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仕星、徐傑舜：《人類學世紀真言》，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
【作者簡介】
龍曄生，湖南邵陽人，民族論壇雜誌社主編，副編審，研究方向：民族理論政策。
李陶紅，雲南大姚人，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族群與區域文化。
【摘要】徐傑舜教授人類學學者的口述史研究自1999年延續至今，已有豐碩成果。他的人類學學者的口述史研究，將人類學的口述史從對「他者」的研究拉回到對「自我」的研究，在對人類學學者自我的口述史呈現中，實現自省與內觀。同時，以「人」為中心的口述史研究彌補了既往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史研究之不足，豐富中國人類學學科史的內涵，成為「第二種人類學史」。
【關鍵詞】徐傑舜；人類學；口述史
一、他者與自我：
人類學者與口述史
口述史(oral history)研究最早始於歷史學學科，且作為歷史學研究的一脈是較晚出現的，從形態上與文字史學並列。口述史是受訪者與歷史工作者合作的產物，就是通過當事人的口述，將儲存在當事人記憶中的各個時期、各個歷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種經歷，用口頭表達的方式，採取記錄、錄音、錄像等手段，經過整理形成文字材料。[1]「口述」一是作為與「文字」相對而言的一個概念，口述的材料來源於人的敘述之口，而非以文字形式呈現的資料形式，同時，口述也形成了對既有文字的補充，更是消散文字背後的權力霸權，口述史以言說意義現場的方式，為我們增進對對象的認識提供了另一層面的視角；二是作為與「歷史」相對而言的概念，口述呈現的是對逝去歷史的追溯，是以記憶的形式給歷史增加註解。訪談（Interview）是口述史研究重要的方法。訪談呈現的是「交互」的屬性，不僅是陳述者在表達自我，同時也是陳述者根據訪談對象的反饋來進一步回應的過程，其間是一種表達——回應不斷循環遞深的反應形式。同時，訪談作為一種對話之旅，具有相對的開放性與發散性。正因開放與發散，對於一個核心問題的探討可以由幾個發散點來補充回應，以形成對核心問題儘量全面的多方位表現。口述史的運用甚至能夠幫助研究者聽到群體中不同個體的聲音。
人類學這門學科的「正宗」是對於「沒有文字的人民」的研究。因此，口述史研究一直是人類學田野工作的秘密武器，人類學賴此獲得了大量文字歷史之外的資料，並藉助知識社會學的反思，將口述歷史和文字歷史的「真實性」等量齊觀。[2]口述史研究在人類學的田野調查中被廣泛運用，田野調查從一定意義來講就是人類學學者將田野過程中的口述史資料轉換為文字資料，進而進行研究的過程。王銘銘在談及人類學與口述史的關係時，就將人類學學家定位為「是一群將『當地人』的口述史轉化為文字史的人」[3]。
口述史作為一種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被引入人類學，其廣泛運用就是人類學學者把過去與現在相連結的嘗試。因此，人類學的口述史的研究對象已不再是傳統的「故紙堆」，而是活生生的人，也恰恰是在與人打交道這一點上，歷史學家遠不能與受過專門訓練的、具有豐富經驗的人類學家和民俗學家相比。[4]
長期以來，人類學始終重在對「他者」的關注，口述史的研究自然也不例外，口述史的研究關注的對象是人類學學者之外的口述史的呈現，「客位」研究的凸顯，使得對「主位」關照不夠。針對不足，在人類學對「他者」的研究過程中，也漸漸對「自我」進行關照與反思，徐教授所做的人類學家的口述史研究就是將人類學對「他者」的研究轉向對「自我」的研究的嘗試，這一嘗試將人類學學者這一主體從研究者變成被研究的對象。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是在擴展和延伸實驗民族志基礎上的本土化嘗試[5]，不僅僅是搶救一個人類學家的生命史材料，同時也是通過一個人類學家生命史，來反映近代以來人類學這個學科在中國曲折的學術發展史。
一般說來，學術史的呈現較為普遍的是以學科為中心的形式，中國人類學學科的學術史也不例外。在人類學學術史的歷史敘述中，時間成為一個天然而且離不開的線索。不論是王建民的《中國民族學史》、胡鴻保的《中國人類學史》還是黃劍波的《人類學理論史》，線性時間是串聯學術史的主要線索。但以時間刻度或線索的敘述甚至可能被處理為簡單的編年史，使得歷史過於簡單化，過於線性，過於清晰，而掩蓋掉了歷史紛繁複雜的現實。我們從不否認學術史研究中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呈現，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呈現是傳統與基礎。但應該看到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史能呈現枝幹的同時，卻難呈現包羅枝葉的豐茂形態。為服務於人類學以學科為中心的學術鏡像，在整合學術史脈絡的過程中，對學者學術史的實踐及實踐背後的思考會被輕描淡寫，自然抑或無奈摒棄支撐學科背後的鮮活學者的故事。
學術史為突破以學科為線索的敘述局限，人類學的一些研究開始以人物為中心來「借傳修史」。例如《人類學家的文化見解》[6]選取了人類學歷史上比較重要的學者，從早期的泰勒、摩爾根，到近期的費爾南德斯、沃爾夫，為讀者呈現了21 幅人物素描。格爾茲在其學術自傳式的《追尋事實——兩個國家、四個十年、一位人類學家》[7]中也給我們展現了這樣一個絕佳的例證，他對於印尼和北非的長期研究以及相關的眾多著作其實也多與他自己的生活經歷息息相關。類似的研究還有阿古什《費孝通傳》[8]等。徐傑舜教授的人類學學者的口述史研究即是以「人」為中心的人類學學術呈現，彌補了傳統人類學學術史以學科為中心的桎梏，豐富了人類學學術史的理解維度，可以稱得上是第二種人類學史。
徐教授人類學學者口述史研究的初始與發展，與徐教授苦心經營的《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廣西民族大學學報》的前身）息息相關，學報見證了人類學學者口述史研究的成長。
1994年8 月徐教授受命主持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編輯部的工作，並擔任了《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常務副主編。受命之初，徐教授就決心把學報作為自己學術生命的一部分，努力推動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怎樣才能辦好學報，使之成為推動中國人類學發展的陣地？成為中國人類學的一個學術園地？這就必須從人類學方面給學報一個明確的定位」。[9]在確定學報特色欄目時，他不僅突出了廣西民族學院本身已具有優勢的壯學、瑤學和漢民族研究，還根據當時正在興起的人類學發展的態勢，以及全國沒有一家人類學專業期刊的現狀，專門設置了人類學研究一欄，決心高舉人類學的旗幟，把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辦成中國人類學的園地。[10]徐教授開闢《廣西民族學院學報》人類學專欄，出版「人類學文庫」，組織「人類學高級論壇」，把人類學的「蛋糕」做大，見證了中國人類學的復興。
徐教授從辦《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的經歷解釋了關注人類學研究和從事人類學學者口述史研究的緣由。
「我在辦這份刊物的過程中有兩個感觸：第一個是中國太需要人類學了。因為人類學是以人為本的。這已成為我們黨中央執政的理念。第二個是我們中國的人類學太邊緣了……所以說，中國太需要人類學，而中國人類學又太邊緣了。在這個背景下，我就在我們學報專門開設了一個人類學專欄。因為人類學的文章很少有地方能發表，特別是人類學的田野報告更沒有地方發表。」[11]
據此，徐教授為中國人類學的科研成果提供了展示的平臺，人類學專欄不僅成為學報的特色，也是學報漸有影響力的推動力，學報與學科相得益彰，並行發展。以《廣西民族學院學報》上發表的人類學家、香港中文大學喬健教授的論文《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困境和前景》[12]為標誌，使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問題成了1995 年的中國學術熱點之一。中國人類學界對喬先生論文的討論，使一向默默無聞的《廣西民族學院學報》開始引起了中國人類學界學者們的注意。發表喬先生的論文使《廣西民族學院學報》進入了中國人類學界的視野，其後參與北京大學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主辦的「社會文化人類學高級研討班」的學習和活動，使《廣西民族學院學報》逐漸得到了中國人類學界的認同，吸引了一大批人類學學者。
當人類學在中國的命運和走向問題越來越受到學術界的關注時，有人提出了一個新的建議：對中國的人類學家進行採訪，做他們的口述史。徐教授意識到，如果人類學的資料沒能夠得到很好的收集、整理和保存，隨著時間推移，人，老的老了，走的走了，資料的搜集與整理也就更加的困難。於是，徐教授於1998 年底向中國人類學家們發出了訪談約稿信：
「我們這樣做的目的一是為了進一步推動人類學在中國的發展；二是為了向國際學術界介紹我國中青年人類學家；三是為了加強中國人類學家之間的溝通和相互之間的理解。我們深感正在崛起的中國人類學還十分年輕，要與國際人類學界接軌對話，要為國際人類學作出應有的貢獻，她還有許多許多的路要走，還有許多的事要辦，讓我們團結起來，為中國人類學的發展努力、努力、再努力！」[13]
這個計劃很快得到回應，第一個接受訪談的是雲南大學的黃澤，學報不但刊登了採訪稿，還用黃澤老師很大的一張照片來做刊頭。這也是學術刊物沒有過的做法。這一下學術界就熱起來了，此後學者訪談也就能順利做起來了。徐教授主編的《廣西民族學院學報》自1995 年率先擔起中國人類學的核心陣地以來，收效出彩，並形成示範效應。延續《廣西民族學院學報》的發展之路，繼續跟進的有廣西民族研究所所長覃乃昌主編的《廣西民族研究》，廣西民族文化藝術研究院院長廖明君主編的《民族藝術》，廣西師範大學副校長王傑主編的《東方叢刊》。
據統計，《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從1999 年第2期開始到2003 年第6 期為止，先後發表了26 位人類學家的訪談錄，此外，《廣西右江民族師專學報》在2000 年發表了3 篇訪談錄，5 年來共發表了29位人類學家的訪談錄。徐教授在採訪和編輯訪談錄之時，常有先睹為快之感。因為這些無拘無束的訪談，向國際人類學界展示了中國人類學的風採、風貌和風韻。從這些坦率誠懇，如實說出的關於中國人類學發展的種種情況、意見、觀點、看法和評論中，既看到了人類學在中國百年發展的成果，又窺見了新世紀人類學在中國發展的美好前景。結集了中國人類學學者進入人類學領域的經歷，對人類學學科建設的思考，對人類學理論的探索，對人類學本土化或中國化所作的努力,對人類未來的關懷；以及中國人類學與其他學科互動的態勢，與國際人類學的交流等；對中國人類學的發展歷程作了忠實的、廣角的記錄，於中國人類學史史料的積累極具學術價值。
徐教授的人類學學者口述史，準備做108 個，已經結集出了兩本書《人類學世紀坦言》和《人類學世紀真言》，下一部為《人類學世紀歡言》，取自「三軍過後盡歡顏」。李亦園先生在為《人類學世紀坦言》所做的序言中，也道出了他對人類學家口述史的感情。
「由於我一直是學報的忠實讀者，所以幾乎所有的訪談錄都瀏覽閱讀過，覺得很有意思，增加了許多以前不知道的行內故事，因此也常常對這些訪談錄有先睹為快的感覺。如今，徐教授將這三十多篇訪談錄編匯出版為《人類學世紀坦言》一書，讓更多的讀者能閱讀到學者們的『坦言』，實在是很值得慶賀的事。徐先生來信要我為本書寫序，我也就義不容辭地答應了。徐傑舜教授與他的同事們訪問的學者們，在年齡上包括了老中青三代，所以在時間上代表了一段相當長的歷史記憶；在區域空間分布上除去有臺港的學者外，也包括北京、中南各地區的人類學工作者，所以代表了我國不同地區，受不同訓練背景學者的經驗。在單一訪問時也許並沒有真正很有計劃的談話原則，但是集結編輯成書後卻似乎已構成了一部中國人類學發展的『口述歷史』，雖說少了較早期學者的訪談，卻也代表較近代的發展過程。」[14]
李亦園先生還總結了《人類學世紀坦言》的八大意義：「一、記錄了中國學者進入人類學領域的轉折過程與經歷；二、顯示了學者們對人類學學科建設的思考與努力；三、說明了中國人類學理論與方法的探索與建構的情況；四、展示出人類學本土化與中國化的努力；五、闡述了人類學者與其他學科互動的態勢；六、顯示了中國人類學在不同地區發展的趨向；七、凸顯中國人類學者與國際人類學交流的狀況；八、展現中國人類學者對全體人類未來的關懷。我們從這些坦率誠懇, 翔實道出我國人類學發展的種種情境、意見、觀點與評論中既可看到
人類學在中國百年發展的成果, 也可窺見新世紀人類學在國境內發展的前景。」[15]
對於李亦園先生的這八條評價，徐教授本人在《人類學世紀坦言》前言中給出了自己的理解：
一、展示了中國學者進入人類學領域的經歷。並從中總結了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人類學恢復以來的中國學者進入人類學的兩種代表模式，即由興趣、特別是為中國少數民族文化所震撼進入人類學和從學術研究的深入探索中切入；
二、展示了中國學者對人類學學科建設的思考。人類學在大陸的發展中學科地位的問題在熱烈的討論之中，這種對人類學學科建設的思考和實踐，正是人類學能在中國發展的基礎；
三、展示了中國學者對人類學理論的探索。人類學之樹之所以長青是因為它的理論是發展的，對此中國學者們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四、展示了中國學者對人類學本土化獲中國化所做的努力。本土化是人類學發展的一個大趨勢，對此中國的人類學家門做了不懈的努力，這種創新意識和綜合精神的闡述，從一個高度上記錄了中國人類學家對人類學本土化所作的努力；
五、展示了中國人類學與其他學科互動的態勢。近20 年來，人類學的理論和方法正不斷被其他學科採借，在學科互動的態勢下，文學人類學、歷史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跨學科的整合成為中國人類學發展的一個特點。這一類的訪談從人類學與其他學科互動的角度記錄和展示了中國人類學的勃勃生機；
六、展示了中國人類學與國際人類學的交流。這些關於中國人類學與國際人類學交流的記錄和展示，從更廣闊的背景上反映了中國人類學史國際人類學的一個組成部分，也正是中國人類學生命力之所在；
七、展示了中國人類學家對人類未來的關懷。
總之，《人類學世紀坦言》從上述七個方面對中國人類學近20 年的發展作了比較忠實、全面的記錄，這對中國人類學史史料的積累是具有學術價值的一件事情。[16]
2011年《民族論壇》回歸學術，邀請人類學民族學專家學者主持專欄，開放辦刊。徐傑舜教授主持的「人類學學者訪談欄目」又成為了《民族論壇》的一個特色欄目，近三年來，先後發表了近30 篇人類學學者的訪談錄。三峽大學黃柏權教授[17]、中南民族大學張莓博士[18]、廣西藝術學院陳曉玲教授[19]、雲南社科院楊福泉研究員[20]、廈門大學藍達居博士[21]、中國社會科學院羅紅光教授[22]等近30 餘位人類學者的個人生活經歷、學術經歷、學術思想等以訪談錄的形式連續在《民族論壇》刊出。
在《民族論壇》所刊登的人類學者訪談錄中，徐教授整合了中國人類學各個地區的學者，集中了各地人類學的前沿研究。在對雲南大學瞿明安教授的訪談中，不只可以看到瞿教授針對雲南特有資源所做的人類學研究，也可以看到瞿明安教授所在的雲南大學人類學、民族學學科成長曆程。[23]在對廣西社會主義學院許立坤教授的訪談中，呈現了許立坤教授對人類學學科把握的新理念與新應用，在學科認識與自身工作結合基礎上，提出「文化統戰」的提法，即「依託文化平臺、利用文化資源、藉助文化力量開展的統一戰線工作」[24]。在對三峽大學劉冰清教授的訪談中，展現了沅水流域民族文化研究成果與前沿。[25]在對中央民族大學楊庭望教授的訪談中，梁庭望教授在壯族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壯族文化開發三個方面的學術意趣得到了梳理。[26]在對貴州大學曹端波教授的訪談中，曹端波教授分享其學術心得，並指出人類學的兩個研究傳統：一是人類學一直研究的是異民族、異文化，二是中國的「邊疆學」研究。[27]在對趙旭東教授的訪談錄中，趙旭東教授針對現有的社會轉型研究提出對文化轉型的理解與思考，認為今天的文化潛在地有了一種轉型，其基礎在於我們的心不在一起，或者我們的情感不在一起，我們的學術不在一起。因此，文化轉型必然要在人心或心態上去做文章。[28]在對趙巧豔博士的訪談錄中，對其結合建築、旅遊和少數民族經濟等多學科為基礎展開的建築人類學研究進行了關注。[29]
徐教授的人類學者訪談錄還對人類學家做過跟蹤研究，如徐教授在《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1 年第4 期曾做過廈門大學石奕龍教授的訪談錄《實事求是：文化人類學的追求——人類學學者訪談錄之十一》[30]，主要呈現石奕龍教授在人類學田野調查基礎之上的宗族研究成果。時隔13年後，徐教授又在《民族論壇》2014 年的第7 期做了石奕龍教授的訪談錄《來自廈門大學的人類學思考——訪廈門大學石奕龍教授》[31]，此次的訪談錄針對石奕龍教授人類學研究的三個階段，來折射廈門大學人類學專業發展歷程。兩次訪談針對同一訪談對象，但有不同的側重點，亦能看出長時段過程中以人類學學者為主線的人類學學科發展。
在《民族論壇》發表的文章《對話：人類學高級論壇與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32]，以徐傑舜教授和彭兆榮教授、徐新建教授對話錄的形式，暢談了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的研究始末、研究核心與研究意義。對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的研究做了宏觀的把握，追溯了口述史的發展脈絡，從不同的角度闡述了口述史，尤其是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的重要價值和意義。在這篇文章中，徐教授談了人類學家口述史文庫的由來，從中基本囊括了徐教授長期堅持做人類學者訪談錄的初衷，從籌辦《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到人類學家訪談錄的開啟，到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研究文庫的陸續出版，能看到徐教授一路走來的艱辛與孜孜以求。彭兆榮教授分析與總結了人類學口述史的十點意義。徐新建教授對口述史的由來、局限及其自我的矛盾做了深入的分析。
2011年第十屆人類學高級論壇學術年會召開之後，人類學高級論壇特別項目——「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文庫」正式啟動。2013 年9 月28 日，人類學高級論壇「中國人類學家口述史文庫」課題組成員在四川大學聚會，就《文庫》的出版和「總序」構想進行了專題對話。整個口述史計劃的成果是一套叢書，就是以海峽兩岸四地人類學家的口述史推出系列性的出版物。第一位口述史的主角就是世界著名的華人人類學家喬健先生。2014 年9 月由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一部30 萬字、300 多頁的《喬健口述史》面世。《喬健口述史》用「故國家園」、「寶島回憶」、「赴美留學」、「香江歲月」、「重返臺灣」、「海峽兩岸行」6 個部分，全面描述了喬健求知求學、學術探索、教書育人、提攜後學、報效國家和家鄉、推動兩岸三地人類學發展的完整軌跡，既是對喬健人生道路的全方位總結，也為後來者了解和學習喬健先生「為師之道」和學術人本色留下的一份寶貴財富。[33]
首先，人類學家的口述史研究集人類學學者的人生史、學術歷程及思想，人類學的學科史於一體，三者互為串聯和彰顯，有血有肉，帶來了一場學術的盛宴。例如張繼焦提出「人類學研究還應該加強概念提煉。因為以往的研究都是描述太多，而提煉太少。這方面要提到費老他曾經非常形象地概括出中國的社會關係是『差序格局』這樣的一個概念。這是一個比較經典的概念提煉例子，也是非常難得的。與此類似的還有中根千枝所講的日本的『縱向的社會結構』。在研究方面我們需要往這個方向努力。」[34]莊孔韶先生就人類學怎樣看待歷史文獻與撰述等談了自己的見解,並說到其本人提出的「不浪費的人類學」的初始思想。認為人類學家既是文化梳理的專家，又是文化觀察的雜家。[35]陳志明指出了人類學的現實關懷：「我們人類學不僅是研究文化、文化變遷、傳統，歸根到底是研究社會的現實問題，我個人的看法是人類學脫離不了比如探討脫貧的問題、平等的問題、和平的問題等等。21 世紀雖然人與人之間加強了溝通，但衝突也是越來越多，沒有減少。還有大國小國的競爭，也影響到每個社區的人群。所以，人類學的研究最終還是要研究社會現實的問題，這個才有意義，才是為人類做出了貢獻。」[36]
其次，人類學的口述史呈現了人類學的前沿分支。口述史中所涉及到的人類學分支學科有歷史人類學、都市人類學、文學人類學、旅遊人類學、藝術人類學、教育人類學等。覃德清的審美人類學為人類學與美學的結合找到了共同的意趣，用美學形式增加了對人類學研究中關於人類學家「參與問題」的註解，「人類學的參與意識，並不意味著放棄學術立場，而恰恰相反，更需秉持冷靜思維和理性精神，以科學意識和民間視角，補正經濟至上、進步理念、繁榮夢想等價值取向造成的人的失落、美的缺失、生態的失衡、人心的迷茫，促進生活藝術化，藝術生活化，社會人文化，人文社會化，由追求物的富足，轉向追求精神的充實，心靈的安頓和人生境界的升華。」[37]
再次，在人類學訪談錄中，徐教授很重視新人，只要有思想，有創新，能給人類學帶來新的空氣的人類學學者，徐教授都會試圖去發現並收錄其間，因此人類學學者的訪談錄也是人類學學科前沿與創新的展臺。例如在對廣西民族大學韋丹芳博士的專訪中[38]，向學界傳遞了科技人類學的新信息：韋丹芳博士力圖探討技術與人、技術與文化的深層關係，最終將科技人類學的研究本位回歸到人，從人出發，最後又回到人本身。
第四，回望徐教授的中國人類學學者的口述史研究歷程，其實也與整個中國人類學學科的發展風雨兼程。其間是徐教授對人類學學科發展所灌注的實踐與反思。徐教授在《人類學也要反思自己》的文章中，提到「我們反對人類學的中心主義，人類學家並不能包辦世界一切的問題，但是也不能說人類學太邊緣，我們要站穩，我們要發言，我們要關懷，要關注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問題，我們先要關注中國各種各樣的問題，提出我們的意見、看法，來推動人類社會的生存，使它更好，用我們的話說就是要使人類健康地生活。」[39]徐教授也曾發問「21 世紀即將到來，在這世紀之交，傳入中國已近一個世紀的人類學,在新的一個世紀裡的走向如何呢？」其中的回答便是「中國的人類學學者將走向聯合。」[40]徐教授反思的是人類學整個學科的命運，他的人類學家的口述史研究就是將人類學的反思落到了實處。從人類學學科反思的角度來看，徐教授創造了人類學學科包括老中青不同年齡層、不同分支學科的學術資源共享的平臺，在這個平臺裡，徐教授為人類學學人打破了自身學術的固步自封，而是走向這個平臺，分享人類學的學術盛宴，在人的互動、思想的互動中反思人類學自身的現狀。
徐教授的人類學學者的口述史研究在整個人類學界贏得了很好的學界評價。喬健先生2002 年5月在出席「《廣西民族學院學報（哲社版）》出版100期座談會」上曾動情地評價了徐教授在人類學界所做的努力：「從1994 年開始吧，我想也就八年的時間，我們無可否認，徐先生現在變成了一個中國人類學界的聯絡人，這個中國是一個廣義的，真正包括兩岸三地。在臺灣可以見到他的影子，在香港也見到他的影子，在美國也見到他的影子，我跑到美國參加世界人類學大會的時候也看到徐先生，所以，至少在華人世界裡頭，他現在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個聯繫人，非常難得。我想這絕對不是過於誇張。通過他的聯繫，大家的稿子都集中到這個雜誌來。透過他的聯繫，大家有一個機會聯繫在一起。」[41]中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所長郝時遠研究員也熱情地肯定說：「20 世紀90 年代中期以來，我覺得這個刊物在國內的哲學社會科學，特別是和民族沾邊的刊物類型當中，的確是一個別開生面的學術性載體。……因為這裡面民族學人類學佔的分量比較大，對於徐傑舜教授來講，他在這方面的用功，事實上對中國人類學界的發展起到了一個很好的推動作用。」[42]黃萍教授就受益於徐教授所編的《人類學世紀坦言》，他對徐教授人類學的口述史研究給予了較高的評價，「因為我一直覺得自己是一個門外漢，想走進去，又走不進去，突然有這麼一個機會可以走近，我真是抱著學習的心態來的。我走近以後發現國內人類學者們比較理想，純粹的學者比較多，這種純粹就是不帶功利的，執著於學理的研究和探討，學術的研究上的確需要這樣一種執著的精神，這一點可能和你的《人類學世紀坦言》中你所刻畫的人物的影響有關。因為你書中的那些人，應該是改革開放以來國內人類學術界中的精英。」[43]黃萍教授還用「學術文化」概括與評價了徐教授的人類學口述史研究：「實際上對年輕學者來說是一種引領，似乎這可以說是形成了人類學的一種文化，一種學術文化。這種學術文化就是大家樂於在這個領域中去孜孜不倦地追求，相互之間沒什麼功利性。」[44]方李莉教授2003 年在臺灣東華大學一次學術會議期間將徐教授的系列人類學學者口述史稱作是「中國人類學的族譜」。徐新建道出了對徐教授主辦的系列人類學學者口述史的讚賞：「我覺得這個系列訪談已逐漸成為國內相關學界溝通、互動的品牌。我對它的組織者心懷尊重。在我看來，創意、組織和策劃是學術表達的另一種方式，亦即古人所謂的『知行合一』的體現。」[45]
對於來自人類學界的諸多讚譽，徐教授本人對自己進行的系列人類學學者口述史的最大意義概括為對廣大青年學子的啟發和砥礪作用。許多的大學本科生、碩士研究生在閱讀了「中國人類學者訪談錄」之後開始對人類學學科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進而走進人類學。根據徐新建教授了解的情況，四川大學的一名研究生在讀到人類學學者訪談錄之後愛不釋手，下載收集了徐教授十年以來的全部人類學學者訪談。昔日馬林諾夫斯基由《金枝》吸引進入人類學殿堂的個人經歷早已是人類學界的美談，徐教授的「中國人類學學者訪談」也以其特別的方式吸收、影響了中國一代青年學子走向、步入人類學學科，這對於中國未來人類學人才的成長和人類學學科的發展都將產生重要的意義。
一個多世紀以來，從西學東漸時代的開拓到民族國家建構時期的學科奠基，從人類學本土化的學術自覺到全球化下的多元對話，中國的人類學學科經歷了漫長曲折的發展。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中國人類學學科邁入了歷史發展的新紀元。老中青三代中國人類學學者的個人學術成長經歷與中國人類學學科發展的歷程息息相關，這些彌足珍貴的人類學學者口述史記憶不僅凝聚了研究者個體「小我」的生命體驗和學術經歷，也如一條條娟娟溪流匯集成整個中國當代人類學學科發展的鮮活「生命史」、「學科史」。徐傑舜教授的中國人類學者訪談錄，不僅紀錄中國人類學者生命史，而且紀錄中國人類學學科史，成為第二種人類學史，成為中國人類學研究者代代傳續的寶貴學術遺產。
徐傑舜：《人類學的世紀坦言》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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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民族論壇,2015,02:5-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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