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陽光保險——名人面對面》
對話 駱利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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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為採訪摘要
做科學，學會提問也很重要
2019年夏天，我們在北京見到了駱利群。他是史丹福大學生物系教授，研究大腦中神經元的工作方式，對人類大腦發育的研究產生了極大的推動，也為人類理解腦功能和治療腦疾病打下基礎。
駱利群：
我是基礎科學的科學家，如果想治療腦疾病，就得先知道大腦是怎麼工作的。比如神經元是怎麼工作的？我們大腦裡1000億個神經元，是怎麼連在一起變成神經網絡，讓信息進行傳導的？
15歲考入中科大少年班，30歲成為博士生導師，36歲獲得史丹福大學終身教職，46歲獲得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國家科學院雙院士頭銜，科學的路，駱利群走得很順暢。但他說，自己的人生是「一系列的意外事」。
田川：我聽說您小時候的夢想是當貨運車司機。
駱利群：10歲之前夢想是做公共汽車司機。小學四年級時，文化大革命結束了。我記得當時看了一篇，講數學家陳景潤的長篇報導文學，覺得做數學家好像特別好玩，是從那時開始想當科學家的。
田川：覺得數學好玩在哪呢？
駱利群：探索未知吧。田川：那其實您最開始喜歡的是數學，後來對物理也產生過興趣，為什麼最後選擇的是生物呢？駱利群：是一個很偶然的因素。因為我是獨生子，我媽媽就希望我能回上海發展。上海生物研究所比較多，她知道我對研究感興趣，就整天給我灌輸研究生物好。後來我自己想了想，覺得像物理已經是一個比較成熟的科學了，但生物還有很多未知的東西可以探索。其中，神經科學又是最未知，問題最多、最難的一個類別，所以就選生物了。
駱利群與父母合影
出生在上海的一個教師家庭，課業上，駱利群一直比別的孩子走得更快一步。母親是中學老師，小時候，每天放學，駱利群就跑到她的辦公室裡看書，若是遇到問題，中學老師們都能給他解答。1981年，駱利群考上了中科大少年班。那時，他剛剛初中畢業，還沒有真正讀過高中。
田川：您認同超前教育和少年班這種教育模式嗎？駱利群：我覺得有利有弊，人生不能做對照實驗，你沒法確定如果我讀普通高中、普通大學的人生是怎樣的。我其實也放棄了很多東西的，比如因為我們科大是理科學校，所以高中的人文科學我就學得很少。於是每次考完試，我就給自己放半天假，到科大的社會科學閱覽室，讀很多人文學的書。田川：超前教育您會用到下一代身上嗎？駱利群：不會，我女兒就是正常高中畢業，然後上大學。田川：按部就班。駱利群：對，按部就班的走。而且我也不強調要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大學學完。像我女兒，讀了一年大學後，她覺得需要休學一年，先到北京和臺灣學中文，認為這樣對以後有幫助，我也不反對。田川：您女兒是學什麼專業的？駱利群：哲學。田川：和您是完全不同的方向。那溝通時會有衝突嗎？駱利群：沒有，跟她交流我很開心。其實哲學跟科學最後是相近的，都是探索未知。而且照我女兒的講法，科學是哲學的一部分。田川：那您怎麼看呢？駱利群：我覺得哲學是科學的一部分。田川：為什麼？駱利群：有一個物理學家說，哲學家跟科學家開始都是一樣的，隨著他們職業的發展，科學家對越來越少的東西，知道得越來越多。哲學家對越來越多的東西，知道的越來越少。最後，科學家 konws everything about nothing，哲學家 konws nothing about everything。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 第五期少年班合影（第三排左三為駱利群）
會問問題，探索未知。簡短聊天裡，這是駱利群讓我們印象最深刻的兩句話。科學的道路上，駱利群怎麼問問題？他又在探索著怎樣的未知呢？
駱利群：做科學，一個是學習怎樣解決問題，同樣重要的，是學習怎麼問問題。因為問得好，就可以有一個很好的進展。田川：但我們的教育體制，好像並沒有真正激發和教孩子怎麼問問題。駱利群：對，我深有同感。在美國教書時，上課過程中會有同學提問。但2000年到2008年，我在上海研究生院教書，禮堂裡350個學生鴉雀無聲。所以我每年都鼓勵他們提問，還是很有效的，到最後兩三年，如果我不打斷他們提問，就沒法繼續教課了。田川：您會用什麼方式引領他們問問題呢？駱利群：要講的課題在教之前先讓他們想一想，覺得最有趣的問題是什麼？比如在神經科學裡，不僅提出問題很重要，還需要這個問題能夠用實驗辦法來解決。如果你的問題提的太難、太大、太廣泛，解決不了就沒法推進科學。最好的問題是它被解決後，還可以使得其它20、30個問題都得到解決。
當科學家遇到意外
駱利群的太太，曾在採訪中提到，為了教課做研究，無論白天黑夜還是周末，在家還是實驗室，駱利群的腦子裡想的都是工作，沒有「停機時間」。
田川：其實每個人先天是有差距的，在我看來，您是一位天才。駱利群：我不是天才。田川：您不定義自己是天才嗎？駱利群：不。可能我有一定的天賦，但就像愛迪生講的，成功是由1%的天分和99%的勤奮組成的。先天可能會給你一個最高限度和最低限度。勤奮，你就可以達到你的最高點，偷懶就只能待在你的最低點。田川：所以您覺得自己是一個有天分，同時又非常努力的人。駱利群：我是蠻努力的。像每周常規工作時間是40個小時，但我花在跟科學有關的時間，遠遠不止40個小時。因為我對自己的工作特別感興趣，所以即便我花很多時間在科學上，也不覺得是在工作。
田川：您覺得要如何成為一個成功的科學家？
駱利群：想要做一個成功的科學家，可能需要你的智商達到一定水平，但其實很多人都可以達到這個水平，剩下就是要靠你的勤奮和努力了。另外，我覺得樂觀的人會更容易成功。我有一個比我聰明很多，但比較悲觀的學生。一個實驗，有50%成功概率時，我就會建議他做。但他會說，我幹嘛要做有50%概率失敗的實驗。可不做這個實驗，他就錯過了那50%成功的可能性，那他獲得成功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少了一點。
駱利群：有時你有一個很棒的假設，但做實驗時發現假設不對。這時，我們不會因為假設很漂亮，就千方百計去證明它是對的。科學，證明它是對的當然很好，但證明它是錯的也很重要。田川：科研中證明出自己是錯的時，會質疑自己或科學信仰嗎？駱利群：對科學信仰我基本沒質疑過，對自己的能力有時會質疑。成功會有正反饋，失敗就會有負反饋，很正常，而且遭遇一定的失敗還是很重要的。田川：遭遇失敗時，您是怎麼調整自己心情的？駱利群：如果我的假設不對，我就想到底是哪裡不對？為什麼以前是這樣想的？想清楚對自己今後的發展會有更大的幫助。田川：您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科學無法解釋的現象存在嗎？駱利群：我因為是科學家，所以我覺得科學是萬能的，有些問題沒解決，可能是因為還沒到時間，或我們的知識還不夠。我覺得這些問題最終都會通過科學來解決，或解決到一定程度。
儘管駱利群相信，大部分的問題都能用科學來解決，但科學中的巨大未知已經給他的生活帶來挑戰。他的大女兒患有一種罕見的基因疾病，即便他和太太都是生物學領域的頂尖學者，但面對大女兒的病，他們同樣有著深深的無力感。
駱利群：我的第一個孩子。醫生告訴我們她發育的比別的小孩慢，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認為也許是因為我們經驗不夠，或是因為我跟夫人都是做科學的，導致我們在女兒身上花的時間太少了，當時有很多的自責。後來二女兒出生了，跟大女兒情況對比發現，不是我們經驗不足，確實是大女兒存在先天不足。等到大女兒6歲時，我們去做了遺傳檢測，才知道她得了基因方面的疾病。這個沒辦法，想通過後天手法改變先天問題，還是有一定局限的。好的角度來說，我們一直困惑的疑團解決了。失落的是，我覺得好像她以後會一直需要我們的幫助，很難過正常人的生活了。但人有很強的可塑性，碰到難題時，開頭會很沮喪，但逐漸你會適應。如果是正常的小孩，進了斯坦福時你會很開心。但如果是我的大女兒，她完成以前不能完成的事情，我們就會很開心。
因為女兒的病，駱利群曾和學生們開展了新的針對疾病的研究，也有了不錯的進展。他還有一位博士後即將新建實驗室，專門研究這個疾病。面對科學，他並未動搖，樂觀的心態也依舊未變。
駱利群：科學家，對我來說是最好的職業，人家付錢讓我們追求自己的興趣。滿足興趣後，還能對人類的知識、對改善人類的生活有貢獻。所以我覺得這個職業非常好。當然，科學家並不是最富有的，但我有足夠的錢用就可以了。最關鍵的是，做科學家可以讓你自由地探索未知。
（部分圖片來自網絡）
編導：張悅言、高舒晴
編輯：612、慄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