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辦方供圖
由浙江財經大學法學院社會工作系承辦的「人類學的倫理轉向與中國研究」學術工作坊於6月29日至30日在杭州靈隱賓館舉行。來自國內外十餘所大學和研究機構的學者參加了此次工作坊並就相關問題展開了深入而熱烈的討論。
「倫理轉向（ethical turn/moral turn）」是西方人類學界近年來備受關注的熱點問題。作為關注實際生活經驗、以田野調查作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人類學對研究對象的倫理準則、價值觀念的記錄和分析由來已久。但「倫理轉向」之所以成其為一個「轉向」，其意義就在於不再把關乎良好生活與是非善惡的原則和行動看作是一個龐大文化母體的衍生品，而是以倫理問題作為出發點，反思他者生存於世界之上的一些更為根本的狀況和境遇。它反對將倫理生活視為一套整齊劃一的文化「產品」，強調需要在行動者/感受者/表述者的具體生活實踐中觀察「好人/好事」如何生長，以及倫理行動的主體與周遭世界之間的複雜糾纏。美國人類學家Cheryl Mattingly和Jason Throop認為，「倫理轉向」有三個重要的理論資源，一是語言人類學中對日常交流的洞察，以及連帶出的「尋常倫理（ordinary ethics）」問題；二是現象學人類學（phenomenological anthropology）中對道德經驗的強調；三是後福柯主義/新亞里斯多德學派對「美德」問題所展開的思辨。簡言之，「倫理轉向」雖發軔不久，甚至缺乏相關術語、概念的統一，但卻代表著人類學內外聯動，以新理論工具撬動經驗反思，以拓展學科視野的蓬勃野心。
中國文化歷來看重教化修身，相應地，在中國研究的傳統當中，倫理道德問題歷來是學者們關注的重點。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人類學中國研究的前輩學人就曾對這一問題著墨甚多。此次工作坊的召集者表示，在急速變遷的中國社會進行人類學研究，不可避免地會觸及大量關乎倫理的問題，而「倫理轉向」中所蘊含的新思路，有助於我們拓展自己的視野，在更為寬闊的比較視野中重新激活中國經驗。鑑於國內人類學界尚未系統性地對這一思潮進行回應和反思，他組織這樣一場學術對話，希望能夠匯聚對此問題有一定研究經驗的中青年學者，在交流中碰撞出新的想法。
工作坊以北京大學賴立裡題為「本體論轉向的倫理關懷：重新思考『知識』」的演講開場。她將「倫理轉向」與當代人類學另一場聲勢浩大的理論運動——「本體論轉向（ontological turn）」關聯起來。她以中國傳統思想資源為立足點，重新思考人類學所追求的「他者的知識」，強調我們不能將這種知識不加反思地等同於英文的「knowledge」。後者只承認那些事實清晰、原則明確且可以被加以言說的知識，但在日常生活的語境中，知識可能是非原則性的、彌散的，是促使當事人走向倫理行動但卻並不必然導向確定之結果的「致良知」。通過對一位瑤族民間醫生救治病患的故事的闡述，賴立裡認為「倫理轉向」中的倫理可以是安樂哲（Roger Ames）所討論的角色倫理（ethical role）。倫理是行動者介入其所處世界的原則和驅力，具有一種本體論意義。
工作坊按照不同議題被劃分為七個分論壇，但如果從民族志研究的縱深程度而言，與會人的論文其實在三個不同層次上談論了各自所處理的倫理碰撞或道德生活。這三個層次分別是：個體如何妥善地居於他人和萬物所構成的世界；共時和歷時維度上的社區道德再生產；全球化潮流中的相遇和摩擦。
人類學的立身之本在於對真實生活經驗進行持續而深入的觀察和分析，因此在微觀層面揭示人的生存處境歷來是其重要的研究切入點。「倫理轉向」中的許多研究正是在這一層面貢獻了諸多極具穿透力和想像力的新思路。本次工作坊的多篇論文涉及這一層次。例如，南方科技大學袁長庚通過對華北某城市保健品直銷群體中一次「肝膽排毒」活動的分析，反思了「具身（embodiment）」這一身體-醫學人類學中的經典概念。在地方社會變遷和健康實踐的背景下，參與者熱切地尋找著體內之「毒」，並且通過對這種異物的凝視和解說來重新喚醒自己極具道德意味的身體。「排毒」在此意義上成為個人生活歷程當中的一次哲學「事件」，它短暫地造成了意義結構的破裂，並且促使主體通過行動去彌合這種斷裂。由此個案出發，他認為我們應當重視「具身」的事件性（eventfulness），以及在此事件當中被重塑的身體所蘊含的倫理意義。同時，身體並非一個可以被隨時隨意激活的原子式的存在，「具身」之「身」嵌入於一個人和萬物關聯的網絡，具身事件所激活的是整個網絡。
南京大學楊德睿發表的研究是對城市中產階層中流行的「心靈成長工作坊」的參與觀察。通過對此類工作坊活動流程、參與人員及其情緒變化以及活動中隨時出現的自我表述、話語製造的呈現，他認為活動中浮現出的「我」是一個充滿意欲的個體，不斷地向他人提出要求，同時也不斷試圖依靠「自我提升」來修補關係。在對個體生命史的一種病理學回溯中，自我總是返回到孩童狀態，經歷、夢想、信念、身份之類社會屬性被遮蓋，而意欲的滿足則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必經之路。這種經驗和話語的重構充滿道德色彩，但卻實際上脫離真實的倫理實踐，弱化各方責任義務，以至於提升自我的夢想有時候只能訴諸於「命」、「運」。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耕的研究所關注的是當代中國基層社會的佔卜者。通過對民族志材料的呈現，李耕認為，所謂「算命」並非只是對易理的運用或對未來的預見，佔卜者常常訴諸於傳統民間道德。佔卜既是對過往經驗的判定，也是對未來生活的想像和啟動。與楊德睿所描述的成長工作坊不同，佔卜者強調在社會、家庭關係網絡中理解「命」的好壞，強調當事人必須依靠行動去動態平衡自我運勢中的諸多力量，最終實現美好生活。在與顧客的交流中，佔卜者並非通過其解釋的聳動或顛覆來確認自我的獨特性。相反，他們立足於民間道德文化的小傳統，對顧客的生活提供一套修正建議，促使後者能從更廣泛的角度理解自我的處境和道德義務，而非一味地滑入個體主義式的自我保全。
來自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周雨霏發表了她正在進行中的有關藏獒的研究。該研究既回應了「倫理轉向」中的諸多議題，也吸收了近年來「跨物種/多物種（multi-species/inter-species）」民族志研究中的成果。她討論的核心議題是獒犬之「兇猛」，以及這種兇猛如何被賦予了多重的倫理、市場含義。對充滿符號意義的藏獒而言，「兇猛」承載著其異域的獨異性，是其市價飆升的重要「賣點」。但是對一種需要被馴服、生存於人類家戶中的動物而言，「兇猛」則增加了人犬互動難度。「咬人的好狗」當中所蘊含的倫理困境映射出社會變遷、文化差異乃至全球文化政治景觀。在田野調查中，周雨霏親身參與藏獒狗場的繁殖、養育工作，在實踐中對跨物種倫理對話提出了新的想法和角度。下一階段她的研究將進一步向藏區獒犬產地以及下遊藏獒消費市場延伸，以期對這一問題有更為全面的描繪。
浙江財經大學盧成仁對土壤改良問題進行了細節生動而詳實的多點民族志研究，他頗具創造性地將費孝通的經典命題「被土地束縛的中國」轉向「被土壤束縛的中國」。通過多年追蹤一些民間有機農業實踐者，盧成仁的討論從技術性的土壤改良困境，延伸至這一民間行動參與者們對自我、環境乃至宇宙的理解。在土壤改良充滿困難與不確定性的行動中，「生態農夫」們以一種更加徹底的個體主義的姿態重塑自我與周遭世界的關係，但這種個體式的行動卻又以對土壤的關切為核心，時刻朝向他人和未來。這項研究與過往數十年來中國社會市場經濟中新型主體性生成的研究相呼應，但卻在更為寬闊的理論視角上延伸出更加多元的闡釋空間。
來自浙江財經大學的施旦旦是一名社會工作研究和實踐者，她以自己在社區中的研究經歷為基礎，提出了更具有反身性的問題：田野工作者如何理解、處理自己在他人生活中的倫理角色？如何處理自身介入所可能引起的倫理擾動？在高度流動性的社會生活中，研究者本身所承載的多重身份，以及社區權力網絡中的動態關係，都挑戰了「價值無涉」的立場假設。這就要求我們不斷反思田野研究的「烹飪過程」，以及這一過程如何對研究的結果、呈現產生影響。
「共時和歷時維度上的社區道德再生產」，關注的是社區內部倫理知識、原則的規範作用及其再生產。與經典涂爾幹道德研究範式不同，「倫理轉向」更加強調個體的道德體驗，日常性以及再生產過程中可能存在的斷裂和錯位。中山大學張文義提交給工作坊的論文主題是中國西南邊疆跨境婚姻中的緬甸克欽新娘及其主體性。這個特殊群體在國民身份、信仰實踐和親屬倫理中都有諸多模糊甚至衝突之處，例如在現行中國國籍管理制度下的落戶困難，嫁入當地景頗族家庭之後如何在基督教信仰和傳統民間宗教之間尋求平衡，以及跨國婚戀本身的脆弱性。張文義提出，以倫理的視角審視，田野中的人們體現出一種「散布式主體性（distributed subjectivity）」，它立足於一對相互生成的雙重要素：當事人自我的倫理展演以及與之關係密切的社會成員所提供的社會資源基礎。張文義強調，所謂「散布」，指的就是主體性的這種關聯狀態。
浙江財經大學胡夢茵在工作坊中發表的研究基於其在滇西藏區的一個天主教村落中的田野觀察，其關鍵詞是帶有倫理色彩的「勞作」觀念。通過對三個個案的分析，她展現了一個宗教社區中人們對勞動和財富的關聯性解釋，以及這種解釋如何被應用於對社區史、生命史的重新解讀。無論是集體主義時期帶領學生在教堂裡養豬的教師，以兜售葡萄酒為副業的神父還是被家人貪慾驅使外出採摘松茸意外殞命的孩童，他們的故事既體現著外部社會變遷對社區的擠壓，也反映出社區自身意義系統應對外力所產生的新的敘事邏輯。
挪威奧斯陸大學尹韜的研究接續了近二十年來中國鄉村法律人類學研究的傳統，通過對登封鄉間一部普法戲劇劇本的編寫過程的討論，他試圖展現國家法與地方習俗、制度之間的嫁接轉譯。這部名為《山花》的劇本圍繞女性土地產權以及家族倫理衝突等內容展開，在各種看似難以協調的法律傳統之間自由穿梭，將各種法治資源整合進入當地居民可以理解的言說系統。尹韜提醒我們注意劇本的編寫者，他們是國家與地方社會之間的「翻譯」，也是社區倫理衝突、文化交流的協調者。他們對文化資源的熟練掌握和靈活運用，使得變遷時代的「規矩」成為可能。
同樣聚焦於鄉村社區的倫理生活，蘭州大學劉宏濤的田野地點在海南島的美孚黎族村寨。美孚黎人的道德原則以親屬制度為基礎，社區倫理評判的標準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是否有利於親族存續發展。但是劉宏濤有意識地與涂爾幹道德研究傳統展開對話，他強調人們通過靈活掌握和解釋制度來充分地發揮其能動性。對少數民族社區而言，經濟發展、人口外流、文化嬗變之類的客觀壓力使得堅守傳統困難重重，對生活在變動世界當中的人們來說，「傳統」和生活的種種道理需要被不斷重新「發明」。但這種「發明」本身需要行動者具有敏銳的制度自覺和倫理自覺。
同濟大學陳晉的論文是對川滇交界納人（摩梭人）達巴「木卡布」儀式的再解讀。「木卡布」儀式是對惡靈的驅逐，一種與辭舊迎新、潔淨家屋有關；另一種則專門針對死亡。通過聚焦達巴的唱誦和高度符號化的儀式展演，陳晉試圖展現納人社區當中的空間權力及其所蘊含的道德意味。不同於「倫理轉向」對文化政治模糊化、彌散式的處理，陳晉更加突出道德與象徵權力、宇宙觀秩序之間的關聯，以及它在儀式實施過程中被突出強化的處理方式。
中國的崛起對學術研究的影響，一方面是我們需要持續地開眼看世界，另一方面則必須在處理中國經驗的同時充分考慮全球的因素。本次工作坊中數篇論文恰恰體現出中國和世界如何彼此成為認識的參照和背景，從而使傳統的研究題目換發新的活力。例如，中山大學段穎從緬甸軍政時期的合法性危機以及國家與社會的疏離切入，對緬甸華人生存倫理和文化政治展開討論，充分顯示出緬甸國家社會的政治經濟過程、東南亞區域格局與地緣政治以及地方文化傳統等多重「平行世界」所構築的華人日常生活。在各方力量糾纏交錯、種種形勢變幻叵測的背景之下，華人周旋於軍政府、地方政治力量、僧伽集團以及市場經濟之間，運用各種資源和策略，獲得社會認可，同時利用道德與價值的重塑，以及公共輿論中的戲謔、傳聞與黑色幽默，解構軍政專制的合法性，進而為自己建立可能的自主空間與抵禦風險的圍牆。我們可以說，這是全球史在地方的再現，也是文化—道德傳統在異域他鄉的混融性再造。
中央民族大學邱昱所處理的問題則是中國人的另一種「走出去」。她所匯報的研究有關今日華人慈善在坦尚尼亞的落地及其掙扎。這種慈善活動的主體是商業精英及漢傳佛教組織。邱昱的研究所揭示的，大都是這些慈善活動者們的挫敗和誤解。與期待中的「感恩之心」不同，受到惠贈的坦尚尼亞人並不會對具體的施惠主體心存感激，他們更願意相信這是上帝普慈的顯現。邱昱以此提出她對跨文化倫理的疑問：如果差異無法消除、對話無法暢通，那麼倫理主體如何保證行為的自洽？通過引入「倫理錯置」、「倫理黏連」之類的概念，運用更偏向結構式的分析進路，她認為保存深切差異性的倫理平衡在實際生活中是可能的。
來自廈門大學的馮莎、張志培所討論的問題是西方國家「歸還」被殖民地文物所牽連出的爭議。在這一背景廣闊的人類學研究題目中引入了對「物」及其所有權的思考。在他們看來，無論是西方政客號召擺脫「白人負擔」，洗滌殖民「罪孽」的話術遊戲，還是第三世界要求歸還本民族文化瑰寶的強烈訴求，都無法成為一種面向未來的倫理關係的基礎。這種歷史與現狀、西方與他者之間面對如何想像未來而陷入的僵局，背後是從生態、性別、族群乃至階級和國際法角度所衍生出的一系列衝突。他們的研究提出了一個更為宏觀但又迫切的提醒：對歷史沉積、權力交雜的倫理問題而言，既有的理論資源可能無法作為分析問題的依據，對公正之類倫理準則的訴求也必須被置於徹底的知識反思之中。
華東師範大學黃劍波教授、南京工程學院張志鵬教授分別對工作坊進行了總結。黃劍波認為，「倫理轉向」並不是單一齊整的學科趨勢，它自身本就包含許多相對鬆散的內容和進路。結合「倫理轉向」的理論背景，他強調我們需要重視這一學科動態的具體語境，避免籠統而生硬地照搬其結論，反而無助於拓展人類學中國研究的視野。他也談到了「倫理轉向」與「本體論轉向」之間的關係，強調這二者雖然有著完全不同的緣起和脈絡，但它們都象徵著人類學對如何理解人類生存處境的自我修正，而且都牽連出一系列重要的研究成果。在總結的最後，他號召參會人員還是應該在研究和教學之中從基本的閱讀開始做起，應該對「倫理轉向」的重要人物、著作展開更有針對性的分析。
張志鵬教授的發言題為「倫理人類學在中國：從何出發？轉向何處？」，更加具體地從中國現代學術的傳統和使命當中提出對「倫理轉向」的理解和反思。他認為無論在早期社會學人類學的經典研究當中，還是在類似《江村經濟》之類中國社會人類學研究的發軔之作裡面，都有對倫理生活的關注。「倫理轉向」之所以能夠而且應當被當代學者討論，一方面在於其因應著全球化、社會變遷當中湧現出的新問題、新趨勢；另一方面則在於它本身和中國現代學術發展的使命息息相關。他倡導人類學家能夠將田野從邊緣人群延伸到企業、政府、宗教團體這樣的主流群體，將中國語境內的種種新問題和全球背景相關聯。「倫理轉向」不僅是一種學術思潮，它同時也有助於人類學在中國知識生產的生態系統中實現自我的轉型和提升。
這次工作坊是國內首次以「倫理轉向」作為主題的系統研討。與國外學界已經累計的成果相比，中國學者在這一問題上的討論才剛剛起步。一方面，整個工作坊體現出與會者試圖跨越中西、重新審視自我研究、實現學科知識更新的努力；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欣慰地看到研究者們所堅持的某些基本的理論自覺。面對外界學術熱潮，參會者並未盲目跟風，而是不斷從各個角度提出反思和質疑，而這些反思和質疑又與他們所在的中國研究的傳統息息相關。在工作坊最後的圓桌討論中，參會者表示對這一主題還將持續關注，對相關理論還要進一步在田野實踐中加以檢驗，並且希望工作坊在將來一段時間內持續舉辦，一起能夠產生真正對中國研究有所助益的思想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