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世界性的文化研究熱潮中,認知科學在其中扮演著日益活躍的角色。近20年來興起的認知人類學文化研究取向,為我們更科學、更深入地理解人類文化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和實踐啟發線索。
認知人類學文化研究的重要成就
認知人類學的興起得益於認知革命的興盛。當許多人類學者和精神分析學家熱衷於探討文化與人格問題時,有些認知心理學者批評這種研究,「以脫離情境來處理動機和氣質,缺乏對場景和環境的理解」。過於關注人格、個性與文化的關係的研究,實際上難以進行觀察學習和實踐模仿。文化並不是固定不變或靜止的,而是不斷隨著個體人格對其解釋而改變。因此,通過人格與文化分析理論來說明跨文化現象是很難行得通的,需要對文化問題開展深入的認知過程與機制研究。半個多世紀以來,隨著心理學領域內認知革命的發生,人類學領域內認知人類學的研究也日漸成熟起來,其核心主張和重要成就主要反映在這樣幾個方面。
第一,認知革命融入了人類學的文化研究。崛起於20世紀50年代末期的認知心理學迄今爆發過兩次認知革命。第一次認知革命的「目標是發現並客觀地描述人類與周圍世界交流時所產生的意義,進而提出與意義生成過程相關的假設。其關注人類在描述和理解整個世界時所進行的符號行為,目的在於加速推動心理學與其他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領域內的姊妹學科的攜手發展」。然而這場革命之後卻經歷了技術化的發展走向,研究重心從「意義」轉向了「信息」,從「意義的構成」轉向對「信息的處理」。這場革命在不經意間偏離了其最初的目標。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的第二次認知革命,則試圖「還原人類認知的原貌」,集中傾向於解釋同「意義構成」相關的認知。「意義的形成過程把人與文化聯繫在了一起」。因此,文化研究也應圍繞著意義來進行組織。這從本質上要求文化探討與人類學、心理學、語言學、哲學、歷史甚至法律形成研究合力。這既是對認知主義的推動,也是第一次認知革命的延續。新的認知革命關注人們如何獲取世界的知識,如何組織這些知識,如何適應於人類必須生存其中的環境,如何運用置身其中的文化知識改變世界。文化認知的研究維度會使我們對人類文化實質問題的理解更臻完善。
第二,認知實驗研究探討人的認知思維方式。重視實驗的方法研究人類的文化認知是當前西方認知人類學的一個重要特點。認知人類學倡導用多元化的方法去從事文化研究,既可以在實驗室,也可以像人類學家一樣去進行田野考察,或者運用生物進化的觀點以及發展心理學的視角進行研究。布魯納等人開展的硬幣實驗、圖形知覺和思維推理研究,使得心理學實驗從「以物為中心」轉向「以人為中心」,有力地推進了認知發展的文化差異研究,改變了「文化」概念與基於實驗室研究人類思維沒有直接聯繫的歷史。這些重視對人的高級認知過程探討所取得的一系列積極成果,為後來的認知革命奠定了基礎。美國心理學會前任主席津巴多等人指出,文化的觀點可以被用在幾乎每一個認知實驗研究的題目上,如感知、情緒、思維、人格等問題,都可以「文化與某某」的方式納入研究的視野。國際文化研究學者尼斯貝特出版的《人類的推理》一書,被譽為是從新的實驗視角理解高級認知對文化影響作用問題的力作,有可能改寫人類學與心理學深度交融歷史的新篇章。
第三,認知敘事研究深度闡釋文化心理現象。伴隨著當今認知科學研究實證化、解釋化的發展浪潮影響,認知人類學不僅在實驗方面開展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探索,而且在認知敘事研究的解釋化方面進行了積極的嘗試。受人類學家格爾茲「文化深描理論」的影響,認知人類學十分重視敘事研究方法在文化解釋問題上的重要作用。他們在文化認知實驗研究的基礎上,增加了敘事思維方式、過程等主要關鍵問題。強調文化提供給我們這一解釋工具使得事物變得普通平常而且易於理解。人類的經驗知覺以及記憶他們的過程是以敘事圖式的運行方式來進行的。敘事圖式已成為「民族心理學對世界的認識」的一部分,同時文化又匯成了「更大規模敘事的基礎」。因此,需要把敘事研究作為理解人類認知過程的中心,把焦點匯聚在敘事和文化的聯繫上。
認知人類學還積極借鑑人類學的田野考察研究方法,將文化研究推廣到醫療、法律和學前教育等實踐活動中。近十年來,認知學者布魯納及其研究團隊以人類學為基礎進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動,其中包括「啟蒙學前教育計劃」以及在非洲等地開展的人類學研究,這對於理解文化在學習與認知中的功能,特別是探討文化實踐的「接地氣」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認知人類學文化研究的積極價值
認知人類學對於更科學化、更符合人類實際的研究文化問題提供了新的視域。文化研究面臨著兩大發展任務:一是如何更科學地研究文化問題;二是如何更符合人類的真實面貌和行為。人類的文化現象是獨特的,一方面,人是具有欲望、意圖、目標和價值觀的社會人,人們為生存而奮鬥。從這個角度看,需要關注個人層面的心理行為問題。另一方面,人又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可以從客觀的方法總結規律,獲得有利的文化認知發展經驗。當前在西方崛起的認知人類學重視從文化認知的科學角度,重點探討文化的價值、意義、認知和思維敘事方式等重要問題,克服了傳統人類學、精神分析過於偏重人格與文化領域的靜態研究,從實驗方法、解釋深度等界面為文化研究注入了新的內容,為文化研究帶來了新的活力。
認知人類學的興起促進了人類學與心理學的深度交融。在文化問題研究上,長期以來人類學與心理學的文化研究有著密切的聯繫。早在馮特時代,民族心理學便成為「以民族文化為基礎的人類的思維、信念、行為的心理學研究」。在二戰以前,不少人類學家對心理學研究的興趣由來已久,認為人類學是對人類解剖學、生理學和心理學三個知識領域的綜合,其中研究人類的心理、道德和智力特點是最為重要和有意義的問題。在20世紀80年代,興起於美國的文化人類學中的文化與人格研究,出現了從心理人類學演進到心理文化學的發展軌跡。近年來,認知人類學通過對社會文化語境下意義建構的研究,在人類學和心理學之間架起了一座新的橋梁。
認知人類學為理解文化的全球化與命運共同體問題提供了新的理論依據。文化的全球化與逆全球化是當前文化研究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認知人類學者普遍強調,從文化的本質來看,人類文化存在著普遍性、共同性問題,不可能存在文化孤島現象。他們贊同人類學家摩爾根的觀點,人類的經驗所遵循的途徑大體上是一致的;在類似的情況下人類的需求基本上是相同的;由於人類所有種族的大腦無不相同,因而心理法則的作用也是一致的。在全球化時代,多元化、跨文化研究對於人類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但固守某種文化模式,過多地關注某一種文化也是片面的。人類文化具有多元一體的特徵。國家、民族地域文化雖然眾多,卻又能融合為一體。人類命運共同體首先是文化共同體,文化構成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核心內容。人類文化具有全球性、共同性的內核,同時能夠在差異中達成融合,在矛盾、衝突中實現逐步的適應。認知人類學者提出,需要研究「文化境脈與共同體圖景」問題。最應當關注的是「民族心理學」,為人類「共同意識」做準備。文化作為意義系統,構成了一個文化社群所需要的某種共識,這既體現了文化的內在一致性,同時也形成了文化內部的理解程序。從文化、認知敘事和「共同意識」之間聯繫來看,認知人類學對我們積極認識理解與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具有重要的學理意義和現實針對性。
(作者單位:南京大學歷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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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認知人類學視域下的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