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我國到2035年的遠景目標是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而國家的現代化離不開人的現代化,人的現代化又離不開心理的現代化。早在100多年前,孫中山先生就在其闡述的「建國方略」中將「心理建設」作為三大建設之首,他認為「建設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樂之國家」,首先必須進行心理建設。然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心理」這一上層建築,沒有經濟基礎的保障是難以「建設」的。具體到脫貧問題上,2020年我國確保現行標準下農村貧困人口實現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歷史性解決區域性整體貧困,脫貧攻堅任務如期完成。有了現行標準下的全面脫貧這一經濟基礎之後,要謀劃好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就不能不重視心理扶貧。心理扶貧開展得太早,貧困群眾看不到實惠,就會流於空談;心理扶貧開展得太晚,脫貧內生動力沒有激發,就會出現返貧。因此,現在開展心理扶貧,適逢其時。
心理上的貧困是有其歷史文化淵源的。封建社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佔統治地位的宗法制度綿延兩千多年,對貧困群眾的心理影響深遠。一個突出的問題是,封建社會的統治者教育百姓要安貧樂道,把貧困當作美德,並把富裕視為使人道德敗壞的誘因,要老百姓安於貧困、以貧為樂。以貧窮為美德,歌頌安於貧窮,這對於封建統治階級是有利的,因為安於窮困就不會有太多欲求。所以,這是封建統治者為統治人民而製造出來的一種道德標準,由此形成的刻板印象一直根深蒂固。而在今天的社會主義中國,我們關心貧困群眾的利益,把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為黨和國家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不斷改善人民群眾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並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紮實推動共同富裕,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因此,要實現鄉村振興,使落後的小農經濟(自然經濟)轉變為現代化的商品經濟,就一定要培育現代化的心理。毋庸置疑,心理扶貧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要使心理扶貧做到有的放矢、準確高效,就需要心理學者提供中國扶貧情境下的心理學知識。比較尷尬的現狀是,目前基於中國情境的心理扶貧研究還比較欠缺。從社會科學的發展歷史來看,西方社會科學的宏大敘事主要發生在18—19世紀,如馬克思、亞當·斯密、馬克斯·韋伯和愛米爾·涂爾幹等社會科學家通過其著作建構了宏大的社會科學思想體系。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西方社會科學基本上完成了中觀的敘述,湧現出諸多我們今天所說的理論。當代社會科學包括心理學,大都集中在微觀層面或者方法論層面進行檢討完善,因為這兩個領域較易生產新的知識。但是,我們如果把當代西方微觀的心理學甚至是社會科學知識應用到對中國社會的研究中,就很難回答宏觀甚至是中觀的問題。中國的學者們學習了歐美的方法和理論,簡單地運用它們來解釋中國,忽視宏觀和中觀的理論背景,過分拘泥於微觀的研究會使得我們很難認識中國。所以,今天中國的心理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對中國是「研究得越多,知道得越少」。這就陷入陳雪峰所提到的窘境,心理扶貧的研究與實踐存在著脫節,即貧困心理機制的研究脫離社會實踐,研究結論難以指導扶貧實踐。
如何解決當前的困境呢?還是需要心理研究者深入基層,進行廣泛的調研和案例研究,提出中國心理扶貧的概念並構建有生態效度的理論。目前,採取行動研究探索心理扶貧是一條較為可取的路徑,即以問題和需求為導向,從實際工作中尋找課題,在實際工作過程中進行研究,由實際工作者與研究者共同參與,使研究成果為實際工作者理解、掌握和應用,從而達到解決問題、改變社會行為的目的。正如黃希庭指出的,行動研究要堅持的第一個原則就是實事求是,一切從中國的實際出發。封建小農經濟(自然經濟)兩千多年的影響,表現在諸多方面。例如,貧困群眾特別依賴直接經驗,不重視間接經驗,這就導致輕視書本知識、目光短淺的心理傾向。小農經濟不需要多少知識即可應付生產,故而不重視文化知識。他們有了錢寧可用於蓋房、修廟、買電視、打麻將、建墳、祭祖,卻捨不得花錢送孩子上學。此外,小農經濟是單家獨戶的生產單位,自給自足,家長制是必然的產物,家庭內部缺乏民主和協商習慣,因而民主、法治難以推行,繼而難以適應組織化的生產。小農心理讓人們看不到自己的力量,容易滋生宗教迷信思想,並導致宿命論的心理產生。當然,小農心理的影響既深且遠,決不限於農村。心理扶貧,絕不能脫離農民這個群體的現實。現行標準下的全面脫貧,使農民擺脫了貧困,過上小康生活,這是幾千年來的第一次。然而,農村的富足仍然停留在吃、穿、用等物質生活方面,農民的精神生活並不富裕,即還沒有完全擺脫心理貧困。比如,有的農民家裡客廳陳設很講究,甚至富麗堂皇,但缺少書報雜誌等文化用品。富裕的農民由於精神生活欠充實,文化科學知識不足,封建迷信、賭博、看風水等陋習已有苗頭。擺在農民面前的現實是:較為豐富的物質生活與心理貧乏的精神生活長期並存。這些都是需要心理扶貧長期來解決的問題,不可能一蹴而就。
心理扶貧的行動研究應堅持的第二個原則是要採用系統論的觀點。從研究對象上來說,心理扶貧應根據系統論的觀點,以生命歷程為線索,從兒童早期開始,針對生命歷程各個階段表現出的心理貧乏問題進行心理幫扶。比如,對貧困代際傳遞中的兒童心理進行研究與幹預;對新婚夫婦進行新家庭建設的心理幫扶,教會他們優生優育和科學撫養嬰幼兒。對農村社區來說,心理扶貧的基本任務是抓好村莊「軟建設」,改變社區陳規陋習和落後心理觀念,培育社區居民的現代性心理。從研究方法上來說,心理扶貧牽涉的變量、問題和層面都相當複雜,單單依靠一種研究方法必然會降低研究的外部效度與推廣價值。因此,心理扶貧的研究不僅要有量的研究,還應當有質的研究;不僅要有通則式(nomothetic)的解釋,也要有特則式、個案式(idiographic)的研究;不僅要有演繹的實證研究,也應該有歸納的質性研究。而當務之急,就是要系統建構符合中國實際的心理扶貧理論。
長期以來,中國的心理學越是發展,就越是為西方心理學的理論做註腳,無法為全人類的心理學貢獻中國學者的智慧。這種局面與我們這樣一個擁有五千年悠久歷史的大國地位不相稱,也與中國現代社會發展進步的需求不相稱。中國在扶貧脫貧方面取得的成就和經驗,為全球減貧事業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贏得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評價。在這種情境下,心理扶貧也許是中國心理學發展的一個契機。心理工作者有義務也有責任為心理扶貧貢獻力量,為鄉村振興提供心理支持,用心理知識增進脫貧群眾的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
(本文系海南省基礎與應用基礎研究計劃(自然科學)高層次人才項目「脫貧內生動力的心理結構、作用機制及治理路徑研究」(2019RC138)、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生命歷程視角下海南黎族家庭世代貧困的生成機理及治理研究」(17CMZ042)階段性成果)
(作者單位:海南大學管理學院;西南大學心理學與社會發展研究中心)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傅安國 黃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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