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主義關照下的歷史人物塑造
一個人的形象，往往通過一系列事件被塑造，但不同於生活中通過互相來往去認識人，歷史人物距離我們太遠，所以各種隻言片語，二手、三手加工的故事，歷史事實，便是了解他們的全部手段。
而這，也正是傳記電影所面臨的難題，史實必不可少，但一昧羅列只會顯得生硬，稍作裁剪又會喪失人物立體性，就算能把握好這個度，也很難塑造出豐滿，富有人格魅力的形象。
在電影《至暗時刻》中，導演喬·賴特（Joe Wright）和編劇安東尼·麥卡滕（Anthony McCarten）便出色的完成了這個任務，通過將傳主邱吉爾置於歷史大事件中，大幅對其個人生活與個性進行描繪，而非沉浸於傳統的仰視視角，讓角色活了起來，加之加裡·奧德曼（Gary Oldman）的傳奇演繹，使得影片中的邱吉爾獲得了豐富的『 電影人格 』。
其實，西方電影對於影片中的人如此重視的態度，有一個極深的哲學淵源，那便是『 人格主義 』：肯定人格作為一種道德實體，對於世界和人的生存重要作用。深受其影響的電影理論宗師巴贊（André Bazin）就曾提出「電影應該成為一種展現獨立自由精神，以及人類人格力量的載體，讓攝影機成為照亮人類黑暗精神世界的一束光芒。」
在後來的發展中，電影越加重視人的內心世界，而這又在傳記電影中體現得尤為明顯，與其像史學研究一樣去做各種邏輯推導，不如放大人物內心，強調情感，讓觀眾與傳主共享喜怒哀樂，最終接近傳主的人格。
在《至暗時刻》中，編劇和導演便把這一思想演繹到了極致，羅斯福、希特勒從未登臺，戰爭場面極少，反而在邱吉爾和日常與家庭生活中著墨眾多，帶領觀眾走進邱吉爾的內心世界。
為了能讓觀眾更好的接近邱吉爾，把連貫並且有趣的呈現邱吉爾的日常形象，影片虛構了一個女打字員萊頓（Layton），讓她成為觀眾切入邱吉爾私密生活的嚮導，半躺在床上完成早餐，起床時不慎走光，因為萊頓小姐按照單倍行距而不是雙倍行距打字大發雷霆，洗澡時口述電報，洗完後叫萊頓小姐趕快離開，赤身裸體走出浴室……
正是這些細節刻畫，讓我們對歷史教科書中那個面露慍色的邱吉爾有了更加生活化的認識（邱吉爾平時面目慈善，這幅肖像其實是將邱吉爾口中的雪茄突然奪去抓拍到的，小逸事一則，真偽不知），同時，也滿足了觀眾的『 窺視欲 』，讓電影更具有吸引力。
而政治生活中的邱吉爾，也很好的通過加入交談情節，讓邱吉爾自己，或其他角色道出他的「不光彩」之處：在保守黨和自由黨之間改換門庭，在加裡波利之戰中傷亡慘重，邱吉爾襤褸的政績被一一擺上檯面。
平凡表達下的邱吉爾，刻薄霸道，並無太多過人之處，但也有獨特的人格魅力和能力，這給予了觀眾接近歷史人物，又能觸碰世界頂尖政治話語權的奇妙視覺沉浸體驗，自然的產生了『 移情 』，就像片中的邱吉爾夫人深深愛戀邱吉爾一樣，民眾逐漸也擁護愛戴起他，在這個過程中，觀眾也構建起同樣的情感，不少觀眾甚至直呼邱吉爾「可愛」，可見此片在情感烘託和認同構建層面，的確技高一籌。
對影片敘事多模態隱喻的解讀
當然，此片最核心的事件，還是邱吉爾上臺所組織的敦刻爾克大撤退，為了突出邱吉爾在其中，以及整個英國接下來多年發展中的作用，影片可謂下足了功夫，其中最值得探究的，便是對各種『 隱喻 』鬼斧神工般的運用。
對於『 隱喻 』一詞，我們有必要先做一番細探，按照Lakoff與Johnson在《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Metaphors We Live by）一書中對隱喻的解釋，隱喻是一種存在於語言、思想和行為中，無處不在的認知方式，它是幫助人類用更具體簡單的概念來理解對象的工具，比如我們常說「床頭」、「政府首腦」，就是典型的『 隱喻認知 』方式，床並沒有「頭」，政府作為一個機構也沒有「腦」，但這些稱謂卻能提高我們的認知效率。
不僅如此，兩位作者還指出，隱喻不是語言層面上的，而是概念性的，之後，另外兩位學者，Forceville與Urios-Aparisi，受到《多模態隱喻》中將「模態」定義為「藉助具體的感知過程來進行闡釋的符號系統」的啟發，進一步做了「單模態隱喻（mono-nodal metaphor）」和「多模態隱喻（multinodal metaphor）」的區分，簡單理解，前者指單一的言語隱喻或者圖像隱喻，而後者指多樣的，同時包含言語與圖像，或者言語與手勢的隱喻。
在《至暗時刻》中，最重要的一個隱喻，便是『 邱吉爾上任，即是救世主降臨 』，影片一開始，在令人壓迫的轟鳴聲中，呈現出德國的鐵甲雄獅，希特勒與將領們謀劃布局的畫面，簡單的文字背景介紹後，便切入人聲鼎沸的議會俯瞰場景，工黨領袖發表演講，彈劾時任首相張伯倫，四周的議員大聲喧譁，手中揮舞著紙張——大戰當前，英國政府內部政見不合，內憂外患的寓意，通過「圖像、文字、聲音、演員表情與手勢」等「視覺、聽覺」多種模態，得到了呈現。
這時，我們注意到議會中一個人沒有來，而他的座位上卻放著一個帽子，帽子是權力的象徵，人不在，座位上卻放著帽子，這暗示他才是真正的「master」，那個掌控全局的人，即未來的救世主。電影中邱吉爾出場的方式，更印證了這一點，萊頓小姐進入邱吉爾的房間，整個房間都被黑暗籠罩，這時邱吉爾劃燃一根火柴點菸，光芒照亮了那張傳奇的面孔，然後，窗簾被拉開，陽光進入房間。
黑暗，映射的是英國絕望的現狀，而邱吉爾在小屋內點燃火柴，劃破黑暗，便是對他團結議會和人民，拯救國家和人民於水火中的「救世主」形象暗示，在這裡，影片通過展現邱吉爾劃火柴的聲音與動作、房間的明暗變化等，運用「圖像、聲音」多模態建構了「邱吉爾上任於當時的英國就是救世主降臨」這一概念隱喻。
關於「火」與「希望」的關係，在片中反覆出現，當33萬將士被困敦刻爾克，船隻不足，內閣成員步步緊逼的壓迫中，邱吉爾不得不考慮議和，在心中的希望之火微弱殆盡之時，他決定聽取國王的建議，向人民徵求意見。
借著在車內吸菸卻沒帶『 火柴 』的機會，他走進了地鐵站，向人民『 借火 』，「有沒有人帶火柴了？」，映射的正是他向人民尋求希望，電影把握邱吉爾抽菸這一習性，用特殊的出場方式，以尋火、借火等戲劇性情節，以「手勢、眼神、語言」多模態地建構了「希望是火」的概念隱喻。
在《至暗時刻》之外的邱吉爾
以上兩個小節，便是筆者抱著我在多篇文章中提到的「最大的善意」，對導演的意圖以及影片的意義的解讀：一位平凡的偉大領袖——這是《至暗時刻》對邱吉爾的所指，很明顯，它做到了，而且做得很漂亮。
近年來，英國出現了不少這樣的二戰類型片，如《國王的演講》（King's Speech，2010）、《敦刻爾克》（Dunkirk，2017）等，二戰是奠定奠定當下世界秩序的全球性戰爭，它是殖民體系終結之後，世界列強在新的歷史階段重新瓜分世界的關鍵歷史節點。
之所以對這段歷史如此「緬懷」，當然是為了當下的英國政治服務，所謂『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 』，這些年，移民潮、恐怖主義、蘇格蘭獨立、脫歐等一連串大事件，讓當今的英國社會陷入社會意識的撕裂和普遍焦慮中，從「日不落帝國」淪落為歐洲島國，英國強烈希望從歷史中確認身份，維持自己的光榮敘述。
所以，在回顧這段榮光的過程中，自然要強調英國人民，強調領袖身上的平民精神，《至暗時刻》中的邱吉爾，便是這樣的一個「被塑造」的形象，而影片《暴風前夕》（The Gathering Storm，2002），對邱吉爾的刻畫更為客觀，作為如今還排在英國貴族榜前10之內的貴族家庭的一員，邱吉爾的精神支撐肯定更多來自世代的貴族精神，而不是偶然衝進地鐵和英國人民的「深入交流」。
在《暴風前夕》中，處在政途下滑路上的邱吉爾開始撰寫與自己同名的祖先的專輯，多次與他產生「對望」，這，才是邱吉爾精神的依據與來源。而《至暗時刻》為了塑造他的民眾形象，隱沒了他的貴族身份，僅以一句「我從來沒有坐過地鐵」微微暗示，並且極度強調邱吉爾的演講振奮人心的力量，議員們群情激昂地把紙張扔向空中，與此同時，強勁有力的進行曲響起……對今日觀眾來說，這是一種撫慰人心的信息，因為他們熱切希望自己經歷的政治動蕩，有朝一日也能帶來某種形式的勝利。
但是，不管是強調邱吉爾的哪一點，其意圖都是相同的，那便是用邱吉爾的精神，來填補當今英國民眾對偉大領袖的呼喚和期待，以此團結人民，解決國家目前緊迫的支裂問題，完成民族共同體的構建。
最後，我們不得不說，《至暗時刻》是一部成功的電影，與事實的偏差也好，政治宣傳而非藝術精神的內核也罷，它們並不是如很多人所說的，是此片的局限性，因為電影是『 不純的藝術 』，它具有極強的消費品屬性，我們不能以過高的文化標準對其進行框定，只要它有明確的目的和主題，並且確實完成了自己的任務：娛樂了觀眾，達到了政治宣傳的目的，那它就是成功的，除此以外，再多苛責，便是耍流氓。
參考文獻列表
[1]魏忠堂.傳記電影《至暗時刻》的多模態隱喻認知研究[J].英語廣場,2019(04):35-38.
[1]牟薇薇.探析影片《至暗時刻》獨特的歷史語境與人物刻畫[J].電影評介,2018(16):68-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