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尋訪納博科夫旅行、捕蝶、教學、寫作、交往的歷史痕跡，從納博科夫住過的汽車旅館，寫作的工作間，講課的教室中，發現他當年的真實生活，揭示美國對於納博科夫的真正意義。
第三章在曼哈頓，他們一開始同堂弟尼古拉斯的前妻娜塔莉亞·納博科夫住在一起，娜塔莉亞帶著兒子居住在東六十一大街32號。她籤署了給他們提供住所的同意書，對他們的到來「非常高興，盡一切所能幫助我們」，薇拉回憶說。她將他們安置在自己寓所樓臺對面的一個公寓裡居住。不久以後，初來乍到的這一家子搬到了靠近九十四大街的麥迪遜旁的一個轉租房裡。是年秋，又搬到西八十七大街35號的一個小房子裡，他們就在此安身，一直住到次年春天前往史丹福大學。
1940年5月，紐約。戰爭，一場避無可避的戰爭疑雲籠罩了美國，美國國內的孤立主義者與幹涉主義者之間的激烈交鋒還未結束。1941年1月23日，林德伯格在國會提出議案，建議美國與希特勒建立中立關係，還沒有受到徹底的質疑。（林德伯格曾發表了一次電臺演講，羅斯福總統對此沒有發表任何言論，總統夫人對演說回應的是，她個人認為，「演說的第一部分很精彩……最後三個段落卻令人遺憾」——這幾段暗指，正是猶太人搗鬼試圖將這個國家拖入戰爭泥潭，猶太人一向都這個德行）。納博科夫一家到達美國之日正值比利時向德國投降之時，英法聯軍也被逼入比、法交界的「佛蘭德斯狹小地區」，岌岌可危。邱吉爾連發「嚴峻危急」警告，前方成千上萬的盟軍將士陣亡的消息不久後肯定會傳到國人耳朵裡。沒有人到碼頭去迎接納博科夫一家——時局已是一片混亂——他們自己打車趕到了紐約東區。
那個清晨，雲彩密布。在十二個月的周期裡，大約三萬難民將從法國抵達美國——他們絕大部分都是經由紐約港、從自由女神像前駛過而到達美國，映襯在曼哈頓低垂天際線的背景之上，自由女神像越來越清晰可見，最後高高聳立在眼前。列維·史特勞斯列維·史特勞斯（法國著名社會人類學家、哲學家，法蘭西科學院院士，結構主義人類學創始人，法國結構主義人文學術思潮的主要創始人)在納博科夫一家抵達後幾個月也到了美國，他也注意到了曼哈頓那「異常不規則」的天際讓人無比震撼。法國畫家費爾南·萊熱（Joseph Fernand Henri Léger）早來美國好幾年，也稱這裡的天際線「是世界上最為壯觀的景色」。
對納博科夫來說，這裡的城市風景比他預想的要多姿多彩。清晨有丁香般暈染的顏色。納博科夫對色彩總是情有獨鍾：他是典型的心理聯覺者，也就是善於將各種感覺轉移融通之人，比如說吧，字母表中的那些字母，在他的腦海中永遠會與明顯不同的色彩緊密相連。「英文字母a，……具有……枯木的色彩，而法文字母a卻令人想起油光閃亮的黑檀木……在藍色族群中，鋼鐵般的x,積雨雲的z，越橘果的k……皆列其中。綠色族群中，有赤楊葉的f,未成熟蘋果的p，開心果的t」，他對曼哈頓的第一反應中提到的如此豐富的色彩釋放出快樂的信號。
紐約中央公園幾乎還沒打開行李，納博科夫就急不可耐地尋找蝴蝶了：當然不是到紐約的中央公園或者郊區綠地，而是到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那裡收藏的蝴蝶標本早已蜚聲世界。還在柏林時期，納博科夫就機緣湊巧與美國博物館的館長們有過接觸。他曾這樣寫道：其中一位達勒姆昆蟲研究所所長，「我簡直太喜歡這個大腹便便、面色紅潤、老態龍鐘的科學家了……用牙齒咬住早已熄滅的雪茄，一邊漫不經心又動作敏捷地在……玻璃箱中……挑來揀去。……過幾天我就會再去那裡，體驗更多的狂喜」。納博科夫的父親本人就是個蛾類與蝴蝶的狂熱愛好者。
在納博科夫小說《天賦》中，主人公費奧多爾就打算給自己逝去的父親——一個常年在野地做考察研究的著名科學家寫傳記。費奧多爾用如椽之筆情真意切地描述父親在中國西部冒險的經歷——對不知所終的父親，一位具有大無畏精神的博物學家表達深切懷念，讓他從習慣性的諷喻中解脫出來，一扇通向心靈情感深處的大門隨之敞開。就在納博科夫剛到美國之時，美國歷史博物館由羅伊·查普曼·安德魯（Roy Chapman Andrews）博士任館長，這位博物學家與探險家恰好跟費奧多爾筆下酷愛冒險的父親如出一轍。安德魯年輕時，極度渴望在美國歷史博物館工作，他在被拒絕擔任科學研究職位後，自願到博物館的動物標本製作部做清潔工。
在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他認識了副研究員、藍蝴蝶研究專家威廉·P·康斯託克，兩人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在康斯託克的關照下，他得以接觸到館中的蝴蝶標本。當時，康斯託克正在撰寫一篇有關安地列斯小灰蝶的論文，這種小灰蝶屬於藍蝴蝶種屬，他的豐富的專業知識以及研究激情對納博科夫今後所有的蝴蝶研究有著決定性影響。康斯託克本是建築工程師，美國大蕭條時期找不到活兒幹，索性把越來越多的時間投入到自己的業餘愛好——鱗翅目昆蟲學的研究之上。他的歲數跟納博科夫的父親一般大，納博科夫從他那裡學會了辨別不同種屬的生殖器官的關鍵——用此科學方法，就可以找到物種何以形成的準確答案，雖說專業科學家都了解這一點，但在研究實踐中，他們往往做不到這一點。
美國自然歷史博物館抵達美國不久，納博科夫還給位於匹茲堡的卡耐基自然歷史博物館館長安德烈·阿維諾夫寫過信。阿維諾夫是康斯託克的研究同行，當代最偉大的私人收藏家之一。他是講英語的俄羅斯人，出身於沙皇法院，與上層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半貴族家庭，跟納博科夫父親有些相似。他與拉赫瑪尼諾夫一樣，十月革命後不久他就來到了美國，1924年，他參與到卡耐基博物館的建設中，負責成立昆蟲研究部門。他還是才華橫溢的油畫家與插圖畫家。從他的職業生涯可以大致預測到納博科夫到美國後的職業發展走向。他與康斯託克以及紐約其他科學家的交好，在哈佛比較動物學博物館進行著沒什麼報酬卻其樂無窮的研究，整個20世紀40年代他都在這裡，致力於將哈佛雜亂無章的蝴蝶標本分門別類。阿維諾夫也是一個喜歡在高山地區搜集蝴蝶的狂熱者，因為這些地區的蝴蝶種群往往會受到地理環境的分隔，而異域性物種形成——單純通過基因變異和進化而產生新物種的過程，會產生戲劇性的效果。
這位專業作家極有可能在世界文學中消失得無影無蹤——如果我們相信他的說法，他差點就掉進了美國昆蟲學研究的兔子洞典出英國作家劉易斯·卡羅爾的著名童話《愛麗絲漫遊仙境》，講述小姑娘愛麗絲跟隨一隻穿禮服的紅眼兔子漫遊仙境的故事，先是從一個兔子洞裡掉下去，遇到了許多奇奇怪怪的人和事。現在用兔子洞比喻進入一個奇特世界的入口。，畢竟，在這塊新大陸上捕蝶簡直是其樂無窮，而且，他想要對進化生物學給出自己的嶄新見解的意願是那麼的迫切！
納博科夫曾毫不掩飾地告訴我們，他一生中最大的樂趣莫過於捕蝶：「我的興趣愛好都屬於人類之至樂之列：文學創作、捕獲蝴蝶」，他接受採訪時如是說，他還直言：
「我曾換上形形色色的行裝，踏遍山山水水追尋蝴蝶：還是小男孩時，身著燈籠褲，頭戴水手帽；而拖著瘦長羸弱的身軀四海漂泊之時，身裹法蘭絨袋，頭戴貝雷帽；變成大腹便便的老人之時，身穿短褲，頭上光著……說實話，這些無與倫比的愉悅記憶都與我在哈佛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研究工作緊密相連，這種愉悅也只有我俄羅斯童年時期的快樂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當然，二十年間，幾乎每個夏天，在我生活的這個國家裡來回穿梭，絕大多數州都留下了我捕獲蝴蝶的足跡，箇中樂趣，也是毫不遜色。」
捕蝶與在博物館的研究工作讓他覺得整個20世紀40年代「乃我成人生活中最為快樂、最為興奮的（歲月）」。在美國度過的這第一個十年，他的小說創作陷入低谷，幾乎可以說是顆粒無收。
「說心裡話，我從來都沒想過依靠文學創作來謀生，」在一次採訪中他說，「對我來說，寫作永遠都是頹廢沮喪與神採飛揚的混合物……另一方面，我常常夢想著，在一個大博物館裡，做一個籍籍無名的鱗翅目昆蟲學館長，一輩子都幹這行，想想都激動。」
不過，他終究還是回歸到小說創作。他這不是言不由衷嘛，我們這樣想也沒錯。但在整個20世紀40年代，納博科夫正在將他「天然的熟語」，他「運用自如、豐富多彩、無比馴良的俄語」忍痛割愛，完成用英語創作以及將他20世紀30年代的俄語作品譯成英語的華麗轉身。當然，這轉身的過程卻異常痛苦與煎熬。德·簡內裡向他發布不可用俄文寫任何東西的禁令，因為這些東西根本就賣不出去。有時候他偏不聽她的話，但最終卻不得不向「個人的悲劇」低頭，將他蘊藏心底的、在內心律動的語言強行壓制。但是，與俄語一樣，鱗翅目昆蟲學早已紮根心底，牢不可破——沒有人可以將「她」帶走，他依然可以研究蝴蝶，為此他備感欣慰。
他酷愛捕蝶，理由很多。第一，蝴蝶自身原因：豔麗炫目，迷幻而柔弱。其次，「捕蝶健身，不可不提……可使人身手敏捷、強健筋骨……滿懷熱切、艱苦追尋，終於將一隻蝴蝶困入握在手心中的三角形絲網之中……」。從小開始，他都沉迷於捕蝶的遊戲與冒險之旅，這個愛好與他家的維拉鄉村莊園息息相關。每年春暖花開後的幾個月，正是捕蝶的大好時光，納博科夫一家子都回到維拉莊園。「那個『英式』花園將我們的住處與乾草地分隔開來」，在《說吧，記憶》中，他描繪說：
「花園規模巨大，設計精巧，迷宮般的交叉小徑，屠格涅夫式長凳，進口橡樹間雜與本地冷杉和樺樹如梅花間竹。從我爺爺時代開始，不讓花園恢復到荒野狀態的不懈努力就從未停息，可惜效果卻並不盡如人意。鼴鼠的粉紅爪子會在主路整潔的沙子上堆積起圈狀黑土小丘，沒有一個園丁對此不是徒呼奈何。在陽光斑駁的小徑上，雜草、菌類滋生蔓延，山脊般的樹根縱橫交錯。從19世紀80年代起，早已再也看不到熊的任何蹤跡，但依然偶爾可見麋鹿出沒其間。」
的確有真正荒野的悲涼之意——尤其是從一個才七八歲的孩童眼中見到的一切。父母一直引導他去捕捉捕蝶，此事與其他許多事情一樣，頗有維多利亞和英式行事風格。他的母親艾琳娜·伊萬諾維娜，結婚之時不但帶來豐厚嫁妝，還帶來一大摞昆蟲學書籍，包括17世紀以來的各種版本。從八歲起，納博科夫就開始閱讀這些書籍，尤其喜歡其中新一些的版本，比如英國昆蟲學家愛德華·紐曼（Edward Newman）所著《英國蝴蝶與蛾類自然歷史插圖本》（1871），簡明扼要，權威準確；德國昆蟲學家厄恩斯特·霍夫曼（Ernst Hofmann）的《歐洲蝴蝶史》（1894），德語本袖珍指南；美國昆蟲學家塞繆爾·斯卡德（Samuel Hubbard Scudder）的《美國東部與加拿大的蝴蝶》（1889），知識系統，插圖精美。
他有許多消遣愛好，比如，採集植物。消遣之餘，他還閱讀了大量文學書籍，年輕人能夠將他們隨心所欲的閱讀變成一生愛好。但採集蝴蝶還需身體力行，這一點必須強調。採集蝴蝶將他帶到戶外，在陽光明媚的天氣裡活動，如果天氣有變，就只在維拉莊園周邊。在白天長達十九個小時的緊張而短暫的季節，突然冒出無數新生蝴蝶，經歷蛻變，然後一批批死去。維拉莊園靠芬蘭邊境不到兩百英裡。挪威小說家克努特·漢姆生克努特·漢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在其作品《牧神》（Pan，1894）中，對北方之地的夏天有著非常經典的描繪：
「春天的步子越來越急促，星狀花植物與蓍草從田野裡冒出，花雞與燕雀也飛回來了。所有的鳥兒我都熟悉。有時，我會從口袋中掏出兩個二毛五硬幣，撞擊出叮噹的聲響，藉以打發窮極無聊的時光…… 天氣開啟了漫長的不夜模式，太陽只是把自己在海水中浸泡一下，然後又升起來，紅彤彤的，周而復始，仿佛只是到大海中喝口水……整個森林裡都沙沙著響，動物們打著響鼻，鳥兒們呼唱應和，空氣中瀰漫著鳥兒的啁啾。這一年的金龜子尤其多，它們發出的嗡嗡聲與蛾類叫聲融合在一起，匯合成整個森林中的淺吟低唱。」
漢姆生這部小說的主人公格萊恩中尉是打獵好手，在他有些衝動草率的盧梭式回歸自然的過程中，他經歷了被北極短暫夏日放大了的狂喜與失落：
「天蛾……無聲無息地飛進我的窗口，是被我爐子的火光與烤鳥的香味吸引進來的吧。它們撞擊天花板，發出沉悶的鈍響，在我耳邊嗡嗡地飛過，讓我起一身雞皮疙瘩……它們又停靠在那裡……蠶蛾，木蠹蛾……有些蛾子像飛翔的三色堇向我張望……踱到木屋之外，凝神諦聽……無數飛翔的昆蟲，翅膀扇動發出的嗡嗡聲，星星點點。森林的邊緣長滿了蕨類植物和附子草，熊果花開得茂盛，我愛煞了它朵朵的小花。衷心感謝您，我的上帝，讓我欣賞到那麼多的石楠花……碩大的白花……已在森林中開放，它們的花柱也舒展開來，張嘴呼吸。毛茸茸亮閃閃的蝴蝶在它們的花瓣中下落流連，整株植物都因此顫動不已。」
童年的納博科夫日復一日隨心所欲地徜徉於森林之中，他這片林地比格萊恩的那片還要往南六百英裡，但其中讓人驚異的動植物卻同樣豐富，他漸漸將孤寂珍藏於心，當然也可能會悲嘆這種孤寂。「好多年以後，我才又結識了一個與我一樣的難兄難弟」。兩個捕獵者都是那麼徹底地清醒。充滿生機活力的土地在與他們溝通，他們與那片土地太過親近，差點越過了合乎禮儀的邊界——在格萊恩心中，那片森林已經性別化了，裡面不乏熱情似火的女人，像酒神的女祭司邁那得斯們一樣誘惑他，而對於才九、十歲的弗拉基米爾，即便沒有性衝動的感覺，至少也能感覺到飄蕩著性感十足的嫋嫋之音。只是說其中包含著性意識覺醒其實遠遠不夠：
「在河那邊，一群密密匝匝閃閃發亮的雄性藍色小蝴蝶在被踩過的肥沃稀泥和牛糞上狂啜，當我一躍而過的時候，它們全都飛起來，在空中閃閃爍爍，待我過去，它們又立刻落回原處……我來到了沼澤地。我耳朵一捕捉到雙翅目昆蟲的嗡嗡聲、頭頂上傳來的鷸鳥粗嘎叫聲、腳底下沼澤的吞咽聲，我就知道我會在此尋覓到十分罕見的極地蝴蝶……頃刻間我已置身它們中間。在已結出幽淡、夢幻般藍色漿果的低矮沼澤烏飯灌木叢之上……一隻黝黑的，有「斯堪地那維亞女神」之名的豹紋蝶低低地、輕盈地掠過……我追逐著玫瑰色緣邊的黃粉蝶、灰色大理石花紋的眼蝶……透過沼澤的氣息，我嗅到了我手指上蝴蝶翅膀微妙的馨香，那種因品種而異的馨香——香草味、檸檬味、麝香味、難以說清的陳腐與香甜混合味。我毫無饜足之感，繼續奮力前行…… 」
十一歲大的時候，這位少年已經在體驗森林的原始衝動。聯想起福克納，也是納博科夫不大瞧得上眼的另外一個作家，在其作品《熊》之中，主人公也在十一歲開始就對打獵鑽林子情有獨鍾，這種愛好持續了好些年。這種美國式的捕獵更多地與殺戮相關，與逝去的父親形象休戚相關，雖說這樣的場景不會太多；少年納博科夫至少會體驗到殺死動物那種快感，「浸透藥液、冰涼的脫脂藥棉按在昆蟲那利莫裡亞利莫裡亞般的頭上；昆蟲身體的痙攣掙扎越來越微弱；一條大頭針穿透它胸腔硬殼時發出的爆裂聲讓他感覺無比愉悅」），這一點與《熊》的主人公艾薩克·麥卡斯林頗為相似。博伊德在傳記中提到，「失去父親是納博科夫心中永遠的痛，一個經不起任何人觸碰的傷痛」。
在維拉莊園，納博科夫連「偶爾現身的鼴鼠」都沒有捕殺過，但他跟艾薩克一樣，對於自己喜歡的捕獵工具，卻運用自如、得心應手（張網、鋪板、野外作業等），他們徜徉於一塊塊充滿宿命感的荒原——福克納筆下的密西西比河盡頭一望無際的原始森林，維拉莊園那亞北極的沼澤地與北方特有的植物種群，堪稱令任何男生女生，或者男人女人終生難忘的伊甸園。在《熊》這部作品中，福克納深情寫道：「天氣越發地暖和，明天他們就可以撒歡了。心中那無比熟悉的雀躍之感油然而生……跟第一次出門的心情沒有區別；無論經歷多少次捕獵追趕，雀躍之感會永遠伴隨：生命之中最美最美的感覺。」
在納博科夫心中，捕蝶還是高級腦力活動。他的幾位傳記作家都回顧了他貫穿整個一生的捕蝶激情，寫他是如何讀懂晦澀難懂的德語蝴蝶著作——時年九歲，不懂就查詞典，「我已經將霍夫曼筆下的歐洲蝴蝶完完全全吃透掌握了」，他無比自豪地告訴我們。接下來當然是更多的探索，更精深的研究。他尤其喜歡學習英語，藉助它，他就可以一步步進入到蝴蝶分類學這個更為複雜奇妙的世界中去。在讀到那些有蝴蝶種屬分布的蝴蝶讀物時，他了解到了那些蝴蝶標本（正模標本）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捕獲的——具體是在什麼山脈，海拔高度是多少，有些什麼突出的地理標誌，以及是在什麼時間捕獲的等等準確信息。
這些蝴蝶標本捕獲的地點——比如說天山的亂石坡，中國與吉爾吉斯斯坦山脈的分界線，或者說在海拔一萬一千英尺的科羅拉多潮溼的草地——其實都有些捉摸不定。納博科夫解釋說，有歷史記錄的蝴蝶捕獲地點，「在一個特定的環境中，有兩種蝴蝶棲居於此，其中一種是本來就生長於斯、在此野生環境快樂生活的蝴蝶，另一種只是偶爾光顧於此的某種蝴蝶或蛾類。每當你親臨這些地方，你以前只是在書中、在某些記不起名的科學評論中，或者在某些著作裡那些無比精美的圖畫版面中曾經看到的這些小生靈……突然之間活生生地在你面前展翅飛翔……它們就在那些有著魔幻般神秘關聯的植物與礦物之間翩然飛舞」。
在他未來的日子裡，他還將在另一方面做出智力上的嘗試：在他那些充滿複雜現代主義手法的文學作品中，將蝴蝶糅進他作品的主題之中。他在這兩方面的努力都不可等閒視之，想想他年少之時吧，為了捕捉到心愛之物，不惜踩在牛糞之上，手上留下各種淡淡的味道——滿滿當當的獵物、無比輝煌的戰利品、各種活蹦亂跳的小生靈。
抵達紐約六個星期後，納博科夫一家動身前往哈佛教授米哈伊爾·卡波維奇的農場。農場位於佛蒙特州南部地區，佔地二百五十英畝，其中有一棟古老的農舍。屠格涅夫的小說《貴族之家》中的場景在這裡儼然再現，卡波維奇的朋友們以及他的妻子塔蒂阿娜在此住了好幾個月，充滿俄羅斯情調，摘水果，品茶聊天，曬曬日光浴，在冰涼的湖泊中戲水，孩子們歡跳嬉戲，斯拉夫親朋好友之間的噓寒問暖，其樂也融融。正是在這裡，納博科夫第一次實現了他的平生之願：在他的祖國之外的大陸上採集蝴蝶。
在匹茲堡博物館，他曾經向阿維諾夫請教過，或許也閱讀過美國昆蟲雜誌，了解過美國蝴蝶種類以及它們的棲居地。他發現，佛蒙特的臭鼬與豪豬到處都是，他還抓到「好多漂亮的蛾類」，他後來在信中把這些都告訴給了威爾遜。威爾遜不愛運動，小時候，他的母親給他買了棒球裝備，希望以此鼓勵他熱愛體育運動，但他卻棄如敝屣。納博科夫與他相識之時，威爾遜就是個又矮又胖的五短身材，而且還患有痛風之疾。納博科夫還期待他可以說動他與他一起去捕蝶。「試一下吧，邦尼」他給威爾遜寫信，稱呼的是他的小名。「抓蝴蝶簡直是世界第一高雅的運動」。
納博科夫的堂弟尼古拉斯與他第二任妻子生活在一起，1940年在麻薩諸塞州的科德角住過一段時間。從他的住處走過一段沙地路就是威爾遜家，他們相互之間聊得很歡——經過長達六年的艱苦工作，他的《到芬蘭車站》一書即將出版。這本書專論革命性的意識形態，主要論述蘇聯革命，而俄羅斯發生的一切對他來說有無比巨大的吸引力。尼古拉斯那種與生俱來的對文化重要性的完美無瑕的本能與威爾遜頗為相似，區別在於他的天才是在另一領域展現出來的而已，因而兩人大有相見恨晚的感覺。
從他們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威爾遜有些想當然地將尼古拉斯誤認為是需要支持的有高尚追求的俄羅斯人。幾個月之內，威爾遜為他張羅在雜誌上發表文章的事宜——幫他與《大西洋》月刊新任編輯愛德華·A·威克斯建立聯繫（後來他也是這麼幫助納博科夫的），威克斯對尼古拉斯與弗拉基米爾的文章幾乎是來者不拒。正是尼古拉斯將弗拉基米爾的大量稿子傳遞給了威爾遜，是他給正在卡波維奇的農場度假的堂兄納博科夫寫了信，然後，1940年8月30日，弗拉基米爾給威爾遜寫第一封信，從此，堪稱美國歷史上最偉大的通信之一正式開啟：
「我的堂弟尼古拉斯提議，讓我與您建立通信聯繫。能認識您讓我感到非常高興。我現正與佛蒙特的朋友在一塊（這裡到處都是麒麟草，幾乎天天颳風），我打算在9月的第二個星期就返回紐約。到時我的通信地址是：麥迪遜大街1362號，電報掛號：97186。」
威爾遜廣有人脈，與很多作家都有監護關係。他給這些作家擔任事實上的經紀人、責任編輯、就業顧問、終身指導老師，或者說是第一個給他們作品定調的評論家。這些作家的名字可以羅列一大串，比如司各特·菲茨傑拉德（F·Scott Fitzgerald）、納撒尼爾·韋斯特（Nathanael West）、蘭德爾·賈雷爾（Randall Jarrell）、女詩人伊莉莎白·畢曉普（Elizabeth Bishop）、女作家安娜·尼恩（Ana·s Nin）、道恩·鮑威爾（Dawn Powell）、亞瑟·麥茲納（Arthur Mizener）、麥克斯韋·蓋思瑪（Maxwell Geismar）、海倫·馬奇尼克（Helen Muchnic）、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露易絲·博根（Louise Bogan）、瑪麗·麥卡錫（Mary McCarthy）、文森特·米蓮（Edna St·Vincent Millay），當然還要加上納博科夫兄弟。他與俄裔作家相交甚好，他也可以從中受益，將俄羅斯語言與俄羅斯文學現炒現賣，以這些主題撰寫文章在雜誌上發表，然後寫進書中再出版出來。尼古拉斯充分利用與威爾遜的新友情，可他的要求多得難以招架。1943年，威爾遜成為《紐約客》雜誌書評編輯之後，尼古拉斯就給威爾遜寫信要求在這本雜誌上發表文章。威爾遜對此無能為力，但他為尼古拉斯牽線搭橋，爭取能在其他報章雜誌推出，尼古拉斯為此專門致謝：
「你這人好得沒得說！在此謹表達我的感激之情。我已經收到（音樂編輯）保羅·羅森菲爾德的用稿通知，他告知我的作品將會在下一期發表……另外還有一個小小的不情之請，看有沒有可能將我論述「指揮家生活」的文章在《紐約客》上發表出來。」
三年之後，尼古拉斯拒絕了與威爾遜一起出行的邀請，說他要前往加利福尼亞州去，在加州，他與斯特拉文斯基一起待了十天：
「我突發奇想，想寫一寫專論斯特拉文斯基的文章，風格與尼科洛·圖奇專論愛因斯坦類似。如果寫得不錯，你認為適不適合在《紐約客》的《深度報導》欄目上發表？這是我第一次去加州，會同巴蘭欽一起過去。」
威爾遜回信說：「我已經在這裡跟他們討論了你的建議，他們也說樂見其成（論述斯特拉文斯基的專文），但不能承諾一定發表……不過，我認為你還是值得一試，先投稿再說。」
兩年以後，尼古拉斯的第一本專著問世，他首先想到的是將樣書送到威爾遜手裡：
「誠望您能為我的拙作在《紐約客》上撰寫書評。……如能照辦，我將大喜過望。我心中所想的是，我不但希望您會撰寫，而且「必須」撰寫這個書評（就像老師「必須」批改學生們的試卷一樣），因為您是拙作的教父，不正是您將我引上了「靠寫作吃飯這條職業道路」嗎？！求求您了，千萬拜託，好不好呀？ 」
他與威爾遜之間的這段交情，無論會不會讓威爾遜後來與姓納博科夫的其他作家打交道時多長個心眼暫且不說，1940年10月，威爾遜與弗拉基米爾還是實現了歷史上的第一次會面，而且兩人都各自生出惺惺相惜之感。兩人的外形如同漫畫人物默特與傑夫（Mutt and Jeff）一樣有天壤之別，但在其他方方面面，二人志趣十分相投：文學知識順手拈來；都是喜歡較勁的萬事通；同樣出身名門，二者的父親都是喜歡參與政治的著名法學家；都是普魯斯特、喬伊斯與普希金的熱愛者；兩人都是依靠筆桿吃飯，並初心不改，準備為此而艱苦奮鬥下去。威爾遜當時還在《新共和》周刊供職，主動給納博科夫提供書籍，讓他撰寫書評。兩人之間在以後的日子裡存在的巨大分歧在此時就擺在他們面前：為一部描寫蘇聯內幕的專著，也就是G·P·馬克西莫夫的《送上絞刑架》一書撰寫書評，納博科夫為此寫道：
「這本充滿悲情色彩的小書之所以受歡迎，是由於試圖將列寧比他的繼任者好很多的說法展示給大家看。」
在《到芬蘭車站》一書中，威爾遜的觀點是，相對而言，列寧的確是要好得多，他是人類歷史上不可或缺的人物，可稱為歷史上被壓迫人民的火炬手。威爾遜認識格林貝格與納博科夫無關。在法國時，納博科夫曾經當過格林貝格的英語家教。格林貝格是個商人，但酷愛讀書，尤其是文學修養極深，移居到美國後，他是集中俄語雜誌的出版商。1935年，威爾遜到莫斯科訪問，宣傳他的新書《在兩種民主之間穿行》，格林貝格的妹妹伊蓮娜擔任他的嚮導，兩人遂成為好友。
舉行的家宴上，納博科夫對列寧的評價並沒那麼高，促使威爾遜將剛剛出版的這本書送給他，並且「希望你能對列寧的看法有所改觀」。兩人之間建立真誠的友誼的願望本來就非常強烈，更不用說納博科夫不會那麼不知進退，開罪這位在美國批評界數一數二的大佬級人物。納博科夫一反常態，並未像他平時在其他場合那樣，與美國人意見不合時當場發飆，也並未顯露出輕蔑不屑的不悅之色。在蘇聯統治者的問題上，他的看法一向沒有改變過，他並不認同有些人認為讓上千萬同胞喪生的革命有魅力或鼓舞人心的說法。他對革命的反感固然有其對於父親痛苦回憶的原因（其實就是跟美國人那種慣性地反感共產主義一樣，如同20世紀50年代人們對麥卡錫主義的狂熱，60年代反感那些蓄著長發的青年學生抗議對越戰爭一樣）。但他要忠實於自己在美國的願景也是事實。他已經意識到，俄羅斯僑民——十月革命後遭放逐或逃亡海外的上百萬俄羅斯人——在許多西方人的眼中，已經成為一個龐大的非法階層。如果他們反對蘇維埃，他們肯定就是反革命，這種看法很普遍；如果他們譴責革命後發生的事件，那麼他們就是在阻擋歷史的前進。
威爾遜並非是列寧、史達林的忠實宣傳員。他寫完《到芬蘭車站》一書之時，他對蘇聯的肅反運動與政治濫殺也深懷恐懼，在一封信中，他特別聲明，就在蘇聯想要吞併芬蘭（蘇芬之戰）之時，他的《到芬蘭車站》一書已經完稿。一直以來，威爾遜的看法早已在他為《新共和》撰稿報導美國大蕭條時期就已經成型。在他從事專業寫作初期，他的興趣在於文化方面，但此後，他對社會問題越來越感興趣，為他陷於四面楚歌的國家產生一種深深的憂思，他要為這個危在旦夕的國家做點什麼。
「時至美國的今時今日（1931年1月）……已經大約九百萬人沒有了工作；各個城鎮到處是民生凋敝、哀鴻遍野，其慘狀超乎人類想像……農村破產……工業蕭條已經蔓延到南方，其程度之嚴重……已經可以與一百年前的英格蘭的狀況相提並論了。」
威爾遜感覺到，「黑暗時代」已經降臨，整個地球都大有正準備接受上帝「最後的審判」之勢，他尤其關注到在美國已經蔓延開來的自殺之風。一方面他對於那些自殺者抱有無限同情，但也同時覺得這個現象說明了人們的意志之薄弱。他放下給《新共和》撰寫文學評論的工作，到全美各地轉了幾個月，奮筆疾書，論述工廠政治現狀，將福特汽車公司當作資本主義未來不確定性的典型事例；將餓殍遍地的慘狀注入筆端；也寫了田納西州查特怒加市著名的斯科茨伯勒黑人孩子強姦案。1931年3月25日，在從查特怒加市開往孟菲斯的一列貨運火車上，幾個十幾歲的白人孩子試圖將一群流浪的黑人孩子驅趕下去，雙方發生激烈衝突。後來，這些黑人孩子都被逮捕，並被兩個白人婦女控告強姦。雖然證據不足，但除了只有十二歲的賴特之外，其餘八個黑人孩子都被判死刑。此案在全美引起軒然大波，成為美國種族歧視與司法不公最為典型的案例。
1932年，他將自己撰寫的相關文章輯成一本書，書名是《美國式戰慄：萎靡一年》，書中充滿悲鳴與憂慮，對美國的前景的深度創傷進行了詳盡深入的報導。書中有一章題為《作者自畫像》，專門對自己進行不留情面的自我剖析：小資情調、抱殘守缺、尋歡作樂、自私自利。他將自己在20世紀20年代所掙的收入公之於眾，痛陳自己因為家裡有錢而逍遙快活，可以「看書、酗酒，養成沒有什麼責任感的習慣」。
威爾遜對蘇聯共產主義心嚮往之，其中部分原因是認為美國人民根本沒有享受到應該得到的公共服務。入主白宮的總統是商人的代言人，對於天降大禍一點感覺都沒有，真是令人無比驚悚。威爾遜將憤怒訴諸筆端，指出：就是這位總統先生「反覆強調說，我們的社會制度非常健康」，而與此同時，他又派遣麥克阿瑟將軍「去把那些前來伸張權利的退伍失業老兵的營地一把火燒掉……這不能不讓我們對於美國的共和國制度投上疑惑的眼光」。威爾遜覺得，蘇維埃政府對於這些深層次問題絕不會坐視不理，他們會緊緊地扼住問題的喉嚨。蘇聯取得的偉大成就越來越讓世人矚目，他們可以毫無愧色地說，政府將工業問題與金融問題進行了認真研究，對於類似於我們這裡出現的種種危機，他們完全可以成功避免。
在與納博科夫相識之前，威爾遜對於蘇聯的情況已經了解了不少，而對史達林，他了解得尤其透徹。1935 年，他得到古根海姆基金資助前往蘇聯訪問。他活力十足，交際能力異常出眾，善於從與他交往的人那裡套到很多故事，因此，這次蘇聯之行讓他寫成了三部書。在蘇聯，他慢慢意識到，這是一個警察國家，知識分子惶惶不可終日，其中一些就要被槍決；街上的人群「面色沉鬱」「千篇一律」，社會主義似乎也根治不了普遍存在的俄羅斯憂鬱症——他感覺反而還加重了病情。雖然如此，威爾遜並未將這些恐懼在他的書中大肆渲染；他反而極力想從蘇聯的故事中尋找某些元素，那些可以移植到美國而增強競爭力、更好地把控未來的東西。畢竟，兩個大國之間的共同點完全是顯而易見的：都擁有廣袤的國土，都野性難馴，「一望無際的草原，奔流不息的河流，莽莽蒼蒼的森林」，「我們無從知道，我們從這些國家的廢墟中得到了什麼，也不知從這些廢墟中能生長出什麼東西出來」。
（第三章選讀完） 插圖：視覺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