記憶人類學研究的統一戰線」。本次研討會以「都市、邊疆、中外比較與跨學科研究」為邏輯線索進行。三位主辦單位的負責人在研討開始之前依次以主旨發言的形式予以說明。復旦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副所長潘天舒教授認為：全球化語境中公共記憶、地方感和社會分層及城市空間重構過程，宜採用多學科交叉視角，對文本和實地的表現進行檢視與分析。貴州民族學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龍宇曉教授指出：中國的55個少數民族在歷史發展長河中形成了既具有族群個性也具有區域共性的記憶系統，研究我國邊疆地區世居民族的公共記憶，不僅是了解少數民族族群和發展動向之需，更是全面地正確認識中國這個多民族國家國情的必需；不僅對於深化現代中國公共記憶的研究具有必要的學理價值，而且在國家總體文化安全建設方面也具有戰略價值。華東師範大學民俗學研究所所長王曉葵則強調：記住和忘卻是主體性選擇的結果，其核心是人的認同。記憶理論的興起與冷戰終結、二戰體驗者的逐漸凋零以及媒體創造的記憶產業的興起都有著密切的關聯，是一個全球性的文化現象。因此，跨國、跨文化視野下的比較研究，是記憶研究中不可忽視的視角。
都市社區記憶
都市是與鄉村相對應的概念，藝術機構、企業單位以及對這些城市標誌物的藝術表述構成了都市記憶的內核。上海社科院周奇教授主持了第一主題的研討。
工作坊從「城市化的社會如何安放鄉村的記憶」這一問題的討論開始，華東師大民俗學研究所李明潔教授在比較了美國鄉村風俗畫家摩西奶奶的作品與當代中國農民畫的歷史背景、藝術定位和推廣手段之後指出：一個社會如何安放鄉村的記憶，是其優勢文化在過去和現在、理想與現實之間博弈的結果，反映出的是這個社會構建公共記憶時所秉承的價值觀。無法安放鄉村的記憶，就無法建構和諧穩定的都市文明。喜瑪拉雅美術館王南溟館長則以「未來荒原」項目為例，論述了美術館的公共教育對公共記憶形成的作用，他認為：城市裡的美術館，不僅一直在與鄉村記憶和歷史記憶對話，也在關涉中心與邊緣的討論中致力於構建整個社會的未來記憶。華東師大社會學碩士生艾美伶的個案研究基於一個國企工人家族從解放到當下60多年的家族記憶，她希望由此透視出傳統產業工人群體的生命歷程以及這些社會記憶所折射出的國家制度與社會變革帶給普通民眾的代際影響。復旦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博士生陳曉瓊則以小說《繁花》為例，探討了文學對於上海集體記憶的再符號化，以及如何通過個性化的敘事擺脫公共集體記憶的線性扁平化的可能。
美國博物館裡摩西奶奶畫作的各類衍生品，強化了美國民眾的國家認同。（李明潔攝，2017）
李明潔教授在本專題總結陳述中指出：在現代都市這樣一個共同的地理空間裡，不同種族、信仰和生活方式套疊並存，包括藝術在內的各類符號化的表達方式，呈現出了不同社群公共記憶的激烈交融與博弈，由此建構出的都市社區記憶具有不可複製的豐富性，人類學的宏觀視野和細緻觀察更顯彌足珍貴。
邊疆民族公共記憶
第二主題的研討由都市走向邊疆。華東師範大學民俗學研究所安儉教授通過分析喀喇崑崙公路的相關歷史事件和集體記憶，指出：「巴鐵」不是一個「民族國家」的「文化記憶」，而是中國與周邊國家合作的「跨文化社會記憶」。兩個社會制度迥然不同、文化差異極大的國家，從1960年代至今一直保持著「全天候」的友好關係，喀喇崑崙公路是美好的記憶紐帶。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李元元博士後就一個藏區村落集體記憶的改造進行了民族志研究，分析熱貢唐卡是如何通過對集體記憶模式和內容的「記憶再造」完成「市場建構」，從一個聖物轉向商品。供養危機的發生，說明集體記憶的變遷具有情境性和偶發性。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的古春霞博士後闡釋了熱貢藏族與土族「六月會」的來歷和儀軌，及其所蘊藏的歷史記憶和象徵隱喻。她特別強調：記憶的機制與非人的力量也有關，有關過去的記憶知識，很多是通過儀式性的身體操演來傳達和維持的。
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事業發展協同創新中心的馬衣努.沙那提別克聚焦新疆哈薩克族移民哈薩克斯坦的遷徙記憶，包括移民緣由、移民經歷、移民後的生活及移民前後的文化認同。她指出，地理空間的改變並沒有消除中國哈薩克族新移民的歷史記憶，反而促使他們創造了新的跨界認同。此外，中國境內不同地區生活的哈薩克族對於移民的態度並不相同，值得進一步觀察。復旦大學民族研究中心的丁玫博士後為維吾爾族的傳統服裝艾特萊斯為研究對象，討論維吾爾族跨界的身體記憶如何達成，她指出：艾特萊斯是維吾爾族服飾行業傳統和民族文化傳統的記憶傳承的載體。
中國哈薩克族人口最為集中的農牧業大縣新源縣（馬衣努·沙那提別克製圖，2015）
西南民族大學西南民族研究院湯芸副研究員主持了第二主題的研討，她在單元小結中說到：邊境的集體記憶，是靠穿越邊界的各種力量合力完成的。邊界是具有穿透性的，人與神、不同種族之間，道德與信仰、情感與意義，在構建共同記憶的同時，也被這些記憶構建出了非常多元的邊疆地帶。
記憶人類學的比較研究
雲南大學的陳斌教授主持了第三主題的研討。
夏威夷考愛島上庫克船長塑像被抗議者潑漆，圍繞殖民者的公共記憶在後殖民多元文化的語境中逐步發生變化。（潘天舒攝，2014）
復旦—哈佛醫學人類學研究中心主任潘天舒教授通過聚焦「夏威夷」這一美國的「他者」，探討圍繞公共事件、公共空間和建築物、公共文化和公共人物的記憶塑造以及多元社會語境中族群認同過程，理解慶典紀念與國族認同之間的相互作用。他藉助相關民族志案例（從「庫克船長」之死到「殖民夏威夷」和「阿羅哈的背叛」）的解讀和評述，辨識了田野民族志視角中公共記憶的社會功能和文化特徵。華東師大民俗學研究所王曉葵教授則選取了中日兩國地震災害記憶建構的不同方式進行了比較，他指出：記憶建構的過程和結果與政治權力、文化傳統、地域社會的構造以及當時的社會狀況都有關係，記憶建構是存在不同的圖式框架的，政治的記憶圖式之外，還有諸如宗教圖式、大眾傳媒圖式等。
唐山抗震紀念碑（王曉葵攝，2006）
貴州師範學院中國山地民族研究中心李生柱副研究員聚焦瑤族文化典籍的海外傳播、典藏與研究，他指出：瑤族是一個頻繁遷徙的典型的跨境民族。文化典籍的收集整理是其保存本民族文化記憶的重要手段。貴州民族學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助理研究員宋漢瑞和黑潔鋒的發言的題目是《從父子連名譜繫到元陽梯田熱潮：全球化語境下的哈尼族公共記憶建構》，提出：哈尼族公共記憶建構包括內隱和外顯兩個面向，父子連名譜系的文獻化是前者的標誌，而享譽全球的元陽梯田形象則是外顯性公共記憶的代表；在政府、精英、旅遊市場、社會媒體和普通民眾合謀之下，父子連名譜系和元陽梯田都成為了哈尼族最核心的文化標識和民眾記憶載體。
陳斌教授總結認為：沒有比較就沒有價值。不論是國別之間還是族別之間的比較，都使我們看到不同的地域的記憶有特殊的性質，也看到了不同群體對於集體記憶在理解上也存在差別。
記憶人類學的跨學科研究
朱劍峰副教授主持了本主題並指出：記憶與醫學、社會學、認知科學和民族學都可以進行跨學科研究，這是由記憶本身的複雜性和廣泛影響所決定的；這也進一步說明記憶對於人類的重要性以及記憶人類學研究的重要性。
貴州民族學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龍宇曉教授注意到與公共記憶研究的繁榮現狀相比，中國邊疆民族的記憶研究還相對薄弱，亟需理論範式和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他在題為《新時代中國邊疆民族公共記憶的跨學科研究》的發言中，分析了國際記憶人類學發展動向對於邊疆民族記憶研究的啟示，提請學界注意族群公共記憶系統的「交互性」（mutuality）、主體性和複雜性，極力倡導運用「協同民族志」（collaborative ethnography）和「混合法民族志」（mixed methods ethnography）等新興研究方法來開展跨學科研究，指出：我們在研究中不要只局限拘泥於回眸式的記憶研究，沉溺於過去式，更要注重以未來為導向的前瞻式記憶研究。
復旦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朱劍峰副教授以對老年失智症的民族志觀察為依據，討論了記憶與識別在照料政治中的價值及其社會判斷。指出：記憶喪失是對完整人格的存在威脅，醫療系統和照料群體在對失智症患者的態度上存在諸多可批判之處。華東師範大學人類學研究所碩士生任思嘉和復旦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生李興華聯手對黔湘邊區四十八寨苗侗接生婆進行了調查，發現她們是前「醫療化」時代的生育技藝與記憶的傳承者。復旦大學人類學民族學研究所碩士生張宇芯觀察到四十八寨歌節中女性雖然發揮著重要的主體性，但男性掌握了大多數的資源和話語權。她認為：非遺文化參與著社會性別角色規範的再生產，而女性記憶對非遺文化傳承的重要價值需要我們更多的關注。復旦大學社會學系碩士生吳黔鳳通過口述史的採錄記述了文革以來三門塘宗祠的變遷以及這一過程中社會記憶重新形塑的過程。貴州民族學與人類學高等研究院楊定玉教授和胡雪芳助理研究員分享了「一帶一路」背景下的海外苗族尋根與遷徙記憶的研究成果，指出：政府、精英知識分子、海外僑界領袖同心協力，通過尋根或者記住鄉愁等方式，中外苗族聯合重構了遷徙的記憶。
位於貴州仁懷市後山鄉的海外苗族始徙地記憶地標亭（楊定玉攝，2017）
潘天舒教授在工作坊的最後做了總結陳詞，他認為本次工作坊主題鮮明，具有一定的創新性和啟發性，互動良好。為中國記憶人類學的發展鋪下了良好的基石。
公共記憶的研究是近十餘年來國內外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一個重要熱點。這方面的研究之所以持續不斷地受到全球學術界關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應與公共記憶在社會整合和國家認同建設乃至國際關係及區域安全發展中能起到的特殊作用有關——我們是誰取決於我們記住了什麼。深入研究中國各民族公共記憶的多元區域實踐個案，不僅有利於更好地檢視國內外公共記憶研究的相關理論，推動理論創新，而且還可為世界學術增添多樣化的鮮活案例，增強國內外學術對話，有助於提升中國學術的國際影響力。尤其是在當前「一帶一路」倡議、全球化和國家建設的複雜背景下，中國社會大眾究竟在「記憶」些什麼，又集體地選擇了什麼予以「遺忘」，無疑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因此，我們希望能夠有更多的學者深入到各地城鄉社區的田野中去，廣泛收集田野的和文本的第一手研究資料，對其公共記憶的內涵及特點進行 「濃描 」研究，揭示其本體特徵，闡釋其深層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